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段子是这样说的：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还不是最牛逼的；最牛逼的是用世界5%的教育和医疗投入，解决了22%人口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更牛逼的是以全球20％的人口，养活了全球40％的公务员。
皇粮为什么好吃？
在许多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公家人，吃上“皇粮”。吃皇粮的最大好处就是旱涝保收，不管有没有活干，但绝不会没饭吃。所以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要进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博士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他的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据《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吃皇粮”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中国古代吃皇粮的少
中国“吃皇粮”自古有之，从夏启“家天下”的世袭制开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有民的地方就有官，有官就有吃皇粮的人。然而中国古代吃皇粮的却比现在少，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中国，官员的编制数量没有现在的多，一般的来说国家定级的也就到八、九品，到县上顶多就是县令，下属的捕头（大概类似现在的公安局长）就没了，至于师爷、衙役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不进编制的。
师爷，是那些会读书写字却又过不了科举的人，转而研读法律或经济相关书籍，成为县令臂膀，县令是科举出身，虽然科举不像现在很多人误会的那么死板，但专业性远不能和现在的大学相比，因此刚做县令的能写一手好字，能背四书五经，但要论律法或经济，一窍不通的大有人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招师爷。师爷分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秘书，但是和当今秘书不同的是，他们不占国家编制，不吃皇粮，隶属于县令，吃穿都靠县令给予，有钱的大方的多给，没钱的吝啬的少给。而当今的县长秘书，编制在县政府办公室，属正式公务员编制，待遇是国家财政按统一标准拨付。
衙役，就更可怜了，他们没有人权，法律身份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所谓“娼优皂隶”，这个“皂”就是衙役之类的家丁了，他们是官方奴隶，平时纵然可以狐假虎威，但位置实在低下，所以也为老百姓所看不起。有个故事，满清时有群差兵处决海盗，刀砍不动，只好拿锯子锯，整得惨不忍睹，一个农家少年路过，大骂他们是饭桶，差兵不服，叫少年来，少年手起刀落，麻利的砍掉一堆脑袋，差兵奖励少年许多金钱，还叫少年隔日去衙门报到，少年回家却被父亲一顿揍，原因就是不愿做奴隶。衙役们一般是县令根据自己财力进行招聘的，不占国家编制，不吃皇粮。而师爷和衙役要么辞职，要么被开除，要么干一辈子，不考科举，永远不得晋升。
但是在古代，国家财政在给官员的工资待遇中，是包含了关于手下奴隶们的待遇的，否则就那么点工资，想养两个秘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宋朝，官员的工资单中甚至还有相关明细。
不过，宋朝的“皇粮”是历史上给的最多的，我们也称“高薪养廉”，王安石月薪拿到了九万，而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超过了一千万。包拯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根据当时的工资数据表可以计算出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利用当时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21878贯铜钱合计1367万元。
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
让我们把镜头由古代拉回到现在，看看当今中国的官民比是多少？
有的说1：26，有的说1：198，还有的说是1：18，这里面有民间的说法，也有官方的说法。其实大家讨论的事实基础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统计口径的大小而已。
民间的想把这个数字变大，官方想把这个数字变小。为什么呢？因为数字体现的就是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有多少人由纳税人供养着“为人民服务”。数字太大了，总让人联想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我国的吃皇粮者，从大类分有党、政、军、团、事业单位等。然而，由于诸多党政单位存在从“基层”借用人员现象，使得党政等机构“在编人员”与实际人员并不相等。事业单位指学校、医院、科研单位、媒体、社会团体等机构，这些单位有些自己“养活”自己，有些需要财政拨款。最有趣的是有些单位，一部分正式工从政府财政拿工资，奖金、福利则从财政以外取得，而非正式工，则工资、奖金、福利统统从非财政取得。正因为如此“复杂”，而我们的统计向来马马虎虎，因此，要真正算出我国吃皇粮的总人数，可以说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老百姓质疑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数字之高，最关心的是当代中国各类“吃皇粮人员”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为了回应今年人大会上代表关于中国公务员高达1000万的质疑，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给出答案：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5万人。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应为1：194.3。
中西方吃皇粮比
这个官民比打破了之前被经常使用的1：26这个比例，再加上相关媒体也罗列了西方各国的官民比。其中加拿大最高，达1：9.8，法国是1：12.7，德国是1：13.7，俄罗斯是1：84.7，日本是1：28.5，新加坡是1：71.4，美国是1：12.7，南非是1：31.1，韩国是1：50.1，印度是1：109.5。这么看起来，感觉中国还是世界上较低的官民比的国家。
但如果仔细来解读，会发现中国的官民比是严重低估的。
首先，西方这些国家的比例是国家财政供养人数和人口总量的比值。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还包括联邦和地方所属科研和文化机构的职员，以及法官、消防人员、警察、邮政工作人员和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而中国的官民比只是简单的公务员和人口总数的比值。实质上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可不简单包括689万公务员，而且还包括庞大的事业单位。有统计称，中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供养的人数将在5000万以上。也就是和之前说的1：26就相差不大了。
其次，看一个国家的官民比还是要有一个基数概念。那就是中国要与其对比的话，要找人口规模相差不大的国家来对比，也就是说中国要找印度这样的国家来对比才有可比性。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国家也会设置一些必须的岗位，而对于10亿级别的国家有些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减少官民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比起印度的官民比高了四倍。
还有一点，要看官民比背后的成本。作为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5000万以上的中国，并没有体现人多力量大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一些行政成本。以中国征税成本为例，中国1999年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目前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6%，而同期美国征税费用约占税收总额的0.58%，日本是1.13%。这种征税成本的差别，除开技术等硬件条件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征税的队伍过于庞大，高昂的人力成本提高了征税成本。
当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和透明度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世界各国都为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了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公民随时可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最后，官民比高低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提高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没有提供齐全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在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各种社会管理水平上和欧美国家还是有差距。所以即使美国的官民比要高于中国，但必须要看到在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管理水平上比中国还是要强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效率和质量目前还存在一些差距，需要提高。
从这些角度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的官民比既被低估的同时，也存在数量过多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打破国有事业单位对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有些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交给市场来完成。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均生产效率，从而减少规模。当然，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需要进一步加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力度，对必须成为政府职能的转成公务员，对可以市场化的要进行企业化改造。
编辑罗欧阳
《商道》杂志QQ⑤群号：184484127
皇粮为什么好吃？
在许多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公家人，吃上“皇粮”。吃皇粮的最大好处就是旱涝保收，不管有没有活干，但绝不会没饭吃。所以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要进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博士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他的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据《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吃皇粮”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中国古代吃皇粮的少
中国“吃皇粮”自古有之，从夏启“家天下”的世袭制开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有民的地方就有官，有官就有吃皇粮的人。然而中国古代吃皇粮的却比现在少，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中国，官员的编制数量没有现在的多，一般的来说国家定级的也就到八、九品，到县上顶多就是县令，下属的捕头（大概类似现在的公安局长）就没了，至于师爷、衙役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不进编制的。
师爷，是那些会读书写字却又过不了科举的人，转而研读法律或经济相关书籍，成为县令臂膀，县令是科举出身，虽然科举不像现在很多人误会的那么死板，但专业性远不能和现在的大学相比，因此刚做县令的能写一手好字，能背四书五经，但要论律法或经济，一窍不通的大有人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招师爷。师爷分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秘书，但是和当今秘书不同的是，他们不占国家编制，不吃皇粮，隶属于县令，吃穿都靠县令给予，有钱的大方的多给，没钱的吝啬的少给。而当今的县长秘书，编制在县政府办公室，属正式公务员编制，待遇是国家财政按统一标准拨付。
衙役，就更可怜了，他们没有人权，法律身份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所谓“娼优皂隶”，这个“皂”就是衙役之类的家丁了，他们是官方奴隶，平时纵然可以狐假虎威，但位置实在低下，所以也为老百姓所看不起。有个故事，满清时有群差兵处决海盗，刀砍不动，只好拿锯子锯，整得惨不忍睹，一个农家少年路过，大骂他们是饭桶，差兵不服，叫少年来，少年手起刀落，麻利的砍掉一堆脑袋，差兵奖励少年许多金钱，还叫少年隔日去衙门报到，少年回家却被父亲一顿揍，原因就是不愿做奴隶。衙役们一般是县令根据自己财力进行招聘的，不占国家编制，不吃皇粮。而师爷和衙役要么辞职，要么被开除，要么干一辈子，不考科举，永远不得晋升。
但是在古代，国家财政在给官员的工资待遇中，是包含了关于手下奴隶们的待遇的，否则就那么点工资，想养两个秘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宋朝，官员的工资单中甚至还有相关明细。
不过，宋朝的“皇粮”是历史上给的最多的，我们也称“高薪养廉”，王安石月薪拿到了九万，而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超过了一千万。包拯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根据当时的工资数据表可以计算出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利用当时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21878贯铜钱合计1367万元。
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
让我们把镜头由古代拉回到现在，看看当今中国的官民比是多少？
有的说1：26，有的说1：198，还有的说是1：18，这里面有民间的说法，也有官方的说法。其实大家讨论的事实基础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统计口径的大小而已。
民间的想把这个数字变大，官方想把这个数字变小。为什么呢？因为数字体现的就是中国有多少人在吃“皇粮”，有多少人由纳税人供养着“为人民服务”。数字太大了，总让人联想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我国的吃皇粮者，从大类分有党、政、军、团、事业单位等。然而，由于诸多党政单位存在从“基层”借用人员现象，使得党政等机构“在编人员”与实际人员并不相等。事业单位指学校、医院、科研单位、媒体、社会团体等机构，这些单位有些自己“养活”自己，有些需要财政拨款。最有趣的是有些单位，一部分正式工从政府财政拿工资，奖金、福利则从财政以外取得，而非正式工，则工资、奖金、福利统统从非财政取得。正因为如此“复杂”，而我们的统计向来马马虎虎，因此，要真正算出我国吃皇粮的总人数，可以说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老百姓质疑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数字之高，最关心的是当代中国各类“吃皇粮人员”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为了回应今年人大会上代表关于中国公务员高达1000万的质疑，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给出答案：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5万人。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应为1：194.3。
中西方吃皇粮比
这个官民比打破了之前被经常使用的1：26这个比例，再加上相关媒体也罗列了西方各国的官民比。其中加拿大最高，达1：9.8，法国是1：12.7，德国是1：13.7，俄罗斯是1：84.7，日本是1：28.5，新加坡是1：71.4，美国是1：12.7，南非是1：31.1，韩国是1：50.1，印度是1：109.5。这么看起来，感觉中国还是世界上较低的官民比的国家。
但如果仔细来解读，会发现中国的官民比是严重低估的。
首先，西方这些国家的比例是国家财政供养人数和人口总量的比值。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还包括联邦和地方所属科研和文化机构的职员，以及法官、消防人员、警察、邮政工作人员和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而中国的官民比只是简单的公务员和人口总数的比值。实质上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可不简单包括689万公务员，而且还包括庞大的事业单位。有统计称，中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供养的人数将在5000万以上。也就是和之前说的1：26就相差不大了。
其次，看一个国家的官民比还是要有一个基数概念。那就是中国要与其对比的话，要找人口规模相差不大的国家来对比，也就是说中国要找印度这样的国家来对比才有可比性。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国家也会设置一些必须的岗位，而对于10亿级别的国家有些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减少官民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比起印度的官民比高了四倍。
还有一点，要看官民比背后的成本。作为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5000万以上的中国，并没有体现人多力量大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一些行政成本。以中国征税成本为例，中国1999年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目前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6%，而同期美国征税费用约占税收总额的0.58%，日本是1.13%。这种征税成本的差别，除开技术等硬件条件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征税的队伍过于庞大，高昂的人力成本提高了征税成本。
当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和透明度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世界各国都为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了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公民随时可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最后，官民比高低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提高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没有提供齐全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在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各种社会管理水平上和欧美国家还是有差距。所以即使美国的官民比要高于中国，但必须要看到在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管理水平上比中国还是要强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效率和质量目前还存在一些差距，需要提高。
从这些角度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的官民比既被低估的同时，也存在数量过多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打破国有事业单位对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有些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交给市场来完成。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均生产效率，从而减少规模。当然，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需要进一步加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力度，对必须成为政府职能的转成公务员，对可以市场化的要进行企业化改造。
编辑罗欧阳
《商道》杂志QQ⑤群号：18448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