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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J村12户家庭的调查发现，近几年来，农村二胎生育率之所以出现反弹，除了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等传统原因外，还有一些以往研究中少有涉及的新原因。一是乡村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松开了二胎生育的“盖子”。二是乡村妇女从繁重家务及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没有找到更好的精神归宿，用生育二胎填补精神空虚。三是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普遍可以承受。四是二胎家庭的榜样作用，让原来只生一胎的家庭也选择生育二胎。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西藏，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查阅国家相关文件，中国并没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松”的现象？通过对样本家庭的调查发现，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生育二胎是主要原因。基层干部之所以要多征社会抚养费，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弥补基层财政经费的不足。据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反映，乡村专干特别是村级计划生育专干，大多是外调或者聘用的，工资福利待遇低，有时因财政不足还不能兑现，不得不寻找收入来弥补待遇上的不足。用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贴补财政不足，在国家政策上是允许的。2002年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第10条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同时还规定：“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5]但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多征收社会抚养费而暗中鼓励生育。有被访者反应：“当时没想生，主要是考虑到负担的问题，可是村里的干部下来就说，人家都生了，你怎么不生啊？这弦外之音其实不就是鼓励生嘛，这样他们就可以赚保胎费，① 我们生的时候保胎费就交了 5 000元，一家就是5 000元，你想想咱们这村子里十几户，他们赚了多少啊，你不想生，他们也叫你生啊！”这也反应出一些基层干部纯粹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鼓励生育二胎。二是保胎费与基层干部的灰色收入有联系。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访谈对象所在的市也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度”。该市要求：“将人口出生率、出生婴儿性别比、计划生育率这三项指标以任务书的形式下发到各镇，分解到村，并实行出生任务红黄牌预警制度。根据人口出生实名信息，对人口出生率、出生婴儿性别比、计划生育率等主要指标按季度进行考核，对未达标的镇村进行红黄牌预警，第一次不达标的，给予黄牌预警，年内被预警两次以上的，村级相关责任人免职，镇级年末整体考核后不达标的一票否决。”② 面对一票否决的考核和多征社会抚养费的两难决择，一些基层干部是如何破解的？调查发现，一般的做法是隐瞒生育实情，截留保胎费。所调查的村庄村就存在这样的状况。一位大龄爸爸反映：“这些基层干部只要能把上面蒙混过去，保胎费都进他们的腰包了。”这一现象表明，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与多征社会抚养费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滋生了灰色收入。一些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甚至存在“捞一把”的错误思想。有家庭反映：“村干部一年一换，谁不趁着在职的时候赶紧从中捞一把。这些干部精明得很。” “现在谁都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比以前放宽了，这些干部正好趁机捞一把，况且基层干部工资这么低，再加上这两年禁止对农民乱收费，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计划生育这块肥缺上！”
可见，一些基层干部颠倒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存在谋取私利的非法行为。这不仅误导社会大众，以为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松”，导致农村二胎生育反弹，还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廉洁形象。这一现象是前三十余年所没有的，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 2.养老防老、延续香火。严控生育二胎的行政“盖子”被基层干部打开缝隙之后，养儿防老和延续香火这一传统的刚性生育需求得到了释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依然有些农民把生育子女作为老年生活保险的主要投资方式。在访谈的J村，老人的养老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国家财政每月为每位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的60元养老金补贴，这点资助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家庭认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就那点钱有什么用，不够挂两次吊针的。再说，老来只有钱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也不是个法子，况且我们也不指望养老保险。”二是老人自己手头的积蓄。在J村绝大部分人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嘴上抠来的”的财富极为有限。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年吃粮不愁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同时也不足以借此养老。三是靠子女供养。这在前两种来源难以保障养老质量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这一养老来源在农村家庭占据绝对的大头。人们丧失劳动能力后，特别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除了依赖亲人以外，找到其他的途径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大龄妈妈所说：“年老了，不能动了，身边没个孩子谁来照顾？如果请人来照顾，人家和你不亲，怎么会照顾得好？”“生他养他付出那么多，老来他总得给口饭吃啊！”
虽然已经是21世纪了，但延续香火依然是中国许多农村家庭生育的潜在动力。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没有个男孩，依然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位大龄妈妈说：“我们家兄妹四个，一家一个女孩，没有一个有男孩的，我这是当大的，总不能就这样让家里没有了香火啊！再说没有男孩在村里确实有点抬不起头。” 在这些家庭看来，即便是面临高龄生育的风险，也义无反顾地生育二胎甚至多胎，希望有男孩传宗接代。
可见，在“政策允许”之下，中国乡村、特别是经济相对困难的家庭，以反哺式养老和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刚性生育需要不仅得到了释放，也变得既合情又“合法”了。
3.为了精神慰藉。与前文所述的刚性生育需要不同，另一些家庭生育二胎是出于乡村妈妈空余时间的精神慰藉。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新现象。这些农村妇女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空虚？主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从农忙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转型，以往印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整天忙碌的乡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在样本家庭中，除了夏秋两季农忙，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12位被访的“大龄妈妈”中，仅有两位在家养过猪，其他的平时就打打毛线，绣绣花，做做针线等闲活。二是从家务中解放了出来。12个样本家庭中的妈妈，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大孩子有的已经打工。即便是还在上学的孩子，也因学校离家较远，③不再需要妈妈全天候忙碌了。一位大嫂这样说：“以前我家森林（指她的大孩子）在家上学时候，我每天三顿饭做给他吃，现在他去镇上去上学了，我一下不用做饭了，突然不适应了，身边没有个孩子在，总觉得少点什么似的。”三是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大龄妈妈难有打工就业的机会。在样本家庭中，所有12位“大龄妈妈”没有一个进工厂的。当问及她们“为什么不去工厂上班”时，她们回答说：“这里工厂离家这么远，太不方便，因为家里晚上没有人看门，晚上必须要回家，更主要的是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一般工厂都不大高兴要，人家都喜欢要年轻的小姑娘，她们一般没有结婚，家庭琐事比较少。”
除以上三个方面原因外，也存在文化生活不足的因素。不过，这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过高的要求。因为个人文化水平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原因，用丰富的文化生活弥补这些农村妇女的空虚是不现实的。在12位妈妈中有两位是文盲，6位小学文化，其余4位是初中文化。事实是除了养育孩子，她们几乎就没有任何更有意义的事可做。一位大嫂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一到家，都觉得冷冷清清的，孩子他爸在北京打工，儿子吧也去念大学，家里就我一个，那时候就想再生一个，不论男女，和自己在家作个伴也是好的，无论怎么样有个说话聊天的人啊。现在有了小丫，添了很多欢笑，他爸爸也喜欢，当时在医院里一生下来知道是个闺女，他爸爸就乐的跳起来了，我精神明显也好了。”
可见，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乡村学校归并、农业劳动负担减轻，这些乡村妇女从家庭劳动和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劳动，精神陷入空虚。打发时间是她们选择了生育二胎的原因。
4.可承受的抚养负担。在中国目前，总体而言，抚养孩子的成本是增加了。特别是对绝大部分城市家庭而言，更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一些家庭而言，这种感受不很明显。他们普遍认为生育二胎的负担是能够承受得起的。一是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将孩子“养大”，有地就能活。一位妈妈在谈到孩子的将来时这样说：“这没有想到太多，反正农村人，有二亩地给他种，饿不死。”二是因为，与同时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相比，他们的大孩子大了，再抚养第二孩子并没有增加太重的负担。一位妈妈在谈到第二胎的抚养负担时说：“两个孩子之间差距那么大，负担也没有接连在一起的成本大，像你（指调查者）和你哥差距才两岁，几乎同时念书，这样负担压力当然就大了……”三是因为，采取以大养小策略，缓解抚养负担。一位妈妈说：“等金猪（指第二胎孩子）能上学了，他哥早毕业了，到时候也能帮助他，不用俺操太多的心了。”另一位妈妈也谈到这一打算：“现在小学初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所以花费寥寥，等小的念到大学，大的就可以帮助小的了。”
可见，两胎间隔较大的串联式抚育模式代替两胎间隔较小的并联式抚育模式，以及让大孩子助养小孩子的以大助小抚育模式，让乡村生育二胎的负担相对轻松，助长了生育二胎的行为。
5.二胎家庭的榜样作用。乡村基层干部的暗中鼓励、养儿防老及延续香火的刚性生育需求的释放、精神慰藉的生育需要以及生育负担的可承受性，使得生育二胎不再是少数人的行为。这无疑对只有一个孩子的乡村家庭便构成了群体的压力，也为他们生育二胎提供榜样。
乡村二胎家庭榜样有两大类型，一是同村榜样，二是亲戚榜样。关于同村榜样的影响，样本家庭中的一位大婶这样说：“看人家都能生，俺肯定也能，总之罚款不是罚咱一家。”另一位大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看人家都生了，俺想也生一个吧，说话拉呱，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你看人家比俺大多了都生了，俺肯定也能生……”一位大儿子都上了大学的妈妈在谈到自己生二胎的动机时也说：“我一直都想养一个算了，以前计划生育那么紧，动不动就抓人，好好培养一个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出去听有人说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宽了，村里的人互相见面也鼓励说再生一个，心里不知不觉也就动摇了。”关于亲戚榜样的影响，样本家庭中的一位被访者说：“也是听说小孩他二姨现在都生了……咱们才决定要生的。”
在12个样本家庭中，有10个家庭在谈论生育二胎的原因时都谈到乡村二胎家庭榜样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最近几年，二胎生育率之所以出现反弹，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既有古老的传统生育因素，更多的是新的生育因素。乡村基层干部为了多征收社会抚养费，曲解计划生育政策，私下揭开了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盖子”。这是以往所没有的，也是导致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的根本原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盖子”的松动，使养儿防老和延续香火的传统刚性生育需要得到了释放。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乡村学校归并、农业劳动负担减轻，妇女从家庭劳动和农业劳动解放出来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劳动，导致精神空虚。她们选择了生育二胎以打发时间。这一因素也是以往所没有的。两胎间隔较大的串联式抚育模式代替两胎间隔较小的并联式抚育模式，以大孩子助养小孩子的以大助小抚育模式，让乡村生育二胎的负担相对轻松，助长了生育二胎的行为。乡村二胎为一胎家庭树立了榜样，从社会互动角度进一步推动生育二胎的现象的扩散漫延。
这些因素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一是如何进行更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基层干部成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力军。二是当乡村居民年老体衰时，作为社会如何保障他们在人、财、物等方面的需要，使乡村居民最终实现由“子女保障”向“自我保障”模式的转变。三是当这些乡村妇女从农业及家庭劳动中释放出来后，如何发挥她们的劳动能力，创造更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顾宝昌.社会人口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70—279.
[2]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2.
[3] 魏津生.中国人口控制和评估对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40.
[4] 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J].人口研究，1991，（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N].人民日报，2002—08—13.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西藏，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查阅国家相关文件，中国并没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松”的现象？通过对样本家庭的调查发现，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生育二胎是主要原因。基层干部之所以要多征社会抚养费，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弥补基层财政经费的不足。据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反映，乡村专干特别是村级计划生育专干，大多是外调或者聘用的，工资福利待遇低，有时因财政不足还不能兑现，不得不寻找收入来弥补待遇上的不足。用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贴补财政不足，在国家政策上是允许的。2002年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第10条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同时还规定：“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5]但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多征收社会抚养费而暗中鼓励生育。有被访者反应：“当时没想生，主要是考虑到负担的问题，可是村里的干部下来就说，人家都生了，你怎么不生啊？这弦外之音其实不就是鼓励生嘛，这样他们就可以赚保胎费，① 我们生的时候保胎费就交了 5 000元，一家就是5 000元，你想想咱们这村子里十几户，他们赚了多少啊，你不想生，他们也叫你生啊！”这也反应出一些基层干部纯粹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鼓励生育二胎。二是保胎费与基层干部的灰色收入有联系。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访谈对象所在的市也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度”。该市要求：“将人口出生率、出生婴儿性别比、计划生育率这三项指标以任务书的形式下发到各镇，分解到村，并实行出生任务红黄牌预警制度。根据人口出生实名信息，对人口出生率、出生婴儿性别比、计划生育率等主要指标按季度进行考核，对未达标的镇村进行红黄牌预警，第一次不达标的，给予黄牌预警，年内被预警两次以上的，村级相关责任人免职，镇级年末整体考核后不达标的一票否决。”② 面对一票否决的考核和多征社会抚养费的两难决择，一些基层干部是如何破解的？调查发现，一般的做法是隐瞒生育实情，截留保胎费。所调查的村庄村就存在这样的状况。一位大龄爸爸反映：“这些基层干部只要能把上面蒙混过去，保胎费都进他们的腰包了。”这一现象表明，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与多征社会抚养费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滋生了灰色收入。一些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甚至存在“捞一把”的错误思想。有家庭反映：“村干部一年一换，谁不趁着在职的时候赶紧从中捞一把。这些干部精明得很。” “现在谁都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比以前放宽了，这些干部正好趁机捞一把，况且基层干部工资这么低，再加上这两年禁止对农民乱收费，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计划生育这块肥缺上！”
可见，一些基层干部颠倒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存在谋取私利的非法行为。这不仅误导社会大众，以为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松”，导致农村二胎生育反弹，还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廉洁形象。这一现象是前三十余年所没有的，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 2.养老防老、延续香火。严控生育二胎的行政“盖子”被基层干部打开缝隙之后，养儿防老和延续香火这一传统的刚性生育需求得到了释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依然有些农民把生育子女作为老年生活保险的主要投资方式。在访谈的J村，老人的养老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国家财政每月为每位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的60元养老金补贴，这点资助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家庭认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就那点钱有什么用，不够挂两次吊针的。再说，老来只有钱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也不是个法子，况且我们也不指望养老保险。”二是老人自己手头的积蓄。在J村绝大部分人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嘴上抠来的”的财富极为有限。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年吃粮不愁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同时也不足以借此养老。三是靠子女供养。这在前两种来源难以保障养老质量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这一养老来源在农村家庭占据绝对的大头。人们丧失劳动能力后，特别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除了依赖亲人以外，找到其他的途径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大龄妈妈所说：“年老了，不能动了，身边没个孩子谁来照顾？如果请人来照顾，人家和你不亲，怎么会照顾得好？”“生他养他付出那么多，老来他总得给口饭吃啊！”
虽然已经是21世纪了，但延续香火依然是中国许多农村家庭生育的潜在动力。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没有个男孩，依然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位大龄妈妈说：“我们家兄妹四个，一家一个女孩，没有一个有男孩的，我这是当大的，总不能就这样让家里没有了香火啊！再说没有男孩在村里确实有点抬不起头。” 在这些家庭看来，即便是面临高龄生育的风险，也义无反顾地生育二胎甚至多胎，希望有男孩传宗接代。
可见，在“政策允许”之下，中国乡村、特别是经济相对困难的家庭，以反哺式养老和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刚性生育需要不仅得到了释放，也变得既合情又“合法”了。
3.为了精神慰藉。与前文所述的刚性生育需要不同，另一些家庭生育二胎是出于乡村妈妈空余时间的精神慰藉。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新现象。这些农村妇女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空虚？主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从农忙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转型，以往印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整天忙碌的乡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在样本家庭中，除了夏秋两季农忙，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12位被访的“大龄妈妈”中，仅有两位在家养过猪，其他的平时就打打毛线，绣绣花，做做针线等闲活。二是从家务中解放了出来。12个样本家庭中的妈妈，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大孩子有的已经打工。即便是还在上学的孩子，也因学校离家较远，③不再需要妈妈全天候忙碌了。一位大嫂这样说：“以前我家森林（指她的大孩子）在家上学时候，我每天三顿饭做给他吃，现在他去镇上去上学了，我一下不用做饭了，突然不适应了，身边没有个孩子在，总觉得少点什么似的。”三是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大龄妈妈难有打工就业的机会。在样本家庭中，所有12位“大龄妈妈”没有一个进工厂的。当问及她们“为什么不去工厂上班”时，她们回答说：“这里工厂离家这么远，太不方便，因为家里晚上没有人看门，晚上必须要回家，更主要的是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一般工厂都不大高兴要，人家都喜欢要年轻的小姑娘，她们一般没有结婚，家庭琐事比较少。”
除以上三个方面原因外，也存在文化生活不足的因素。不过，这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过高的要求。因为个人文化水平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原因，用丰富的文化生活弥补这些农村妇女的空虚是不现实的。在12位妈妈中有两位是文盲，6位小学文化，其余4位是初中文化。事实是除了养育孩子，她们几乎就没有任何更有意义的事可做。一位大嫂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一到家，都觉得冷冷清清的，孩子他爸在北京打工，儿子吧也去念大学，家里就我一个，那时候就想再生一个，不论男女，和自己在家作个伴也是好的，无论怎么样有个说话聊天的人啊。现在有了小丫，添了很多欢笑，他爸爸也喜欢，当时在医院里一生下来知道是个闺女，他爸爸就乐的跳起来了，我精神明显也好了。”
可见，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乡村学校归并、农业劳动负担减轻，这些乡村妇女从家庭劳动和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劳动，精神陷入空虚。打发时间是她们选择了生育二胎的原因。
4.可承受的抚养负担。在中国目前，总体而言，抚养孩子的成本是增加了。特别是对绝大部分城市家庭而言，更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一些家庭而言，这种感受不很明显。他们普遍认为生育二胎的负担是能够承受得起的。一是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将孩子“养大”，有地就能活。一位妈妈在谈到孩子的将来时这样说：“这没有想到太多，反正农村人，有二亩地给他种，饿不死。”二是因为，与同时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相比，他们的大孩子大了，再抚养第二孩子并没有增加太重的负担。一位妈妈在谈到第二胎的抚养负担时说：“两个孩子之间差距那么大，负担也没有接连在一起的成本大，像你（指调查者）和你哥差距才两岁，几乎同时念书，这样负担压力当然就大了……”三是因为，采取以大养小策略，缓解抚养负担。一位妈妈说：“等金猪（指第二胎孩子）能上学了，他哥早毕业了，到时候也能帮助他，不用俺操太多的心了。”另一位妈妈也谈到这一打算：“现在小学初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所以花费寥寥，等小的念到大学，大的就可以帮助小的了。”
可见，两胎间隔较大的串联式抚育模式代替两胎间隔较小的并联式抚育模式，以及让大孩子助养小孩子的以大助小抚育模式，让乡村生育二胎的负担相对轻松，助长了生育二胎的行为。
5.二胎家庭的榜样作用。乡村基层干部的暗中鼓励、养儿防老及延续香火的刚性生育需求的释放、精神慰藉的生育需要以及生育负担的可承受性，使得生育二胎不再是少数人的行为。这无疑对只有一个孩子的乡村家庭便构成了群体的压力，也为他们生育二胎提供榜样。
乡村二胎家庭榜样有两大类型，一是同村榜样，二是亲戚榜样。关于同村榜样的影响，样本家庭中的一位大婶这样说：“看人家都能生，俺肯定也能，总之罚款不是罚咱一家。”另一位大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看人家都生了，俺想也生一个吧，说话拉呱，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你看人家比俺大多了都生了，俺肯定也能生……”一位大儿子都上了大学的妈妈在谈到自己生二胎的动机时也说：“我一直都想养一个算了，以前计划生育那么紧，动不动就抓人，好好培养一个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出去听有人说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宽了，村里的人互相见面也鼓励说再生一个，心里不知不觉也就动摇了。”关于亲戚榜样的影响，样本家庭中的一位被访者说：“也是听说小孩他二姨现在都生了……咱们才决定要生的。”
在12个样本家庭中，有10个家庭在谈论生育二胎的原因时都谈到乡村二胎家庭榜样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最近几年，二胎生育率之所以出现反弹，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既有古老的传统生育因素，更多的是新的生育因素。乡村基层干部为了多征收社会抚养费，曲解计划生育政策，私下揭开了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盖子”。这是以往所没有的，也是导致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的根本原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盖子”的松动，使养儿防老和延续香火的传统刚性生育需要得到了释放。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乡村学校归并、农业劳动负担减轻，妇女从家庭劳动和农业劳动解放出来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劳动，导致精神空虚。她们选择了生育二胎以打发时间。这一因素也是以往所没有的。两胎间隔较大的串联式抚育模式代替两胎间隔较小的并联式抚育模式，以大孩子助养小孩子的以大助小抚育模式，让乡村生育二胎的负担相对轻松，助长了生育二胎的行为。乡村二胎为一胎家庭树立了榜样，从社会互动角度进一步推动生育二胎的现象的扩散漫延。
这些因素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一是如何进行更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基层干部成为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力军。二是当乡村居民年老体衰时，作为社会如何保障他们在人、财、物等方面的需要，使乡村居民最终实现由“子女保障”向“自我保障”模式的转变。三是当这些乡村妇女从农业及家庭劳动中释放出来后，如何发挥她们的劳动能力，创造更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顾宝昌.社会人口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70—279.
[2]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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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