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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历程来看，其核心就是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各思潮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将以“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窗口，不再集中探讨具体作品的“好”与“坏”，而是试图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由此引申出对两者关系的新看法。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文学；政治；文化政治
众所周知，十七年是指1949至1966年，包含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们通常会把建国至文革的三十年独立出来，以改革开放为新的起点。其实，5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是有相同点的，即两个时间段的政治动向都不明朗，党内的意见、走向都没有统一，而指向自然也随时在变。但是，50年代更为敏感，它处于政权更迭期而不是发展期，许多想法都是未知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着过着就可能湿鞋。中共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其实也在不断尝试，而毛泽东肃清党内思想，并且发动一系列批判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否则上层建筑的坍塌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认为80年代新文学，开启了文学与政治的新局面，即文学摆脱了政治的“绑架”，从而恢复了它的审美特性，因而复活了文学。不过我们必须知道，承认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不代表着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中，它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情感类型相关联而存在着。确实，80年代后越来越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就必然谈到之前政治对文学的高压，但是这种特性又反而把文学给架空了。需要明白的是，虽然借助邓小平的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终结了一种模式化的束缚，但是二者的关系却不会因此中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被提出，这可以说是文学存在于国家中，所必然发生的互动，正如现代性中，政治也是包含在内的。如果一味将其置于二元对立的体系中思考，那就难以实现二者融通的可能。正如刘锋杰等人所说：“其实新时期只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机缘，学理源头还得回溯到60年代初。”[1]
像广受关注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以及贺敬之的诗歌《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杨朔、刘白羽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长江三日》等，可以作为这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也是其显著时代风格特征的体现者。但是，许多研究者都会质疑其文学性，认为这时期的作品缺失了文学内涵，完全成为政治规范下的宣传文艺，甚至认为“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当中，其身份被夹杂和模糊在政治和文学之间，严重影响了作家形成独立的精神和成熟的艺术个性，许多作家也因此丧失了自我主体的自觉，成为了完全的政治服务者”[2] 。“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3]，然而很多研究者并非能理解这一层，于是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概述，文学史上大致就是“文学被规范于意识形态之下”，“文学丧失了审美特性”“作家缺乏主体意识”，但是我们所定义的“审美特性”“主体意识”又何尝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呢？甚至，有一段时期，文以载道也被划归为政治对文学的绑架，对于十七年的作家，有研究者认为他们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封建士大夫。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误解，因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常常被等同于后来的文艺工具论，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往往将道的内涵推至天地，也将情的内涵推至天地，这时候，道与情合，使得文以载道观以体重超越现实政治功用的方式，超越了简单的世俗有用性，而达到了文与道、道与情的本源上的统一。”[4]即，它试图寻求道与情的某种平衡。而从现代文学工具论出现后，不仅“道”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情”也渐渐淡化，平衡被打破，即演變成一种高度单一型的论调。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提倡这种工具论的，而胡适、周作人则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完全的政治化，文以载“政”，文学批判现实，由此放弃自身的超越性。后者则强调保留文学的自由，认为可以间接地服务政治。 曹禺似乎更像后者，虽然他否定作品的社会功用，但是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现实问题，类似于间接地服务了政治。但这种对现实问题思考，一直都是在文学的视野中，因此埋没了更深的意义。而用政治化的思维去思考，能真正地“为民立言”，使得作家不是高高在上地审视社会，而是放低姿态地成为现实的一员，激发出更贴合社会的情感。譬如我们所熟知的赵树理、丁玲等，都是十七年时期较为活跃的作家，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无论是塑造的人物还是语言，都附带着新中国全新的活力。但是，我们却把这种现象作为批判文学政治化的标杆，因而忽略了作家本人的想法，甚至认为作家在政治环境中失去了主体性，从而如牵线木偶一般地被政治带领。其实，曹禺的转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正如他所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5]我想，曹禺的心声能代表一大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即他们将文学置于政治的规划下，是出于自愿的心态的，因而正是作家这种主体性的引导，才会有十七年文学的辉煌成就。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的知识谱系都是有局限的，知识的单一只会导致思维的单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打破现有壁垒森严的知识边界，寻求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包括文学知识谱系内的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也包括文学知识谱系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学术等非文学知识谱系的跨学科的对话交流，探寻它们彼此之间互渗互补的可能性，在知识谱系和范式的运动中拓宽思维视野，找到对十七年文学富有新意和深度的解读。”[6]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确两者并非是对立的，也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融合的互动关系。就文学而言，它与政治不是两种要素的有意向加，而应原本就是统一的，只是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新生政权将文学直接等同于政治了，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片面性。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西方理论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努力，而不能简单地将探讨者划分阵营。比如，对待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中的观点：“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我们就认为文学的审美在他的研究中毫无地位，其实不然。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来说，世界、作品、作家、读者都是并联的，如若强调“政治绑架了文学”一说，其实在无意中也就切断了四要素之间的联系，或者单就文学审美特性而言，单一化的理解审美也忽略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在当今发展稳定的时代，文学已不会直接等同于政治了，不过文学对于政治的功能，我们也不能视若无睹。其实，承认了文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双向互动关系，其分歧也自然不存在了，只是互动的限度问题了。
注释：
[1]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2]贺仲明：《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07-23。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4]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來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田本相：《曹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6]吴秀明：《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学术月刊》，2010-06-20。
【摘要】：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历程来看，其核心就是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各思潮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将以“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窗口，不再集中探讨具体作品的“好”与“坏”，而是试图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由此引申出对两者关系的新看法。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文学；政治；文化政治
众所周知，十七年是指1949至1966年，包含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们通常会把建国至文革的三十年独立出来，以改革开放为新的起点。其实，5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是有相同点的，即两个时间段的政治动向都不明朗，党内的意见、走向都没有统一，而指向自然也随时在变。但是，50年代更为敏感，它处于政权更迭期而不是发展期，许多想法都是未知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着过着就可能湿鞋。中共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其实也在不断尝试，而毛泽东肃清党内思想，并且发动一系列批判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否则上层建筑的坍塌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认为80年代新文学，开启了文学与政治的新局面，即文学摆脱了政治的“绑架”，从而恢复了它的审美特性，因而复活了文学。不过我们必须知道，承认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不代表着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中，它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情感类型相关联而存在着。确实，80年代后越来越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就必然谈到之前政治对文学的高压，但是这种特性又反而把文学给架空了。需要明白的是，虽然借助邓小平的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终结了一种模式化的束缚，但是二者的关系却不会因此中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被提出，这可以说是文学存在于国家中，所必然发生的互动，正如现代性中，政治也是包含在内的。如果一味将其置于二元对立的体系中思考，那就难以实现二者融通的可能。正如刘锋杰等人所说：“其实新时期只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机缘，学理源头还得回溯到60年代初。”[1]
像广受关注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以及贺敬之的诗歌《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杨朔、刘白羽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长江三日》等，可以作为这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也是其显著时代风格特征的体现者。但是，许多研究者都会质疑其文学性，认为这时期的作品缺失了文学内涵，完全成为政治规范下的宣传文艺，甚至认为“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当中，其身份被夹杂和模糊在政治和文学之间，严重影响了作家形成独立的精神和成熟的艺术个性，许多作家也因此丧失了自我主体的自觉，成为了完全的政治服务者”[2] 。“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3]，然而很多研究者并非能理解这一层，于是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概述，文学史上大致就是“文学被规范于意识形态之下”，“文学丧失了审美特性”“作家缺乏主体意识”，但是我们所定义的“审美特性”“主体意识”又何尝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呢？甚至，有一段时期，文以载道也被划归为政治对文学的绑架，对于十七年的作家，有研究者认为他们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封建士大夫。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误解，因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常常被等同于后来的文艺工具论，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往往将道的内涵推至天地，也将情的内涵推至天地，这时候，道与情合，使得文以载道观以体重超越现实政治功用的方式，超越了简单的世俗有用性，而达到了文与道、道与情的本源上的统一。”[4]即，它试图寻求道与情的某种平衡。而从现代文学工具论出现后，不仅“道”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情”也渐渐淡化，平衡被打破，即演變成一种高度单一型的论调。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提倡这种工具论的，而胡适、周作人则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完全的政治化，文以载“政”，文学批判现实，由此放弃自身的超越性。后者则强调保留文学的自由，认为可以间接地服务政治。 曹禺似乎更像后者，虽然他否定作品的社会功用，但是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现实问题，类似于间接地服务了政治。但这种对现实问题思考，一直都是在文学的视野中，因此埋没了更深的意义。而用政治化的思维去思考，能真正地“为民立言”，使得作家不是高高在上地审视社会，而是放低姿态地成为现实的一员，激发出更贴合社会的情感。譬如我们所熟知的赵树理、丁玲等，都是十七年时期较为活跃的作家，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无论是塑造的人物还是语言，都附带着新中国全新的活力。但是，我们却把这种现象作为批判文学政治化的标杆，因而忽略了作家本人的想法，甚至认为作家在政治环境中失去了主体性，从而如牵线木偶一般地被政治带领。其实，曹禺的转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正如他所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5]我想，曹禺的心声能代表一大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即他们将文学置于政治的规划下，是出于自愿的心态的，因而正是作家这种主体性的引导，才会有十七年文学的辉煌成就。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的知识谱系都是有局限的，知识的单一只会导致思维的单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打破现有壁垒森严的知识边界，寻求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包括文学知识谱系内的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也包括文学知识谱系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学术等非文学知识谱系的跨学科的对话交流，探寻它们彼此之间互渗互补的可能性，在知识谱系和范式的运动中拓宽思维视野，找到对十七年文学富有新意和深度的解读。”[6]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确两者并非是对立的，也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融合的互动关系。就文学而言，它与政治不是两种要素的有意向加，而应原本就是统一的，只是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新生政权将文学直接等同于政治了，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片面性。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西方理论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努力，而不能简单地将探讨者划分阵营。比如，对待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中的观点：“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我们就认为文学的审美在他的研究中毫无地位，其实不然。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来说，世界、作品、作家、读者都是并联的，如若强调“政治绑架了文学”一说，其实在无意中也就切断了四要素之间的联系，或者单就文学审美特性而言，单一化的理解审美也忽略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在当今发展稳定的时代，文学已不会直接等同于政治了，不过文学对于政治的功能，我们也不能视若无睹。其实，承认了文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双向互动关系，其分歧也自然不存在了，只是互动的限度问题了。
注释：
[1]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
[2]贺仲明：《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07-23。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4]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來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田本相：《曹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6]吴秀明：《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学术月刊》，201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