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药入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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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炮与病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些西医便以葡萄牙人攫取的中国澳门为基地,开设诊所,售卖西药,施行手术,并通过招收中国学徒的方式,向中国内地传播西方医学。这些西医之中有不少服务于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自然不免也会干些贩卖鸦片的勾当。
  在这些西医之中,有一位名叫马礼逊,他也是来到中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其于1820年在澳门开设一家诊所,合伙人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敦,并为诊所配套开设了一间药房。
  这便是如今一著名品牌“屈臣氏”的直系先祖。在这个很有些年头的老店背后,则隐有一段西药入华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这个药房大约存在了五年时间,因为马礼逊回国和李文斯敦亡故而关闭,直到两年后另一东印度医生郭雷枢来华,才得以恢复。
  当时广州为清朝指定的唯一合法外贸口岸,每年5月到10月容许一定量的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指定外贸机构即是十三行(十三行,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之总称)。西医如郭雷枢也会随商人前来,偶尔也给十三行的富商们看看病,久而久之,积累了些好感,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持。
  郭雷枢遂在1828年将诊所开到了广州,药房也随之有了第一个内地分店,按照当地习俗,号为广州大药房。
  有史料称郭雷枢还在广州建了一座小型汽水工厂,成为后来畅销的屈臣氏苏打水之肇始。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中华凉茶始祖王泽邦也在广州创立王老吉品牌。
  虽然颇有进展,但受制于清朝的外贸规矩,这些药房诊所都局限于澳门、广州,而且在广州限制尤其大,必须打着只给外国人服务的幌子。
  洋枪洋炮打过来后就不一样了。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而上。各地的教堂拔地而起,往往不远处就是教会医院,西药也开始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
  奇怪的是,屈臣氏的先祖不趁此机会,北上内地拓展市场,却转而南下去了香港,时间是1841年。
  原来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批军队、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涌入,造成人口爆炸的同时,更带来许多新型病菌,再加上香港气候炎热潮湿,卫生状况十分糟糕。
  这些病菌就不是洋枪洋炮对付得了的。
  当地中医也极为罕见。危机中,西药商机出现了。
  屈臣氏的先祖便将分店开到了香港,那座汽水工厂也随之迁来,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尚未习惯饮用此物,最大客户群体还是外国人。
  与此同时,屈臣氏也来了。
  所谓屈臣氏,其所指人物英文名为Thomas Boswell Watson,若以汉语普通话音译,当为托马斯·博思维·华森,但按粤语发音,则将“华森”二字译作“屈臣”。
  这位屈臣先生祖籍苏格兰,职业为医生,在1845年来华,并于澳门开设诊所,或许是生意状况不佳,又或许是香港市场更大,十年后他卖掉诊所,渡海入港。在这里他的生意十分成功,不仅开设了一家规模可观的诊所,还在繁华的黄金地段买下店铺开设药房,并因此得以强势加入屈臣氏先祖的业务中。
  这家药房名号为香港大药房。
  当时香港大药房的股东很多,即便屈臣先生强势,也不太可能让这个药房立马随他改姓,何况他自己的生意也不错。不料此时刚刚年过三十的他,身体状况欠佳,大约是水土不服,呆了没几年,就撑不下去,卖掉产业,匆匆回国。
  临走之前,他将自己在香港大药房的股份留给了一个专攻药学的侄子。
  此人名为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缩写为A.S. Watson。
  不错,正是后来屈臣氏的英文缩写。
  依靠专业所长,他很快成为药房首席药剂师,短短几年时间后,就得以与两名药剂师同伴接管了整家药房。在1862年,他叔叔去世两年后,打着A.S. Watson标签的药物便出现在了市面上。
  随着业务的繁荣,A.S. Watson标签在香港成为知名商标,这位屈臣先生便趁势将香港大药房的名号在1871年改为了A.S. Watson & Company,粤语翻译即是屈臣氏大药房。
  就在精明强干的这位屈臣先生正欲大展宏图之际,他却突然放弃了这份锦绣事业,将其转让给了两个医生,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
  原因不明。
  不过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倒是经商的奇才。接手之后,独具慧眼的他们发现这年头卖得最好的不是西药,而是汽水,遂大手笔投资在今香港中环士丹利街置地,建立一座新的汽水工厂,产品多达六类,屈臣氏汽水从此扬名天下。
  在主打汽水的同时,他们还开始扩张屈臣氏的事业范围,方向则有两个,一为中国内地,一为海外。
  1883年,屈臣氏在外国人甚多的菲律宾马尼拉开设了分店,主卖汽水。一年后又在当地建立一座汽水工厂。在中国内地扩张更是迅速,许多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店,到19世纪末,数目已多达30余家。其中以上海分店规模最大,有一座位于今四川北路一带的汽水工厂,产量颇大。至于名下售卖物品,更是丰富,除了药品、汽水之外,化妆品等后来世屈臣氏的主营产品也大量上市,甚至还卖起了时髦的照相机等物,俨然一个百货商店,而并非只是药店。
  这也绝非屈臣氏一家所为,纵观当时入华的西药房,数量不少,仅上海一地到19世纪末便已多达十余家。但观其贩卖物品,除了西药外,更多的都是些化妆品、医疗器械、照相机、饮料、食物。甚至还有一些利欲熏心的西药房,为了谋财,利用许多中国瘾君子的痛苦心理,炮制诸如“包戒洋烟断瘾散”一类的假药乃至毒药,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信与迷信
  西药房一家接着一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当时的国人对此有何反应?
  最初,国人的态度与对待一切洋玩意一样,极度排斥,更遑论信赖与接受了。这种态度的理论根据,也与排斥其他洋物一样,在于“华夷有别”,即洋人制造的西药,与传统中药差别甚大,多为“神仙难识”的药粉药丸,可能适用于洋人的身体体质,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显得过于猛烈了,甚至还有人认为国人吃西药等于服毒自杀。如《申报》在1872年刊登文章,称“彼时海禁初开,国人之视西药竟有甚于鸩毒者,相戒勿服”,又称西药“其名既异、其性复殊,且研末炼水,更无从而知其形,故国人不敢服,诚恐服了有误而无术以救之”。   事实上,此时尚未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西药房,也大多是依附于教会医院而存在。彼时主要业务是给这些医院提供药品,以及供应在华的外国人。由此看来,当年屈臣氏的先祖不北上内地,而是南下入港,去抢夺在华最大外国人聚居地的市场,还真是颇具眼光的。
  当然这只是初期的生存策略,站住脚后,这些西药房就想方设法要发展中国客户群体,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多管齐下或者说上下通吃的经营手段。
  一是大做广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同时印刷大量海报进行推广,其广告画面设计与广告语的提炼,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有水平,只是有时显然吹得过了头,以至于屡屡出现“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字眼。不过对于国人而言,这却是从未见过的阵仗,此前的中医哪有一个这样干的?其冲击力可想而知。
  大做广告的同时进行低价销售。因为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福利”,洋人开办的西药房不需缴纳关税,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低价推广成为了可能。西药房的许多老板还开动商业头脑,大量贩卖一些廉价特效药,如治疗眼病的硼酸、治癣疥的硫磺膏等等,而屈臣氏药房更是专注于“脱鸡眼水”“光鲜嫩面水”“涂面花露水”“去花柳水”等等特效药品。
  同时,大量教会医院的免费诊治、免费送药,更是帮了西药房的大忙,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一天免费诊治病人超过千人。即便到了后来由于接诊病人太多,许多教会医院出现财务问题,这种免费模式还是在维持。由此而来的好感与信赖,是一笔无形的巨大资产,更是扭转国人心理的一股绵绵之力。
  对当时中国境况很有些洞见的西药商们,深知打动那些官员尤其是大官员的心,是多么重要。故而早在鸦片战争前,伯驾就专程前去给林则徐看病,虽然因为相关规定未能见面一诊,却将几包西药送了过去,史称大有奇效。
  屈臣氏的经营者更是用心良苦,上海分店开业之后,他们通过大力活动,得到了当时许多清朝大员的支持——至少“纸面”上支持。证据则是一块块题赠的匾额。1883年,上海分店出了一本广告册,名为《惠济全书》,其中重点并非宣传贩卖药物的奇效,而是刊印十七位清朝大员题赠给西药房的匾额。哪些清朝大员呢?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沈葆桢……
  且看那李鸿章所题匾额,四个大字为“妙手回春”;左宗棠则为“仙术佛心”;沈葆桢为“慧心仁术”;曾国荃为“海西仙药”……
  与下面的一招比较起来,其实上面谈到的这些都只能算是辅助动力,做不得主要动力。
  这一招却是国人发出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此七字指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洋务运动,其内容绝非只学洋人造洋枪洋炮洋船,学洋医、造洋药也是一大重点。其中突出者乃是李鸿章于1881年创立于天津的北洋西医医学馆,大量聘请西医为教师,按照西方医学院模式授课,以为北洋水师培养军医。史称此校曾因单招广东一省学生,引起天津当地人士抗议,在官方强力推动下的西方医学之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要不然这些当地人士就不会起来抗议招生不公了。
  官方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普通国人对西药的怀疑与抗拒心理也在逐渐消解,何况还有广告、免费等等“诱惑”,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许多西药房,抓住鸦片上瘾者的痛苦心理,大肆推销所谓的戒烟良药,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如屈臣氏上海分店之所以能获得李鸿章等人的亲笔匾额,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宣称自制的“戒洋烟精粉”能帮助百万瘾君子脱离苦海,引得清朝大员一片赞赏之声。
  发展到后来,竟然还有著名中医站出来为西药现身说法,如当时四川有名中医江锡堂,号称经方派大家,结果在年迈之际,时常头昏目眩,无法自医,后来听人劝服食了一些西药,大有好转,遂公开出来广告:“除目眩的毛病没了以外,更感觉神清气爽,好似年轻了十岁,我看这就是补品中的极品,同行中如有和老夫一样身体不适又不能自医者,还不速速去买点这类西药服食?”
  进口与国产
  西药逐渐为国人所接收之后,市场规模剧增,以中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利润空间相当可观,各大西药房很是发了一笔横财,如在各地大开分店的屈臣氏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年利润以白银计算,就突破了十万两。虽然和清朝官员的腐败收入相比不值一提,但对于当时的商业而言,就不是个小数字了。
  自然有国人心动。
  原本就有一些国人在教会医院或者西药房做学徒,历练一段时间后,目睹西药市场的红火,也有了出来开西药房的念头。
  这方面的先驱乃是名为罗开泰的华侨,1882年他在教会医院的帮助下,于广州开设了历史上首家中资西药房——泰安大药房,业务发展颇为顺利,不久便开分店一家,并正式挂出“华人首创泰安大药房”的招牌。
  蒸蒸日上的屈臣氏上海分店也遇到了中国对手,那是由顾松泉在1888年所创立的中西大药房。这位顾松泉十多岁便进入英国药房当学徒,经过近二十年训练,在专业程度方面不亚于当年的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感觉条件成熟后,他便与几个朋友合资创办药房,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药房……自运泰西各药材发客,精选灵验良方,秘制诸般药水、药膏及丸散膏丹,讲究精求,无不尽至……”。其创业资本不过几千元,却因为发展顺利,数年后资本总额即达到十余万元,年销售额已破二十万元,是为屈臣氏上海分店一大劲敌也。
  但纵观晚清西药房之格局,总体来讲仍是由洋人主导,华商实力十分微弱。如上海一地,虽有中医大药房对屈臣氏造成强烈竞争,但大多数华商西药房都是资本总额不到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本无法与那些动辄资本就上四五十万的洋人西药房抗衡。
  原因很简单。
  药从哪儿来?
  进口。
  从哪儿进口?从西方进口。
  同样是卖,西方的药厂卖给西方人,自然要比卖给中国人的价格低了。
  进货成本一高,自然价格也就高,何况洋人西药房还有关税的豁免,华商西药房却是该缴的一样不能少,不该缴的还要看清朝官员的脸色全数奉上。   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华商药房也学洋人药房,广开销路,什么都卖,甚至还买来几本国外出版的药学典籍,照着上面的说明,进口一些廉价的原材料,自己生产起了药品来,名为“本牌成药”。这种很有些山寨味道的经营方式,也折射出当时华商药房生存之不易,他们可没有屈臣氏的财大气粗,能直接盖一座汽水工厂出来。
  后来一些西方药商干脆将制药厂直接开到中国来。第一家乃是英国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耀华施德之药厂,其药物自然是优先供应洋商西药房,华商西药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到清朝灭亡前,上海有华商西药房近30家,却无一家华商药厂支撑。而洋商西药房有22家,看似数量不占优势却是在资本上有压倒性优势,在他们身后还有6家洋商药厂支撑。
  就在华商西药房举步维艰之际,却有逆转发生。
  一战爆发了。
  这场号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其实主要战场局限于欧洲地区。由于机枪、战壕战等战争因素的影响,列强均是大伤元气。人员伤亡巨大,需要的西药自然也就多。本土都还不够用,哪来的出口到中国?就连洋商在中国开设的药厂出品的药,也要优先运回去支援他们的国家!
  大约也是受战争阴影影响,或者是再一次眼光独到,在一战爆发前,屈臣氏便匆匆关闭了在中国内地和菲律宾的所有分店、分厂,集中业务于中国香港。
  洋人西药房和药厂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急剧萎缩,一些资金雄厚的华商趁机入市,建立起大批药厂来。不过这些药厂的投机性质太大,加上原料来源依然是西方,因此并未发展壮大,反而随着一战结束,进口西药卷土重来而失去竞争力,纷纷破产,一度到了残存十几家的境地。
  不过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在西药领域,经历了许多曲折的华商,还是逐渐站了起来。尤其是在当年“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的运动下,华商在西药的生产和销售市场占有率得到了很大提升,一些资本雄厚的华商西药房也顺势开办药厂。相比于此前那些投机分子所设药厂,此时的这些药厂都是依托于药房的产业,根基稳固,成长健康,如上海到1936年末,华商药厂多达58家,西药房则多达166家,其中多有开设分店于全国者。
  之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刚刚有些起色的华商西药业再遇打击。许多药厂内迁,更有不少药厂毁于战火,残存者也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被横加掠夺。随着枪炮而来的日本药商则在占领区建立起一大批药厂,强征中国劳工,所作所为截然不同于当年也随着枪炮而来的传教士。与此同时,日军更对药物实行严密的管制,因为这是与战争相关的重要物资,影视剧中抗日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入城购药的情节并非虚构。
  退于香港的屈臣氏,就能幸免?
  1941年12月13日,在日军的炮火声下,屈臣氏为其百年诞辰“庆生”,看来其自认为的正统先祖当是1841年从广州大药房开到香港的那家分店。差不多两周之后,香港守军投降,日军进驻。就在屈臣氏的经营者同许多英国人,还在幻想日军按照国际法对待他们的时候,这些侵略者已经以飞快的速度强行接管了屈臣氏的药房与工厂,其中那家以生产汽水和蒸馏水而闻名的“屈臣氏非酒精饮料制造厂”,被划到了日本海军名下,改称为“日本海军饮料制造厂”,不知后来在太平洋上逞凶的日本水兵,是否“享用”过这里的产品?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屈臣氏的原东家才收回产业,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重新开张,只不过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这家英籍外企的命运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朗。直到后来出现了一个华商李嘉诚于1963年收购了屈臣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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