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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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的今天,12月11日,母亲去世了,享年九十八岁。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夜1点,叶芳接通我的视频,让我跟田桑说了一会儿话。田桑又让我逐个端详了她的三个孩子,并和他们说一两句话……我跟田桑说,奶奶走了,好比是一盏燃尽了油的灯熄灭了,可是她的后代一盏一盏地点亮,一片灯火通明。这是她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她生前最大的欣慰。只要你和老公、孩子们亲亲爱爱,欢欢喜喜,就是对奶奶最好的纪念。田桑希望我写一篇关于奶奶的文章,写成后发给她看,这样她就可以对美国的亲友详细说说她的奶奶。我说一定会写的,但要想好了才写。”
  我现在要做的,便是兑现四年前对女儿的承诺,说说她的奶奶,我的母亲。
  母亲属马,推算起来应该是1918年出生,山东蓬莱马各庄小蔡村人。今年夏天我第一次到那里,一个很小的村庄,约莫百余户人家。母亲在三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此,在她的娘家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熬成了老姑娘。而在她那个时代,女孩子通常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我有母亲三十多岁时的照片,她很端庄,还可以说有点漂亮,应该不愁嫁不出去。但人各有志,母亲一心想要投奔革命队伍,死活不肯在家乡嫁人。只因她唯一的弟弟远在东北,家中只剩她了,要常年服侍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年复一年的,总也走不掉。
  女大当嫁,是正题。父母一再劝诱她在村里或是乡里嫁人,被她一次又一次地抗拒成功。甚至她的弟弟也对她当嫁不嫁说三道四,可想而知她经受的压力有多大。但母亲还是顶住了,终于熬到了爷爷奶奶双双离世,她得以脱身,渡过渤海去了大连。
  那是1948年。抗战胜利后,从未上过学的母亲到了大连,受共产党培训一年,学财务,然后分配工作,先是在建筑工地上班,很快转入大连海关,在火车站缉私部门做事。
  而从另一处山东乡村出道的我父亲,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调往大连,恰好也是在海关系统工作,离过婚,单身,也属马,年长母亲一轮。都在一个系统,组织上撮合他俩很容易,1950年父母在大连结了婚。此时的母亲整整三十二岁,还是个大姑娘。一年后,我的哥哥庆西出生了。又过了一年多,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姐姐。
  1955年,父母由大连调往杭州,两年后生下了我。
  我想告诉田桑,她奶奶作为一个原本很寻常的中国北方乡村女子,第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她的坚强、执着,让她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她的后代也因此生长在城市,在城乡差别巨大的中国获得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机会。这也包括你李田桑在内。
  小时候,因为父亲是资历很老的老革命,母亲也是干部,我家的经济条件相比左邻右舍要好不少。母亲是做财务的,家中由她管钱。在我的记忆中,上初中前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裳,总是拣哥哥、姐姐穿旧了的,母亲或是姥姥缝缝补补拼拼改改就让我穿了。母亲自己也是这样,除了几件在大连时父亲给她买的料子比较好的“出客”衣裳,来杭州后她也几乎没有添置过新的。母亲很节省。
  还有玩具,我只记得父亲在我的死缠硬磨下给我买过一只上发条驱动的铁皮公鸡。母亲倒是买过一件当年看来很豪华的坦克车玩具,但那不是给我玩的,是我幼儿园毕业时照惯例要我送给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的。小时候我的几乎所有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母亲很节省。
  可是,另一方面她又不节省了,给三个孩子订了两份杂志。哥哥、姐姐的是《少年文艺》,月刊;我的是《小朋友》,半月刊。这在当年的街坊邻居中恐怕没有第二家了。
  “文革”前,哥哥念初中,想看书总是有钱买的。姐姐吃亏一点,女孩子嘛,没有专为她买的书,想看也只能跟着哥哥看。
  我小时候学画画,学书法,学篆刻,都是要不斷花钱添补耗材的,笔、墨、颜料、各种纸张,等等,母亲都舍得为我花钱,只是要求我不要浪费,写满了字的元书纸,边边角角再写上一些;铅画纸的这一面画过了,反过来还可以在另一面再画一幅。只要我做到不浪费,该买还得买,母亲从不吝啬。
  她自己没啥文化,除了被培训做财务的那一年,从没正式念过书。我父亲也差不多,只念过三个冬天亦即农闲时节的小学。或许也因为如此,母亲很羡慕人家有文化,真心希望她的孩子们都成为有文化的人,为此愿意把尽可能多的钱花在我们的文化教育上。
  母亲去世后,我曾在好几个场合说过,我非常感激母亲成全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求知、好学,让我在这方面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幸运得多。这也是我想告诉田桑,她奶奶的第二个了不起之处,即她真正懂得怎样养育儿女,真正明白做母亲的职责何在。母亲功德无量。
  今年春节前,我和哥哥、姐姐三家人聚餐。席间,姐姐说,母亲一向很尊重我们。貌似有点突兀,但我和哥哥都明白,姐姐道出了母亲的又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她从不干涉我们,从不以她的好恶来要求我们。举例说,我们兄妹三个,加起来结过七次婚,没有一次母亲表示过反对,泼冷水,闹别扭,一次都没有。母亲很明智,知道她的孩子们从小就很独立,一个个都自有主张,即使错了,也有做错的自由,也不乏纠错的能力。
  尤其是我,十二岁就当家了!1969年,父亲还在挨批斗,哥哥姐姐都去了黑龙江,每周只回家一天的母亲不得不把家中的日常花销交给我掌管,该买米了,该拷酱油了,今天买什么菜,明天买豆腐还是油豆腐,都由我说了算,也都是我去买。而且,随着我一年年长大,母亲在很多家庭大事上都征求我的意见。这样慢慢成习惯了,怎么可能等到我成家立业后她反倒要干涉我了呢?
  母亲真正懂她的孩子,几十年来很明智也因此很轻松自如地与我们相处。即使她看不惯我们的某些积习、嗜好,譬如不喜欢我经常喝酒,也顶多只是提醒我别喝多了。母亲心里明白,其实她的孩子都比她懂得多,比她更了解当今社会,更知道市面上的这样那样。到后来,她几乎样样都听我们的,让我们觉得母亲越来越“乖”。
  只有一件事,母亲很固执,始终如一,就是她晚年一再要求我们三个向她保证,在她百年之后一定丧事简办,简而又简,不召集亲友,不开追悼会之类,不要墓地,甚至连骨灰都不要,留在殡仪馆就是了。每每她这样说,我都看到哥哥面有难色。所以有一回母亲逮住了机会——在她过九十五岁生日那天,上海的吴亮也在场,母亲知道哥哥和我都很尊重吴亮,就跟吴亮说她担心我们阳奉阴违,在她死后另搞一套,便要吴亮作证,要哥哥和我当着吴亮的面郑重表示一定遵照她的意思办,一切从简,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三个深知,深爱我们的母亲,从来都很不情愿给我们增添负担。母亲这是在免除我们对她的最后的义务,连每年为她扫墓都不劳动我们。
  母爱的伟大,让母亲那样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普通妇女,如此豁达,如此通透,在她那一代人里实属罕见。
  但我和哥哥、姐姐还是没有百分百遵循母亲的遗愿。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我对哥哥、姐姐提议,我想要些母亲的骨灰,撒到钱塘江里。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在钱塘江边的九溪,就让钱塘江做母亲的归宿吧。我们日后若是想母亲了,就到钱塘江边去走走,在那里我能回想起许多许多和母亲有关的故事。
  哥哥、姐姐觉得这样蛮好。
  在等候火化结果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兄妹三个合了影。我们都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们一起送走了母亲,往后要全靠我们自己来保持凝聚力了。
  第三天晚上,妻子阿莉陪我一起去钱塘江边,走留泗路再转之江路到九溪。就在公交站旁的那座我小时候常走的老桥上,我把一布袋母亲的骨灰撒到了紧挨钱塘江的河口。九溪曾是母亲养育我们的家,她老人家退休前曾在九溪这里的屏风山疗养院工作过二十多年。
  我想让田桑记住这些,并且告诉她的孩子们:
  1973年,我十六岁,父亲去世了。
  父亲的骨灰被我和哥哥埋在了屏风山脚。
  山脚下是钱塘江。母亲在钱塘江里。
  (责任编辑:钱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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