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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开达，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及《上海精神医学》杂志主编，《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精神医学、医学心理学教学和精神疾病脑影像学、分子遗传学及临床研究工作。
自1992年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发起创立“世界精神卫生日”起，每年的这个时候，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总是格外引人瞩目。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心理障碍已渐渐成为很多人患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给全球带来约13%的疾病负担。随着全球经济下滑及其引发的相关紧缩措施的实施，心理障碍的风险正在世界各地不断上升。2012年10月10日将是第2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此本刊特别专访了40余年一直坚守在精神疾病诊疗一线、用真心和热情为病人服务的江开达教授。
从1968年大学毕业走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园起，江教授就与精神疾病的研究结下了不解情缘。无论是被分配到四川工作，还是回沪读研，或是远赴美国进修，40多年来，江教授多次变化着自己工作科研的地点，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精神疾病孜孜不倦的研究热情，用一颗真挚的包容之心为千万名患者解开心结。
《上海医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几年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度似乎越来越高。从您的感受来看，目前精神疾病的知晓和诊疗情况总体如何？
江开达：精神疾病诊断治疗的情况最近几年有进步，但总体诊断率仍较低。
一方面是病人的主动就诊率低，精神疾病患者的主动就诊率不到8%，到精神专科就诊的病人就更少，只有4.3%左右。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病耻感往往较严重，明知精神有病但“病耻感”作祟，不仅不愿被人知道，还不及时到医院就诊，导致不少程度轻的患者就诊不及时，从而延误治疗；即使在就诊的患者中，也有人忌讳戴上抑郁症或他精神疾病的帽子，极力将自己的症状轻描淡写，向医师介绍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睡眠问题、躯体不适问题等，而隐藏核心的症状；有的患者认为自己可以克服症状，不把一些精神症状当疾病看待；也有的患者及其家人担心暴露自己的隐私，甚至担心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是由于医师及疾病本身特性方面的原因。能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区级医院发现并诊断为精神疾病的患者只占病人群体的20%，其中大概只有1/10的患者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一项世界卫生组织多中心合作研究资料显示，上海内科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为21%，即4/5的抑郁障碍被漏诊或误诊，远低于15个国家和地区资料的中位数55.6%。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倾向于到综合医院神经科就诊，因为公众大多把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混为一谈，而神经科医师对精神疾病知识掌握相对薄弱，很难对精神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调查发现，从事精神科工作的时间和每年接受精神科知识培训的时间越长，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越高。即使对抑郁症的认识正确，一些临床医生也可能因缺乏问诊技能而出现漏诊。采用高度封闭式问诊技术，可能阻碍患者提供情感痛苦和心理社会学信息。某些临床医生也可能因自己的偏好及擅长，有意或无意地把握问诊方向，影响患者病史的提供，导致误诊。
随着社会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精神科医护人员技术力量的匮乏更显突出。目前全国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1.26名精神科医师，这与全球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3.96名精神科医生的水平相差近70%。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的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于东部一些省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许多患者难以得到正确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精神疾病问题已占中国健康问题的20%，而全球的平均水平约为10%。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政府对精神卫生领域公益性保障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在逐步提高，但公众仍期待来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大力支持。
《上海医药》：近年来，国家对精神卫生领域有哪些特别的支持和投入？
江开达：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比如“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设立实施，因在2004年启动初期，国家财政投入资金686万元，故又简称为“686”项目。这是受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委托，由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为了解我国的精神卫生状况而设立的一个项目。“686”项目以政府为投入主体，强调政府行为，充分发挥现行公共卫生体系的作用。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加强和完善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为建立医院、社区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降低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对社会和经济影响，提高医务人员对重性精神疾病规范化治疗的能力，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使患者或公众受益。
再如从1985年开始便由卫生部牵头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历时27年终于在2011年完成征求意见稿，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此草案，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很多条款都充分体现了对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规范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诊疗服务，有利于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上海医药》：作为一位临床医生，您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有着40多年的从医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和研究？
江开达：首先，做医生一直是我坚定不移的理想，能够治病救人、帮助有困难的人度过难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会选择精神科，是因为我很看好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精神疾病领域很值得我们临床医生去耕耘、研究、梳理，经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患者从无理智状态恢复到理智状态，甚至能让患者把自己当成贴心的、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这不仅体现了一个医生的价值，更是一件让人无比幸福的事情。 《上海医药》：在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今天，时常会有一些医患纠纷见诸报端，您的患者中很多人本身可能已经在性格方面显得有些偏执，您又是如何能避免矛盾的发生并能够走近他们内心？
江开达：我坚信一条——有了包容就有了一切，不仅要包容自己，更要包容周围的人。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们不要轻易地把那些来看病的人全都当成心智有障碍的患者，要把他们当成健康人，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不去说教，而是与他们处于同等角度进行交流，不去讲艰深晦涩的道理，而是平等地对话，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从而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就能避免医患纠纷。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患者性格的主流可能很难改变，但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却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比如可以让患者更注意自己，不要过分张扬，要多去包容别人，逐渐改变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一旦患者得到周围人的正面反馈，他们就很容易继续坚持下去。精神疾病并非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很多患者经过治疗还是能够痊愈的，重新恢复社会功能并正常生活。尊重患者很重要，要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要和患者家属沟通并阐述所选择治疗方案的利弊。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治愈，但要积极引导，给患者和家属以信心。
当然我也很理解现在很多医生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重压之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消极情绪，我们有时候半天门诊要看三四十人，看下来也很疲劳，但看过患者之后，想想患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治疗恢复得很好，有的甚至给我们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每当这个时候，作为一名医生，再苦再累也觉得很欣慰。
《上海医药》：精神疾病的治疗药物品种较多，用药规则也较复杂，您如何建议临床医生合理用药？
江开达：医生用药选择很重要，要强调个体化用药，但个体化用药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循证医学的证据作为依据，而不是凭某个案或自己的经验用药，再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个体化用药。现在有很多治疗指南来规范医疗行为，根据指南要求来指导临床，并向患者做出合理解释，患者较容易接受。医生要熟悉指南，按照指南的要求选择药物，并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总体来说，现在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水平比以前要好，但有几个原则的把握度上还要特别留意：首先，诊断要准确，没有明确的诊断，后续治疗都将失去意义。其次，要尊重患者的偏好，过去认为“我是医生要听我的”未必完全正确，如果患者的偏好和指南的证据比较吻合，那么这种暗示将对治疗很有好处。第三，在药物的选择方面，应选择安全性高疗效好的药物，用药过程要足量足程（足够的用药剂量和疗程），某些疾病用药如果仅用了最低有效剂量，常常达不到治疗效果，应该遵循循证医学的证据，参照大多数患者的合理用药剂量进行全病程治疗。从药物遗传学角度，如果患者一级亲属曾用某种药物效果较好，一般该患者对此药也较敏感。此外，如果患者伴有其他疾病，对共病处理也很重要。药物的半衰期、可能的不良反应、药物可获得性、患者的承受能力等，也是临床医生要全面考虑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2-08-16）
自1992年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发起创立“世界精神卫生日”起，每年的这个时候，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总是格外引人瞩目。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心理障碍已渐渐成为很多人患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给全球带来约13%的疾病负担。随着全球经济下滑及其引发的相关紧缩措施的实施，心理障碍的风险正在世界各地不断上升。2012年10月10日将是第2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此本刊特别专访了40余年一直坚守在精神疾病诊疗一线、用真心和热情为病人服务的江开达教授。
从1968年大学毕业走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园起，江教授就与精神疾病的研究结下了不解情缘。无论是被分配到四川工作，还是回沪读研，或是远赴美国进修，40多年来，江教授多次变化着自己工作科研的地点，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精神疾病孜孜不倦的研究热情，用一颗真挚的包容之心为千万名患者解开心结。
《上海医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几年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度似乎越来越高。从您的感受来看，目前精神疾病的知晓和诊疗情况总体如何？
江开达：精神疾病诊断治疗的情况最近几年有进步，但总体诊断率仍较低。
一方面是病人的主动就诊率低，精神疾病患者的主动就诊率不到8%，到精神专科就诊的病人就更少，只有4.3%左右。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病耻感往往较严重，明知精神有病但“病耻感”作祟，不仅不愿被人知道，还不及时到医院就诊，导致不少程度轻的患者就诊不及时，从而延误治疗；即使在就诊的患者中，也有人忌讳戴上抑郁症或他精神疾病的帽子，极力将自己的症状轻描淡写，向医师介绍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睡眠问题、躯体不适问题等，而隐藏核心的症状；有的患者认为自己可以克服症状，不把一些精神症状当疾病看待；也有的患者及其家人担心暴露自己的隐私，甚至担心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是由于医师及疾病本身特性方面的原因。能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区级医院发现并诊断为精神疾病的患者只占病人群体的20%，其中大概只有1/10的患者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一项世界卫生组织多中心合作研究资料显示，上海内科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为21%，即4/5的抑郁障碍被漏诊或误诊，远低于15个国家和地区资料的中位数55.6%。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倾向于到综合医院神经科就诊，因为公众大多把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混为一谈，而神经科医师对精神疾病知识掌握相对薄弱，很难对精神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调查发现，从事精神科工作的时间和每年接受精神科知识培训的时间越长，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越高。即使对抑郁症的认识正确，一些临床医生也可能因缺乏问诊技能而出现漏诊。采用高度封闭式问诊技术，可能阻碍患者提供情感痛苦和心理社会学信息。某些临床医生也可能因自己的偏好及擅长，有意或无意地把握问诊方向，影响患者病史的提供，导致误诊。
随着社会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精神科医护人员技术力量的匮乏更显突出。目前全国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1.26名精神科医师，这与全球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3.96名精神科医生的水平相差近70%。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的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于东部一些省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许多患者难以得到正确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精神疾病问题已占中国健康问题的20%，而全球的平均水平约为10%。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政府对精神卫生领域公益性保障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在逐步提高，但公众仍期待来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大力支持。
《上海医药》：近年来，国家对精神卫生领域有哪些特别的支持和投入？
江开达：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比如“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设立实施，因在2004年启动初期，国家财政投入资金686万元，故又简称为“686”项目。这是受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委托，由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为了解我国的精神卫生状况而设立的一个项目。“686”项目以政府为投入主体，强调政府行为，充分发挥现行公共卫生体系的作用。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加强和完善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为建立医院、社区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降低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对社会和经济影响，提高医务人员对重性精神疾病规范化治疗的能力，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使患者或公众受益。
再如从1985年开始便由卫生部牵头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历时27年终于在2011年完成征求意见稿，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此草案，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很多条款都充分体现了对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规范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诊疗服务，有利于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上海医药》：作为一位临床医生，您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有着40多年的从医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和研究？
江开达：首先，做医生一直是我坚定不移的理想，能够治病救人、帮助有困难的人度过难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会选择精神科，是因为我很看好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精神疾病领域很值得我们临床医生去耕耘、研究、梳理，经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患者从无理智状态恢复到理智状态，甚至能让患者把自己当成贴心的、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这不仅体现了一个医生的价值，更是一件让人无比幸福的事情。 《上海医药》：在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今天，时常会有一些医患纠纷见诸报端，您的患者中很多人本身可能已经在性格方面显得有些偏执，您又是如何能避免矛盾的发生并能够走近他们内心？
江开达：我坚信一条——有了包容就有了一切，不仅要包容自己，更要包容周围的人。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们不要轻易地把那些来看病的人全都当成心智有障碍的患者，要把他们当成健康人，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不去说教，而是与他们处于同等角度进行交流，不去讲艰深晦涩的道理，而是平等地对话，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从而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就能避免医患纠纷。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患者性格的主流可能很难改变，但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却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比如可以让患者更注意自己，不要过分张扬，要多去包容别人，逐渐改变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一旦患者得到周围人的正面反馈，他们就很容易继续坚持下去。精神疾病并非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很多患者经过治疗还是能够痊愈的，重新恢复社会功能并正常生活。尊重患者很重要，要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要和患者家属沟通并阐述所选择治疗方案的利弊。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治愈，但要积极引导，给患者和家属以信心。
当然我也很理解现在很多医生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重压之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消极情绪，我们有时候半天门诊要看三四十人，看下来也很疲劳，但看过患者之后，想想患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治疗恢复得很好，有的甚至给我们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每当这个时候，作为一名医生，再苦再累也觉得很欣慰。
《上海医药》：精神疾病的治疗药物品种较多，用药规则也较复杂，您如何建议临床医生合理用药？
江开达：医生用药选择很重要，要强调个体化用药，但个体化用药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循证医学的证据作为依据，而不是凭某个案或自己的经验用药，再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个体化用药。现在有很多治疗指南来规范医疗行为，根据指南要求来指导临床，并向患者做出合理解释，患者较容易接受。医生要熟悉指南，按照指南的要求选择药物，并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总体来说，现在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水平比以前要好，但有几个原则的把握度上还要特别留意：首先，诊断要准确，没有明确的诊断，后续治疗都将失去意义。其次，要尊重患者的偏好，过去认为“我是医生要听我的”未必完全正确，如果患者的偏好和指南的证据比较吻合，那么这种暗示将对治疗很有好处。第三，在药物的选择方面，应选择安全性高疗效好的药物，用药过程要足量足程（足够的用药剂量和疗程），某些疾病用药如果仅用了最低有效剂量，常常达不到治疗效果，应该遵循循证医学的证据，参照大多数患者的合理用药剂量进行全病程治疗。从药物遗传学角度，如果患者一级亲属曾用某种药物效果较好，一般该患者对此药也较敏感。此外，如果患者伴有其他疾病，对共病处理也很重要。药物的半衰期、可能的不良反应、药物可获得性、患者的承受能力等，也是临床医生要全面考虑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2-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