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关系都不会有太大变化。”早在美国大选投票开始前，国内外战略界、舆论圈就有这样一种较为流行的判断。如今美国大选已告一段落，拜登的外交和国安政策班底已在媒体曝光，“拜登政府依然会对华强硬”似乎还是主流判断。
　　这种判断，至少是不够严谨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绝不会是萧规曹随，当然也不会是改天换地。“强硬”是特朗普的外交卖点，但不会是拜登的外交追求。预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要看特朗普给他留下了哪些“遗产”，同时也要看拜登是否愿意，以及可能做出哪些调整。

特朗普的遗产

　　白宫有一个非正式的规矩：即将离任的总统在离开白宫前，会给新任总统留下一张剪短的便签。内容大多是祝福或建议。小布什总统给奥巴马总统留下的，是建议他为可能遭到的批评和失望做好心理准备。
　　奥巴马给特朗普留下的便签，写着“维护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我的理解是，当时奥巴马预感到前景不妙，希望特朗普在外交上“不折腾”。但奥巴马的希望落空了，特朗普外交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折腾，而被折腾得最狠的就是对华外交。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中美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谷底，而且上面还笼罩着新冷战的乌云。
　　如果要给特朗普政府对华外交特点作个定性，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战略竞争”。表面上看起来没错，但实际上不够准确。今年6月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详细论述了这样一个判断：美国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已经开始战略转向，奥巴马任期内事实上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把前任的政策更加系统化，把中美战略竞争以战略性文件、国会法案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高调的对抗性外交加以实施。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开始变得清晰的信号，体现在2017年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年初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两份报告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中美战略竞争首先在经贸领域展开，此后蔓延至科技、教育、外交等领域。
　　到了中期选举前的2018年10月，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讲，开始把中美关系引向新冷战。此后，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战略竞争，基本上可以与新冷战划等号。2020年7月，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从演讲的内容和所选的地点可以看出，蓬佩奥一方面想给中美新冷战作个“盖棺定论”，另一方面想作个对华外交与过去作别的意志展现。
　　特朗普执政四年，中美关系是否已经陷入了新冷战？此前南风窗的多篇文章对此作过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美关系带有明显的新冷战特征，但彻底滑向新冷战并非注定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特朗普离开白宫，中美关系也会被锁定在战略竞争的轨道上。
　　除了上述两份战略性文件，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锁定”的关键动作。这份文件认为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上都对美国构成挑战，并计划以“全政府的方式”加以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冷战式外交，“底色”还是战略竞争。把战略竞争营造得像打冷战，是特朗普威胁恫吓的个人风格使然，也是出于他连任竞选的需要。

　　白宫网站上公布的这份长达16页的政府文件，字里行间透露出冷战式动员，但通篇未出现“cold war”（冷战）这样的字眼。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冷战式外交，“底色”还是战略竞争。把战略竞争营造得像打冷战，是特朗普威胁恫吓的个人风格使然，也是出于他连任竞选的需要。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的后续影响在于，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意图强化、政策具体化、责任明确化。在那份文件公布之后，美国的行政、立法部门，都复活或者新建了“中国工作组”，国会通过了多个在经贸、科技领域为中国量身打造的遏制性法案。
　　也就是说，“全政府模式”已经开启，拜登即便是想调整，也面临着一个围绕对华战略竞争而运转起来的国家机器。把中美关系锁定在战略竞争的轨道上，是特朗普给拜登留下的遗产。
　　特朗普更为“显性”的遗产，是已被毒化的中美关系。尽管奥巴马政府事实上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但两国毕竟还维持着脆弱的互信，在重大分歧上还保留着不逾越底线的默契，确保双边关系不至于滑向全面对抗。而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外交上突破底线的操作，把中美之间脆弱的互信，变成了明显的敌意。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直击”中国核心利益，即是明证。
　　比如，政权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高官竭力污名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对台军售、美台官方交流层级上频频挑衅中国。这样刻意的恶意外交，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还未曾有过。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中国人想不感受到恶意都难。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在特朗普任期内也大幅恶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呈波浪式变化状态，正面看法最高是51%，最低是35%；负面看法最高是55%，最低是36%。但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人对中国正面、负面看法的走势几乎都呈直线型：正面看法从2017年的44%下滑至2020年22%，同期負面看法从47%攀升至73%。
　　无论怎么分析美国民意变化的原因，都难以否认特朗普政府的恶意与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意上对华态度明显恶化的美国，毫无疑问会挤压拜登的回旋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在调整对华政策上没有选择余地。

拜登的矫正

　　拜登的外交，可以概括为“重新领导”。他在11月7日晚的胜选演说中说：“今晚，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美国。我相信，在我们最好的时候，美国是全球的灯塔。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成为榜样，而是因为我们的榜样拥有力量。”
　　今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开篇即写道：“自奥巴马和我于2017年1月20日卸任以后，几乎从任何角度看，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影响力都有所下降。”他在文章中抨击了特朗普的外交，并提出了如何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构想。
　　虽然拜登勾勒出的“重新领导”只是粗线条，但可以明显看出他矫正特朗普外交的紧迫感。拜登对美国整体外交的矫正，与其对华政策的调整必将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这不仅因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因为特朗普执政期间破坏性的对华外交，客观上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进而让其领导世界的能力遭到质疑。
　　关于美国对华外交的调整，《重新认识美国》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对华认知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应过度”，反映到政策上就是“矫枉过正”。“特朗普政府混乱的对华外交，很可能是美国对华政策回调过程中的矫枉过正。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不可预测、行事冲动的个人作风，使美国对华外交‘反应过度’更为明显。”
　　拜登对华外交的矫正，在基调上将是对特朗普矫枉过正的修复。竞选期间，特朗普与拜登都曾炒作中国话题，但侧重点略有差异。特朗普主打的是自己对华强硬的形象，拜登推销的是其对华强硬会更有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矫正。
　　继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主观层面看，拜登继承了一个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界共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顾问。他曾对媒体表示：“我觉得在民主党内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特朗普对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判断是正确的。”

特朗普主打的是自己对华强硬的形象，拜登推销的是其对华强硬会更有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矫正。

　　拜登在上述《外交事务》杂志文章上谈及中国时写道：“中国正在通过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推廣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投资未来的技术，打一场持久战，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拜登的这种对华认知，本质上与特朗普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手段，拜登不会全盘否定。比如，以“全政府模式”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很可能被拜登继承。
　　这又涉及继承的客观层面，正如美国国际事务分析师詹姆斯·曼所说，拜登继承的是在对华态度上更加强硬的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商务部、国防部等。“觉得特朗普走人，所有这些机构的对华强硬政策也消失，那就错了，这些机构以及它们代表的利益，还在那。”
　　当然，拜登对华政策更突出的特点将是矫正。特朗普政府把复杂的国家竞争，拉低到校园霸凌的水平，属于典型的非正常状态。作为熟谙外交事务的资深政治人物，拜登的对华外交，即便不是君子之争，至少也更像成年人。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克斯，今年10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拜登的胜选将“重启”中美关系。“谈到中国，我想你会看到某种重启，看到开展平静外交的总统。”“他不会用推特账号来影响外交政策，风格会更加传统。”
　　美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今年10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称，过去四年，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不仅大幅恶化，还极大地功能失调和情绪化。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重启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急需为竞争设定规则。坎贝尔今年年初也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表示，美国外交界多年来高估了改变中国的能力，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但也要防止两国滑向危险的冷战。
　　从拜登竞选团队外交顾问的表态，可以大致看出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矫正的意图和方向。曾在奥巴马政府内担任外交、安全官员的安东尼·布林肯，是拜登竞选时的外交顾问之一，而且两人私交甚笃。他是特朗普外交的坚定批评者，认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从特朗普政府弱化美国同盟关系、破坏美国价值观的战略赤字中恢复”，“美国与中国完全脱钩不切实际，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拜登竞选团队的另一位外交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必须优先重塑美国形象和国内实力，以此为基础与中国展开竞争，但同时也会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寻求合作。拜登本人今年9月在回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提问时说：“应对（中国）这一挑战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伙伴的统一战线，哪怕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趋同的议题上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合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外交的设想可以概括为：以联盟外交展开战略竞争、基于共同利益寻求合作。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粗线条，具体的政策框架，要等到拜登政府对华外交评估完成之后才会清晰起来。
　　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至少在基调上具有稳定、可预期的特点，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癫狂。比如，拜登政府可能加大在人权、宗教、民主问题上的施压，但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露骨地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会以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中美经贸、科技关系，但会更加在乎树立竞争规则，并且重视联合盟友；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依然会强硬，但会更加在乎危机管理。

拜登政府可能加大在人权、宗教、民主问题上的施压，但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露骨地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会以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中美经贸、科技关系，但会更加在乎树立竞争规则，并且重视联合盟友。

中美新常态

　　中美关系的变化，离不开国际政治现实这个大背景。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都将是：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与一个依然强大的美国共存于世界。中美战略竞争在美国已经是共识，但经历了特朗普4年折腾后，美国政界、战略界逐渐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共识：中国不可能一击即倒，对华外交是一项长期工程。
　　拜登的政治理念与政界经历，决定了他的对华外交将更具战略思维。也就是说，他会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对华外交，布局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方面意味着，拜登任内中美关系可能不会出现像特朗普执政时期那样突变式、断崖式下滑的状况，但同时也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进入可控而持续的紧张状态。
　　美国学者麦艾文（Evan Medeiros）将这称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在他看来，美国精英和大众都认可了中国挑战具有长期性的事实，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是“系统性竞争”，两国都更倾向于从竞争视角来看待双边关系。麦艾文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已经从“寻求竞争与合作的平衡”，转向“寻求竞争与对抗的平衡”。
　　麦艾文的观点里没有“合作”两字，表面上看与拜登的论述有差异，但实际上更可能接近拜登对华外交的实质。拜登对华外交的终极目的，无疑是确保美国赢得战略竞争，这事实上就内置了更高强度竞争的因素。拜登政府不会高调凸显中美对抗，但更高强度的竞争与对抗之间，隔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层纸。
　　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对华外交总体上是“接触 遏制”，换个角度看就是“竞争 合作”。在对华政策基调上，拜登及其外交顾问依然是“竞争 合作”，但细究起来，很可能是“高配版的竞争” “低配版的合作”。毫无疑问，这将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外交最为深刻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