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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的华盛顿
实干兴邦，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似乎特别青睐实干家，先后任命的两个财政部长都有雄厚的实业界背景。2001年履任的财长奥尼尔曾担任美国铝业公司的董事主席一职长达13年；2003年上任的财长约翰·W·斯诺则长期掌控垄断美国东部铁路系统的CSX铁路公司。
然而，在两任实干家财政部长任内，受减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财政预算赤字已经上升至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淖已经三年，对外贸易逆差达7420亿美元。民调则显示，当年仅有不到三成美国人对经济满意。美媒评价当时的财长斯诺为“按规章办事”的人，是“宣传布什减税政策的话筒”，早有坊间传闻布什政府要将其撤换——布什政府需要一个更大能量的人，唤起民众对经济的信心。
2006年7月，保尔森上任美国财政部长，接替不久前辞职的斯诺。那时的保尔森似乎嗅到了危机的信号，在履任前与布什的接触中说服总统，将财政部在内阁中的地位提升至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仿的级别，财长还可以参加内阁高级别会议，并可作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发言人发布财政政策消息。
保尔森上任后，金融危机的征兆果然显现。2006年6月，新建房屋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5%，而搭建房屋所需要的框架木料价格则同比走低19%，之前一派繁荣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崩盘。这场危机迅速侵蚀到了整个金融领域。到2007年，流动性危机爆发，贝尔斯登、美林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擘相继宣布陷入财政困境。
保尔森拯救岌岌可危的美国金融的办法，可谓大手笔。他先是拨出500亿美元用于保本互惠基金；随即动用100亿美元购买再按揭证券；在这之后，保尔森更是令财政部向“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2000亿美元。这些计划被包括在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中，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方案。
当然，保尔森的这些行为饱受质疑。愤怒的民众甚至在华尔街打出这样的横幅：“我们辛苦挣来的养老金不是用来赌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批评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是要纳税人付出，并承受金融机构制造的亏损，且有毒资产难以定价，美国政府无法估计救市最终所需要动用的资金。当时来看，这样的方案的确冒着不小的风险。如果用于救市的资金亏损严重，于美国民众则意味着纳税人的钱凭空蒸发，于布什政府，则意味着不小的政治危机。
但客观地讲，除了华尔街前的游行和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发表的反对意见外，保尔森的救市方案获得广泛的支持。布什总统和伯南克都力挺救市方案，美国国会虽然一开始表示反对，但也迅速高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方案，方案实际遇到的阻力很小。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当是当时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救市方案任由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最后的窟窿恐怕是用七万亿也堵不上的。
另一个原因，则与保尔森个人有关系。保尔森上任后除了获得了前任未有的权力，还将财政部的班底作了大幅度调整，安排了大量的“高盛系”在部门内部。如保尔森的旧僚、高盛前副董事长罗伯特·斯蒂尔在保尔森上任3个月后成为了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保尔森当着《华尔街邮报》记者的面赞誉自己的同事，“他善于化解危机，当局面紧张时，还能及时给争论降温。”此外，原来高盛的合伙人肯·威尔逊、副首席财务官丹·杰斯特和执行董事史蒂夫·夏弗兰也作为顾问深度参与了财政部援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
救市计划还需要美联储的支持。美国的货币发行被12家联邦储备银行掌握，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掌握着联储系统30%以上的资产，实际上基本控制着美联储体系。保尔森上任后，高盛的高管威廉·杜德利等成为了纽约联储银行的顾问，加上保尔森自己，纽约联储六个席位中高盛独占了三席。而纽约联储主席蒂莫西·盖特纳虽不是高盛系的员工，却是保尔森就读达特茅斯学院时的校友，也全力支持保尔森的方案，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而任由雷曼倒闭破产。两年以后的2009年1月20日，盖特纳接替了离任的保尔森，成为奥巴马内阁的第一位财长。此外，早在保尔森接手财政部部长一职前，他还分别与众议长佩洛西、党内资政佩林和麦凯恩等人接触。应该说救市方案的成功推广，也与他们的支持有关。
所幸，保尔森的政策最终阻止了美国经济的继续滑坡。到奥巴马上任时，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2009年第四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2.9%的增长。“高盛系”的保尔森拯救美国经济滑坡功不可没，毕竟，如果连最熟悉美国金融的保尔森都不能挽救美国，美国还能指望谁？
“高盛帮”的旋转门
在美国，从商界进入政界闯荡似乎成为了投行高层的惯例。如奥巴马内阁中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威廉·戴利就曾是摩根大通的高级执委会成员，现任财政部部长杰克·卢则在花旗集团担任过3年的首席运营官。当然保尔森本人也不是高盛走向政界的第一位高管。早在1926年，那时高盛的掌门人西德尼·温伯格成为了美国战时委员会的主任。
在美国做公务员，特别是高官的薪酬不菲。如保尔森所担任的财长一职，年薪约为20万美元；薪酬最高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超过40万美元。但和投行相比，这些薪资其实少得可怜。投行是真正的赚钱机器，拿高盛来说，保尔森履新前一年，个人从高盛进账高达3820万美元。换句话说，保尔森当财长一年的工资在高盛只需要两天就能得到。实际上，高盛公司内部的平均薪酬也高达52万美元，远超过公务系统最高薪酬的总统一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界人士跻身政界呢？一个原因是投行系统中充满竞争性的等级格局。投行内部工作强度极大，等级森严，但肯吃苦的年轻人得到重用的机会不少，甚至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升到较高职位。就拿保尔森本人来说，1974年，28岁的保尔森进入高盛集团的芝加哥分部，仅仅8年之后，保尔森就成为了高级合伙人，这是高盛集团内部的终身职位，意味着能够得到大量的公司分红，即使在高盛，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 这样激烈竞争但充满机会的格局下，即使做到高层的高盛人也仍然处于蒸蒸日上的中青年时期。这时的他们往往具有亿万资产，收入方面的增加只有数字的意义，因此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跨界发展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去公共部门，虽然薪酬较低，但所能影响的确是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
高盛系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走出了美国，向世界各地迈进。如马克·卡尼，原来的高盛合伙人，后成为英国英格兰银行行长；奥卢塞贡·阿甘加，原来的高盛国际伦敦投资经理，现在是尼日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马里奥·蒙蒂，原来的高盛高级顾问，则成为了意大利总理。英国媒体曾经爆出惊人之语：“整个欧元区成了一个高盛集团的项目。”
美国的法律也从侧面鼓励金融界精英向政界的流动。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履任前必须撇清一切与前雇主的联系，因此保尔森上任前不得不将所持股份全部抛出。在美国，抛售股票所得的收入应当缴纳增值税，但美国法律同时规定，保尔森这种因为公职要求售出股票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去缴纳。因此，保尔森通过抛售所持高盛股票获得了6亿美元的现金，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税。
离开华尔街的保尔森通过抛售股票，把自己和高盛的联系撇得清清楚楚，断然不可能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但也是在他的任内，高盛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雷曼因为危机而倒闭，高盛却能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逆势生长。在高盛的公司文化中，高盛人应当“为公司长远的将来考虑”，也许保尔森在制定救市政策时，曼哈顿西街200号的箴言仍然不时在耳边响起。
旋转门缔造美国
往来政商两界“旋转门”的出现，也是美国政府所需的。早在上个世纪初，想把美国从萧条中拯救的罗斯福就求助于摩根，而后者则成功召集银行家和经纪公司谈判，制止了股市暴跌，实际担当了当时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
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没有减弱过，美国的政府开支占GDP比例逐年上升，政府的触手实际早在金融危机前就触及到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政府的专业化也要求官员的专业化。当然，美国政府从来不乏专家型的高官。如奥巴马内阁的第一个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华裔物理学家。
不过，对于掌握财富大权的财长，美国还有着更为复杂具体的要求。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就曾经说过，财政部长必须知道税收政策、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和货币政策是怎样影响美国经济的。职业政客或者纯粹学界走出的官员很少能满足这样复杂的要求，而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们则是符合华盛顿期待的理想人才储备。美国认为政界、商界之间的跨界联动使得权力与管理权力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保持着了政治人才市场的活力。
批评者认为，旋转门很可能造成钱权交易，纳税人将为之买单。美国公职人员廉政中心的政治编辑亚历克斯·诺特指出：“许多规章制度都是由那些或许会关照前雇员或同事的公职人员所做出的。”如杜云案就是旋转门腐败的典型。美国前国防部高官达伦·杜云据信为了让自己离任后有一个好的去处，在离任前代表国防部与波音公司签订了采购价格过高的合同，使波音公司在其中得到超过1亿美元的好处。作为回报，杜云在离任后得到了波音公司导弹防御部门的副总职位。
为了避免同类事情发生，美国有一套良好的监管机制。美国法律要求政府员工收入不能与过去的雇主有关——这也是保尔森不得不抛售所持高盛股份的原因，还要求高级官员工资外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政府薪金的15%。而且，离开政府之后进入私人部门的前官员们在一年之内不能“游说”其任职过的政府机构，更不能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一旦违反了这些规则，官员们面临的可不是简单的警告记过，而可能面临着大额罚金和两年以下刑期的刑事指控。前面所说的杜云案的当事人最终被处以9个月的监禁，5000美元罚款，3年监督释放和150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
在这些复杂而系统的监管下，“旋转门”体制促进着政治阶层和商界精英之间互动，为彼此注入着新鲜的血液和思想。而且，出于“避嫌”的考虑，这些从旋转门走出的精英其实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一直都在尽量淡化着自己的倾向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本身。如身为共和党员，保尔森在任内却没有参加共和党竞选活动，结果与两党人士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律禁止的只是官员们为个人谋取金钱利益的行为。在私下，政商两界人士的往来社交其实非常频繁。如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前，就曾经被高盛邀请，参加芝加哥专为金融巨头举办的私人盛会。据说，在会上奥巴马展示了自己的演讲才华，实际上也为自己竞选赢得了金融界的支持。
旋转门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竞选政治需要商界精英们雄厚财力的支持，商界精英也因为财富，能够在竞选中取得更大优势。如曾经任高盛高管的乔恩·科尔津，为了竞选参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花费了自己2.33亿美元资产中的1亿美元。
旋转门一直没有停止过旋转。保尔森当财长时曾经对媒体说过：“我感到不少压力，在高盛时感觉更快乐一些。”离任财长后，保尔森也继续踏入旋转门，回到金融老本行，创办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可持续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或许，这是投行界“寻求更大影响力”理念的又一次践行吧。
实干兴邦，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似乎特别青睐实干家，先后任命的两个财政部长都有雄厚的实业界背景。2001年履任的财长奥尼尔曾担任美国铝业公司的董事主席一职长达13年；2003年上任的财长约翰·W·斯诺则长期掌控垄断美国东部铁路系统的CSX铁路公司。
然而，在两任实干家财政部长任内，受减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财政预算赤字已经上升至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淖已经三年，对外贸易逆差达7420亿美元。民调则显示，当年仅有不到三成美国人对经济满意。美媒评价当时的财长斯诺为“按规章办事”的人，是“宣传布什减税政策的话筒”，早有坊间传闻布什政府要将其撤换——布什政府需要一个更大能量的人，唤起民众对经济的信心。
2006年7月，保尔森上任美国财政部长，接替不久前辞职的斯诺。那时的保尔森似乎嗅到了危机的信号，在履任前与布什的接触中说服总统，将财政部在内阁中的地位提升至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仿的级别，财长还可以参加内阁高级别会议，并可作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发言人发布财政政策消息。
保尔森上任后，金融危机的征兆果然显现。2006年6月，新建房屋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5%，而搭建房屋所需要的框架木料价格则同比走低19%，之前一派繁荣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崩盘。这场危机迅速侵蚀到了整个金融领域。到2007年，流动性危机爆发，贝尔斯登、美林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擘相继宣布陷入财政困境。
保尔森拯救岌岌可危的美国金融的办法，可谓大手笔。他先是拨出500亿美元用于保本互惠基金；随即动用100亿美元购买再按揭证券；在这之后，保尔森更是令财政部向“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2000亿美元。这些计划被包括在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中，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方案。
当然，保尔森的这些行为饱受质疑。愤怒的民众甚至在华尔街打出这样的横幅：“我们辛苦挣来的养老金不是用来赌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批评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是要纳税人付出，并承受金融机构制造的亏损，且有毒资产难以定价，美国政府无法估计救市最终所需要动用的资金。当时来看，这样的方案的确冒着不小的风险。如果用于救市的资金亏损严重，于美国民众则意味着纳税人的钱凭空蒸发，于布什政府，则意味着不小的政治危机。
但客观地讲，除了华尔街前的游行和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发表的反对意见外，保尔森的救市方案获得广泛的支持。布什总统和伯南克都力挺救市方案，美国国会虽然一开始表示反对，但也迅速高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方案，方案实际遇到的阻力很小。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当是当时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救市方案任由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最后的窟窿恐怕是用七万亿也堵不上的。
另一个原因，则与保尔森个人有关系。保尔森上任后除了获得了前任未有的权力，还将财政部的班底作了大幅度调整，安排了大量的“高盛系”在部门内部。如保尔森的旧僚、高盛前副董事长罗伯特·斯蒂尔在保尔森上任3个月后成为了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保尔森当着《华尔街邮报》记者的面赞誉自己的同事，“他善于化解危机，当局面紧张时，还能及时给争论降温。”此外，原来高盛的合伙人肯·威尔逊、副首席财务官丹·杰斯特和执行董事史蒂夫·夏弗兰也作为顾问深度参与了财政部援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
救市计划还需要美联储的支持。美国的货币发行被12家联邦储备银行掌握，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掌握着联储系统30%以上的资产，实际上基本控制着美联储体系。保尔森上任后，高盛的高管威廉·杜德利等成为了纽约联储银行的顾问，加上保尔森自己，纽约联储六个席位中高盛独占了三席。而纽约联储主席蒂莫西·盖特纳虽不是高盛系的员工，却是保尔森就读达特茅斯学院时的校友，也全力支持保尔森的方案，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而任由雷曼倒闭破产。两年以后的2009年1月20日，盖特纳接替了离任的保尔森，成为奥巴马内阁的第一位财长。此外，早在保尔森接手财政部部长一职前，他还分别与众议长佩洛西、党内资政佩林和麦凯恩等人接触。应该说救市方案的成功推广，也与他们的支持有关。
所幸，保尔森的政策最终阻止了美国经济的继续滑坡。到奥巴马上任时，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2009年第四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2.9%的增长。“高盛系”的保尔森拯救美国经济滑坡功不可没，毕竟，如果连最熟悉美国金融的保尔森都不能挽救美国，美国还能指望谁？
“高盛帮”的旋转门
在美国，从商界进入政界闯荡似乎成为了投行高层的惯例。如奥巴马内阁中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威廉·戴利就曾是摩根大通的高级执委会成员，现任财政部部长杰克·卢则在花旗集团担任过3年的首席运营官。当然保尔森本人也不是高盛走向政界的第一位高管。早在1926年，那时高盛的掌门人西德尼·温伯格成为了美国战时委员会的主任。
在美国做公务员，特别是高官的薪酬不菲。如保尔森所担任的财长一职，年薪约为20万美元；薪酬最高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超过40万美元。但和投行相比，这些薪资其实少得可怜。投行是真正的赚钱机器，拿高盛来说，保尔森履新前一年，个人从高盛进账高达3820万美元。换句话说，保尔森当财长一年的工资在高盛只需要两天就能得到。实际上，高盛公司内部的平均薪酬也高达52万美元，远超过公务系统最高薪酬的总统一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界人士跻身政界呢？一个原因是投行系统中充满竞争性的等级格局。投行内部工作强度极大，等级森严，但肯吃苦的年轻人得到重用的机会不少，甚至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升到较高职位。就拿保尔森本人来说，1974年，28岁的保尔森进入高盛集团的芝加哥分部，仅仅8年之后，保尔森就成为了高级合伙人，这是高盛集团内部的终身职位，意味着能够得到大量的公司分红，即使在高盛，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 这样激烈竞争但充满机会的格局下，即使做到高层的高盛人也仍然处于蒸蒸日上的中青年时期。这时的他们往往具有亿万资产，收入方面的增加只有数字的意义，因此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跨界发展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去公共部门，虽然薪酬较低，但所能影响的确是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
高盛系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走出了美国，向世界各地迈进。如马克·卡尼，原来的高盛合伙人，后成为英国英格兰银行行长；奥卢塞贡·阿甘加，原来的高盛国际伦敦投资经理，现在是尼日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马里奥·蒙蒂，原来的高盛高级顾问，则成为了意大利总理。英国媒体曾经爆出惊人之语：“整个欧元区成了一个高盛集团的项目。”
美国的法律也从侧面鼓励金融界精英向政界的流动。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履任前必须撇清一切与前雇主的联系，因此保尔森上任前不得不将所持股份全部抛出。在美国，抛售股票所得的收入应当缴纳增值税，但美国法律同时规定，保尔森这种因为公职要求售出股票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去缴纳。因此，保尔森通过抛售所持高盛股票获得了6亿美元的现金，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税。
离开华尔街的保尔森通过抛售股票，把自己和高盛的联系撇得清清楚楚，断然不可能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但也是在他的任内，高盛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雷曼因为危机而倒闭，高盛却能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逆势生长。在高盛的公司文化中，高盛人应当“为公司长远的将来考虑”，也许保尔森在制定救市政策时，曼哈顿西街200号的箴言仍然不时在耳边响起。
旋转门缔造美国
往来政商两界“旋转门”的出现，也是美国政府所需的。早在上个世纪初，想把美国从萧条中拯救的罗斯福就求助于摩根，而后者则成功召集银行家和经纪公司谈判，制止了股市暴跌，实际担当了当时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
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没有减弱过，美国的政府开支占GDP比例逐年上升，政府的触手实际早在金融危机前就触及到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政府的专业化也要求官员的专业化。当然，美国政府从来不乏专家型的高官。如奥巴马内阁的第一个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华裔物理学家。
不过，对于掌握财富大权的财长，美国还有着更为复杂具体的要求。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就曾经说过，财政部长必须知道税收政策、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和货币政策是怎样影响美国经济的。职业政客或者纯粹学界走出的官员很少能满足这样复杂的要求，而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们则是符合华盛顿期待的理想人才储备。美国认为政界、商界之间的跨界联动使得权力与管理权力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保持着了政治人才市场的活力。
批评者认为，旋转门很可能造成钱权交易，纳税人将为之买单。美国公职人员廉政中心的政治编辑亚历克斯·诺特指出：“许多规章制度都是由那些或许会关照前雇员或同事的公职人员所做出的。”如杜云案就是旋转门腐败的典型。美国前国防部高官达伦·杜云据信为了让自己离任后有一个好的去处，在离任前代表国防部与波音公司签订了采购价格过高的合同，使波音公司在其中得到超过1亿美元的好处。作为回报，杜云在离任后得到了波音公司导弹防御部门的副总职位。
为了避免同类事情发生，美国有一套良好的监管机制。美国法律要求政府员工收入不能与过去的雇主有关——这也是保尔森不得不抛售所持高盛股份的原因，还要求高级官员工资外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政府薪金的15%。而且，离开政府之后进入私人部门的前官员们在一年之内不能“游说”其任职过的政府机构，更不能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一旦违反了这些规则，官员们面临的可不是简单的警告记过，而可能面临着大额罚金和两年以下刑期的刑事指控。前面所说的杜云案的当事人最终被处以9个月的监禁，5000美元罚款，3年监督释放和150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
在这些复杂而系统的监管下，“旋转门”体制促进着政治阶层和商界精英之间互动，为彼此注入着新鲜的血液和思想。而且，出于“避嫌”的考虑，这些从旋转门走出的精英其实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一直都在尽量淡化着自己的倾向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本身。如身为共和党员，保尔森在任内却没有参加共和党竞选活动，结果与两党人士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律禁止的只是官员们为个人谋取金钱利益的行为。在私下，政商两界人士的往来社交其实非常频繁。如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前，就曾经被高盛邀请，参加芝加哥专为金融巨头举办的私人盛会。据说，在会上奥巴马展示了自己的演讲才华，实际上也为自己竞选赢得了金融界的支持。
旋转门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竞选政治需要商界精英们雄厚财力的支持，商界精英也因为财富，能够在竞选中取得更大优势。如曾经任高盛高管的乔恩·科尔津，为了竞选参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花费了自己2.33亿美元资产中的1亿美元。
旋转门一直没有停止过旋转。保尔森当财长时曾经对媒体说过：“我感到不少压力，在高盛时感觉更快乐一些。”离任财长后，保尔森也继续踏入旋转门，回到金融老本行，创办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可持续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或许，这是投行界“寻求更大影响力”理念的又一次践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