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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乃多事之秋，秦淮河畔的琵琶声与辽左的铁骑嘶鸣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交响曲。在国家面临存亡、时代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才子佳人的命运变得格外难以掌控，由此演绎出说不尽的悲欢离合。《一梦缘》所述王国梓与朱凤德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崇祯十六年（1643），深陷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年初，李自成占孝感、汉川和汉阳，兵锋直逼武昌。明军左良玉畏敌远窜安徽池州，湖北境内官军力量十分薄弱。张献忠部乘虚从安徽潜山西入湖广，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占麻城后直趋武昌。
武昌是明楚藩封地，从开国楚王朱桢至时任楚王朱华奎，楚藩已历九代，王府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兵临城下，筹钱募兵是当务之急。湖广布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诸司各官齐聚楚王府，请求楚王朱华奎出银充饷。和万历年间身陷“伪楚王”案、不惜大肆贿赂官员得寝的“慷慨”不同，这时的朱华奎却一毛不拔。家居的大学士贺逢圣也晋见楚王，恳求其出饷，可朱华奎竟拿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受赐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在朱华奎看来，起义军不过是些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的钱根本不值得花费在这些人身上，况且剿抚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事，轮不到他藩王出马。此刻，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女儿朱凤德选婿的事。按明制，藩王女称郡主，郡主十五岁择婿，婿称郡马或仪宾。明中期后，藩王选妃或郡主择婿的范围并不限于官僚系统内，多数情况是面对普通平民。于是，楚王朱华奎就把郡主选婿一事布置了下去。
湖广提学道高世泰领命，立即对赴省城参加乡试的千余名生员“顾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左顾右盼”地选择，最终，年十七岁的汉阳生员王国梓被相中。王国梓字廷瑞，号两峰，累世耕读，“十三而孤，赖母守志教养”。第二天，王国梓坐大轿随高世泰进楚王府，高世泰先入府，王国梓在朝房等候，不时地有内监出来笑着偷偷看他。不一会，两个穿戴威严的内监与四个小宦官领着一个头戴方巾的人出来。内监拿出小玉尺，量了量王国梓的手掌，说道：“是贵人之手，可惜有点缺陷。即便如此，这般艳丽姿容，是做郡马的好佳缘。”又命头戴方巾的人画了王国梓容貌。过了很久，楚王朱华奎在大殿召见，注目打量后，让王国梓坐绣墩上。楚王看着王国梓高兴地说：“孤有爱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选东床，卿诚快婿也。”王国梓俯伏答道：“臣蓬茅下质，草野庸才，本隔天姻，深惭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随后，楚王命钦天监选择吉日，“选得明日黄道吉期，取申时花烛”。然后，楚王赐服、肆筵，“五斋六牲，并列轩朐之美；三七醢，毕罗水陆之珍”。得知王国梓尚有老母后，楚王命其回家禀告。等王国梓乘大轿回家入门后发现，昔日穷庐早已被江夏县令装点得“举目辉煌”、“仆婢满前”，老母也冠衣佩带装扮起来，做了老夫人。王家赶紧宴请邻里，热闹非凡。
第二日一早，各路官员接踵而至，王国梓新郎装束，拜别老母后坐彩舆出行，“信炮轰天”，“鼓乐前行”。抵达王府后，见楚王与王妃并列坐在大殿上。王国梓先行“子婿礼”，吃酒三巡，再行“花烛礼”。然后，王国梓二次更衣，换上龙冠蟒服，玉带宫花，外披朱缎一端，头插金花二朵，再拜楚王与王妃。礼毕后，一宦官捧出红毡；一宦官捧玉盘，内有四个碧玉碟；一宦官捧金盘，内有两个白玉杯；又有两个宦官捧宝鼎焚香，两个宦官捧金樽酌醴。在女官引领下，抵达郡主前宫。太监敲云板三声，出来十余个宫监接应，随后抵达“毓凤宫”。太监击金钟三声，又出十余人接应，抵达毓凤宫寝门。有个老宫人对王国梓说：“请郡马击三声架子上的钟。”然后，郡主出宫升座，传令免行“拜舞礼”。王国梓徘徊画阁前，敲钟一声，左廊下奏乐；敲钟两声，右廊下奏乐；敲钟三声，则宫人卷帘，郡主登座。随后，传令郡马入宫，先后有人呼喊郡马行“谒见礼”、“谢恩礼”、“交拜礼”、“花烛礼”、“合卺礼”。老宫人取杯斟酒，交给郡主、郡马莲枣各二枚，祝曰：“北渚有莲，南山有枣，硕人其颀，君子偕老。”然后，老宫人又斟酒，重新交给榛子、柏子各二枚，祝曰：“凤凰于飞，楚邦所瞻，榛桔济济，则百斯男。”饮完酒后，老宫人喊：“举蒙。”二宫人揭去郡主盖头，始见郡主真容，“玉貌云开”，“娇羞不语”。老宫人又命行“坐帐礼”，之后，击钟开筵，郡主、郡马举杯下箸。撤筵后，老宫人命王国梓为郡主升冠、宽服，又令王国梓升冠、释服。又坐下饮茶，宫人添熏炉火，请王国梓更衣。老宫人对郡马说：“郡主入帐，郡马出宫。现在宫门已关，请郡马进去更衣，进前先敲金钟三声。”王国梓回宫后，三敲金钟，宫门果然微启，郡马入内，见原来侧立的宫人都已隐去。但见桌上燃着双抬喜烛，榻前悬一颗明珠。郡主正端坐帐内等候。王国梓故意说：“口渴，奈何？”郡主回答：“郡马渴耶？”击床头小金钟，不一会宫门打开，宫女捧来两只茶盏，遂“枕簟双酣”，“巫山神女”。天亮后，礼乐声起，郡主、郡马起床洗漱。郡主坐妆台，宫人代为理发，老宫人说王国梓应为郡主画眉。然后，钟声三响，宫人请行“谢婚礼”。礼毕，乘舆辇见楚王与王妃。郡主、郡马并四拜楚王与王妃。礼毕，賜茶、赐宴、赐宝玉金珠果品等。自四月十二日起，赐宴五日，十六日回宫。这五日里，郡主、郡马“或斗宣和牌，或张叶子戏，或投壶矢，或理丝桐，或围棋于绣阁，或赏花于名园，或拥书而问难，或拈韵以联吟”，“郡主莫不精”。
十七日清晨，王国梓到宁安殿问安，见殿门皆闭，众人仓皇奔走。私下问内监方知张献忠正围攻武昌，形势已危在旦夕。这时，内监捧牙牌出来说：“郡马免见。”王国梓立即赶回毓凤宫，“欢情顿渐”。十八日情况更加危急，楚王始发府库劳军。王国梓与郡主互相安慰，希冀“事至而战，寇来无惊”。十九日薄暮，内监捧楚王亲笔牙牌传令：“围城急矣，如有不虞，郡马当同郡主死难。”郡主说：“妇人无御捍之功，唯有一死相报耳。”二十日晨，牙牌传令：“捐躯以报国，郡马、郡主当自勉。”郡主叹道：“六尺红绫，是吾结果。”忽然牙牌又至：“郡马有母在，可勿死，请自便。”王国梓欲同死，郡主制止说“徒为一夫人死，死为无名”，若“奉母而逃”则“吾心安矣”。然后，郡主取金珠纳锦袄中，给王国梓穿上说：“聊表寸心。”话没说完，牙牌又至：“城破在此须臾，郡马速出府。”新婚九日，便要生离死别，王国梓握着郡主手不忍离去。郡主忽然挥手喝道：“缘分未尽，愿结来生，何用作楚囚对泣为！速出府！” 王国梓逃出后，投靠嘉鱼县表兄处避难。三个月后，张献忠撤离，左良玉复武昌。王国梓潜回府城，只见昔日金碧辉煌的楚王府已成一片瓦砾场，只有毓凤宫独存。在瓦砾间，遇见郡主门监毛文华，告知楚王阖府被难情形，并说贼等进入毓凤宫辄腹痛而死，又向宫内投掷火炬，但被宫中飞出的风沙黑雾“吹火炬而反烧之”；下令焚毁，却“黑风又起，种火不燃”；又“散硫磺焰硝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黄皆湿”，故下令封锁宫门，毓凤宫得以保全。王国梓来到毓凤宫的郡主灵柩旁边，老宫人说：“郡主临难时，嘱咐我棺盖不要盖严，要等郡马回来看；葬期也不要定，也等郡马回来选。”王国梓见郡主颜色如生，便请老母也来探视。王母“抚而哭之”。老宫人说：“郡主四月二十一日殉难，距今八月初四日，已有一百零三天。”“死前服云母粉半升，服此留容，以待郡马。”老宫人又交给王国梓一封郡主的绝命书。绝命书写得情深义重，郡主将自己的葬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宫内所遗金银珠宝一一造册，留待郡马查验；最后，请郡马赡养乳母孙含翠，并纳贴身宫女余月英为妻，代为尽孝，并劝郡马“毋以一妇人故而遗母忧”。
王国梓遵照郡主遗愿，将其安葬于王氏祖茔秀峰山下，立石墓前。他留下孙含翠、余月英及宫监毛文华。以郡主所遗金银买“洪山之侧，卓刀泉、联锦村、水竹坳诸处”，为田八百亩，更地名为“驻凤村”，造屋隐居。王国梓悬郡主“立像于内轩”，悬郡主“坐像于寝内”，“魂兮归来，慰予寝寐”。
一年后，丧服期满。有人给王国梓议婚，王国梓均婉言谢绝。问其原因，王国梓说：“哀郡主之义也。”王母责怪王国梓不应因尽孝而无后，况郡主有言，可娶月英为继室，则既不失郡主之情，又可事孝，一举两得。王国梓遂遵母命于五月初八日与月英成礼。因念郡主恩谊，王国梓与月英定立一年的嗣续约定。婚后两月，月英即有身孕，第二年五月初六日生下一子，乳名继主，并尊郡主为嫡母。又过了两年，王母也去世了，月英便着道装。这年冬天十二月十五，月英亦逝。继主长大后入邑庠，取名念慈，字望楚，以示不忘楚府与郡主及月英。此后，王国梓终身不娶，“娱情山水，谢绝尘缘”。在七十三岁的时候，他将这段悲情故事写下来传示后人。因“晋谒王府，梦之始也；六日合欢，梦中乐境；三日惊惶，梦中变境。一旦生离，终身死别，则梦已觉矣”，而题之名曰《一梦缘》。
《一梦缘》全文不足万字，重点彰显的朱凤德殉节事史乘邑志皆不载。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评价：“是书所记，不免过于铺张，而所记武昌城破年月，多与正史不合，且情节离奇，于事实不符，盖文人游戏之笔，出于伪托者也。”仔细推敲《一梦缘》文本，虽然存在若干时间、人物误记，但细节描述非亲身经历实难俱道，叙事亦合乎情理，不似妄语，谢老论断或许武断。
根据内文推断，王国梓当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左右写成此文。成书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题名或为《一梦缘记》。由于事涉前朝，《一梦缘》在清代绝少著录。清末民初曾收入孙寰镜（1876—？，字静庵，号民史氏，寰镜庐主人，无锡人，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编著的《荆驼泣血录》末卷，但是书并无刻本，流传极罕。1915年收入姜泣群编著的《虞初广志》，始得以刊行，但这个版本的内容有少量残缺。1928年，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程千帆叔祖父）获得刘廉生从友汪仲常处得的一份完整“百年前传抄本”，蒋国榜（1893—1970，字苏庵，回族，南京人，工诗文）将此抄本雕版刊刻，并附失题人旧序、蒋国榜自撰《明故节义郡主朱凤德外传》和程颂万跋。这是《一梦缘》最精善的版本，后出版本大多据此。1933年，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湖北罗田人。光绪三十三年贡试第一。任京都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民国时期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对蒋国榜刻本考订后，和《汉浒金石小记》、《汉口竹枝词》合订，由武昌益善书局出版，书末附程颂万《王两峰一梦缘书后》（即蒋国榜刻本程颂万跋）和王葆心《王两峰仪宾一梦缘书后》两篇校记。由于王国梓晚年凭记忆撰写，文中难免有一些疏漏。这两篇校记对《一梦缘》文本做了较详细的考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文中记王国梓崇祯辛巳乡试，不难推算应为崇祯癸未（崇祯十六年）。（2）文中记湖广提学道为袁继凤，实为高世泰。查湖北省《旧新通志》中并无袁继凤此人，嘉庆《湖北通志》职官表二中则列明最后一任湖广提学道为高世泰。故将王国梓“拔冠诸生”的应为高世泰无疑。（3）文中记提学道始称“督学袁公”，又记提学道自称“本院”，实际上康熙中叶始有“督学”一称，康熙四十一年后始称“提督学院”，王国梓“误用清初新制以书明季旧事”。另外，从史料角度看，《一梦缘》详细记录了下公主一等的郡主成婚礼仪，弥补了《大明会典》、《明实錄》无郡主婚礼仪注记载的不足。文中还对郡主丧葬仪记载颇详。这些对于了解明代典章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此书未可“仅与稗官小说等量而齐观之”。
与开封周王朱恭枵面对李自成围城肯于将自家金银堆在城墙奖赏杀敌的豪气相比，楚王朱华奎惜财短视、不夙御敌，固非贤王。直到崇祯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右，他才出钱招募承天、德安的溃兵组建“楚府兵”，以张其在为帅，交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朱凤德四月二十一日殉难时，张献忠部尚在江北下游数百里。朱凤德死节后半月，五月初五日端午，张献忠前部渡江破武昌县。二十三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二十九日，攻武昌府城。三十日，道臣王扬基等弃城而走，张其在做内应，楚府兵打开保安、文昌二门，纳城投降。参将崔文荣、长史徐学颜战死，大学士贺逢圣沉湖自杀。楚王朱华奎被俘后，张献忠问其王府事由，时朱华奎年已八十七，闭目而搪之，激怒献忠，令取竹笼兜之投入长江，水溅数尺。张献忠部洗府库、掘楚墓、烧毁楚王府、尽杀楚宗室。据说当时从鹦鹉洲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沿袭两百多年的楚藩至此灭绝。《一梦缘》所记楚王朱华奎“仰药而薨”等情事与史载不合，或许王国梓有意“讳而略”。占据武昌后，张献忠改江夏为天授府，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 从上述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看朱凤德殉节，会发现一个特殊情况：历来殉义都在治所失陷时进行，唯独朱凤德殉节选择城陷前四十日。其中原因应该是受当时王府内自上而下弥漫的恐怖气氛“愚撼之惑”而不敢活下去，平日多怨，又不敢出逃，唯有选择阖门殉难。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梦缘》记朱凤德殉节与武昌城陷月日不同的问题。在面对死节的那四天里，朱凤德由幻想破灭到义无反顾的情形依然让今天的人恻然悯、慨然悲。特别地，朱凤德的绝命书纲纪条具、事物不遗，充满的凛然大义更让人肃然起敬。其父与之相比则“宁藏金以待其败”，“志节固有愧于其女多矣”。
朱凤德的节烈义举在近代颇有影响。据《王两峰仪宾一梦缘书后》记载，1933年3月，时任湖北省主席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湖北麻城人）在武汉营建九峰古刹及旅成湖庄时，曾嘱王葆心做记（王葆心没言明是否为《一梦缘》做记，可能夏斗寅手中也有蒋国榜刻本），王葆心“重表朱郡主墓道之说进”，夏斗寅欣然令其从事“访求故茔于卓刀泉畔”，但“猝不得其处”。但近年有文献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汉洪山卓刀泉附近曾出土过一方“大明殉节义郡主朱氏凤德之墓”断碣，如果属实，则《一梦缘》的史学价值更值得肯定。有感于朱凤德节烈的教化意义，1928年，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工倚声）看过蒋国榜的刻本后，便托请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人，现代戏曲理论家、诗词曲作家）就《一梦缘》撰写传奇，但吴梅未能为之。1937年8月，蔣国榜又托吴梅弟子、曲学大师卢前（1905—1951，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南京人，戏曲史研究专家、散曲作家、剧作家）撰写传奇。卢前“为日寇的炮火对中国诗人的心灵震撼所致”，“闭门三日，遂而脱章”，用南曲写出一部十六出的《楚凤烈传奇》。该传奇完成后，先在1937年《时事月报》文艺栏连载，后由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一时期，署名夏水，在1936年《半月剧刊》杂志连载京剧《一梦缘剧本》。《楚凤烈传奇》和《一梦缘剧本》均旨在表彰忠烈，弘扬忠义，这在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无疑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极具讽刺的是，1940年2月至4月，上海日伪刊物《兴建月刊》分三期刊载袁厚之（1882—？，湖南湘潭人，清附贡生，1941年任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十一出的《云母缘传奇》。该剧也取材于《一梦缘》，但却重点塑造余月英肯于牺牲自我的人格魅力，突出“故主长随有路归”、“埋香芳冢”的善终结局，以此暗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曲线救国”思想。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揶揄，更体现出背负汉奸骂名的日伪文人难以奢望的情怀。
《一梦缘》采用自传体记录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情感。全文缓缓流淌着国亡情殇之痛，叙事哀艳动人；其文字率真，情绪刻画细腻，间杂骈体句式，不失文采。不难看出，这种文风既承接了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又影响了其后沈复的《浮生六记》。从《一梦缘》的结构看，前半段描述选婚、成婚气氛极尽欢娱，后半段描述兵变后人物皆非则备极凄惨，前后对比强烈，悲剧色彩浓郁。中间穿插不同人物登场，推动情节发展，并将朱凤德绝命书作为重要情节呈现，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这些特点与《红楼梦》的某些写作手法颇为近似，治文学者不妨于此留意，做仔细推敲，兹不赘述。
王国梓一生都活在这段不能忘却的情缘里，风烛残年时写下文字留示后人，其垂死犹不能忘的凄楚催人泪下。翻开这册薄薄的《一梦缘》，近四百年前王国梓与朱凤德那段凄美如梦的九日姻缘犹在眼前，不禁让人产生共鸣：“百年流水尽，万事落花空。玉人何处也，天上会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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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1643），深陷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年初，李自成占孝感、汉川和汉阳，兵锋直逼武昌。明军左良玉畏敌远窜安徽池州，湖北境内官军力量十分薄弱。张献忠部乘虚从安徽潜山西入湖广，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占麻城后直趋武昌。
武昌是明楚藩封地，从开国楚王朱桢至时任楚王朱华奎，楚藩已历九代，王府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兵临城下，筹钱募兵是当务之急。湖广布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诸司各官齐聚楚王府，请求楚王朱华奎出银充饷。和万历年间身陷“伪楚王”案、不惜大肆贿赂官员得寝的“慷慨”不同，这时的朱华奎却一毛不拔。家居的大学士贺逢圣也晋见楚王，恳求其出饷，可朱华奎竟拿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受赐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在朱华奎看来，起义军不过是些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的钱根本不值得花费在这些人身上，况且剿抚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事，轮不到他藩王出马。此刻，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女儿朱凤德选婿的事。按明制，藩王女称郡主，郡主十五岁择婿，婿称郡马或仪宾。明中期后，藩王选妃或郡主择婿的范围并不限于官僚系统内，多数情况是面对普通平民。于是，楚王朱华奎就把郡主选婿一事布置了下去。
湖广提学道高世泰领命，立即对赴省城参加乡试的千余名生员“顾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左顾右盼”地选择，最终，年十七岁的汉阳生员王国梓被相中。王国梓字廷瑞，号两峰，累世耕读，“十三而孤，赖母守志教养”。第二天，王国梓坐大轿随高世泰进楚王府，高世泰先入府，王国梓在朝房等候，不时地有内监出来笑着偷偷看他。不一会，两个穿戴威严的内监与四个小宦官领着一个头戴方巾的人出来。内监拿出小玉尺，量了量王国梓的手掌，说道：“是贵人之手，可惜有点缺陷。即便如此，这般艳丽姿容，是做郡马的好佳缘。”又命头戴方巾的人画了王国梓容貌。过了很久，楚王朱华奎在大殿召见，注目打量后，让王国梓坐绣墩上。楚王看着王国梓高兴地说：“孤有爱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选东床，卿诚快婿也。”王国梓俯伏答道：“臣蓬茅下质，草野庸才，本隔天姻，深惭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随后，楚王命钦天监选择吉日，“选得明日黄道吉期，取申时花烛”。然后，楚王赐服、肆筵，“五斋六牲，并列轩朐之美；三七醢，毕罗水陆之珍”。得知王国梓尚有老母后，楚王命其回家禀告。等王国梓乘大轿回家入门后发现，昔日穷庐早已被江夏县令装点得“举目辉煌”、“仆婢满前”，老母也冠衣佩带装扮起来，做了老夫人。王家赶紧宴请邻里，热闹非凡。
第二日一早，各路官员接踵而至，王国梓新郎装束，拜别老母后坐彩舆出行，“信炮轰天”，“鼓乐前行”。抵达王府后，见楚王与王妃并列坐在大殿上。王国梓先行“子婿礼”，吃酒三巡，再行“花烛礼”。然后，王国梓二次更衣，换上龙冠蟒服，玉带宫花，外披朱缎一端，头插金花二朵，再拜楚王与王妃。礼毕后，一宦官捧出红毡；一宦官捧玉盘，内有四个碧玉碟；一宦官捧金盘，内有两个白玉杯；又有两个宦官捧宝鼎焚香，两个宦官捧金樽酌醴。在女官引领下，抵达郡主前宫。太监敲云板三声，出来十余个宫监接应，随后抵达“毓凤宫”。太监击金钟三声，又出十余人接应，抵达毓凤宫寝门。有个老宫人对王国梓说：“请郡马击三声架子上的钟。”然后，郡主出宫升座，传令免行“拜舞礼”。王国梓徘徊画阁前，敲钟一声，左廊下奏乐；敲钟两声，右廊下奏乐；敲钟三声，则宫人卷帘，郡主登座。随后，传令郡马入宫，先后有人呼喊郡马行“谒见礼”、“谢恩礼”、“交拜礼”、“花烛礼”、“合卺礼”。老宫人取杯斟酒，交给郡主、郡马莲枣各二枚，祝曰：“北渚有莲，南山有枣，硕人其颀，君子偕老。”然后，老宫人又斟酒，重新交给榛子、柏子各二枚，祝曰：“凤凰于飞，楚邦所瞻，榛桔济济，则百斯男。”饮完酒后，老宫人喊：“举蒙。”二宫人揭去郡主盖头，始见郡主真容，“玉貌云开”，“娇羞不语”。老宫人又命行“坐帐礼”，之后，击钟开筵，郡主、郡马举杯下箸。撤筵后，老宫人命王国梓为郡主升冠、宽服，又令王国梓升冠、释服。又坐下饮茶，宫人添熏炉火，请王国梓更衣。老宫人对郡马说：“郡主入帐，郡马出宫。现在宫门已关，请郡马进去更衣，进前先敲金钟三声。”王国梓回宫后，三敲金钟，宫门果然微启，郡马入内，见原来侧立的宫人都已隐去。但见桌上燃着双抬喜烛，榻前悬一颗明珠。郡主正端坐帐内等候。王国梓故意说：“口渴，奈何？”郡主回答：“郡马渴耶？”击床头小金钟，不一会宫门打开，宫女捧来两只茶盏，遂“枕簟双酣”，“巫山神女”。天亮后，礼乐声起，郡主、郡马起床洗漱。郡主坐妆台，宫人代为理发，老宫人说王国梓应为郡主画眉。然后，钟声三响，宫人请行“谢婚礼”。礼毕，乘舆辇见楚王与王妃。郡主、郡马并四拜楚王与王妃。礼毕，賜茶、赐宴、赐宝玉金珠果品等。自四月十二日起，赐宴五日，十六日回宫。这五日里，郡主、郡马“或斗宣和牌，或张叶子戏，或投壶矢，或理丝桐，或围棋于绣阁，或赏花于名园，或拥书而问难，或拈韵以联吟”，“郡主莫不精”。
十七日清晨，王国梓到宁安殿问安，见殿门皆闭，众人仓皇奔走。私下问内监方知张献忠正围攻武昌，形势已危在旦夕。这时，内监捧牙牌出来说：“郡马免见。”王国梓立即赶回毓凤宫，“欢情顿渐”。十八日情况更加危急，楚王始发府库劳军。王国梓与郡主互相安慰，希冀“事至而战，寇来无惊”。十九日薄暮，内监捧楚王亲笔牙牌传令：“围城急矣，如有不虞，郡马当同郡主死难。”郡主说：“妇人无御捍之功，唯有一死相报耳。”二十日晨，牙牌传令：“捐躯以报国，郡马、郡主当自勉。”郡主叹道：“六尺红绫，是吾结果。”忽然牙牌又至：“郡马有母在，可勿死，请自便。”王国梓欲同死，郡主制止说“徒为一夫人死，死为无名”，若“奉母而逃”则“吾心安矣”。然后，郡主取金珠纳锦袄中，给王国梓穿上说：“聊表寸心。”话没说完，牙牌又至：“城破在此须臾，郡马速出府。”新婚九日，便要生离死别，王国梓握着郡主手不忍离去。郡主忽然挥手喝道：“缘分未尽，愿结来生，何用作楚囚对泣为！速出府！” 王国梓逃出后，投靠嘉鱼县表兄处避难。三个月后，张献忠撤离，左良玉复武昌。王国梓潜回府城，只见昔日金碧辉煌的楚王府已成一片瓦砾场，只有毓凤宫独存。在瓦砾间，遇见郡主门监毛文华，告知楚王阖府被难情形，并说贼等进入毓凤宫辄腹痛而死，又向宫内投掷火炬，但被宫中飞出的风沙黑雾“吹火炬而反烧之”；下令焚毁，却“黑风又起，种火不燃”；又“散硫磺焰硝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黄皆湿”，故下令封锁宫门，毓凤宫得以保全。王国梓来到毓凤宫的郡主灵柩旁边，老宫人说：“郡主临难时，嘱咐我棺盖不要盖严，要等郡马回来看；葬期也不要定，也等郡马回来选。”王国梓见郡主颜色如生，便请老母也来探视。王母“抚而哭之”。老宫人说：“郡主四月二十一日殉难，距今八月初四日，已有一百零三天。”“死前服云母粉半升，服此留容，以待郡马。”老宫人又交给王国梓一封郡主的绝命书。绝命书写得情深义重，郡主将自己的葬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宫内所遗金银珠宝一一造册，留待郡马查验；最后，请郡马赡养乳母孙含翠，并纳贴身宫女余月英为妻，代为尽孝，并劝郡马“毋以一妇人故而遗母忧”。
王国梓遵照郡主遗愿，将其安葬于王氏祖茔秀峰山下，立石墓前。他留下孙含翠、余月英及宫监毛文华。以郡主所遗金银买“洪山之侧，卓刀泉、联锦村、水竹坳诸处”，为田八百亩，更地名为“驻凤村”，造屋隐居。王国梓悬郡主“立像于内轩”，悬郡主“坐像于寝内”，“魂兮归来，慰予寝寐”。
一年后，丧服期满。有人给王国梓议婚，王国梓均婉言谢绝。问其原因，王国梓说：“哀郡主之义也。”王母责怪王国梓不应因尽孝而无后，况郡主有言，可娶月英为继室，则既不失郡主之情，又可事孝，一举两得。王国梓遂遵母命于五月初八日与月英成礼。因念郡主恩谊，王国梓与月英定立一年的嗣续约定。婚后两月，月英即有身孕，第二年五月初六日生下一子，乳名继主，并尊郡主为嫡母。又过了两年，王母也去世了，月英便着道装。这年冬天十二月十五，月英亦逝。继主长大后入邑庠，取名念慈，字望楚，以示不忘楚府与郡主及月英。此后，王国梓终身不娶，“娱情山水，谢绝尘缘”。在七十三岁的时候，他将这段悲情故事写下来传示后人。因“晋谒王府，梦之始也；六日合欢，梦中乐境；三日惊惶，梦中变境。一旦生离，终身死别，则梦已觉矣”，而题之名曰《一梦缘》。
二
《一梦缘》全文不足万字，重点彰显的朱凤德殉节事史乘邑志皆不载。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评价：“是书所记，不免过于铺张，而所记武昌城破年月，多与正史不合，且情节离奇，于事实不符，盖文人游戏之笔，出于伪托者也。”仔细推敲《一梦缘》文本，虽然存在若干时间、人物误记，但细节描述非亲身经历实难俱道，叙事亦合乎情理，不似妄语，谢老论断或许武断。
根据内文推断，王国梓当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左右写成此文。成书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题名或为《一梦缘记》。由于事涉前朝，《一梦缘》在清代绝少著录。清末民初曾收入孙寰镜（1876—？，字静庵，号民史氏，寰镜庐主人，无锡人，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编著的《荆驼泣血录》末卷，但是书并无刻本，流传极罕。1915年收入姜泣群编著的《虞初广志》，始得以刊行，但这个版本的内容有少量残缺。1928年，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程千帆叔祖父）获得刘廉生从友汪仲常处得的一份完整“百年前传抄本”，蒋国榜（1893—1970，字苏庵，回族，南京人，工诗文）将此抄本雕版刊刻，并附失题人旧序、蒋国榜自撰《明故节义郡主朱凤德外传》和程颂万跋。这是《一梦缘》最精善的版本，后出版本大多据此。1933年，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湖北罗田人。光绪三十三年贡试第一。任京都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民国时期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对蒋国榜刻本考订后，和《汉浒金石小记》、《汉口竹枝词》合订，由武昌益善书局出版，书末附程颂万《王两峰一梦缘书后》（即蒋国榜刻本程颂万跋）和王葆心《王两峰仪宾一梦缘书后》两篇校记。由于王国梓晚年凭记忆撰写，文中难免有一些疏漏。这两篇校记对《一梦缘》文本做了较详细的考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文中记王国梓崇祯辛巳乡试，不难推算应为崇祯癸未（崇祯十六年）。（2）文中记湖广提学道为袁继凤，实为高世泰。查湖北省《旧新通志》中并无袁继凤此人，嘉庆《湖北通志》职官表二中则列明最后一任湖广提学道为高世泰。故将王国梓“拔冠诸生”的应为高世泰无疑。（3）文中记提学道始称“督学袁公”，又记提学道自称“本院”，实际上康熙中叶始有“督学”一称，康熙四十一年后始称“提督学院”，王国梓“误用清初新制以书明季旧事”。另外，从史料角度看，《一梦缘》详细记录了下公主一等的郡主成婚礼仪，弥补了《大明会典》、《明实錄》无郡主婚礼仪注记载的不足。文中还对郡主丧葬仪记载颇详。这些对于了解明代典章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此书未可“仅与稗官小说等量而齐观之”。
与开封周王朱恭枵面对李自成围城肯于将自家金银堆在城墙奖赏杀敌的豪气相比，楚王朱华奎惜财短视、不夙御敌，固非贤王。直到崇祯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右，他才出钱招募承天、德安的溃兵组建“楚府兵”，以张其在为帅，交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朱凤德四月二十一日殉难时，张献忠部尚在江北下游数百里。朱凤德死节后半月，五月初五日端午，张献忠前部渡江破武昌县。二十三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二十九日，攻武昌府城。三十日，道臣王扬基等弃城而走，张其在做内应，楚府兵打开保安、文昌二门，纳城投降。参将崔文荣、长史徐学颜战死，大学士贺逢圣沉湖自杀。楚王朱华奎被俘后，张献忠问其王府事由，时朱华奎年已八十七，闭目而搪之，激怒献忠，令取竹笼兜之投入长江，水溅数尺。张献忠部洗府库、掘楚墓、烧毁楚王府、尽杀楚宗室。据说当时从鹦鹉洲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沿袭两百多年的楚藩至此灭绝。《一梦缘》所记楚王朱华奎“仰药而薨”等情事与史载不合，或许王国梓有意“讳而略”。占据武昌后，张献忠改江夏为天授府，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 从上述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看朱凤德殉节，会发现一个特殊情况：历来殉义都在治所失陷时进行，唯独朱凤德殉节选择城陷前四十日。其中原因应该是受当时王府内自上而下弥漫的恐怖气氛“愚撼之惑”而不敢活下去，平日多怨，又不敢出逃，唯有选择阖门殉难。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梦缘》记朱凤德殉节与武昌城陷月日不同的问题。在面对死节的那四天里，朱凤德由幻想破灭到义无反顾的情形依然让今天的人恻然悯、慨然悲。特别地，朱凤德的绝命书纲纪条具、事物不遗，充满的凛然大义更让人肃然起敬。其父与之相比则“宁藏金以待其败”，“志节固有愧于其女多矣”。
三
朱凤德的节烈义举在近代颇有影响。据《王两峰仪宾一梦缘书后》记载，1933年3月，时任湖北省主席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湖北麻城人）在武汉营建九峰古刹及旅成湖庄时，曾嘱王葆心做记（王葆心没言明是否为《一梦缘》做记，可能夏斗寅手中也有蒋国榜刻本），王葆心“重表朱郡主墓道之说进”，夏斗寅欣然令其从事“访求故茔于卓刀泉畔”，但“猝不得其处”。但近年有文献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汉洪山卓刀泉附近曾出土过一方“大明殉节义郡主朱氏凤德之墓”断碣，如果属实，则《一梦缘》的史学价值更值得肯定。有感于朱凤德节烈的教化意义，1928年，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工倚声）看过蒋国榜的刻本后，便托请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人，现代戏曲理论家、诗词曲作家）就《一梦缘》撰写传奇，但吴梅未能为之。1937年8月，蔣国榜又托吴梅弟子、曲学大师卢前（1905—1951，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南京人，戏曲史研究专家、散曲作家、剧作家）撰写传奇。卢前“为日寇的炮火对中国诗人的心灵震撼所致”，“闭门三日，遂而脱章”，用南曲写出一部十六出的《楚凤烈传奇》。该传奇完成后，先在1937年《时事月报》文艺栏连载，后由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一时期，署名夏水，在1936年《半月剧刊》杂志连载京剧《一梦缘剧本》。《楚凤烈传奇》和《一梦缘剧本》均旨在表彰忠烈，弘扬忠义，这在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无疑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极具讽刺的是，1940年2月至4月，上海日伪刊物《兴建月刊》分三期刊载袁厚之（1882—？，湖南湘潭人，清附贡生，1941年任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十一出的《云母缘传奇》。该剧也取材于《一梦缘》，但却重点塑造余月英肯于牺牲自我的人格魅力，突出“故主长随有路归”、“埋香芳冢”的善终结局，以此暗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曲线救国”思想。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揶揄，更体现出背负汉奸骂名的日伪文人难以奢望的情怀。
《一梦缘》采用自传体记录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情感。全文缓缓流淌着国亡情殇之痛，叙事哀艳动人；其文字率真，情绪刻画细腻，间杂骈体句式，不失文采。不难看出，这种文风既承接了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又影响了其后沈复的《浮生六记》。从《一梦缘》的结构看，前半段描述选婚、成婚气氛极尽欢娱，后半段描述兵变后人物皆非则备极凄惨，前后对比强烈，悲剧色彩浓郁。中间穿插不同人物登场，推动情节发展，并将朱凤德绝命书作为重要情节呈现，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这些特点与《红楼梦》的某些写作手法颇为近似，治文学者不妨于此留意，做仔细推敲，兹不赘述。
王国梓一生都活在这段不能忘却的情缘里，风烛残年时写下文字留示后人，其垂死犹不能忘的凄楚催人泪下。翻开这册薄薄的《一梦缘》，近四百年前王国梓与朱凤德那段凄美如梦的九日姻缘犹在眼前，不禁让人产生共鸣：“百年流水尽，万事落花空。玉人何处也，天上会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