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女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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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爱情的圣徒到“冒险现实主义”之路


  当我们记起博尔赫斯时,我们当然不是想起他的诗歌,而是想起他的小说:美洲的色情、暴力、奴隶,阴郁与炽热,仿佛文明的大地上尚未褪下的野蛮的生机,仿佛猛兽活生生地吞下尚有温度的血肉之躯,仿佛一切魅惑地发出五彩光色的生活陷阱……博尔赫斯于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这个荣誉称号,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是就其每一篇小说总是在并不冗长的有限的篇幅里,构织出一种迷一样的浓缩的美洲原色时,我们似乎理解了那个著名的称号——任何人只要稀释一下,就能炮制出一部反映美洲风貌的巨著来。当然,这对于其他作家本身来说也许是一种实足的轻视。总之,博尔赫斯不仅善于在较小的篇幅里描绘“准确的美洲”,而且善于在较小的篇幅里把一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每一次读博尔赫斯,你都能体会到一种卯尽了原始大地艳姿与幽秘,腥热与梦幻之力的美洲人文、地理上的“风暴”。
  女诗人林雪当然不是用诗歌掀起了这种地理文化风暴意义上的“巫师”,但是她确乎也有一种卓越的“野蛮之力”,她对现实的“用力”远超与之同时代活跃诗坛的其他女诗人——我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崛起:王小妮、蓝蓝、荣荣等继女性主义诗写一代之后,不再表征为明确的“女性意识”,因此可称为“女性主义衰落一代”(而不是反女性主义)的诗人。诗评家张立群认为林雪的诗经历了从朦胧诗模仿式到“纯净的情感启蒙”到情感的现实化之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爱情的不断现实化、具体化,诗人不但常常在诗歌写作中将往日神圣的情感逐渐聚焦于具体的形象之上,而且,在历经现实的伤痛特别是肉体疾病上的生离死别之后,林雪诗歌中爱情被一种现实反思甚或后现代的自我质疑所取代……在停止写作几年之后,以关注语言本身的方式开启她新世纪的写作”“《苹果上的豹》是林雪迄今为止最为引人瞩目的作品……林雪以代表‘原始野性的豹’豹之意象和苹果的隐喻,将隐含在其中的危险和人性以象征的笔法予以描绘……是诗人一次含有‘危险意味’的爱情观的展现……”(参见张立群:《阐释的笔记》,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0页)从张立群对林雪的评价中可以看到林雪诗写历程中的三个变化:第一次,从朦胧诗模仿转向“情感启蒙”式;第二次,从爱情圣徒式的歌吟转向爱情的现实主义;第三次,从爱情的现实主义转向爱情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事实上,从第二次变化开始,即意味着从表征为显著女性的“内闱”式的“柔情与憧憬”的轻抒情,转向非内闱式的女性社会实践,从一种“私密”转向了“公共”,因此表现出爱情更丰富的层次、细节与矛盾(比如从纯净的爱情憧憬到清教徒式的爱情,再到爱情的怀疑,到隐晦的象征主义情感表达),从而在矛盾中展示了力度。但是,这三次变化,以张立群的观点来看,显然还在单纯的“爱情”维度上如果我们用一种更辩证的眼光来审视的话,那么,在第三次转向里,由张立群所提到的“危险意味的爱情观”里,实际上已然可以看出,这种“危险”倾向于在隐晦的修辞中背离爱情的正统意义,向其他情感模式乃至其他意绪扩张。同时,就象征模式而论,它本身是对事物的一种“揭示本质”的手段,因此,它带来的是更犀利的现实,和更超越了温情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林雪白选诗》里,将更加显著,并且足以说明林雪已然走出了“女性主义衰落一代”残余的女性主义影响,进入了一个更综合、宽广、成熟的写作阶段,体现了一种告别诗歌的“试验性阶段”的真正作家意义上的创造与实践。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兴的流派写作总是体现为“试验性”的,因为所提倡的某种主张在写作中还只是一种探索、“捕捉”与“力图表现某种观点”的层次上的,而不是对诗写概念的完全把握层次上的。因此,这种“试验性”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摸索与实践,甚至经过几代继承人的实践,才能使之走向成熟。但流派基于它自身内部受到现代性“永远的创新与变化”力的作用,显然并不允许它自身长期地存在,而恰恰表现出一种短暂性,在此意义上,流派的创作概念,实际上是在后来的流派中被吸收兼容时才得以实现了某种永恒。对于流派成员来说,无疑,他自身首先并不耽于某种固定的写作模式,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时代本身的变化,写作风格更随之发生变化。但在这一个人写作维度上,作为一个勇于革新自身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促使他不断吸纳新的写作元素,并获得既灵活多变又逐渐稳健、沉着的一个“精品化”的实践过程。《林雪白选诗》正是通過这样一个过程,结合女性丰富的内部情感经验,尤其是一种“危险的爱情”经验,与社会的沧桑性与历险性经历一起,构造了一种辛辣中的知性,沉郁中的铿锵,热烈痛恨中的冷峻,节制中的冒险——诸类二元对立属性中的表达图式。较之前期对爱情从憧憬到矛盾、狐疑的态度,《林雪诗选》虽然不是专写爱情的,却可以看出诗人在爱恨之间更为明朗、坚定、自信的态度转化,笔尖更具锋芒,但锋芒的同时却试图更加含蓄、婉转,内部意象更为丰富多变——然而,最重要者,是林雪诗中由意象本身构织的“小说图式”,这种“小说图式”凭借诗歌精益化的修辞与意象选择,正是达到博尔赫斯意义上的写作层次的关键。简言之——达到冒险的现实主义:荒僻中的文明,阴郁中的勃勃野性、冷峻中的炽热、逼仄中的飓风。当然,我们说,在《林雪诗选》里,林雪并不炽热,并不野性,但是却有深切于现实命运和自我惊悸中的热度,与毫不狐疑的判词令中的张扬。这些因素,都可遥遥抵达“冒险的现实”。而冒险本身,乃是一种浓缩意义上,因此更具张力的人生。因此它也是博尔赫斯小说作为“浓缩的美洲”意义上的关键词。

二、女诗人的小镇:恐怖色彩的沦落与博尔赫斯主义


  诗歌的小说化,总的来说,是诗歌从普遍抒情转向后现代普遍叙事的一个具体的注释。换言之,“小说化”在后现代特征的诗歌文本里并非一个个别现象。这种“小说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诗人作为抒情主体的遗失——通过一种“客体化”的手段(那也就是说,对象与主体之间没有必然或突出的情感联系与血统联系,只在最一般的主客关系中,在这样一种关系里,主体要么是描述对象的细节里所隐身的理性审视者,要么是以客体的状况基本取代了主体情感,或基本阻止了主体情感的介入),而非立于自身情感坐标上的主位倾诉,而使得叙述者变成了一位更冷静旁观的人。当然,作为诗人,或作为一切人,抒情的需求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会持续存在,因此,“主体的遗失”并没有完全地覆盖“小说化”的诗歌,而依然会有隐秘或显在的主体不时地出没其中。比如说,在一种讽刺性表征的“小说化”诗歌现象里,“讽刺”实际上是由叙述主体本身强烈发出的态度,它几乎是明显的,远甚于隐秘的。但当我们说林雪是“博尔赫斯意义上的诗人”时,仅根据这种“一般的小说化”,确乎远不能说明两者内在的一致性或象征性。在这个内在的方程式可能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林雪诗中的“小说”图式。   在一般的诗歌小说化图式里,故事的轮廓事实上是不太明晰的,而至多是一种局部的,通常是微观场景里体现的小说化;而语言本身的小说化是一个诗歌的歧途,它常常被指为“小说的分行”。那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认为一首诗有一种“博尔赫斯倾向”,则首先必须在这首诗里有一个看起来很具体的“小说场”,它不是微观空间的(比如说解剖一件简单的静物,从表层的单纯里一直深入到其内部的丰富组织),而是社会本身的宏观空间里的“场”,具有肉眼可见的环境装置与人物活动图式——博尔赫斯不是一位心理小说家,也不是以人物性格描述方面为特征的作家,我们说他首先是一位人文小说家与风情小说家,或者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倾向于心理学意绪的微观空间或静物的“意义弥漫”“氛围扩张”层次上的“小说化”,显然并非博尔赫斯主义的反映。其次,语言上必须超越一般小说的“宽松的叙事”,具有精密的结构与质地。——如果我们用“信息”这一术语来表达,那么也即是说,一行诗里就含有巨量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抵达一种“浓缩的美洲”意义上产生的密集的地域意绪——作为象征性的意绪。林雪究竟通过何种方式通向博尔赫斯——且先看这首《恍惚:老去的普希金》:
  她曾在一文不名的小镇/邂逅过青春期的歌德/在闹市街头遇到过/老去的普希金/在雨天泥泞的道路/追撵过一个穿深色厚呢子外套/背影像聂鲁达的胖子/在一列慢车车厢里/与雪莱擦肩而过/在一队光着上身挖地沟的囚犯中/认出过布罗茨基/他化身为田野的黑马/或闹市里的黑马/闯到人群中寻找骑手/但他们说她撒谎/说她不可能看到他们/因为树丛不生长铁轨/天穹也不肯为烟火低垂/他们说她吃多了含盐的阳光/才有荒唐的白日梦/于是少年维特又一次回到隧道/但那不是他们所知的那个/那隧道住着她和赫拉巴尔!/博士帮她把俄罗斯和纪念碑/都藏在沟渠/同时也藏起一个小耶稣/多年后在某个夜晚/当她旧地重回/星空下的她仍然不可救药/她将和他们一同看到/根芽和神迹/并对那著名的两种永恒/再一次发出惊叹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小镇诗人的经历——她的经历当然是关于诗本身的,那些阅读世界上声名显赫的诗人们的作品之经历在这里被描述为一种“邂逅”,但这种神圣的邂逅,无疑被小镇人们视为“白日梦”本身。她与小镇的精神格格不入,这种危机关乎理想的沦陷,但幸运的是偶像们始终成为她的同谋,他们帮助她把这些“神迹”隐藏起来……多年以后,当她再次回到小镇,一切都没有改变,“两种永恒”依然各自为营——诗歌的永恒,与小镇务实主义的永恒,没有任何彼此妥协之意。——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把抽象的阅读经验转化为具象本身,在令人惊叹的人物与场景的技术“复原”中,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小镇上的“神迹”。几乎没有丝毫赘笔,更没有多余的意象,仅通过诗歌一般的篇幅,即得以把两种“永恒”的形象铭刻于小镇的天空,并且在整体效果上几乎不亚于任何一种冗长的自传体小说所能扩展与渲染的。标题“恍惚:老去的普希金”在“她”再次回到小镇时的一刹,说明了这个“普希金”的来由——这无疑是一种诗人的自喻,但又几乎仅仅代表了“诗人”这个符号——代表了孤独与荣誉,代表了“变却沧海桑田,小镇依然未变,但诗人必须一个人老去”的那种潜在的、悠久的文化意绪——所谓“潜在”,是指诗歌(尤其对于现代诗人而言)的某种宗教式的信仰与世俗社会之间的鸿沟所构成的那种失落与悲壮,高尚与鄙俗,文人之文化俊杰式的自得与庸碌的社会之间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所谓“悠久,乃是指这种对立无疑是一种传统,“老去的普希金”犹如唐代八十多岁回乡的诗人贺知章,在其《回乡偶书》一诗中的自况——家乡没有人认识诗人,这种“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的永恒重复的,不仅是游子无依之重复,而且是知识、仕途的辉煌袈裟与故乡素朴的布衣之间永恒的对峙。——这种对峙,与其说是宿命,毋宁说,在林雪这里,还颇有一种鲁迅“怒其不争”意义上的“深仇大恨”的意绪。故乡小镇因此并不单单是一位诗人从自身精神乌托邦出发的“神迹”的保存或者“掩蔽”处,更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旧物风貌在历史中的“恐怖色彩的沦落”——绝望的命运在小镇并不自知的氛围中,揭示了一种愚钝与狡黠之间的经营,正是这种努力的经营,作为生存加大的砝码,巩固着命运的偃蹇,并产生了一种魔咒般加诸其上的命运戏法的“恐怖”,《口号:贩卖旧街为生的人》《小石匠》《坐堂医》等诗,描述了小镇各种古老的营生及其主人公操演其中的形象——这是一个不同于整个当前世界“物质遗产”风光中的传统景观,在诗人笔下,它们代表了与诗人自身之间的文化层次上的不共兩立,代表了贫困与愚昧本身的权威对于一个“文化新秀”的威胁。无疑,在这样的对峙里,诗人既不能成为故乡的荣耀,也不能在故乡立脚生根,与小镇的一切抱团谈笑。诗人被故乡排斥,也被她自身排斥——这是不可饶恕的命运的作弄,正是这种“深刻的戏弄”,使得诗人必须批判,并在批判意绪里产生了浓重的“杀机”——我们将发现,在这个“萨湖镇”上,传统是罪恶的,它的罪恶如实地反映在传统的营生里,也反映在诗人自身无法排遣的沧桑感里。这就有了一种关于“欲望一罪孽一逃离”氛围与象征上的图式,这一图式,也是博尔赫斯对美洲的纪念图式——尽管在那里,有着比小镇更宽广的地域版图,更茂盛的野性与更戏剧性的生死劫难。
  但最为“博尔赫斯”的依然是诗行中编织的精短的“小说”,它们如此充满着生活自身的粗鄙与无情,充满着欺诈的眼色,荒僻与惊悸,难以谅解的困顿,乃至深渊,如这首《坐堂客》所描述的:
  街道向东拐弯/隐忧于书里的一个折页/正骨诊所坐堂的神医/在膝上铺开人类关节分布图/他埋头于繁杂的神经丛林/不时向虚空拧那么一下/重演着多少人口口相传中/那习惯的惊人之举/他取走了其中的惊悚配方/用九十九滴春分的雨水加三年的干艾草焙灰/佐以尘世里热闹的小群众/这时代病啊!这良方的背面
  像真理和荒谬一起/占用了一席之地/但他也有无可救药的内伤/当他躬身慢行,仿佛身体里/还藏着一个与他不一样的人/走得太快,那惊人的秘密/就会猛一下掉出来
  ——小镇的庸医或者江湖郎中的典型,介于虚拟的“大师”与真实的欺骗之间的幽微戏剧,在这里被精准地刻画。但是“幽微”本身并不在于心理图景上的描绘,而在于可见的社会景观:小镇的医病史。在基本惊险的疾病治疗里,承认真理也在其中,是更令人惊恐,也更令人在安慰中绝望的:除了侥幸,没有健康的另一种阳光大道。这里几乎是“坐堂客”所主宰的世界,他的惊天的内幕与小镇人的生死维系在一起,丝毫也不允许有人逃出这出戏剧之外。—在这些“戏剧”里,林雪的哲学思维是故事得以简短、精辟的关键,但是林雪显然不像其他哲思中的诗人,在一种词语的辩证法或能指里徘徊,她的语言确乎是“故事图式”,不是“词语的转动的魔方”。因此林雪避免了后现代诗歌中普遍的“词的形而上学”,她无疑是更现实,更深入于事件本身的,或,至少在这组“自选诗”里,林雪展示了一个更具社会渗透力与视野上的作家的笔力。避免了单纯地为诗而诗。

三、命运构成线索里的小说化及比较文学的博尔赫斯征求


  事实上,林雪诗中最为突出的“小说化”倾向,乃是对命运的质化与锐化——如果诗人善于利用修辞将命运表现得更委婉、更抽象,更不可捉摸,那么,在林雪这里,恰恰相反,命运揭示了它自身的具象,更加直观,更加不容回避:“再等等就成了/她向田里洒下芥菜种/所有落下的慢事物/都将被抚慰、清仓、打包/再被秋天一个手势召回”(引自林雪:《默祷》)——面对严峻的生活与命运,精神该如何介入呢?——林雪的介入,与其说是更具情怀的,毋宁说是更严峻的——默祷譬如生活本身,因此标题与正文之间犹如达成了一个严密的等式,这种等式同样是小说化的——《移民鎮》《墨鱼骨》《邻人》《领掌员》等,都透露着浓郁的故事叙述氛围与欲望,有着强烈的对象本身被落实到具体描述上的预示。这与当前一般的后现代诗写又形成迥异,或者打开任何一本当代诗集,你会发现,标题本身都透着一种浪漫主义或至少是有遐想与抽象成分的,它们与文本之间构成了一种“神会”,或者它们本身就是有着强烈的诗化倾向的,是诗人在自身的无可捉摸里偶然击中神经的那一奇数,而鲜少是生活直接的具象。这就是说,林雪的“小说化”思维不在于为读者讲一个不同凡俗的从不真正表出于社会的“心灵内部的轶闻”,而在于讲赫然存在的,但又是通过诗人心灵得以在精神的落差中“强烈击中命运”的故事——这也许是世俗逻辑与诗歌精神逻辑之间的密谋。这种关于命运的密谋,不同于“怀乡诗”中描写贫困乡村的诗歌——本质上,单纯的贫困只是扁平的现象(既不确然表现为起因,也不必然表现为结果,也没有具体的贫困与外界的冲突),在它们还未与主体的命运和地域历史构成一种整体的线索,并且被主动勾勒时(而不是通过读者的理解),还不是命运本身,因此也不构成故事(小说)。
  但仅仅从林雪的这种与一般后现代诗歌形成显著对比的、更富有小说性或“浓缩体”小说特征的诗歌里,显然还不足以更清晰地建立她与博尔赫斯之间的文学关系。是所以笔者在此所述将仅仅作为一种提示,在使该提示获得一种进一步的演绎之前,或从林雪自身的后续创作里获得更多的证实之前,我既不强调这一关系的必然性,也不认为它纯粹是一个华丽的藉口。但博尔赫斯不成为一个“藉口”的前提:我们有没有充分自信地去除世俗伦理上的“攀比”意识,而转向纯粹的比较文学理性,转向现实社会本身所塑造的文化个体之间的更富有民主与朝气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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