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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劇《安提戈涅》是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剖析该作品，分析剧中两位主人公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别代表的政治立场，即民主与僭主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哲学如何在文中体现，并探讨作品背后的政治意义，以及剧作家借此所表达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 悲剧《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 克瑞翁 民主 僭主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著名悲剧诗人之一，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共完成了130出左右的悲剧和“笑剧”，曾多次在当时流行的戏剧比赛中摘得桂冠。但非常遗憾的是完整保存并流传至今的只有7部，而其中最为著名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三部曲。不可否认的是，这三部名剧的诞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是一个极为动荡却又令人惊叹的年代。经历了在此之前著名的“梭伦变法”，“‘梭伦使人民拥有了最高裁决权’；而根据亚里士多德‘最高裁决权就是最高民主权’的原则，他又含蓄地建立了群众政治，或民主政治”，［1］雅典从而成为民主自由的象征。而作者的一生也见证了古希腊从平凡走向辉煌又逐渐衰败的过程，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伯利克里的改革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他所处的时代，“巩固民主制度是当时的普遍要求，而提倡民主精神成了一种风尚”。［2］作为当时最为出色的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自然不忘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时代风尚，因而他的作品总是与“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僭主专制，鼓吹英雄主义，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对某些旧传统加以肯定”［3］等思想密切结合，既不会落后于时代又没有超脱于时代。
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作为至今索福克勒斯仅存的7出戏剧中较早上演的一部，时间约为公元前441年，仅晚于《埃阿斯》（约公元前442年）。这出悲剧上演后大获成功，好评如潮，索福克勒斯甚至因此被选举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誉），由此这出戏的出色与精彩可见一斑。它虽在三部曲中最早上演，但若按情节发展的时间来说，应在《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之后。这出戏主要说的是在俄狄浦斯去世后，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波吕涅刻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因争夺忒拜的王位自相残杀而死，最终由其舅舅克瑞翁继承了王位。即位后的克瑞翁宣布波吕涅刻斯为叛徒，禁止埋葬他，并表示一旦有人违反禁令即被处死。但安提戈涅为了亲人的荣耀私下埋葬了哥哥，并因此被克瑞翁下令处死。
不难看出，这出戏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他们不同的立场与见解成为本剧矛盾冲突所在。对于安提戈涅来说，一方面是对自己兄长的尊敬与怜惜，以及对神律的遵从，另一方面是对新国王——自己的舅舅颁布的禁令的遵守及对长辈的尊重。而克瑞翁面临的则是对自己的侄女、未来的儿媳责无旁贷的保护和对违反禁令者不可姑息的惩处。乍看之下，似乎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两者都是正义的象征，也都处于两难的境地，做与不做，可能都是错。然而，如果仔细追寻古希腊的传统，就会发现诗人对两者的态度其实为一褒一贬，并不相同。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一些宗教观念和伦理传统，其中有一条就是“埋葬亲人的权利和义务”［4］，即任何人都必须在亲人去世后将其妥善安葬，否则就是对神灵的触犯，因为他将本应该属于下界神祇的尸体扣留在人间。这种行为必然遭到神灵的责罚，给所在家庭、城邦带来可怕的灾难。可以说埋葬亲人尸体既是神的命令又是人的权利，因而雅典人都严格地遵循这个古礼，也因此一旦有人违反就得接受惩罚。例如，在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雅典人经历多次失利，最终赢得一场难得胜利后，迎接十将军的不是凯旋庆功而是身首异处，只因他们没能将死难的士兵尸体带回家乡，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对尸体的珍视程度。
因此，克瑞翁宣布波吕涅刻斯为叛徒后所下达的禁止埋葬其尸体的法令，其实是对神灵的亵渎，是对人天性的违反，是对人尊严的践踏。也就是说，禁令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若他一意孤行，则必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甚至祸及百姓，殃及城邦。而最终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安提戈涅死了，她的未婚夫海蒙（即克瑞翁的儿子）随之而去，海蒙的母亲（即克瑞翁的妻子）也因儿子的离去选择了自杀，克瑞翁面临的是家破人亡，这是神灵的诅咒。索福克勒斯用结局告诉观众，谁是正义，谁是邪恶；谁代表着民意，谁实施着暴政。
此剧中克瑞翁的形象与10年后上演的《俄狄浦斯》中的他明显相异，但与40年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他又是何等近似。也许诗人刻意安排这样的反差是为了衬托克瑞翁是一个狡诈多疑、善于隐藏的人——当俄狄浦斯在位时对其以礼相待，甚至毕恭毕敬，一旦其被驱逐，就立即实施迫害，篡夺王权。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克瑞翁这一暴君的形象，其实影射了诗人眼中的雅典僭主。
“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公元前7至前6世纪，雅典出现了许多‘僭主政治’”，［5］僭主政治是人们所不乐见的，也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雅典克利斯提尼改革期间便开始“实行陶片放逐法。这是公民大会的一个特殊的政治权利，目的是防止‘僭主’出现，保持雅典政局稳定”。［6］
在该剧中，克瑞翁的言行，一再证明他正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一个僭主。在他看来，处死安提戈涅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即便面对先知忒瑞西阿斯的谴责，歌队的不认同，以及海蒙和民众的反对，他依旧残忍地杀害了无辜的安提戈涅，哪怕明知她仅是尽了作为亲人的义务。除了在执意处死安提戈涅这个问题上，克瑞翁表现出了僭主的残暴，在其他众多方面他那僭主的本质也一一表露。在与歌队的交谈中，他口头上说要听从民意，可一旦人民提出异议，他就立刻勃然大怒，甚至怀疑忒拜人民收买守兵和先知来欺骗自己。更令人心寒的是，面对儿子海蒙的苦苦哀求，他完全无动于衷，当儿子彻底绝望准备与安提戈涅共赴黄泉时，他竟然认为海蒙想谋害自己。这是一个怎样的君主，一个怎样的父亲。在他的眼中，忒拜就是自己的，他可以为所欲为，铲除异己。他的意愿就是城邦的意愿，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只要有人反对自己，那么哪怕是为了道义反对，也要将其消灭。
安提戈涅在剧中，作为克瑞翁的反面，她是纯真、善良、勇敢、坚韧的化身，她代表着民意，代表了民主。而民主与自由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精神，酒神精神也就是“要求自由地摆脱个体性的桎梏，扬弃其本性而与自然融为一体”。［7］她明知埋葬哥哥的尸体就是对法令的触犯，明知触犯了法令就意味着死亡，但她毫不畏惧，慷慨相对，因为她问心无愧，自认对得起神灵，对得起亲人，而克瑞翁的禁令在她眼里只是神律面前不足道的一纸荒言。正如她所说的：“宙斯从没有宣布过这样的法令，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怕别人而违背天条，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惩罚。”是的，城邦是“公民们自己的团体而非一个超越常人之上的‘国家’，城邦事务是由城邦公民决定的”。［8］埋葬亲人尸首是道义所指，是民意所向，是每个人所肩负的不容推却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无法取代的权利与资格，不能够仅仅因为一纸禁令就将其抛弃，这是为神灵所不容，也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然而这样一位美丽的公主，最终含着微笑走向了死亡。她因为行使了上天所赐的权利而被残忍地杀害，成为克瑞翁暴政下的牺牲品。具有反抗精神的安提戈涅是勇敢无畏的，她代表着正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人民反抗暴君统治的意志，因而赢得了人民的绵绵不绝的掌声。
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在民主制度下贫穷的生活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9］借这部作品，诗人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政治观点——提倡民主，反对僭主专制。诗人反对克瑞翁的残暴行为，也就是反对一切僭主的残暴行为，他肯定安提戈涅的权利就是肯定所有雅典人的权利。这就是《安提戈涅》剧的进步意义，它反映了伯利克里时代反僭主的精神。当克瑞翁遇见安提戈涅，僭主便遇见了民主；当克瑞翁处死了安提戈涅，也就意味着僭主谋害了民主。然而民主是生生不息的，僭主最终必然走向毁灭。
参考文献：
［1］［英］厄奈斯特·巴克著.卢华萍译.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1.
［2］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8.
［3］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7.
［4］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0.
［5］赵玉霞，韩金峰.外国政治制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61.
［6］赵玉霞，韩金峰.外国政治制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63.
［7］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论德性、教育与人的福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6.
［8］王蕾.众神之乡：追寻古希腊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43.
［9］汪子嵩.希腊的民主与科学精神［A］.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德性·自由［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178.
关键词： 悲剧《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 克瑞翁 民主 僭主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著名悲剧诗人之一，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共完成了130出左右的悲剧和“笑剧”，曾多次在当时流行的戏剧比赛中摘得桂冠。但非常遗憾的是完整保存并流传至今的只有7部，而其中最为著名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三部曲。不可否认的是，这三部名剧的诞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是一个极为动荡却又令人惊叹的年代。经历了在此之前著名的“梭伦变法”，“‘梭伦使人民拥有了最高裁决权’；而根据亚里士多德‘最高裁决权就是最高民主权’的原则，他又含蓄地建立了群众政治，或民主政治”，［1］雅典从而成为民主自由的象征。而作者的一生也见证了古希腊从平凡走向辉煌又逐渐衰败的过程，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伯利克里的改革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他所处的时代，“巩固民主制度是当时的普遍要求，而提倡民主精神成了一种风尚”。［2］作为当时最为出色的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自然不忘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时代风尚，因而他的作品总是与“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僭主专制，鼓吹英雄主义，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对某些旧传统加以肯定”［3］等思想密切结合，既不会落后于时代又没有超脱于时代。
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作为至今索福克勒斯仅存的7出戏剧中较早上演的一部，时间约为公元前441年，仅晚于《埃阿斯》（约公元前442年）。这出悲剧上演后大获成功，好评如潮，索福克勒斯甚至因此被选举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誉），由此这出戏的出色与精彩可见一斑。它虽在三部曲中最早上演，但若按情节发展的时间来说，应在《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之后。这出戏主要说的是在俄狄浦斯去世后，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波吕涅刻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因争夺忒拜的王位自相残杀而死，最终由其舅舅克瑞翁继承了王位。即位后的克瑞翁宣布波吕涅刻斯为叛徒，禁止埋葬他，并表示一旦有人违反禁令即被处死。但安提戈涅为了亲人的荣耀私下埋葬了哥哥，并因此被克瑞翁下令处死。
不难看出，这出戏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他们不同的立场与见解成为本剧矛盾冲突所在。对于安提戈涅来说，一方面是对自己兄长的尊敬与怜惜，以及对神律的遵从，另一方面是对新国王——自己的舅舅颁布的禁令的遵守及对长辈的尊重。而克瑞翁面临的则是对自己的侄女、未来的儿媳责无旁贷的保护和对违反禁令者不可姑息的惩处。乍看之下，似乎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两者都是正义的象征，也都处于两难的境地，做与不做，可能都是错。然而，如果仔细追寻古希腊的传统，就会发现诗人对两者的态度其实为一褒一贬，并不相同。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一些宗教观念和伦理传统，其中有一条就是“埋葬亲人的权利和义务”［4］，即任何人都必须在亲人去世后将其妥善安葬，否则就是对神灵的触犯，因为他将本应该属于下界神祇的尸体扣留在人间。这种行为必然遭到神灵的责罚，给所在家庭、城邦带来可怕的灾难。可以说埋葬亲人尸体既是神的命令又是人的权利，因而雅典人都严格地遵循这个古礼，也因此一旦有人违反就得接受惩罚。例如，在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雅典人经历多次失利，最终赢得一场难得胜利后，迎接十将军的不是凯旋庆功而是身首异处，只因他们没能将死难的士兵尸体带回家乡，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对尸体的珍视程度。
因此，克瑞翁宣布波吕涅刻斯为叛徒后所下达的禁止埋葬其尸体的法令，其实是对神灵的亵渎，是对人天性的违反，是对人尊严的践踏。也就是说，禁令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若他一意孤行，则必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甚至祸及百姓，殃及城邦。而最终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安提戈涅死了，她的未婚夫海蒙（即克瑞翁的儿子）随之而去，海蒙的母亲（即克瑞翁的妻子）也因儿子的离去选择了自杀，克瑞翁面临的是家破人亡，这是神灵的诅咒。索福克勒斯用结局告诉观众，谁是正义，谁是邪恶；谁代表着民意，谁实施着暴政。
此剧中克瑞翁的形象与10年后上演的《俄狄浦斯》中的他明显相异，但与40年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他又是何等近似。也许诗人刻意安排这样的反差是为了衬托克瑞翁是一个狡诈多疑、善于隐藏的人——当俄狄浦斯在位时对其以礼相待，甚至毕恭毕敬，一旦其被驱逐，就立即实施迫害，篡夺王权。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克瑞翁这一暴君的形象，其实影射了诗人眼中的雅典僭主。
“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公元前7至前6世纪，雅典出现了许多‘僭主政治’”，［5］僭主政治是人们所不乐见的，也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雅典克利斯提尼改革期间便开始“实行陶片放逐法。这是公民大会的一个特殊的政治权利，目的是防止‘僭主’出现，保持雅典政局稳定”。［6］
在该剧中，克瑞翁的言行，一再证明他正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一个僭主。在他看来，处死安提戈涅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即便面对先知忒瑞西阿斯的谴责，歌队的不认同，以及海蒙和民众的反对，他依旧残忍地杀害了无辜的安提戈涅，哪怕明知她仅是尽了作为亲人的义务。除了在执意处死安提戈涅这个问题上，克瑞翁表现出了僭主的残暴，在其他众多方面他那僭主的本质也一一表露。在与歌队的交谈中，他口头上说要听从民意，可一旦人民提出异议，他就立刻勃然大怒，甚至怀疑忒拜人民收买守兵和先知来欺骗自己。更令人心寒的是，面对儿子海蒙的苦苦哀求，他完全无动于衷，当儿子彻底绝望准备与安提戈涅共赴黄泉时，他竟然认为海蒙想谋害自己。这是一个怎样的君主，一个怎样的父亲。在他的眼中，忒拜就是自己的，他可以为所欲为，铲除异己。他的意愿就是城邦的意愿，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只要有人反对自己，那么哪怕是为了道义反对，也要将其消灭。
安提戈涅在剧中，作为克瑞翁的反面，她是纯真、善良、勇敢、坚韧的化身，她代表着民意，代表了民主。而民主与自由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精神，酒神精神也就是“要求自由地摆脱个体性的桎梏，扬弃其本性而与自然融为一体”。［7］她明知埋葬哥哥的尸体就是对法令的触犯，明知触犯了法令就意味着死亡，但她毫不畏惧，慷慨相对，因为她问心无愧，自认对得起神灵，对得起亲人，而克瑞翁的禁令在她眼里只是神律面前不足道的一纸荒言。正如她所说的：“宙斯从没有宣布过这样的法令，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怕别人而违背天条，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惩罚。”是的，城邦是“公民们自己的团体而非一个超越常人之上的‘国家’，城邦事务是由城邦公民决定的”。［8］埋葬亲人尸首是道义所指，是民意所向，是每个人所肩负的不容推却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无法取代的权利与资格，不能够仅仅因为一纸禁令就将其抛弃，这是为神灵所不容，也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然而这样一位美丽的公主，最终含着微笑走向了死亡。她因为行使了上天所赐的权利而被残忍地杀害，成为克瑞翁暴政下的牺牲品。具有反抗精神的安提戈涅是勇敢无畏的，她代表着正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人民反抗暴君统治的意志，因而赢得了人民的绵绵不绝的掌声。
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在民主制度下贫穷的生活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9］借这部作品，诗人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政治观点——提倡民主，反对僭主专制。诗人反对克瑞翁的残暴行为，也就是反对一切僭主的残暴行为，他肯定安提戈涅的权利就是肯定所有雅典人的权利。这就是《安提戈涅》剧的进步意义，它反映了伯利克里时代反僭主的精神。当克瑞翁遇见安提戈涅，僭主便遇见了民主；当克瑞翁处死了安提戈涅，也就意味着僭主谋害了民主。然而民主是生生不息的，僭主最终必然走向毁灭。
参考文献：
［1］［英］厄奈斯特·巴克著.卢华萍译.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1.
［2］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8.
［3］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7.
［4］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0.
［5］赵玉霞，韩金峰.外国政治制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61.
［6］赵玉霞，韩金峰.外国政治制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63.
［7］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论德性、教育与人的福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6.
［8］王蕾.众神之乡：追寻古希腊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43.
［9］汪子嵩.希腊的民主与科学精神［A］.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德性·自由［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