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未名湖”，就仿佛是在说北大，北大和未名湖一而二，二而一，简直分不开了。可实际上，未名湖要古老得多，至少在康熙时就已经开凿出来，那时属于明珠的“自怡园”。1920年燕京大学陆续买下海淀附近将近九百亩的地，以为建筑校园之用，这片湖就在其中。自1926年燕大从北京东城盔甲厂及佟府夹道迁往新址后，未名湖属于燕大共二十六年，直到1952年后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由东城迁往燕京大学原址，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于是才变成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
　　关于未名湖的历史，从洪业到侯仁之都有精密的考证。但关于“未名”一名的由来，却在考证上有些草率。最常见的是认为出自钱穆的提议。根据在于钱穆晚年的《师友杂忆》，他说：“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意，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随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
　　因为钱穆先生的道德学问，人们便自然地相信“未名湖”一名是钱穆提议，连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燕园史话》中也说：“事有凑巧，为迎接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我在重订《燕园史话》时，又传来消息说，‘未名湖’原是由北大教授并在燕大兼课的钱穆先生命名的。现在钱老滞留台湾，希望能早日重来燕园，或尚能印证其事。”侯仁之大概没有看到原书中的文字，所以说是“传来消息说”，并且还希望钱穆亲自“印证其事”。
　　其实早有人对此段文字提出不同理解。钱穆先生哲嗣钱行先生在《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中就说：“这里可以加一段插话：人们都知道燕京大学的M楼和S楼是因为父亲的提议而改为穆楼和适楼的。因此有人误传如今北大（当时是燕大）的未名湖也是父亲提名的。其實是误解了父亲在《师友杂忆》中的那段话。原文说：‘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这‘由余发之’四字，照我看，不过是说湖名之议，是由他提议改名才引起的，不是说是他提的名。”唐克扬在《从废园到燕园》中也有异议：“据说钱穆命名‘未名湖’的说法出自《师友杂忆》，但如果我们查询原书，可以看到其实钱穆只是说他提议给燕京大学建筑和风景提名，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只是命名（包括未名湖和建筑）一事的发起者，而并不一定是实际上的命名者。”也就是说原文“此实由余发之”指的建议“与以中国名称”，而非“乃名之曰未名湖”。比较两种解读，恐怕唐克扬的说法更接近钱穆的愿意，因为就文中表述而言，看不出钱穆是把未名湖分开来说，“适楼”、“穆楼”是自己命名，而未名湖只是提议改名。
　　其实，未名湖非钱穆所取，理由很简单。我们查《燕京大学校刊》1929年11月22日第二卷第十一期发布校内新闻《总务处布告二》：“本校未名湖岛上之路思义纪念亭现已建筑完竣，于下星期一（十一月二十五日）后即可应用。”已经有“未名湖”出现。还不止于此，《燕京大学史稿》里摘录有《燕京大学校刊》第三十一期的文字报道：“5月10日，今夏之建筑：（一）未名湖上建筑亭阁一所，纪念路思义副校长。”可见早在1929年5月，“未名湖”一名已经出现，并为校方在正式布告中使用。而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是在1930年9月，是以知“未名”之名，绝非钱穆所名也。
　　钱穆所说的校务会议其实在1931年，此年的《燕京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三十六期有如下报道：“6月5日，各校楼之正式名称决定：男生斐斋、蔚斋、复斋、干斋、湖滨楼、平津楼、麦凤阁（女部办公楼）、甘德阁。”其实早在1922年，燕大就已经有确定中文名称的行动，《燕京大学史稿》载，1月30日“上海甘维尔博士夫妇（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