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于1883年4月7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
“我就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坤包，登上长长的阶梯，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着自己的蛋一样……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临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了强烈对照。”
此时他刚刚结束在三峡上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三峡的雄浑、艰险和三峡上纤夫的坚韧令他感慨万分。而他本人其实也值得赞扬——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他是极少数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船穿越长江上游的欧洲人。
1859年，19岁的英国曼彻斯特人立德跟许多同胞一样，来到中国淘金。他先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次年，只身到上海，参与到与太平军作战中。1861年，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参与屠杀太平天国士兵。立德还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授予立德游击官衔，从三品。此后，他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开设立德洋行，成为上海富商。
立德的夫人阿绮波徳自小崇拜哥伦布，渴望冒险。她和立德一起，几乎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她生性好探险，又热情过人，曾积极支持中国的妇女天足运动，还为此拜见过李鸿章和张之洞，写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
正是这样一对在中国西人圈子里以胆大、好冒险著称的夫妇，几次筹资造船，试图完成用轮船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从宜昌最终到达重庆的旅程。他们既是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探险家。
首次三峡行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商埠，并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抵达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待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样，能否驾轮船逆流而上行抵重庆，就是打开西南的关键。立德虽然在上海经营洋行，投资商业，但他一直想进入中国西南部，尤其是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因此《烟台条约》一签订，他马上准备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1883年2月，他将孩子留在上海，和热衷中国社会活动的妻子一起搭轮船到汉口，时值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方向轮船停驶。他们改乘木船逆流而上，经过约40天的艰苦航行，于3月18日抵达三峡的东部入口，经过这次勘察旅行，立德认为将洋货销往四川是完全可行的。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还说“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无意义。”
一路沿江上行，沿途所经历之地，立德都对水势、地形进行仔细观察，他的日记中几乎逐日记载，逢滩必述，每遇到一个险滩都仔仔细细描述水势以及纤夫和船长的应对。比如在宜昌往上的一个河段，他记载道“这一河段宽3/4英里，完全像一个山间湖泊，看不见出口；小船艰难地前行，这时已靠近‘湖’的顶端，河流似乎完全消失了。突然，山峦出现一道裂口，瞧！这就是大江，缩至400码宽，在陡峭的石灰岩峭壁之间奔流，远处，两边的山崖似乎要合拢起来，大江似乎流不过去。在随后三个小时中，峡谷的全景逐渐展开，任何笔墨都无法描述其全貌之美丽动人。”
他也常常记载两岸的风景：“归州以上河段有其独特的迷人景色，山坡上开辟的片片梯田一直延续到山顶，村落散布在树林和竹林中”，“离开曳滩那扣人心弦的场面后，我们进入一段宽阔河面，两边是高约2000英尺的陡峭深红色山峰，一片片碧绿的麦田点缀其间，较缓的山坡上的村落颇像阿尔卑斯山的村庄，盛花的果树和常绿的树环抱周围。”在他笔下，三峡两岸的风光秀美怡然，令人向往。
他甚至常常上岸步行，考察沿江的官道和山间小道。他发现前者年久失修，成了帝国丧失治理能力和进取精神的象征，而后者的险峻则数次令他在山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当地水手回头寻找他，牵着他的手，才将他一步步从峭壁上重新带回停泊在江边的帆船上。
与中国传统文人墨客对三峡的描述偏重景观不同，立德很关注人，他的笔下不断出现纤夫拉着船在峡谷中行进的画面：“纤夫们用号子声协调时间，每走一小步胳膊都要前后甩动，向前弯着身子，手指头都几乎触到地上，当纤夫们向前行进并处于这种姿势时，又长又粗的纤绳盘绕成一卷，放在岸上，走到前面去的人迅速解开自己的索结，往回跑站在队尾重新系上索结。80或100人协同劳动时喊声震天，几乎盖过急流的咆哮声，而且常常是五六艘帆船的纤夫都同时拉纤，一队接着一队，一方面是峡谷中庄严的静谧，另一方面是险滩上充满生气的喧闹声。”
船过西陵峡时，他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些地方河槽正中间出现成堆的岩石，小山般的破碎岩石连小羚羊爬起来都有困难，可是倒霉的纤夫却要在上面爬上爬下。主河道水要相对宽和深，但帆船宁愿走靠近岸边的较窄的水道，因为这里可以不停地拉纤……”而在西陵峡的獭洞滩，立德记录下一艘满载棉花的船的底部被撞出一个大洞，搁浅在河滩；在秭归附近的新滩，立德的船上滩失败，被冲进激流，拉纤的纤夫中有两个被拽倒，拖过岩石，身负重伤，后来一名纤夫在送往岸上的时候死去；在云阳附近的一处险滩上，他们的船又一次失去控制，被冲下激流，与下面的一只小船相撞，幸好没有大的损坏；一次，一个纤夫一脚踩空，掉进激流，还好被救起……立德深深地惊叹于纤夫身体的灵活，对三峡水系、山势的熟悉和他们淳朴的性格。
那段辛苦的旅行费去了整整三个星期，立德夫妇和船员备尝艰险，才于4月7日抵达目的地。虽然艰苦，但他心怀感恩“我虽孤独，却满心欢喜感到能在扬子江游历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将来汽船不可避免要通航，无所不贪的环球游客必将破坏这迷人的美景。如果坐汽船匆匆而过，还没有时间欣赏细节，一处景观还没在脑海留下印象，就被下一处景致抹掉，那还不如不浏览。” 行程结束，立德将自己的日记整理为一本书，记载整个行程以及三峡地理状况、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可开发的商业机会等等。立德也因此次三峡之旅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利川号：轮船的川江首航
完成第一次乘帆船的三峡之旅后，立德夫妇下定决心要开发三峡地区的航运。
1884年，他们回到三峡，从事汉口到宜昌的客货航运，并试图向政府申请准许直接通航到重庆。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因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与长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现代轮船在这里通航，势必会对当地的传统行业造成打击，船工、纤夫，甚至船老大都将面临失业或者破产。因此，立德第一次从宜昌到重庆通航计划流产。
立德具有典型的英国探险家的精神，坚韧、轻易不放弃。由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受到挫折后，立德并不死心，花重金聘请英国人浦南田率测量队，深入由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直到甲午海战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其余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逻辑，也获得同等权利，立德马上订了一艘适合川江试航的轮船，取名利川。
1898年2月，在重庆开埠8年以后，距立德第一次三峡之行15年以后，他终于再一次启程，准备从宜昌驶往重庆。这一年，立德58岁，他的妻子53岁。
立德自任船长，立德夫人则负责船上人员的生活安排。他们所驾驶的利川号是三峡航道上出现的第一条蒸汽机船。立德夫人不仅用文字记录了沿途的人文风光，还用当时中国内地非常罕见的照相机拍下了当时的风土人情。
据《宜昌志》记载，2月15日，立德自任船长、大车，驾驶“利川号”离开宜昌。因马力不足，在滩险水急地段如新滩、滚子洞、曳滩等处，立德花高价雇请船工拖拉。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多达三百余人。
《巫山志》记载，2月19日，“利川号”进入巫山县境，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后顺流到水势平缓处，设法修补，幸免于沉没。
立德此行不仅面对凶险神秘的川江水道，还遇到川江两岸人民的阻截。在巫山，川东船户向江面上抛置大量稻草捆、杂物，绞住“利川”轮的车叶子，使它在巫峡中僵卧了整整4天。而据《云阳志》记载，在曳滩，“利川”深夜遭火矢袭击，火球像蝗虫般飞到船上。幸扑救及时，未酿成大难。在乌龟沱，“利川”被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后，冲出重围。随后船户渔民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云阳官府闻讯派出兵丁，驱散群众。可见当时民间力量对洋人开通川江航线的反对态度。
为免犯众怒，再遭袭击，船过万县，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便穿上官服，带上盛装打扮的夫人，登岸拜会地方官员。立德还与沿途各袍哥堂口龙头大爷笼络关系，利用其扫清障碍。3月9日清晨，“利川”轮驶抵重庆。在渝的英、美、日领事组织中外人士上百名，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迎候。驶抵朝天门码头时，迎候者鸣锣放鞭炮，上万百姓拥到江边观看。
至此，“利川号”成为了长江航运历史上第一艘从宜昌穿过三峡抵达重庆的现代轮船。立德夫妇在轮船上做完感恩节礼拜仪式后才下船。此前，他们已在重庆陕西路买下房子，随即办起商行，经营猪鬃、山货等进出口贸易。随后，两人永久租赁重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堡一片地皮，创办立德洋行。立德洋行老建筑位于现在重庆的上新街新码头34号，石雕大门、别墅、仓库等均在，立德在重庆经营时间颇长，影响不小，重庆有的老人至今还能述说一些有关立德的传说：
江北龙王硐，来了立洋人。
开家煤炭厂，铁路要修成。
刚刚才动手，打死三个人。
袁官来验尸，命价一封银。
随着立德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涌至重庆，开办各种公司。太古、怡和等外商，争相在川江上办起轮船公司，因其快捷，收费便宜许多，沿江船帮饱受冲击，生意一蹶不振。因洋纱大量涌入，传统土纱价格大跌。在外商纷纷收购下，四川重庆猪鬃和各种土货价格大涨。据当时数据显现，“利川”轮驶抵重庆一年后，仅猪鬃价格便陡涨了27%。
“利川”轮试航重庆，宣告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虽然其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产品市场，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商业贸易，1898年以来，重庆以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获得一股新鲜空气与活力，加速了重庆近代化历程。
立德之后，三峡之变
在立德之后，虽然不少外国人曾游览长江，但真正走过三峡的少之又少。1888年，法国驻天津外交代表阿尔伯托·阿马德曾乘船游历、拍摄了三峡；1910年代美国裕中公司负责从中国信阳至成都线路勘测的工程师GA凯尔也拍摄了不少长江三峡壮景，在《绝版长江》一书中可以看到；1917年西德尼·戴维·甘博到达重庆、四川成都、理县、遂宁、汶川、湖北宜昌等地，他的照片里也拍摄了很多长江上船夫的生活；1920年是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溯江而上，拍摄了很多照片，1926年出版图书《扬子风景》；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冒险考察西陵峡；1946年，美国《生活》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来到三峡拍摄了三峡风光，比如奉节夔门和白帝城、滟滪堆、夔门景观、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高唱号子的纤夫等等。
这些外国游览者、摄影师来了又走，三峡岿然不动，又安立了几十年。直到三峡大坝修建，这里的自然景观发生巨大变化，立德看到的三峡、走过的三峡已不复存在——位于西陵峡中部的三峡大坝的坝前水位常年保持在145米以上，由此向西660多公里的航道两岸，高峡和峭壁已经消失，水上航行不再惊心动魄、耗时长久，而是变得略显沉闷无聊。两岸的景色不再是陡峭的悬崖，湍急的水势，而是浮现在水面的一个接一个的山顶，两岸的群山间则是持续扩张的城市。
三峡的通航时间也大大减少，1898年初，立德夫妇驾驶“利川”号蒸汽轮机木船从宜昌上溯至重庆，实际航行时间为11天，加上通过各种关卡时耽误的时间和修理船只的时间，总共耗时21天。而如今，乘坐滚装船从重庆到宜昌的下水航程只需要36个小时，上水航程耗时也不过50个小时。立德生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这种速度。
“我就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坤包，登上长长的阶梯，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着自己的蛋一样……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临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了强烈对照。”
此时他刚刚结束在三峡上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三峡的雄浑、艰险和三峡上纤夫的坚韧令他感慨万分。而他本人其实也值得赞扬——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他是极少数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船穿越长江上游的欧洲人。
1859年，19岁的英国曼彻斯特人立德跟许多同胞一样，来到中国淘金。他先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次年，只身到上海，参与到与太平军作战中。1861年，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参与屠杀太平天国士兵。立德还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授予立德游击官衔，从三品。此后，他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开设立德洋行，成为上海富商。
立德的夫人阿绮波徳自小崇拜哥伦布，渴望冒险。她和立德一起，几乎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她生性好探险，又热情过人，曾积极支持中国的妇女天足运动，还为此拜见过李鸿章和张之洞，写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
正是这样一对在中国西人圈子里以胆大、好冒险著称的夫妇，几次筹资造船，试图完成用轮船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从宜昌最终到达重庆的旅程。他们既是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探险家。
首次三峡行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商埠，并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抵达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待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样，能否驾轮船逆流而上行抵重庆，就是打开西南的关键。立德虽然在上海经营洋行，投资商业，但他一直想进入中国西南部，尤其是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因此《烟台条约》一签订，他马上准备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1883年2月，他将孩子留在上海，和热衷中国社会活动的妻子一起搭轮船到汉口，时值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方向轮船停驶。他们改乘木船逆流而上，经过约40天的艰苦航行，于3月18日抵达三峡的东部入口，经过这次勘察旅行，立德认为将洋货销往四川是完全可行的。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还说“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无意义。”
一路沿江上行，沿途所经历之地，立德都对水势、地形进行仔细观察，他的日记中几乎逐日记载，逢滩必述，每遇到一个险滩都仔仔细细描述水势以及纤夫和船长的应对。比如在宜昌往上的一个河段，他记载道“这一河段宽3/4英里，完全像一个山间湖泊，看不见出口；小船艰难地前行，这时已靠近‘湖’的顶端，河流似乎完全消失了。突然，山峦出现一道裂口，瞧！这就是大江，缩至400码宽，在陡峭的石灰岩峭壁之间奔流，远处，两边的山崖似乎要合拢起来，大江似乎流不过去。在随后三个小时中，峡谷的全景逐渐展开，任何笔墨都无法描述其全貌之美丽动人。”
他也常常记载两岸的风景：“归州以上河段有其独特的迷人景色，山坡上开辟的片片梯田一直延续到山顶，村落散布在树林和竹林中”，“离开曳滩那扣人心弦的场面后，我们进入一段宽阔河面，两边是高约2000英尺的陡峭深红色山峰，一片片碧绿的麦田点缀其间，较缓的山坡上的村落颇像阿尔卑斯山的村庄，盛花的果树和常绿的树环抱周围。”在他笔下，三峡两岸的风光秀美怡然，令人向往。
他甚至常常上岸步行，考察沿江的官道和山间小道。他发现前者年久失修，成了帝国丧失治理能力和进取精神的象征，而后者的险峻则数次令他在山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当地水手回头寻找他，牵着他的手，才将他一步步从峭壁上重新带回停泊在江边的帆船上。
与中国传统文人墨客对三峡的描述偏重景观不同，立德很关注人，他的笔下不断出现纤夫拉着船在峡谷中行进的画面：“纤夫们用号子声协调时间，每走一小步胳膊都要前后甩动，向前弯着身子，手指头都几乎触到地上，当纤夫们向前行进并处于这种姿势时，又长又粗的纤绳盘绕成一卷，放在岸上，走到前面去的人迅速解开自己的索结，往回跑站在队尾重新系上索结。80或100人协同劳动时喊声震天，几乎盖过急流的咆哮声，而且常常是五六艘帆船的纤夫都同时拉纤，一队接着一队，一方面是峡谷中庄严的静谧，另一方面是险滩上充满生气的喧闹声。”
船过西陵峡时，他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些地方河槽正中间出现成堆的岩石，小山般的破碎岩石连小羚羊爬起来都有困难，可是倒霉的纤夫却要在上面爬上爬下。主河道水要相对宽和深，但帆船宁愿走靠近岸边的较窄的水道，因为这里可以不停地拉纤……”而在西陵峡的獭洞滩，立德记录下一艘满载棉花的船的底部被撞出一个大洞，搁浅在河滩；在秭归附近的新滩，立德的船上滩失败，被冲进激流，拉纤的纤夫中有两个被拽倒，拖过岩石，身负重伤，后来一名纤夫在送往岸上的时候死去；在云阳附近的一处险滩上，他们的船又一次失去控制，被冲下激流，与下面的一只小船相撞，幸好没有大的损坏；一次，一个纤夫一脚踩空，掉进激流，还好被救起……立德深深地惊叹于纤夫身体的灵活，对三峡水系、山势的熟悉和他们淳朴的性格。
那段辛苦的旅行费去了整整三个星期，立德夫妇和船员备尝艰险，才于4月7日抵达目的地。虽然艰苦，但他心怀感恩“我虽孤独，却满心欢喜感到能在扬子江游历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将来汽船不可避免要通航，无所不贪的环球游客必将破坏这迷人的美景。如果坐汽船匆匆而过，还没有时间欣赏细节，一处景观还没在脑海留下印象，就被下一处景致抹掉，那还不如不浏览。” 行程结束，立德将自己的日记整理为一本书，记载整个行程以及三峡地理状况、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可开发的商业机会等等。立德也因此次三峡之旅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利川号：轮船的川江首航
完成第一次乘帆船的三峡之旅后，立德夫妇下定决心要开发三峡地区的航运。
1884年，他们回到三峡，从事汉口到宜昌的客货航运，并试图向政府申请准许直接通航到重庆。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因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与长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现代轮船在这里通航，势必会对当地的传统行业造成打击，船工、纤夫，甚至船老大都将面临失业或者破产。因此，立德第一次从宜昌到重庆通航计划流产。
立德具有典型的英国探险家的精神，坚韧、轻易不放弃。由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受到挫折后，立德并不死心，花重金聘请英国人浦南田率测量队，深入由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直到甲午海战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其余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逻辑，也获得同等权利，立德马上订了一艘适合川江试航的轮船，取名利川。
1898年2月，在重庆开埠8年以后，距立德第一次三峡之行15年以后，他终于再一次启程，准备从宜昌驶往重庆。这一年，立德58岁，他的妻子53岁。
立德自任船长，立德夫人则负责船上人员的生活安排。他们所驾驶的利川号是三峡航道上出现的第一条蒸汽机船。立德夫人不仅用文字记录了沿途的人文风光，还用当时中国内地非常罕见的照相机拍下了当时的风土人情。
据《宜昌志》记载，2月15日，立德自任船长、大车，驾驶“利川号”离开宜昌。因马力不足，在滩险水急地段如新滩、滚子洞、曳滩等处，立德花高价雇请船工拖拉。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多达三百余人。
《巫山志》记载，2月19日，“利川号”进入巫山县境，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后顺流到水势平缓处，设法修补，幸免于沉没。
立德此行不仅面对凶险神秘的川江水道，还遇到川江两岸人民的阻截。在巫山，川东船户向江面上抛置大量稻草捆、杂物，绞住“利川”轮的车叶子，使它在巫峡中僵卧了整整4天。而据《云阳志》记载，在曳滩，“利川”深夜遭火矢袭击，火球像蝗虫般飞到船上。幸扑救及时，未酿成大难。在乌龟沱，“利川”被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后，冲出重围。随后船户渔民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云阳官府闻讯派出兵丁，驱散群众。可见当时民间力量对洋人开通川江航线的反对态度。
为免犯众怒，再遭袭击，船过万县，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便穿上官服，带上盛装打扮的夫人，登岸拜会地方官员。立德还与沿途各袍哥堂口龙头大爷笼络关系，利用其扫清障碍。3月9日清晨，“利川”轮驶抵重庆。在渝的英、美、日领事组织中外人士上百名，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迎候。驶抵朝天门码头时，迎候者鸣锣放鞭炮，上万百姓拥到江边观看。
至此，“利川号”成为了长江航运历史上第一艘从宜昌穿过三峡抵达重庆的现代轮船。立德夫妇在轮船上做完感恩节礼拜仪式后才下船。此前，他们已在重庆陕西路买下房子，随即办起商行，经营猪鬃、山货等进出口贸易。随后，两人永久租赁重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堡一片地皮，创办立德洋行。立德洋行老建筑位于现在重庆的上新街新码头34号，石雕大门、别墅、仓库等均在，立德在重庆经营时间颇长，影响不小，重庆有的老人至今还能述说一些有关立德的传说：
江北龙王硐，来了立洋人。
开家煤炭厂，铁路要修成。
刚刚才动手，打死三个人。
袁官来验尸，命价一封银。
随着立德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涌至重庆，开办各种公司。太古、怡和等外商，争相在川江上办起轮船公司，因其快捷，收费便宜许多，沿江船帮饱受冲击，生意一蹶不振。因洋纱大量涌入，传统土纱价格大跌。在外商纷纷收购下，四川重庆猪鬃和各种土货价格大涨。据当时数据显现，“利川”轮驶抵重庆一年后，仅猪鬃价格便陡涨了27%。
“利川”轮试航重庆，宣告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虽然其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产品市场，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商业贸易，1898年以来，重庆以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获得一股新鲜空气与活力，加速了重庆近代化历程。
立德之后，三峡之变
在立德之后，虽然不少外国人曾游览长江，但真正走过三峡的少之又少。1888年，法国驻天津外交代表阿尔伯托·阿马德曾乘船游历、拍摄了三峡；1910年代美国裕中公司负责从中国信阳至成都线路勘测的工程师GA凯尔也拍摄了不少长江三峡壮景，在《绝版长江》一书中可以看到；1917年西德尼·戴维·甘博到达重庆、四川成都、理县、遂宁、汶川、湖北宜昌等地，他的照片里也拍摄了很多长江上船夫的生活；1920年是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溯江而上，拍摄了很多照片，1926年出版图书《扬子风景》；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冒险考察西陵峡；1946年，美国《生活》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来到三峡拍摄了三峡风光，比如奉节夔门和白帝城、滟滪堆、夔门景观、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高唱号子的纤夫等等。
这些外国游览者、摄影师来了又走，三峡岿然不动，又安立了几十年。直到三峡大坝修建，这里的自然景观发生巨大变化，立德看到的三峡、走过的三峡已不复存在——位于西陵峡中部的三峡大坝的坝前水位常年保持在145米以上，由此向西660多公里的航道两岸，高峡和峭壁已经消失，水上航行不再惊心动魄、耗时长久，而是变得略显沉闷无聊。两岸的景色不再是陡峭的悬崖，湍急的水势，而是浮现在水面的一个接一个的山顶，两岸的群山间则是持续扩张的城市。
三峡的通航时间也大大减少，1898年初，立德夫妇驾驶“利川”号蒸汽轮机木船从宜昌上溯至重庆，实际航行时间为11天，加上通过各种关卡时耽误的时间和修理船只的时间，总共耗时21天。而如今，乘坐滚装船从重庆到宜昌的下水航程只需要36个小时，上水航程耗时也不过50个小时。立德生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这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