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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怎样继承和发展他的改革开放思想？谈四点体会：
第一点思考：在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来，社会上关于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人提出两条：一条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一条是政府放权。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衡量改革成败或真假的两个标准。这两条属于改革的具体内容或措施，而且国有企业民营化也不能概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全部内容。即使这两个方面都有进展，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仍然没有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增加，综合国力没有提升，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西方研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文献表明，私有化之后国有企业的效率往往并没有明显提高，甚至还有下降。因为它的主要症结在于垄断，而不在于实行哪种所有制。政府放权，放权的目的是什么？放权放给谁？是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放给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还是放给每一个下级政府？有些同志非常担忧，不少地方乡镇政权都已经家族化、黑社会化，如果中央政府层层放权，放到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里去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说，衡量改革真假或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如果仅仅以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政府放权来衡量，是非常肤浅的，不得要领的，也容易蛊惑人心。
有些地方把放权叫做改革，收权也叫做改革，某项政策或具体工作变来变去都称作改革，改革没有目的，没有标准，陷入“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无所谓的”老套。这是值得反思的。我认为任何时候“三个有利于”都不能淡化，更不能放弃。无论是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永远都要记住“三个有利于”是高举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旗的根本。除了坚持衡量改革成效大小、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外，还可深入研究不同层次的阶段性目标，衡量阶段性目标达成的具体标准。比如说在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方面，民营化之后带来的成效应该是什么？分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又如，衡量是不是真改革，也可提出更容易把握、更为具体的衡量标准，例如看你敢不敢触动大家都认为必须改的关键领域，敢不敢触动那些既得利益者，如果连这些都不敢动，光有个漂亮的口号有什么用呢？
第二点思考：中国的改革战略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有人说现在提出顶层设计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否定，甚至社会上有一种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情绪。我认为，尽管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理论表述，但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是我们党在推进改革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用政策语言叫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创造，允许人们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出新路。现在人们也有另一种担心，即顶层设计弄不好就成为部门设计，各部门维护自己的利益，屁股指挥脑袋，推出的政策名曰改革，其实往往是加强“条条专政”，而并不反映整体、长远、跨部门的国家利益和来自基层的人民诉求，也不利于鼓励基层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矛盾非常深刻，与其依赖各个部门搞什么徒有其名的顶层设计，还不如允许地方和基层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由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而实际设计过程又不得不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因此这种设计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所谓“顶层设计”就一定是科学的。即使顶层设计的机制比较合理，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局限，它也不能替代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的地区差距实在太大，信息不对称、不通畅的情况实在非常突出。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冲击旧体制的改革实践往往走在前面，倒逼我们去突破不合时宜的束缚手脚的思想禁锢；反过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指导改革实践进一步向前突围。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此，因而它必然构成邓小平改革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指导战略，还要提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实施战略。这个实施战略是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实施战略。否则就无法解释，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坚如磐石的政社合一的制度，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废除了。这是重点突破的鲜活例证。中国深化改革，还得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看准一个要害或症结，就要果断出手，千万不要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那些阻碍甚至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突出制约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家都希望能早一点触动，早一点破解。否则，一味等待时机，等待各个利益集团不断磨合，形成共识，那只能坐失良机，结果久拖不决，不仅造成尾大不掉，还会导致改革的经济环境越来越紧绷。人们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越是触动既得利益的深层次改革，在利益圈子里就越是难以形成改革共识。这就意味着，改革攻坚战要在不能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果断打响。而且，当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运行环境越来越不宽松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时，短期宏观调控措施很难奏效，改革所面临的回旋余地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这就可能更需要加大力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实施改革的重点突破了。根据我们课题组的预测，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30年可能下滑到6%以下，那时候我们深化改革的经济环境会更加趋紧。
搞好顶层设计，是强调改革方案的全局性、科学性与权威性；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继续鼓励基层创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校正和完善改革方案。整体推进，是强调改革实施进程的统筹规划和步调协调性，有利于打破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改革的良好氛围，避免单兵突进可能导致的夭折；重点突破，则是要抓住时机，乘势而上，迅速攻克绕不过去的改革难关。这样的改革战略支撑了以往改革的成功，也是未来改革进一步取得成效的保证。
第三点思考：改革战略要促进发展战略转型，发展战略要为改革战略留出实践空间。最近几年，如何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成为国内外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髦话题。 我们国家的地区差距极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群体温饱问题还很突出，离下中等收入乃至上中等收入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些地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能不能避免掉进“低收入陷阱”，而不是谈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看东部发达地区，一些省份的人均GDP按市场汇率换算达到1万2千美元，已经跨进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态是人均GDP2万多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按可比较的“国际元”换算，中国总体上的人均GDP达到1万1千美元，已经超越了按照国际元测算的中等收入水平，下一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能不能翻越高收入门槛。国内各方面长期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热衷，一遇到经济波动就很容易转移对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注意力，而“中等收入陷阱”话题恰恰是在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趋势性放慢的背景下热闹起来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应该防止掉进另外两个陷阱：一个是保速度陷阱，另一个是不改革陷阱。
制定发展战略本身是要科学务实的，并且需要改革战略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体现了这种精神。要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只能越来越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新动力，获取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带来的新红利。我们的改革战略应当促进和确保发展战略更加科学化、务实化，更应具有预见性。我们的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方向持续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一句话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这句话在三中全会前还有比较尖锐的争议，一些人在批判它，说这个提法是经济社会领域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我们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是过度市场化。我认为理论界对这个论述的关注度不够，研究宣传力度不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与经济发展战略之间，改革战略一定要支持发展战略更加科学化、务实化和有预见性；发展战略也要为改革战略的实施预留必要空间，营造宽松环境。两个战略互相促进，我们就能避免掉入片面追求速度的陷阱和不改革陷阱。
第四点思考：改革方案的谋划和推进机制要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在改革方案的谋划和推进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设立经济特区、鼓励企业和地方试点等办法，先探索一些从旧体制突围的局部经验，然后将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指导和政策法规，推广到更多地区乃至全国。同时，调动研究界老中青队伍的积极性，尽量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推动改革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比如成立体改办、农研中心、政改办等党政机构，并组织社会研究力量，深入实际和改革开放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改革建议，共同推进不同领域的经济改革。当时，中央党校、国研中心、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上海有关研究机构共组成9家课题组，对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进行研究设计（包括三年、五年、八年设想，简称“358规划”）。这种做法是比较值得提倡的，它激发了一批年轻人投身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促进了改革实践、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浓厚的理论联系实际、关心和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当中国的改革进程走到今天，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以后，我们更需要建立健全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改革方案来谋划机制和推进机制。
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一是继续完善改革试点机制。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地区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要求中央给优惠政策，而是争取先行先试权力，这值得肯定。二是继续完善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像设立经济特区和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空前力度的对外开放，对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今后实施自贸区战略将进一步倒逼国内深层次的、难度大的改革。三是完善改革过程的人员分流机制。在打破垄断、政府分权的改革中，越是有实权的部门、有垄断特权的行业，越是会遇到人员分流的阻力和难题。对此要吸取过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以减少改革阻力。四是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中央深改组，这是负责顶层设计、科学谋划方案、协调推进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深改组又决定实行改革决策和实施的第三方评估机制。这是深化改革的新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既涉及综合性强、协调性要求高的中长期改革规划设计，也涉及需要具体落实的改革实施方案的年度跟踪评估。这种第三方评估机制，好就好在加强了改革方案的科学谋划，并配套加强了方案实施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切实体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努力方向。目前，参与第三方评估的主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和全国工商联等比较超脱的政策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他们与相关党政部门分工合作，提出不同领域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分阶段目标和主要任务等，根据这个任务单设计改革方案，然后对方案形成之后的落实情况进行事中事后评估、反馈、提出政策建议。这是超脱局部利益和部门眼界、避免各自为政的有效措施，也是保证改革顺利推进的制度创新。在新的改革形势下，评估机制确实是协调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仅应当坚持邓小平确定的大政方针，同时也要顺应新形势而采取新的办法，使我们的改革方案能够真正落地，接地气，能够有反馈通道，上达决策层，在实施中不发生大的偏斜，实现一种更好的上下对接。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此文是其在中央党校马克思理论研究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第一点思考：在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来，社会上关于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人提出两条：一条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一条是政府放权。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衡量改革成败或真假的两个标准。这两条属于改革的具体内容或措施，而且国有企业民营化也不能概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全部内容。即使这两个方面都有进展，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仍然没有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增加，综合国力没有提升，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西方研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文献表明，私有化之后国有企业的效率往往并没有明显提高，甚至还有下降。因为它的主要症结在于垄断，而不在于实行哪种所有制。政府放权，放权的目的是什么？放权放给谁？是放给市场、放给企业、放给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还是放给每一个下级政府？有些同志非常担忧，不少地方乡镇政权都已经家族化、黑社会化，如果中央政府层层放权，放到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里去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说，衡量改革真假或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如果仅仅以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政府放权来衡量，是非常肤浅的，不得要领的，也容易蛊惑人心。
有些地方把放权叫做改革，收权也叫做改革，某项政策或具体工作变来变去都称作改革，改革没有目的，没有标准，陷入“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无所谓的”老套。这是值得反思的。我认为任何时候“三个有利于”都不能淡化，更不能放弃。无论是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永远都要记住“三个有利于”是高举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旗的根本。除了坚持衡量改革成效大小、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外，还可深入研究不同层次的阶段性目标，衡量阶段性目标达成的具体标准。比如说在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方面，民营化之后带来的成效应该是什么？分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又如，衡量是不是真改革，也可提出更容易把握、更为具体的衡量标准，例如看你敢不敢触动大家都认为必须改的关键领域，敢不敢触动那些既得利益者，如果连这些都不敢动，光有个漂亮的口号有什么用呢？
第二点思考：中国的改革战略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有人说现在提出顶层设计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否定，甚至社会上有一种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情绪。我认为，尽管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理论表述，但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是我们党在推进改革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用政策语言叫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创造，允许人们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出新路。现在人们也有另一种担心，即顶层设计弄不好就成为部门设计，各部门维护自己的利益，屁股指挥脑袋，推出的政策名曰改革，其实往往是加强“条条专政”，而并不反映整体、长远、跨部门的国家利益和来自基层的人民诉求，也不利于鼓励基层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矛盾非常深刻，与其依赖各个部门搞什么徒有其名的顶层设计，还不如允许地方和基层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由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而实际设计过程又不得不分解到各个相关部门，因此这种设计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所谓“顶层设计”就一定是科学的。即使顶层设计的机制比较合理，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局限，它也不能替代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的地区差距实在太大，信息不对称、不通畅的情况实在非常突出。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冲击旧体制的改革实践往往走在前面，倒逼我们去突破不合时宜的束缚手脚的思想禁锢；反过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指导改革实践进一步向前突围。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此，因而它必然构成邓小平改革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指导战略，还要提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实施战略。这个实施战略是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实施战略。否则就无法解释，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坚如磐石的政社合一的制度，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废除了。这是重点突破的鲜活例证。中国深化改革，还得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看准一个要害或症结，就要果断出手，千万不要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那些阻碍甚至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突出制约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家都希望能早一点触动，早一点破解。否则，一味等待时机，等待各个利益集团不断磨合，形成共识，那只能坐失良机，结果久拖不决，不仅造成尾大不掉，还会导致改革的经济环境越来越紧绷。人们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越是触动既得利益的深层次改革，在利益圈子里就越是难以形成改革共识。这就意味着，改革攻坚战要在不能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果断打响。而且，当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运行环境越来越不宽松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时，短期宏观调控措施很难奏效，改革所面临的回旋余地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这就可能更需要加大力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实施改革的重点突破了。根据我们课题组的预测，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30年可能下滑到6%以下，那时候我们深化改革的经济环境会更加趋紧。
搞好顶层设计，是强调改革方案的全局性、科学性与权威性；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继续鼓励基层创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校正和完善改革方案。整体推进，是强调改革实施进程的统筹规划和步调协调性，有利于打破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改革的良好氛围，避免单兵突进可能导致的夭折；重点突破，则是要抓住时机，乘势而上，迅速攻克绕不过去的改革难关。这样的改革战略支撑了以往改革的成功，也是未来改革进一步取得成效的保证。
第三点思考：改革战略要促进发展战略转型，发展战略要为改革战略留出实践空间。最近几年，如何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成为国内外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髦话题。 我们国家的地区差距极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群体温饱问题还很突出，离下中等收入乃至上中等收入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些地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能不能避免掉进“低收入陷阱”，而不是谈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看东部发达地区，一些省份的人均GDP按市场汇率换算达到1万2千美元，已经跨进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态是人均GDP2万多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按可比较的“国际元”换算，中国总体上的人均GDP达到1万1千美元，已经超越了按照国际元测算的中等收入水平，下一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能不能翻越高收入门槛。国内各方面长期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热衷，一遇到经济波动就很容易转移对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注意力，而“中等收入陷阱”话题恰恰是在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趋势性放慢的背景下热闹起来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应该防止掉进另外两个陷阱：一个是保速度陷阱，另一个是不改革陷阱。
制定发展战略本身是要科学务实的，并且需要改革战略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体现了这种精神。要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只能越来越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新动力，获取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带来的新红利。我们的改革战略应当促进和确保发展战略更加科学化、务实化，更应具有预见性。我们的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方向持续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一句话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这句话在三中全会前还有比较尖锐的争议，一些人在批判它，说这个提法是经济社会领域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我们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是过度市场化。我认为理论界对这个论述的关注度不够，研究宣传力度不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与经济发展战略之间，改革战略一定要支持发展战略更加科学化、务实化和有预见性；发展战略也要为改革战略的实施预留必要空间，营造宽松环境。两个战略互相促进，我们就能避免掉入片面追求速度的陷阱和不改革陷阱。
第四点思考：改革方案的谋划和推进机制要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在改革方案的谋划和推进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设立经济特区、鼓励企业和地方试点等办法，先探索一些从旧体制突围的局部经验，然后将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指导和政策法规，推广到更多地区乃至全国。同时，调动研究界老中青队伍的积极性，尽量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推动改革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比如成立体改办、农研中心、政改办等党政机构，并组织社会研究力量，深入实际和改革开放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改革建议，共同推进不同领域的经济改革。当时，中央党校、国研中心、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上海有关研究机构共组成9家课题组，对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进行研究设计（包括三年、五年、八年设想，简称“358规划”）。这种做法是比较值得提倡的，它激发了一批年轻人投身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促进了改革实践、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浓厚的理论联系实际、关心和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当中国的改革进程走到今天，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以后，我们更需要建立健全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改革方案来谋划机制和推进机制。
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一是继续完善改革试点机制。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地区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要求中央给优惠政策，而是争取先行先试权力，这值得肯定。二是继续完善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像设立经济特区和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空前力度的对外开放，对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今后实施自贸区战略将进一步倒逼国内深层次的、难度大的改革。三是完善改革过程的人员分流机制。在打破垄断、政府分权的改革中，越是有实权的部门、有垄断特权的行业，越是会遇到人员分流的阻力和难题。对此要吸取过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以减少改革阻力。四是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中央深改组，这是负责顶层设计、科学谋划方案、协调推进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深改组又决定实行改革决策和实施的第三方评估机制。这是深化改革的新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既涉及综合性强、协调性要求高的中长期改革规划设计，也涉及需要具体落实的改革实施方案的年度跟踪评估。这种第三方评估机制，好就好在加强了改革方案的科学谋划，并配套加强了方案实施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切实体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努力方向。目前，参与第三方评估的主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和全国工商联等比较超脱的政策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他们与相关党政部门分工合作，提出不同领域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分阶段目标和主要任务等，根据这个任务单设计改革方案，然后对方案形成之后的落实情况进行事中事后评估、反馈、提出政策建议。这是超脱局部利益和部门眼界、避免各自为政的有效措施，也是保证改革顺利推进的制度创新。在新的改革形势下，评估机制确实是协调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仅应当坚持邓小平确定的大政方针，同时也要顺应新形势而采取新的办法，使我们的改革方案能够真正落地，接地气，能够有反馈通道，上达决策层，在实施中不发生大的偏斜，实现一种更好的上下对接。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此文是其在中央党校马克思理论研究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