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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似浅实深：浅淡文字中蕴藏深情，质朴故事中暗伏隐痛。这样的文本，可能就是作者立的一块无字碑：为了纪念一段岁月和人生，为了感怀一种美好。
这是一篇写人的现代散文，我们要关注作品中所写的人物。“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一开头我们就能知道作者笔下的金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接下来作者在看似聊天的随意叙述中，巧妙地按照金先生从青年到晚年，从西南联大到北京，从外在形象到做学问再到内心情感，围绕作者眼中的“有趣”进行了叙述。金先生叫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养斗鸡、水果比大小，从这些事我们很容易看出有趣来；但是也有几件事似乎很难感觉到有趣。如何认识这些事情背后的东西呢？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所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汪曾祺先生的《金岳霖先生》必然留下西南联大时期的印记。所以，我们不妨走进那个时代、那种文化。
“捉跳蚤的细节是不是有损教授的形象，是不是该去掉？”可能有人会这么问。“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 ‘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和“有只跳蚤”很是不同，称之为“小动物”里面融合着怜爱之意，而“跳蚤”扰人，必然要杀之而后快；原文中的“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特别能体现金先生在困扰面前的从容，这种有趣是不为外在生活所困，超脱豁达的情趣。如能联系“扪虱而谈”的典故，那对这一捉跳蚤的细节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扪虱而谈”这个典故出自《晋书·王猛传》，王猛在未发达时，掌握朝政的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入关，王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在《世说新语·雅量》中另有一则短文：“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也。’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王猛、顾和面对权贵，无所畏惧，毫无卑屈承上的媚骨，从容而谈，令人感叹。作者汪曾祺选材于此，想必是要借“扪虱而谈”的典故赞一赞金岳霖先生率性洒脱的雅趣吧。
另一件事就是在林徽因去世后金先生请客为她过生日，我们可能知道金先生追求林徽因而终身未娶的事情，读到此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到世俗之爱。“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细读此句就会发现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情感显然超越了爱，比爱更深刻，这种情感是纯粹而高洁的，是追忆美好的真情趣。
写人的现代散文除了关注作品中作者所写的人物之外，更应该关注字里行间的“我”。正如黄厚江老师说的，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个性化地抒写作者的性灵，表达作者内心的个我。
文章开头的“有趣”两字在文章的后面再次出现，“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第一个“有趣”是指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表达的是作者的赞叹之情；而第二个“有趣”还是指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表达的是作者的赞叹之情吗？一位80岁的学者老人，也许你给他一间斗室、一盏黄灯、一壶淡茶、几本书，他会更加快乐和自由。据金先生的学生殷海光回忆，金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书房里只有罗素、休谟、布莱德雷等人的书，而当时享有大名的学者如张东荪、郭大力等人的书，却一本都没有。殷海光问金先生时，金先生解释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那时慎思审问、不苟时俗的金先生坐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东张西望”意味著他心神不宁、不知所措，据此我们可以读到这一个“有趣”背后的种种悲凉，感受到作者的一种无奈之情。通过两个“有趣”的解读，发现作者的情绪前后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赞美之情转变为无奈之情。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作者内心的个我，我们再来好好地读一读首尾两段，“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因为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令作者赞叹不已，所以反复说、反复写，不仅自己写还要想别人也写，我们很好理解；但是首尾两段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突出了“联大的教授”。联大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那些一代大儒、各行宗师的生活情状只能用“艰苦备尝，十儒九丐”来形容。但就是这样简陋、艰苦的生活条件，学者们却彰显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度。联大8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另一篇文章《新校舍》有回答：自由。
1978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曾经深得联大自由精神浸润的作者反复去写联大的教授，《金岳霖先生》一文就是立足金岳霖，关怀联大风采，呼唤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的人情人性、独立自由的联大精神。结尾段中的“应该”两字说明联大的许多教授还没能被“好好地写一写”，他们身上独有的美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但还没有人好好写一写联大的教授。联大的教授们已经慢慢逝去，联大的学生们也逐渐老去和远去，作者在感怀联大风采时有一种深深的隐忧和一份深深的期待。虽然作者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他的一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我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但情到深处，“应该”两字还是把作者的情感袒露无疑了。像这样的表达，文中还有一处：“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汪曾祺先生文笔简练，此处却细细写清了画了什么，写了什么；前文明明写清了王浩是山东人，用很少入画的宣威火腿来安慰山东人王浩的乡情，想来是值得深思的地方。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过：“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也就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要写给王浩的画，这所画的事物寥寥几笔，乃是乡愁的符号。与其说是安慰王浩的异国乡情，倒不如说是安慰汪曾祺对金先生的怀念，以及视昆明、视西南联大为故乡的深挚情怀。
总之，在读这篇记人散文时，我们既要关注作品中作者所写的人物——金岳霖先生，更要关注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我”，即作者汪曾祺先生；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作者、作品人物所处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去理解，要理解“有趣”背后的内涵，意识到“有趣”是真雅趣、真性情的体现；我们要关注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关注藏在字里行间的情绪变化，所以我们要读出深深的赞叹和深切的隐忧，读出作者写作的用意。阅读记人散文时，我们都可以循着这条思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读透散文里的那个人，读懂散文背后立着的那个人。
这是一篇写人的现代散文，我们要关注作品中所写的人物。“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一开头我们就能知道作者笔下的金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接下来作者在看似聊天的随意叙述中，巧妙地按照金先生从青年到晚年，从西南联大到北京，从外在形象到做学问再到内心情感，围绕作者眼中的“有趣”进行了叙述。金先生叫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养斗鸡、水果比大小，从这些事我们很容易看出有趣来；但是也有几件事似乎很难感觉到有趣。如何认识这些事情背后的东西呢？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所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汪曾祺先生的《金岳霖先生》必然留下西南联大时期的印记。所以，我们不妨走进那个时代、那种文化。
“捉跳蚤的细节是不是有损教授的形象，是不是该去掉？”可能有人会这么问。“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 ‘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和“有只跳蚤”很是不同，称之为“小动物”里面融合着怜爱之意，而“跳蚤”扰人，必然要杀之而后快；原文中的“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特别能体现金先生在困扰面前的从容，这种有趣是不为外在生活所困，超脱豁达的情趣。如能联系“扪虱而谈”的典故，那对这一捉跳蚤的细节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扪虱而谈”这个典故出自《晋书·王猛传》，王猛在未发达时，掌握朝政的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入关，王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在《世说新语·雅量》中另有一则短文：“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也。’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王猛、顾和面对权贵，无所畏惧，毫无卑屈承上的媚骨，从容而谈，令人感叹。作者汪曾祺选材于此，想必是要借“扪虱而谈”的典故赞一赞金岳霖先生率性洒脱的雅趣吧。
另一件事就是在林徽因去世后金先生请客为她过生日，我们可能知道金先生追求林徽因而终身未娶的事情，读到此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到世俗之爱。“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细读此句就会发现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情感显然超越了爱，比爱更深刻，这种情感是纯粹而高洁的，是追忆美好的真情趣。
写人的现代散文除了关注作品中作者所写的人物之外，更应该关注字里行间的“我”。正如黄厚江老师说的，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个性化地抒写作者的性灵，表达作者内心的个我。
文章开头的“有趣”两字在文章的后面再次出现，“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第一个“有趣”是指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表达的是作者的赞叹之情；而第二个“有趣”还是指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表达的是作者的赞叹之情吗？一位80岁的学者老人，也许你给他一间斗室、一盏黄灯、一壶淡茶、几本书，他会更加快乐和自由。据金先生的学生殷海光回忆，金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书房里只有罗素、休谟、布莱德雷等人的书，而当时享有大名的学者如张东荪、郭大力等人的书，却一本都没有。殷海光问金先生时，金先生解释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那时慎思审问、不苟时俗的金先生坐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东张西望”意味著他心神不宁、不知所措，据此我们可以读到这一个“有趣”背后的种种悲凉，感受到作者的一种无奈之情。通过两个“有趣”的解读，发现作者的情绪前后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赞美之情转变为无奈之情。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作者内心的个我，我们再来好好地读一读首尾两段，“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因为金先生的真雅趣、真情趣令作者赞叹不已，所以反复说、反复写，不仅自己写还要想别人也写，我们很好理解；但是首尾两段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突出了“联大的教授”。联大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那些一代大儒、各行宗师的生活情状只能用“艰苦备尝，十儒九丐”来形容。但就是这样简陋、艰苦的生活条件，学者们却彰显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度。联大8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另一篇文章《新校舍》有回答：自由。
1978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曾经深得联大自由精神浸润的作者反复去写联大的教授，《金岳霖先生》一文就是立足金岳霖，关怀联大风采，呼唤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的人情人性、独立自由的联大精神。结尾段中的“应该”两字说明联大的许多教授还没能被“好好地写一写”，他们身上独有的美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但还没有人好好写一写联大的教授。联大的教授们已经慢慢逝去，联大的学生们也逐渐老去和远去，作者在感怀联大风采时有一种深深的隐忧和一份深深的期待。虽然作者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他的一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我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但情到深处，“应该”两字还是把作者的情感袒露无疑了。像这样的表达，文中还有一处：“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汪曾祺先生文笔简练，此处却细细写清了画了什么，写了什么；前文明明写清了王浩是山东人，用很少入画的宣威火腿来安慰山东人王浩的乡情，想来是值得深思的地方。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过：“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也就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要写给王浩的画，这所画的事物寥寥几笔，乃是乡愁的符号。与其说是安慰王浩的异国乡情，倒不如说是安慰汪曾祺对金先生的怀念，以及视昆明、视西南联大为故乡的深挚情怀。
总之，在读这篇记人散文时，我们既要关注作品中作者所写的人物——金岳霖先生，更要关注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我”，即作者汪曾祺先生；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作者、作品人物所处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去理解，要理解“有趣”背后的内涵，意识到“有趣”是真雅趣、真性情的体现；我们要关注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关注藏在字里行间的情绪变化，所以我们要读出深深的赞叹和深切的隐忧，读出作者写作的用意。阅读记人散文时，我们都可以循着这条思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读透散文里的那个人，读懂散文背后立着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