阿乙—这个『置身城市又永远无法介入其中的外乡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书写生命。
　　从警校毕业，到一个荒僻的乡下做警察，然后调至县城（后来还借调去组织部），撰写领导讲话、破案通讯，阿乙的写作之路颇为传奇。
　　2002年，26岁的阿乙离职前往郑州，此后先后抵上海、广州、北京，从事体育编辑及文学编辑等工作。2015年，他以作家身份参加纽约书展。北岛曾感慨说：“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探访阿乙的书房是在晚间，灯光不那么明亮的时候，房间里那些冷暖交织的色调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颇有艺术气息。书房里不乏女主人的痕迹。绿沙发在一抹阴暗的调子里格外显眼，那是太太的专座。“家里我所占有的东西和场地太多，她来点睛。”阿乙说。平日里，阿乙写作，太太就坐在这张绿沙发上读书看电视。“她会保护我的写作空间。女人最让人烦的是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她不会如此这样做。我们大事不糊涂，不拘小节。”
　　高低柜上放着颜色各异的杯子— 太太是杯子爱好者。有一整面墙被涂成铅灰蓝，上面挂满了婚纱照。至于那幅《尖叫》，是上品印画的黄斌赠给阿乙的，他笑言自己其实对美术毫无鉴赏力。
　　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阿乙都在书房度过。他对写作的虔诚与生俱来。不久前，阿乙生了一场病，出院以后打算不再写作了，但是这样的日子过去两个月后，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电脑面前。“当我在电脑面前敲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心极了，整个人好像获得了一种解放。很多次我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好像离开了什么东西，就像恋爱的时候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后来我发现我需要电脑、需要去打字，如果我一天不写，我就犯痒。我有瘾。不过我常这样有瘾的事把说成是使命。”
　　于他而言，写作者心中的光明之地在未来，在一个人死去以后。他经常读已逝世的前人作品，比如福克纳，比如但丁，比如曹雪芹。“当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我会拿起笔。灰色的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各种颜色的笔来划重点，来理解他当年写作的想法，琢磨他为什么写得如此好。有时候我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想敲开他们的坟墓拜访他们。我想我写作的目的也是这样。我希望在未来我死去的时候，有人也这样来阅读我的作品。”
　　“我喜欢通过阅读挑战未知”
　　走进阿乙的书房，满眼的书。有些书页略微泛黄，年代久远。《神曲》《玫瑰奇迹》《幻世浮生》《我是猫》《战争与和平》……从书架上的书及他的推荐书单中，不难看出他对外国文学的偏爱。“对阅读的爱好其实很早，但是我早期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不能把书读完。”阿乙说，当时自己阅读往往读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的时候，就把书扔掉，转而去读另外一本书了。
　　朋友曲飞以嘲讽的态度问他：“你人生中读完过二十本书吗？”阿乙数了一下，发现就算把一些杂志的合订本算进去也凑不够，所以他自此开始立志，只要是打开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到现在我不知道读了多少，外国小说为多，平均一周一本到两本。读得慢，因为阅读时易遗忘。但每天都读。快成强迫症了。出门没带书好似没带手一样。”
　　过去的阿乙是按照兴趣来阅读的。他喜欢读杂文和历史，在县城的时候就经常读《杂文选刊》《杂文月刊》《杂文报》，还有王小波、李敖、柏杨、朱铁志、流沙河。而喜欢读历史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权谋，说的都是人玩弄人的故事。“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只是有味，而没有营养。或者说，它是有营养的，但我早就摄取到位了。人要懂得控制自己，克服自己，其中一点就是能抵挡这种趣味阅读的诱惑。有个词云‘一错再错’。人不能一错再错，同样也没必要一对再对。一件事，你懂了，不需要一生去懂无数次。杂文就是这样。道理懂了没必要总是去读。”
　　后来，阿乙喜欢通过阅读来挑战未知。阅读外国小说，阅读社科类，“甚至读对我这样的学历来说是自不量力的哲学书。我想阅读就是用于开拓认知疆域的。”他阅读外国小说，英法美俄日拉美，各种门派，目的也是为自己写作储备技战术方面的营养。“最近又在读历史，目的已经是在探取里边的知识，而非某个权谋故事。”
　　“在朋友圈里我们不会谈尼采”
　　阿乙习惯在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刺伤或者严重影响自己时将它记录下来。“谁给我冲击力更大，谁把我弄得绝望，我就非常佩服他”。他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太好描写的时代，因为人处在一个比较犬儒、麻木的状态。人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时候的青年那样，有那么多向上的、敏感的精神世界。“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我们会秀自拍、秀美食，而不会谈尼采和康德。”
　　在阿乙看来，部分中国作家缺乏坦诚，也许是因为吃了很多亏、上了很多当。“所以一些中国作家在写东西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包上一层老茧。可能就是因为说真话，很多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了惩罚，所以他们今天变得特别虚伪，也变得特别容易保护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也懒得相信。”
　　阿乙的新书本来叫《底细》。后来出版社的编辑开会，决定改名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八个字是在一篇文章里头出现的。这八个字其实更能体现这本书的内容和主旨。他的上几本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名字都是编辑起的。“术业有专攻者，我常不僭越和惊扰。我自己取的书名如《灰故事》并不好，常被人认为《灰姑娘》。”
　　他想写真话。阿乙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说真话的话，很难知道他写作的目的何在。“如果他很虚伪，他写一个字是白写，写一万个字一百万个字也都是白写。写得越多，浪费得越多，他的生命被耗费得也越多。写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一直在做无用功。我认为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过去是浪费纸，现在浪费键盘。”
　　他最终希望成为写作的仆人，因为不想利用写作。有的人写作，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谋取功名女人权力的手段。阿乙说，自己并不想这样，只想通过自己来创造一个艺术品。“我想作者最后的荣誉就是，在艺术品上挂上自己的名字。就像在一个瓷器上面描上四个字‘乾隆御制’。这样说有点装，但可以作为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般的结论是，自以为是文学主人的人，最终也被文学这头犟驴摔下来，沾一身灰。” 　　阿乙 原名艾国柱，1976年生，警校毕业，先后做过警察、体育编辑和文学编辑。已出版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对话阿乙]
　　我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艺术
　　记者：你理想中的书房应该是怎样的？
　　阿乙：在乡村。有基本的架子。供宗亲姻戚和邻人阅读。
　　记者：最近在读的书是？喜欢哪些作家？
　　阿乙：最近因为在写一篇小说，在读《左传》、《中国通史》（张荫麟）、《春秋史》（童书业）、《上古史》（顾颉刚）、《国语》。《史记》过去有读现在是重温。我最喜欢的作家，福克纳、卡夫卡、加缪，只要有新内容在国内出来，我都会去买。但其实他们都已经出得有些富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比如福克纳的短篇集，译林出版社最近在出版。比如卡夫卡的通信，这些当然要注意，去收。
　　记者：会反复拿出来看的是什么书？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阿乙：反复读的书，过去是《茶花女》，为了它还买了《曼侬 · 雷斯戈》。还看了嘉宝演的电影，连环画都买。因为是第一本读完的外国小说，而它写得那么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神曲》《押沙龙，押沙龙！》。
　　记者：写作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阿乙：我写作的时候比较娇气，一定要在固定的场合，固定的方位，甚至是固定的时间，还要有固定的音乐。经常是单曲循环一首歌。但是阅读是不分场合的，厕所、交通工具上，甚至包括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对光线甚至都没有要求。我的眼睛能保持得这么好，我觉得可能是老天在照顾我，其实我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
　　记者：电子阅读占多大比例？
　　阿乙：不习惯电子阅读，因为电子书不像印刷品那样适合糟蹋。不能折页，乱涂乱画。
　　记者：评价一个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也用在自己身上吗？
　　阿乙：好作家的标准就是他不太关心普罗大众的感受，不以此为目的。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是他写作的目的。他一直保持着向上的精神，在艺术上追求难度。就像数学家一样，他不满足于在已知领域里徜徉，他关注难题，是向难题发起进攻的人。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难度的作家，有思想的作家。小说这个体裁宽容了太多不学无术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我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