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文化个体来定义二战之后的社会发展，美国是“猫王”和肯尼迪，英国是披头士，拉丁世界是切·格瓦拉和毕加索，荷兰一克鲁伊夫。
　　他去世的年龄才68岁，绝不算高寿，然而克鲁伊夫淡出大众视线，已经近20年。但这20年时间，他的名字不仅在足球世界里日夜响彻，克鲁伊夫的影响，早就超出足球。他早就已经是—种文化象征的存在，他代表了二战之后的一代人。
　　克圣魂归道山，消息传来，我得坦白，并没有多少悲痛之意，因为我们的足球成长，在其影响之下，直接关联却不多。其人其事，更多是掌故传播。我通过大卫·温纳先生，想约一次《超级颜论》专访，迟迟未有回音。转眼天人永隔。
　　但几天下来，每天我脑子里萦绕的，都是这个和足球、和我喜好的一些文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先贤，越发让我产生高山仰止之感。
　　20世纪几位登峰造极的足球巨人，对普拉蒂尼我有过专访，他在政坛诡谲中落马；贝肯鲍尔半退休状态，有过多次交谈，最近日子也不好过；马拉多纳只剩下传奇；贝利在继续卖蓝色药丸……克鲁伊夫因为超脱而高迈，因为独立而不流俗。
　　一位荷兰同行在电话里和我说起克鲁伊夫，第一句评价就是：“他让荷兰再次站上了世界地图……”荷兰人并不像世界各地球迷那样，将“克鲁伊夫转身”，定义为克鲁伊夫的高光时刻。克鲁伊夫不仅于此，他推动了荷兰足球的职业化、带领荷兰足球攀上世界之巅，他更重新定义了这个民族，好辩而自由、热情而独立的橙色人群。
　　二战之后出生，与嬉皮士、普罗沃党人同时代，克鲁伊夫登上足球舞台，就如同披头士走出洞穴酒吧一样。他们挑战传统、质疑僵化秩序，他们展现个性、激励创造，再不盲从和默生。
　　今年秋天，克鲁伊夫的自传将会面世，书名就叫《My Turn》，语义多关，既点到了那闻名于世的“克鲁伊夫转身”，也有“该我登场了”的强势。那种自由自信的感染力，溢于文字。
　　他充满竞争性和独立意识，甚至比较反叛。所以他不会盲从于足球管理机构，乃至社会法规。在他踢球的时代，荷兰足球还没有全面职业化，国家队出征，足协官员有航空保险，球员居然没有，克鲁伊夫会据理力争。他很早就具备商业意识，热衷赚钱，“当我退役时，我不希望走到面包店说：‘嘿，我是克鲁伊夫，免费给我点儿面包吧。’”
　　与披头士音乐激起的文化风潮一样，众多机缘组合，促成了全攻全守足球的形成，而克鲁伊夫就是其中约翰·列依般的人物。全攻全守有英国教练巴金汉姆、荷兰名帅米歇尔斯，也有前南后卫瓦索维奇、内斯肯斯等的贡献，但克鲁伊夫的飘逸和创造力，让全攻全守上升到了艺术高度——同时代门兴格拉德巴赫和拜仁慕尼黑，都是全攻全守，却在艺术展现力上落了下风。
　　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足球场上的革命：以技术控制空间，会很快影响到荷兰社会文化。这个围海造田、抗击自然几百年的民族，向来都是在狭小空间里求最大生存可能，全攻全守反映了荷兰传统文化，又反向影响了荷兰文化发展。
　　80年代，这样的思潮，更随着克鲁伊夫执教巴萨进一步升华，扩散到拉丁世界。这位高傲、好辩、控制欲强烈的天才，保持着对创造和美感的绝对尊重。他好胜，但更渴望美的胜利。1974年世界杯决赛，克鲁伊夫从来不肯承认荷兰的失败，“这么多年，大家说的都是荷兰队表现多么好，1974年我们已经赢了！”
　　他的座右铭是“I Decide”。就像当初阿贾克斯将他出售给皇马，克鲁伊夫自己完全不接受，他承认并不是他一开始就更喜欢巴萨，而是因为“这事得我自己决定”。
　　他的傲慢，是天资横溢的通病。1974年的荷兰之败，荷兰人自己承认，是自大之败。这种“我自己做主”的态度，不恰恰是二战之后Baby Boom一代的特征？去比照一下披头士，或者同时代的体育巨星贝肯鲍尔、拳王阿里、禅师菲尔·杰克逊，有多少惊人的相似处！
　　加泰罗尼亚人将克鲁伊夫的智慧超卓与自己的文化结合，有了今天的巴萨。荷兰多次距离顶峰差那一步，是否也和这浪漫高迈的克鲁伊夫情结相关？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有没有那座世界杯，14号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不需要世界杯的点缀，天堂里，他依旧会才情无碍、横行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