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乐要做“减法”。
　　采访前一天，他在温州请员工吃饭，奖励在公司内部演讲比赛中的胜出者；采访第二天，他要去台湾参加一个同学会。他不喝酒，不喜欢应酬，但对同学会或者论坛等活动感兴趣，因为有实质的交流，“是一种学习”。
　　这两天的安排可以直观地说明其工作内容：1. 摸清战略方向；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其他的，“放手放权让员工去做”。
　　企业的“减法”也在进行。官网描述中，天正集团仍是“一家以工业电气为主、房地产为辅、金融投资为补充的适度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但其已经开始回归主业，它要专心做好“工业电气”这一件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天乐说，“在競争越发激烈、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专注才有未来。”

“只要愿意，就可以！”

　　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的高天乐已经在家乡柳市中学执教7年。
　　然后，他辞职了。“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
　　“他们”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柳市镇通过创业先富起来的一大批人。然而，即使到了80年代末，像高天乐这样担任公职却选择经商的仍然不多。
　　辞职后，他和一位朋友去了趟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维多利亚港……他用“崭新”来形容看到的一切。一星期的时间，并不仅仅是旅游。这位朋友对高天乐说，“我们可以把东西卖到这里，在香港做生意！”
　　“怎么做？”
　　“只要愿意，就可以！”
　　彼时，柳市镇已经形成了低压电器的块状经济，但还没有谁把它们卖到香港去。在高天乐的叙述中，这位朋友是温州精神的缩影：
　　因耕地不足，家境贫寒，稍大后开始走南闯北，以弹棉花维持生计。后来柳市镇首先发现低压电器的商机，他就寻思“这些地方我都熟，知道怎么走”。于是，将低压电器放进铝制饭盒，揣上合同文本，背着公文包就出去跑生意了。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几年下来，这位朋友已经赚了十几万。
　　听起来像是一个励志故事。“地少人多，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高天乐补充道，“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电话都很少，所以出走就意味着信息。每到一处，就对那个地方有了了解；缺什么就卖什么。”
　　在香港做生意，“听起来像梦想一样”。但，“梦想”还是成行了。
　　旺角有一条电器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街”，夹杂着现学现用的粤语。高天乐笑着讲述当时的场景：“我们一行三人逛过几遍后，心下有数，知道哪些低压电器老家有能力生产。然后指着东西问老板多少钱，听到报价后我们再反问‘我们卖给你的话，多少钱肯要？’”那些香港老板就愣住了，满脸的“Why？”
　　然后，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质量一样，价格相对便宜就行”。于是，他们买下样品，观察讨论后把东西拆开，再寄回老家。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前三个月就订下四十多万美金的合同”。

事情变容易了

　　90年代初，因理念不合，高天乐回老家创办“乐清柳市长城变压器厂”。有了香港的历练，他觉得事情好像变容易了，“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也变得可能了”。
　　当时，正好赶上七部委整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这让高天乐一开始就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因为数理化底子好，电压器原理相对简单，高天乐开始自学：几本《电工手册》翻来覆去地看，样品买回来拆开学习，核对关键数据，再用零件自己装配自己调试。最后，高天乐决定从生产单一的控制变压器开始，这是低压电器元器件中最简朴的一种。
　　接下来，就是营销。高天乐首先要吸引温州著名的十万购销大军。
　　他开始做墙体广告，在道路旁的农宅刷上公司名称和地址，一村一户。这种平均一两百块钱的广告给公司带来最初的客流。“当时柳市镇家庭作坊众多，质量良莠不齐，这样的广告还没有人做，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不仅如此，高天乐还给当时6、7名员工定制了工作服，白大褂白帽子，“跟香港和电视上那些国际大公司一样，看上去有专业素养。”结果，“第一天就卖出几十个，净赚七八十元。”
　　不出几年，这个企业已经跑到行业第三名。

转变

　　经历了市场整顿，温州很多企业意识到质量和技术的重要，纷纷引进人才。在高天乐的印象中，当时老家来了很多上海的工程师。“那个时期，整个行业的产品质量有了迅速提升。”
　　创业第二年，高天乐就开始到杭州招收大学生；93年，公司已经有了博士生；96年，他以30万年薪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高天乐清楚记得招聘海报上的画面：一只手将一把金色钥匙递给另一只手。
　　1994年，高天乐组建天正集团；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
　　1997年，集团实施股权变革。高天乐在内部发展了一百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优秀员工入股；自此，天正每年为优秀员工配送股份。
　　那两年，很多人来天正参观，高天乐每天的安排就是为别人介绍股份制创新，介绍温州模式。一些语句时不时从叙述中蹦出，如“姓资还是姓社”、“先富带后富”、“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像离不开的时代底色。
　　1999年，天正集团上海浦东工业园动工兴建。这一年，高天乐举家定居上海。这是一次战略转移和产业升级；除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国外市场，还包括资本运营。“来上海之后，发展的步子就慢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心比较散，后来又做房地产，虽然也赚了钱，但如果把精力用在主业上，我们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高天乐看来，很多温州企业面临同样的抉择。然后，他们决定：做减法，聚焦优势主业。“制造业出身的做多元化经营，成功的例子很少。这跟原本就做资本投资的企业不同。专心做好一件事，坚持下去，说不定就有了明亮的未来。”
　　那个明亮的未来，对天正来说，是首先在中国市场做到最强，然后在全球环境下成为受人尊敬、有竞争力的企业。

“致心怀梦想者”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并且勤奋，有耐心。但，也有偏见和质疑。在高天乐看来，这些都很正常，是人性与外部环境的博弈。“每个行业、每个地区多多少少都有类似问题，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混乱到有序，从青涩到成熟。温州作为经济样本，这些年一直走在风口浪尖，很多东西容易被放大。”
　　高天乐一度坐火车都是睡硬座底下。几十个小时的长途，一直站着会受不了，他就在硬座下面躺一两个小时。然后起来，换别人休息。
　　当下的温州震荡，高天乐不认为全然是坏事。“优秀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好学的企业。他们会为可能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这些年，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挫败，当这些都能承受的时候，那些企业就会越来越强。”
　　“而且，温州的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所谓的温州第二代。相对于上一代，他们有更多学识，原始资金也不是问题，很多人并不出生在温州，创业更是遍布五湖四海。以前讲‘温州经济’，现在讲‘温州人经济’了。”
　　高天乐热爱学习，读商学院，看书，与人交流。每天，他在手机上查看集团报表，喜欢在自家后院的凉亭和员工谈话。他记得94、95年的时候，经常会和公司里的大学生们聊天，往往一聊就聊到凌晨2、3点。现在，当初的大学生们很多也成了老板，碰面时还会说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高天乐觉得，这样的快乐才是企业长久的根本，它包含沟通、理解和相互尊重。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天正内部有很多PK赛，赢了有奖金，或者“和总裁晚餐”，输了就跑“一万米”，顺便锻炼身体。
　　最近天正设计了一组内部颁奖用的金银牌，上面除了集团LOGO，还有一行字——“致心怀梦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