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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深秋，安徽补用知府章寿麟从金陵乘船回家乡，舟行湘江至长沙城北六十里的铜官镇，凭窗放眼远山近水，“秋风乍鸣，水波林壑尚隐隐作战斗声”，让他回想起二十三年前对岸靖港发生的那场激烈战斗。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太平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占据湘潭县、铜官镇等要地，所向披靡。曾国藩和一众湘军将领、幕僚商议，确定了集中力量先克复湘潭县从而撬动战争全局的策略。塔齐布率领的陆师和彭玉麟、杨岳斌率领的水师当日开赴湘潭，曾国藩也将在第二天亲率二十营湘军前往。可是，当地绅商当夜来营报告敌情，痛陈“长毛”之罪状，靖港、铜官一带敌军防务空虚而唾手可得，并恳求大帅救民于水火之中。众多绅商哭求立即出兵，彭嘉玉等幕友也表赞同，曾国藩于是临时改变策略，亲率湘军水师二十营进军靖港、铜官一带。哪知情报有误，太平军悍将石祥祯严阵以待，湘军一时溃败，曾国藩当场斩杀数名逃兵也无济于事。曾国藩对自己轻信和盲动追悔莫及，一时羞愧难当，跳水自杀殉国。炮火之中没有人顾及统帅，幸而早有准备的章寿麟跳入湘江，及时救起了“旱鸭子”曾国藩。所幸第二天传来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的消息，随后太平军从铜官镇撤走，一时战局得到扭转。
此后十年，湘軍大功告成，又八年，曾国藩魂归道山。此时章寿麟也年过半百，追思往事，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并附自记，凭吊旧战场，追忆当年战事，沧桑无限。以后数年，章寿麟将《铜官感旧图》送知交故友欣赏，如张之万、左宗棠、李元度、陈士杰、郑孝胥、薛时雨、王闿运、梁肇煌、卞宝第、俞樾、徐树铭等权贵名士纷纷题诗作文，一时风雅蔚集。大约十年之后，章寿麟在江苏泰州知府任上去世，其子章华、章同等继续以《铜官感旧图》向知交故旧、名士清贵索题，直到民国十年前后。最后，所有诗文、书法、图画印汇为七册，作者一百二十余人，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康有为、蔡元培、徐世昌、张謇、陈三立、曾广钧、林纾、樊增祥、易顺鼎、八指头陀、章士钊、曾熙、张百熙等，其中有一名朝鲜人。更加可喜的是，这些墨迹都比较完好的保存下来，十几年前被长沙一家有眼光的艺术馆拍卖购得并收藏。
诗无达诂，画亦如此。湘军兴起，南北征战，克复金陵，成就了成千上万田舍郎的功业梦想，“从事文正者，当时多通显”。章寿麟《铜官感旧图》及自记满是追昔感时，但是没有明显的恩怨，可是读者自然联系场景渊源，读出自己的感受，又有层层相因，一路启发转益。大多数人认同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但围绕施恩与报恩的关系、方式等见解不一、众声喧哗。章寿麟救人的功劳该不该获报？曾国藩应该如何施报？曾国藩为什么不施报？湘军诞生了那么多高官大员，为什么单单让有救命之恩的章寿麟“浮沉牧令间”，“一官老去伤白头？”古人说得尚且含蓄，网络时代的现代人特别直白，网上可以随便搜到此类文章：《湘军后人拿着一幅画到处诉苦：曾国藩知恩不报》、《一幅画牵出陈年往事，都说曾国藩忘恩负义》;有人说曾国藩虚伪，一旦重用章寿麟，就会暴露自己假自杀的心思，也担心章寿麟因此宣扬当年的救命大恩。直白通俗的想当然的解释，似乎又和几十年前“曾剃头”、“假道学”、“阴险虚伪”的评价接上了头。曾国藩果真是忘恩人吗？不能想当然，还要看事实，还要深入分析。
陈士杰、李元度和章寿麟当年同为曾国藩的幕友，三人都不赞成出兵铜官镇，力劝无效后，商定由年轻有力且水性好的章寿麟藏在后舱，以见机行事。作为事情的亲历者，陈士杰、李元度题图前有过犹豫，既要顾及老朋友的情面，又要顾及曾国荃等的存在，只能说些上场面的话，难以自由发挥。陈士杰一方面肯定章寿麟临危救人的功绩，感叹其坎坷不遇;一方面又疑问“自有定数耶”，以命运、定数等不可知因素来安慰。李元度详细回顾救人前后情形并推测：“窃窥文正意，使蘧显擢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国之心为伪也。然亦决不置以负君，盖将有待也。”李元度的意思是，曾国藩没有很快重用章寿麟是担心别人说闲话，但绝不会闲置以负恩，只是要等待时机。还有没有说明白的话：因为上天不假年寿，曾国藩突然去世，来不及回报章寿麟的救命之恩了。曾国藩自称对李元度有“三不忘”，即分别在铜官之败、九江之败、樟树之败的时候，他处在人生最低谷而数次自杀，李元度患难相从，类似有救命之恩。后来，曾国藩公开感恩和多次保举李元度，严参之后仍斡旋使之复出。曾国藩保举李元度，不担心被误解“死国之心为伪”，为什么保举章寿麟就担心被误解呢？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江宁布政使梁肇煌是最早题图的人，认定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一次救人行动关系天下大局。这触动了自视甚高的左宗棠，他提笔洋洋千余言，细数当年亲见的曾国藩的狼狈往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剿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别人都说“援一人而援天下”，如果曾国藩没有被救起，剿灭太平军的事业很可能无法完成了。左宗棠则大声说不可能，潜台词就是：还有我。别人都为章寿麟没有得到高官惋惜，左宗棠却说做大官很辛苦，他在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任上文件太多、应酬繁重、时局多变、谣言诽谤多，几乎不想干了。好像是劝章寿麟，当大官并不好，没有必要为得不到提拔而伤心。左宗棠与曾国藩向来不太对路，一般不会放过任何批评曾国藩的机会，但是在章寿麟未得重用一事上并未深究。这是左宗棠的聪明之处，也是顾忌之处。曾国藩逝世之后数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调任章寿麟管理盐务，据说卓有成效，作为老熟人和上司，他有机会也有能力提拔章寿麟，但也没有实际动作。如果在这一点上指责曾国藩，就同样要指责自己，所以话题一偏，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相对来说，王闿运在曾国藩幕中的时间不长，不是章寿麟相处很多的人，而章寿麟特意请他题诗，仔细想来是有原因的。光绪七年（1881），王闿运费时六年撰写的《湘军志》出版，许多湘军人士认为该书对功绩肯定不充分，负面现象放大，称之为“谤书”。章寿麟亲身经历的铜官战斗等也是数字带过，将《铜官感旧图》送阅，同样有提醒和抗议的意味。哪知道孤傲的王闿运根本不领会，洋洋洒洒一首长诗，详细讲述当年战事经过，特意重提“日中定计夜中变”、“彭公建策攻下游”的往事。诗的末尾进一步感叹：“时人攀附三十年，争道当时赞画功。骆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鹡鸰起。只余湘岸柳千条，曾对当时呜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旧逻频迎节镇过。时平始觉军功贱，官冗闲从资格磨。凭君莫话艰难事，佹得佹失皆天意。何况当时幕府谋，至今枉屈何无忌。”表达了对于攀附争功现象的不屑，顺带讽刺了曾国荃和官场新贵。王闿运一面以“天意”安慰章寿麟，一面又反复强调曾国藩临时改策、彭嘉玉瞎参谋的失误，似乎提醒是因为曾国藩迁怒章寿麟，因而故意不重用，这又把水搅浑了。 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乃至清朝危亡，中兴伟业的意义趋于瓦解，题咏的作者又多是章华兄弟的朋友，诗文立意绝大多数转向批评曾国藩，大发感叹并肯定章寿麟。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季直认为施恩与报恩是人之情，为维持社会诚信与良性运行之必要，于是激烈批评曾国藩知恩不报：“受人之施而不报，虽圣人不能为高深不测之论，以自殊于人。”维新人士丁惠康题诗：“湘潭纪载湘军事，遗恨沉沙折戟时。若谓功高翻铸错，披图考史到今疑。地老天荒意渺然，史家曾说中兴年。南山射虎消磨甚，输于先生更可怜。”姜筠在宣统元年（1909）题诗：“徒死何能补圣朝，怀沙抱石太无聊。妙高一笑重生日，此事终身愧幕僚。”以上无不是消解咸、同中兴的意义，对曾国藩的以死效忠不以为然，字里行间隐含讽刺。三十年过去后，1914年，王闿运在京会见章华，再次题诗：“周甲重逢又甲寅，当时堤柳尚如新。早知援手终无益，始信灵均是了人。”康有为在1918年流亡海外时题诗：“或为避嫌或贵德，终非中道难为辞。”此时清朝已经灭亡，曾国藩的功业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再难得到好评。甚至有些观点已经和今天网络上的类似了。
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基本都是因循前人的观点以及流行的说法来题诗作文，又加入人际关系、个人喜好等因素，很少去探究史料和事实真相，所以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观点。
章寿麟由舅舅彭嘉玉推荐入曾幕，彭嘉玉，字笛仙，很早就和王闿运等人交往，也深得曾国藩信任，当年临时改变策略进军铜官镇就有彭嘉玉推动。尽管有这么一次大失误，彭嘉玉并未被曾国藩冷落，曾国藩日记中数十次记载“与彭笛仙一谈”，克复金陵以后还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办理金陵粮台。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回任两江总督后，章寿麟还找曾国藩“久谈”。所以说，章寿麟是曾国藩身边的人，无论是通过舅舅还是依靠自己，与曾国藩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李元度也多次推荐章寿麟，曾国藩表示：“此吾患难友，岂忘之哉？”事实上，曾国藩多次保举过章寿麟，可以查到的就有三次。
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和江西巡抚耆龄会衔《遵保防守广丰玉山两城出力员弁折》：“……安徽亳州义门巡检章寿麟……请开缺，以府经历县丞仍归安徽遇缺即补。”巡检通常是派驻距离县城较远的市镇或关隘，负责巡逻捕盗、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位列从九品，是九品十八级中的最末。章寿麟被保举为府经历县丞，由从九品跨越为正八品，一步跨过三级台阶，确实称得上破格提拔。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原来没有职务和功名的，保举要从未入流即九品以下起步，所以此前章寿麟应该还有一次或者两次被保举。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九日，曾国藩《酌保攻克景德镇浮梁县城出力员弁折》：“安徽候补府经历县丞章寿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安徽补用。”原来是候补正八品的府经历县丞，现在不用候补，直接保举为正七品知县，免去一项程序，又直接跨越两个台阶。估计是保举人数和幅度的原因，此次保举有点波折，交部核议认为：“清单内仅开列所请官阶班次，并未将该员系何项劳绩详细声叙。应令该侍郎分析开单等因具奏。”第二次上奏为章寿麟补充了“干事明敏，临战坚定”的评语，并坚持了上次保举的待遇。
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上《攻克金陵陆军员弁请奖请恤折》，当月二十七日获得批复：“知州章寿麟，着免补本班，直隶州知州仍归安徽补用，并赏加知府衔，赏花翎。”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知府为从四品，章寿麟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赏花翎，类似高配的从四品，仍然是跨度不小的提拔，获得实缺更加难得。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安庆以后，章壽麟到后方任职，已经不在军事一线，这次保举依然有份，说明曾国藩并没有忘记他。
从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1864），大约十年时间，章寿麟从一个草根实现了到从四品州府长官的蜕变，当然在战争年代不算特别大的奇迹，不能与湘军中的显贵比较，但也算是比较顺利的升迁了。许多十年寒窗的进士，非常优秀的能员，例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仕途终结于高邮知州，曾国藩幕僚翘楚赵烈文仕途终结于磁州知州。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派章寿麟为监印委员，参与军中机要。根据泰州出土的《清故资政大夫江苏补用知府章君墓志》得知，咸丰九年（1859）后曾国藩委派章寿麟任江西新建县令，很可能考虑了章寿麟“少孤穷”且原配早丧、继配为新建县名门裘氏之后的实际情况，特意为他的家庭生活创造条件。安庆克复后，委章寿麟为安徽滁州知州。金陵克复后，调其司江岸榷务，之后又调其管理军中营务。榷务司有海关兼税务局的职能，是待遇优厚的肥缺。曾国藩去世后，章寿麟也一度去职返家。部分得益于曾国藩的关照，章寿麟在子女培养方面大有成功，原配早卒不育，与继配育有的五子一女都发展势头喜人。长子章同，署山西大同府知府忻州直隶州知州;次子章华，翰林庶吉士改入值军机章京邮传部邮政司郎中;三子章鼎，江苏知县;四子章琦，西淮盐大使;五子章朴，候补知县;一女嫁给担任广西知县的同乡黄某。《铜官感旧图》得到如此多的名人题咏唱和，与章寿麟五个优秀的儿子密切相关，尤其是章华，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位列清贵又善诗词，极大扩展了题咏唱和的范围。后代有成光大了章寿麟的门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迟来的福报，康有为、樊增祥都有如此感叹。
总的来看，曾国藩遵循战时实际情况和惯例使用和提拔了章寿麟，适当照顾了他的生活，在没有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回报了章寿麟于私于公的功劳。
曾国藩从小有性格急躁、虚荣、好色等毛病，但是他一直不断反省改过，尤其是接受理学大师唐鉴的建议以后，更是严格修身，日三省乎己，要努力成就理学名臣的人生目标。此后，不妄言、不夸饰、不负恩、散财不留名等成为他的人生准则，也基本以实际行动去落实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主考，获得官方和门生赠送的银子，寄一千两回家，信中约定六百两还债，四百两馈赠亲戚。这是曾国藩做官以后第一次有余钱寄回家，特意一一说明需要馈赠的人：大舅、五舅、岳父、楚善叔、丹阁叔、宝田表叔、任尊叔、彭王姑、腾七姑、陈本七、邓升六等，近亲远亲十几人。弟弟复信说自家还有债务，何必管别人，埋怨他“糊涂”，曾国藩回信一一历数亲戚穷状、馈赠救济之必需，悲悯之心、报恩之意感人泪下。“己亥年之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楚善叔为债主逼迫，田地低价卖我家;彭王姑昔年待我甚厚，晚年家贫，王姑已殁，宜赠姑丈;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丹阁当年用八千钱贺喜曾国藩中进士，弟弟认为是有意图回报，曾国藩说：“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总之，无论亲疏都该报恩。 曾国藩并不讳言别人的恩惠，给李元度的信中明确对彭玉麟、李元度的感恩：“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并明明白白表示要牢记恩情、至死不忘：“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内阁大学士、蒙古人倭仁早年与曾国藩亦师亦友，倭仁去世以后门前冷落，曾国藩及时吊慰其子，入京又登门看望，私人出资印行倭仁著作。曾国藩不但感恩，也善于改过。天津教案之后，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判处充军黑龙江，曾国藩大为愧疚，分别写信向他们致歉，代为筹备赎罪之银两，向有关官员招呼关照，安排将来补救的出路。天津教案追责地方长官是办案惯例，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如此对待身陷囹圄的下属低级官员，主动承担责任，有收买人心的直接因素，但更多的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之外的人性光芒与温暖，也只有曾国藩等极少数官员才能做到。李元度不听劝告、大意失守徽州，贻误大局和战机，曾国藩本着公心和严肃纲纪的目的严厉参劾，事后发觉做得过头了，便多次指示弟弟从中转圜，并安排人奏请起复，最后李元度被起用为贵州按察使。
一般来说，稳定的人格心理一旦形成，例外的行为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曾国藩既然感恩报恩这么多人，犯不着负恩于章寿麟一人，如果偶然忽略了，还有来自灵魂深处改正的动力。曾国藩父亲感念章寿麟的大恩说：“章某，国士，宜善视之。”曾国藩是孝子，自然不会将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从家乡来营，当晚兄弟久谈，曾国藩在日记之后特意记下“章寿麟”三字，应该是谈话中谈起了章寿麟，可见章寿麟的恩情一直留在曾家的心里。所以，还是时任湖南巡抚卞宝第的看法较为客观：“文正不以拯己之德为公功，公也，非私也。君知中兴事业，非文正莫能任，拯文正即以拯天下，不言功，亦不望报，公也，非私也。”分清公、私的施报，避免了流于庸俗，达到了“名臣义士各千秋”的效果。
假如曾国藩决定用督抚大位来报答章寿麟，也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奏章就可以搞定的。要说明提拔的理由，要遵守官阶设计的程序，还要接受官场和舆论的监督。周腾虎在经济、洋务等方面才能出众，声名远播，“海内贤才，以周腾虎与左宗棠其称”，得到曾国藩的大力保举。不料，周腾虎素来高调而不拘小節，众多反对者借此弹劾，诬告其“胆大妄为”、“心术不正”，结果朝廷罕见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保举。后来，得知周腾虎在上海逝世的消息，曾国藩还在日记中感叹：“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章寿麟本身也有几个不利的方面，影响了他的升迁。一是起点太低，不是正途出身。同时在幕的李元度、陈士杰后来都位列地方大员，但他们之前的起点高得多。入曾幕前，李元度有举人功名，担任黔阳县教谕，为正八品朝廷命官;陈士杰，以拔贡选取户部七品官，因丁忧返乡;章寿麟却是没有任何功名和任职经历的草根。清朝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幕僚、杂佐可以私人聘任，但任用官员哪怕是八品、九品小官，都要报请朝廷批准，低起点限制了升迁的高度。二是没有独立带兵作战。李元度原为幕僚时就深得曾国藩赏识，湖口之战后又回乡募兵，由文员改为领兵将领，在江西丰城、玉山“所统平江营，以一军分守两县，力保危城”，以后还参加了多次重要战斗，包括让曾国藩震怒的“徽州失守”之役。陈士杰后来返回家乡郴州创立广武军，镇压当地农民起义，阻击石达开，立下显赫战功。章寿麟没有独立领军作战，得到保举后，数次申请开缺并得到批准，没有连续在军中效力。三是没有进入核心幕僚圈。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李鸿章的奏章与谋略，丁日昌的洋务与藏书，李元度的文采，赵烈文的政务与医学，莫友芝的出版，徐寿与华蘅芳的军工，俞樾的学问，都是一时之选;还有与曾国藩下棋的、谈天文的、谈水利的、谈书法的，核心幕僚经常接到曾国藩的咨询，也受到更多的关注。章寿麟“恂恂君子”，言语不多，没有在文学、经济、棋艺等方面的特长，难以脱颖而出，与曾国藩的交流就相对不会很深入。
曾国藩和章寿麟都不会料到，一幅画竟然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成就了如此壮观的文化集成。遗憾的是，自从诗、书、画从才能上分离、从物理上分离，这种文化壮观是不会再出现了。
此后十年，湘軍大功告成，又八年，曾国藩魂归道山。此时章寿麟也年过半百，追思往事，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并附自记，凭吊旧战场，追忆当年战事，沧桑无限。以后数年，章寿麟将《铜官感旧图》送知交故友欣赏，如张之万、左宗棠、李元度、陈士杰、郑孝胥、薛时雨、王闿运、梁肇煌、卞宝第、俞樾、徐树铭等权贵名士纷纷题诗作文，一时风雅蔚集。大约十年之后，章寿麟在江苏泰州知府任上去世，其子章华、章同等继续以《铜官感旧图》向知交故旧、名士清贵索题，直到民国十年前后。最后，所有诗文、书法、图画印汇为七册，作者一百二十余人，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康有为、蔡元培、徐世昌、张謇、陈三立、曾广钧、林纾、樊增祥、易顺鼎、八指头陀、章士钊、曾熙、张百熙等，其中有一名朝鲜人。更加可喜的是，这些墨迹都比较完好的保存下来，十几年前被长沙一家有眼光的艺术馆拍卖购得并收藏。
诗无达诂，画亦如此。湘军兴起，南北征战，克复金陵，成就了成千上万田舍郎的功业梦想，“从事文正者，当时多通显”。章寿麟《铜官感旧图》及自记满是追昔感时，但是没有明显的恩怨，可是读者自然联系场景渊源，读出自己的感受，又有层层相因，一路启发转益。大多数人认同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但围绕施恩与报恩的关系、方式等见解不一、众声喧哗。章寿麟救人的功劳该不该获报？曾国藩应该如何施报？曾国藩为什么不施报？湘军诞生了那么多高官大员，为什么单单让有救命之恩的章寿麟“浮沉牧令间”，“一官老去伤白头？”古人说得尚且含蓄，网络时代的现代人特别直白，网上可以随便搜到此类文章：《湘军后人拿着一幅画到处诉苦：曾国藩知恩不报》、《一幅画牵出陈年往事，都说曾国藩忘恩负义》;有人说曾国藩虚伪，一旦重用章寿麟，就会暴露自己假自杀的心思，也担心章寿麟因此宣扬当年的救命大恩。直白通俗的想当然的解释，似乎又和几十年前“曾剃头”、“假道学”、“阴险虚伪”的评价接上了头。曾国藩果真是忘恩人吗？不能想当然，还要看事实，还要深入分析。
旁观者未必清
陈士杰、李元度和章寿麟当年同为曾国藩的幕友，三人都不赞成出兵铜官镇，力劝无效后，商定由年轻有力且水性好的章寿麟藏在后舱，以见机行事。作为事情的亲历者，陈士杰、李元度题图前有过犹豫，既要顾及老朋友的情面，又要顾及曾国荃等的存在，只能说些上场面的话，难以自由发挥。陈士杰一方面肯定章寿麟临危救人的功绩，感叹其坎坷不遇;一方面又疑问“自有定数耶”，以命运、定数等不可知因素来安慰。李元度详细回顾救人前后情形并推测：“窃窥文正意，使蘧显擢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国之心为伪也。然亦决不置以负君，盖将有待也。”李元度的意思是，曾国藩没有很快重用章寿麟是担心别人说闲话，但绝不会闲置以负恩，只是要等待时机。还有没有说明白的话：因为上天不假年寿，曾国藩突然去世，来不及回报章寿麟的救命之恩了。曾国藩自称对李元度有“三不忘”，即分别在铜官之败、九江之败、樟树之败的时候，他处在人生最低谷而数次自杀，李元度患难相从，类似有救命之恩。后来，曾国藩公开感恩和多次保举李元度，严参之后仍斡旋使之复出。曾国藩保举李元度，不担心被误解“死国之心为伪”，为什么保举章寿麟就担心被误解呢？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江宁布政使梁肇煌是最早题图的人，认定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一次救人行动关系天下大局。这触动了自视甚高的左宗棠，他提笔洋洋千余言，细数当年亲见的曾国藩的狼狈往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剿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别人都说“援一人而援天下”，如果曾国藩没有被救起，剿灭太平军的事业很可能无法完成了。左宗棠则大声说不可能，潜台词就是：还有我。别人都为章寿麟没有得到高官惋惜，左宗棠却说做大官很辛苦，他在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任上文件太多、应酬繁重、时局多变、谣言诽谤多，几乎不想干了。好像是劝章寿麟，当大官并不好，没有必要为得不到提拔而伤心。左宗棠与曾国藩向来不太对路，一般不会放过任何批评曾国藩的机会，但是在章寿麟未得重用一事上并未深究。这是左宗棠的聪明之处，也是顾忌之处。曾国藩逝世之后数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调任章寿麟管理盐务，据说卓有成效，作为老熟人和上司，他有机会也有能力提拔章寿麟，但也没有实际动作。如果在这一点上指责曾国藩，就同样要指责自己，所以话题一偏，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相对来说，王闿运在曾国藩幕中的时间不长，不是章寿麟相处很多的人，而章寿麟特意请他题诗，仔细想来是有原因的。光绪七年（1881），王闿运费时六年撰写的《湘军志》出版，许多湘军人士认为该书对功绩肯定不充分，负面现象放大，称之为“谤书”。章寿麟亲身经历的铜官战斗等也是数字带过，将《铜官感旧图》送阅，同样有提醒和抗议的意味。哪知道孤傲的王闿运根本不领会，洋洋洒洒一首长诗，详细讲述当年战事经过，特意重提“日中定计夜中变”、“彭公建策攻下游”的往事。诗的末尾进一步感叹：“时人攀附三十年，争道当时赞画功。骆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鹡鸰起。只余湘岸柳千条，曾对当时呜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旧逻频迎节镇过。时平始觉军功贱，官冗闲从资格磨。凭君莫话艰难事，佹得佹失皆天意。何况当时幕府谋，至今枉屈何无忌。”表达了对于攀附争功现象的不屑，顺带讽刺了曾国荃和官场新贵。王闿运一面以“天意”安慰章寿麟，一面又反复强调曾国藩临时改策、彭嘉玉瞎参谋的失误，似乎提醒是因为曾国藩迁怒章寿麟，因而故意不重用，这又把水搅浑了。 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乃至清朝危亡，中兴伟业的意义趋于瓦解，题咏的作者又多是章华兄弟的朋友，诗文立意绝大多数转向批评曾国藩，大发感叹并肯定章寿麟。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季直认为施恩与报恩是人之情，为维持社会诚信与良性运行之必要，于是激烈批评曾国藩知恩不报：“受人之施而不报，虽圣人不能为高深不测之论，以自殊于人。”维新人士丁惠康题诗：“湘潭纪载湘军事，遗恨沉沙折戟时。若谓功高翻铸错，披图考史到今疑。地老天荒意渺然，史家曾说中兴年。南山射虎消磨甚，输于先生更可怜。”姜筠在宣统元年（1909）题诗：“徒死何能补圣朝，怀沙抱石太无聊。妙高一笑重生日，此事终身愧幕僚。”以上无不是消解咸、同中兴的意义，对曾国藩的以死效忠不以为然，字里行间隐含讽刺。三十年过去后，1914年，王闿运在京会见章华，再次题诗：“周甲重逢又甲寅，当时堤柳尚如新。早知援手终无益，始信灵均是了人。”康有为在1918年流亡海外时题诗：“或为避嫌或贵德，终非中道难为辞。”此时清朝已经灭亡，曾国藩的功业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再难得到好评。甚至有些观点已经和今天网络上的类似了。
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基本都是因循前人的观点以及流行的说法来题诗作文，又加入人际关系、个人喜好等因素，很少去探究史料和事实真相，所以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观点。
三次破格保举
章寿麟由舅舅彭嘉玉推荐入曾幕，彭嘉玉，字笛仙，很早就和王闿运等人交往，也深得曾国藩信任，当年临时改变策略进军铜官镇就有彭嘉玉推动。尽管有这么一次大失误，彭嘉玉并未被曾国藩冷落，曾国藩日记中数十次记载“与彭笛仙一谈”，克复金陵以后还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办理金陵粮台。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回任两江总督后，章寿麟还找曾国藩“久谈”。所以说，章寿麟是曾国藩身边的人，无论是通过舅舅还是依靠自己，与曾国藩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李元度也多次推荐章寿麟，曾国藩表示：“此吾患难友，岂忘之哉？”事实上，曾国藩多次保举过章寿麟，可以查到的就有三次。
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和江西巡抚耆龄会衔《遵保防守广丰玉山两城出力员弁折》：“……安徽亳州义门巡检章寿麟……请开缺，以府经历县丞仍归安徽遇缺即补。”巡检通常是派驻距离县城较远的市镇或关隘，负责巡逻捕盗、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位列从九品，是九品十八级中的最末。章寿麟被保举为府经历县丞，由从九品跨越为正八品，一步跨过三级台阶，确实称得上破格提拔。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原来没有职务和功名的，保举要从未入流即九品以下起步，所以此前章寿麟应该还有一次或者两次被保举。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九日，曾国藩《酌保攻克景德镇浮梁县城出力员弁折》：“安徽候补府经历县丞章寿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安徽补用。”原来是候补正八品的府经历县丞，现在不用候补，直接保举为正七品知县，免去一项程序，又直接跨越两个台阶。估计是保举人数和幅度的原因，此次保举有点波折，交部核议认为：“清单内仅开列所请官阶班次，并未将该员系何项劳绩详细声叙。应令该侍郎分析开单等因具奏。”第二次上奏为章寿麟补充了“干事明敏，临战坚定”的评语，并坚持了上次保举的待遇。
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上《攻克金陵陆军员弁请奖请恤折》，当月二十七日获得批复：“知州章寿麟，着免补本班，直隶州知州仍归安徽补用，并赏加知府衔，赏花翎。”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知府为从四品，章寿麟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赏花翎，类似高配的从四品，仍然是跨度不小的提拔，获得实缺更加难得。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安庆以后，章壽麟到后方任职，已经不在军事一线，这次保举依然有份，说明曾国藩并没有忘记他。
从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1864），大约十年时间，章寿麟从一个草根实现了到从四品州府长官的蜕变，当然在战争年代不算特别大的奇迹，不能与湘军中的显贵比较，但也算是比较顺利的升迁了。许多十年寒窗的进士，非常优秀的能员，例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仕途终结于高邮知州，曾国藩幕僚翘楚赵烈文仕途终结于磁州知州。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派章寿麟为监印委员，参与军中机要。根据泰州出土的《清故资政大夫江苏补用知府章君墓志》得知，咸丰九年（1859）后曾国藩委派章寿麟任江西新建县令，很可能考虑了章寿麟“少孤穷”且原配早丧、继配为新建县名门裘氏之后的实际情况，特意为他的家庭生活创造条件。安庆克复后，委章寿麟为安徽滁州知州。金陵克复后，调其司江岸榷务，之后又调其管理军中营务。榷务司有海关兼税务局的职能，是待遇优厚的肥缺。曾国藩去世后，章寿麟也一度去职返家。部分得益于曾国藩的关照，章寿麟在子女培养方面大有成功，原配早卒不育，与继配育有的五子一女都发展势头喜人。长子章同，署山西大同府知府忻州直隶州知州;次子章华，翰林庶吉士改入值军机章京邮传部邮政司郎中;三子章鼎，江苏知县;四子章琦，西淮盐大使;五子章朴，候补知县;一女嫁给担任广西知县的同乡黄某。《铜官感旧图》得到如此多的名人题咏唱和，与章寿麟五个优秀的儿子密切相关，尤其是章华，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位列清贵又善诗词，极大扩展了题咏唱和的范围。后代有成光大了章寿麟的门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迟来的福报，康有为、樊增祥都有如此感叹。
总的来看，曾国藩遵循战时实际情况和惯例使用和提拔了章寿麟，适当照顾了他的生活，在没有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回报了章寿麟于私于公的功劳。
涤生岂是负恩人
曾国藩从小有性格急躁、虚荣、好色等毛病，但是他一直不断反省改过，尤其是接受理学大师唐鉴的建议以后，更是严格修身，日三省乎己，要努力成就理学名臣的人生目标。此后，不妄言、不夸饰、不负恩、散财不留名等成为他的人生准则，也基本以实际行动去落实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主考，获得官方和门生赠送的银子，寄一千两回家，信中约定六百两还债，四百两馈赠亲戚。这是曾国藩做官以后第一次有余钱寄回家，特意一一说明需要馈赠的人：大舅、五舅、岳父、楚善叔、丹阁叔、宝田表叔、任尊叔、彭王姑、腾七姑、陈本七、邓升六等，近亲远亲十几人。弟弟复信说自家还有债务，何必管别人，埋怨他“糊涂”，曾国藩回信一一历数亲戚穷状、馈赠救济之必需，悲悯之心、报恩之意感人泪下。“己亥年之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楚善叔为债主逼迫，田地低价卖我家;彭王姑昔年待我甚厚，晚年家贫，王姑已殁，宜赠姑丈;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丹阁当年用八千钱贺喜曾国藩中进士，弟弟认为是有意图回报，曾国藩说：“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总之，无论亲疏都该报恩。 曾国藩并不讳言别人的恩惠，给李元度的信中明确对彭玉麟、李元度的感恩：“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并明明白白表示要牢记恩情、至死不忘：“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内阁大学士、蒙古人倭仁早年与曾国藩亦师亦友，倭仁去世以后门前冷落，曾国藩及时吊慰其子，入京又登门看望，私人出资印行倭仁著作。曾国藩不但感恩，也善于改过。天津教案之后，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判处充军黑龙江，曾国藩大为愧疚，分别写信向他们致歉，代为筹备赎罪之银两，向有关官员招呼关照，安排将来补救的出路。天津教案追责地方长官是办案惯例，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如此对待身陷囹圄的下属低级官员，主动承担责任，有收买人心的直接因素，但更多的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之外的人性光芒与温暖，也只有曾国藩等极少数官员才能做到。李元度不听劝告、大意失守徽州，贻误大局和战机，曾国藩本着公心和严肃纲纪的目的严厉参劾，事后发觉做得过头了，便多次指示弟弟从中转圜，并安排人奏请起复，最后李元度被起用为贵州按察使。
一般来说，稳定的人格心理一旦形成，例外的行为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曾国藩既然感恩报恩这么多人，犯不着负恩于章寿麟一人，如果偶然忽略了，还有来自灵魂深处改正的动力。曾国藩父亲感念章寿麟的大恩说：“章某，国士，宜善视之。”曾国藩是孝子，自然不会将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从家乡来营，当晚兄弟久谈，曾国藩在日记之后特意记下“章寿麟”三字，应该是谈话中谈起了章寿麟，可见章寿麟的恩情一直留在曾家的心里。所以，还是时任湖南巡抚卞宝第的看法较为客观：“文正不以拯己之德为公功，公也，非私也。君知中兴事业，非文正莫能任，拯文正即以拯天下，不言功，亦不望报，公也，非私也。”分清公、私的施报，避免了流于庸俗，达到了“名臣义士各千秋”的效果。
假如曾国藩决定用督抚大位来报答章寿麟，也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奏章就可以搞定的。要说明提拔的理由，要遵守官阶设计的程序，还要接受官场和舆论的监督。周腾虎在经济、洋务等方面才能出众，声名远播，“海内贤才，以周腾虎与左宗棠其称”，得到曾国藩的大力保举。不料，周腾虎素来高调而不拘小節，众多反对者借此弹劾，诬告其“胆大妄为”、“心术不正”，结果朝廷罕见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保举。后来，得知周腾虎在上海逝世的消息，曾国藩还在日记中感叹：“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章寿麟本身也有几个不利的方面，影响了他的升迁。一是起点太低，不是正途出身。同时在幕的李元度、陈士杰后来都位列地方大员，但他们之前的起点高得多。入曾幕前，李元度有举人功名，担任黔阳县教谕，为正八品朝廷命官;陈士杰，以拔贡选取户部七品官，因丁忧返乡;章寿麟却是没有任何功名和任职经历的草根。清朝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幕僚、杂佐可以私人聘任，但任用官员哪怕是八品、九品小官，都要报请朝廷批准，低起点限制了升迁的高度。二是没有独立带兵作战。李元度原为幕僚时就深得曾国藩赏识，湖口之战后又回乡募兵，由文员改为领兵将领，在江西丰城、玉山“所统平江营，以一军分守两县，力保危城”，以后还参加了多次重要战斗，包括让曾国藩震怒的“徽州失守”之役。陈士杰后来返回家乡郴州创立广武军，镇压当地农民起义，阻击石达开，立下显赫战功。章寿麟没有独立领军作战，得到保举后，数次申请开缺并得到批准，没有连续在军中效力。三是没有进入核心幕僚圈。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李鸿章的奏章与谋略，丁日昌的洋务与藏书，李元度的文采，赵烈文的政务与医学，莫友芝的出版，徐寿与华蘅芳的军工，俞樾的学问，都是一时之选;还有与曾国藩下棋的、谈天文的、谈水利的、谈书法的，核心幕僚经常接到曾国藩的咨询，也受到更多的关注。章寿麟“恂恂君子”，言语不多，没有在文学、经济、棋艺等方面的特长，难以脱颖而出，与曾国藩的交流就相对不会很深入。
曾国藩和章寿麟都不会料到，一幅画竟然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成就了如此壮观的文化集成。遗憾的是，自从诗、书、画从才能上分离、从物理上分离，这种文化壮观是不会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