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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清华简《蟋蟀》与今本《诗经·唐风·蟋蟀》，可以看出两诗颇多相似之处：从语言文字上看，《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说明两诗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从地理背景上看，两诗分别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宗周、晋国，都运用西土地区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凸显了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乐歌的特色，流露出保家卫国、乐生恶死的思想；从创作时间上看，简文《蟋蟀》产生时间较早，《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周宣王时期，《唐风·蟋蟀》是在简文《蟋蟀》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但两诗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等方面也存在较多差异，尤其是在主题上，简文《蟋蟀》凸显的是偃武厌战的思想倾向，流露出闵伤士卒庶民的人文精神，《唐风·蟋蟀》主要表达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思想情感。
[关键词]清华简；蟋蟀；唐风；《诗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27-04
清华简第一册载有《耆夜》诗篇，共有14支简，其中四支简断裂，文字残缺。《耆夜》篇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1]（p150），简文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凯旋后，在文王大室举行“饮至”典礼之事。随后简文介绍了典礼参与者的相关情况，之后叙述了周武王和周公等人饮酒作歌的场景，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周公所作之诗：“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1]（p150）围绕着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关系，目前，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究竟谁先产生，二者是不是同一首诗歌，主题有何不同等多个方面。李学勤先生以为：“简文周公作《蟋蟀》一诗”[2]、吴新勇《清华简〈蟋蟀〉及其所见周公无逸思想》一文云：“清华简《蟋蟀》一诗的发现是关于周公无逸思想的又一力证”[3]，孙飞燕《〈蟋蟀〉试读》[4]等文章大体上也都以此诗为西周初年周公作。在以上周公作简文《蟋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简本《蟋蟀》与今本《诗经·唐风·蟋蟀》之异同，可以确定两诗在语言上和地理背景上颇多相似之处，同时在人称、起兴和主题思想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是两首不同主题的诗歌。为便于比较两者的异同关系，笔者先录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原文如下：
简文《蟋蟀》：[1]（p150）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注：此八字原缺，据第一、二章补）。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唐风·蟋蟀》：[5]（p361）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一、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同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有许多相同之处，展现了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两诗之同，其一，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两诗的文字和语句高度相似，其二表现在地理背景上两诗比较接近。
其一，从语言方面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文字重合率高。如上所示，简文《蟋蟀》应该有132字，其中17字因断简而残缺，幸有115字可以识读。今本《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共有96字，其中57字与简文《蟋蟀》完全相同或者可以通读、破读为同一字。简文《蟋蟀》中残缺的17字，由第一二章三四句皆为“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可以推知第三章三四句也必定为：“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因此，其中又有“今”、“不乐”三字与《唐风·蟋蟀》“今我不乐”完全相同。仅从文字上可以推知，《唐风·蟋蟀》96字中有60字与简文《蟋蟀》重合，重合比例高达625%。也就是说，《唐风·蟋蟀》近2/3的文字与简文《蟋蟀》一致。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形制大体一致。在分章上，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均为三章，都运用了重章叠句的形式。在句式上，简文《蟋蟀》共30句，《唐风·蟋蟀》共24句，两者的语句存在三种情况：完全相同、基本一致、演化新变。完全相同的语句有：“无已大康”出现三次，加上“蟋蟀在堂”、“日月其迈”，共有5句全同，占《唐风·蟋蟀》诗句的21% ；内容基本一致的语句有：“岁聿其莫”、“良士瞿瞿”、“岁聿其逝”，加上“好乐无荒”出现三次，共6句近似，所占比例为25% ；《唐风·蟋蟀》其他13个语句则与简文《蟋蟀》之间有演化新变的关系，如“今我不乐”与“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之间，既有因承，又有变化。综上所述，语句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共占《唐风·蟋蟀》原有诗句比例的46%，《唐风·蟋蟀》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
由上可知，《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与简文《蟋蟀》一致、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则《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两者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二，从地理背景上看，两诗分别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宗周、晋国，都运用西土地区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凸显了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乐歌的特色，流露出保家卫国、乐生恶死的思想。
简文《蟋蟀》作于西周初年，反映了兴起于西陲的小邦周为实现伐纣大业征战不止的紧张而又艰巨的形势。《论语》虽载周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周之建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征战过程。《史记·周世家》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6]（p118）《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传》称：“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7]（p2016）上博简《容成氏》亦载文王平九邦[8]（pp283-288）。武王即位之后，“东观兵，至于盟津……乃还师归……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6]（pp120-121）周文王受命之后、周武王即位之前，一再东征西讨，因此，简文《蟋蟀》即是西周初年征战叠兴的真实描绘，反映了西周初年紧张而又艰巨的形势。此诗完成后，便在宗周畿内之地流行。梅显懋、于婷婷《论两〈蟋蟀〉源流关系及其作者问题》以为：“《蟋蟀》为周公采自具有唐地音乐色彩的诗歌”[9]，也许事实正好相反，简文《蟋蟀》由于流传广泛，因此，影响了晋国音乐，形成了《唐风·蟋蟀》具有晋国地方色彩的诗歌；影响了秦地音乐，便形成了《秦风·车邻》这一别具秦国地方色彩的诗歌。 《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中的很多文字语句极为相似，深受简文《蟋蟀》的影响，这是由于宗周与晋同为姬姓，同临玁狁戎狄，因此周朝廷与晋同仇敌忾，荣辱与共。纵观整个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恪尽职守，协同作战，在所不辞。如春秋晚期器《晋公奠》铭文记载，晋侯燮父曾兼任王朝卿士，参与昭王末年的薄伐荆楚之事。《晋侯苏钟》记载晋献侯籍，铭文名苏，曾于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受命讨伐夙夷。晋穆侯十年（公前802年），穆侯弗生讨伐北戎于千亩获胜。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立下大功。在血缘关系相同、语言表达相近、礼乐文化相仿、地理环境相似的背景下，简文《蟋蟀》得以在晋国广泛流传。《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很多文字语句极为相似，表明《唐风·蟋蟀》深受简文《蟋蟀》的影响。《唐风·蟋蟀》乃刺诗，其说由来已久，《毛诗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5]（p361）《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亦曰：“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由诗歌推求其本义，《唐风·蟋蟀》的确流露出“及时以礼自虞乐”的思想，但诗中不见讽刺之意，相反颇有几许赞美意味，“役车其休”说明晋国征役之频繁，也证明晋僖公确实担负勤王使命。“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便是对晋僖公内外兼顾真实处境的如实描绘，也是晋国对周朝廷攘外政策有力呼应的最好注脚，因此，《毛诗序》云：“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5]（p36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亦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7]（p2007）西周时期，晋国不仅地处边疆，需要戒备边患，而且经常参与王事，护卫朝廷，戍守征役屡起，不得不“忧深思远，俭而用礼”。
在《秦风·车邻》中，也依稀可见简文《蟋蟀》一些语句的痕迹。《秦风·车邻》与《唐风·蟋蟀》有些语句极为相似，同时两者产生时代也大体一致。《毛诗序》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5]（p368）自秦非子始封于秦，到秦仲开始发展壮大，秦仲公元前844至公元前823在位，在位时间大体与晋僖侯相始终，直至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兵败被杀。秦仲乃宗周抵御边患的又一有力支撑，因此，受周王室恩荣，被赐予车马礼乐侍御，由此宗周的文化制度、语言表达也深深影响了《秦风》，故《车邻》中出现了“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5]（p369）的咏叹，流露出修礼习乐、及时行乐的思想。这些与简文《蟋蟀》：“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1]（p150）、《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慆”[5]（p361）极其相似的诗句和修礼习乐、及时自娱乐的思想，充分说明宗周的礼乐制度、思想文化、语言表达对《秦风》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从语言文字上看，简文《蟋蟀》、《唐风·蟋蟀》代表了周代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的乐歌特色，运用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故文字语句多有相近之处。从地理背景上看，西周时期处在西部边陲的宗周、晋国、秦（西周晚期）都担负戍守重任，保家卫国、乐生恶死、及时行乐的思想也都在诗歌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从创作时间上看，简文《蟋蟀》产生时间较早，虽然未必如清华简《耆夜》所云是周武王八年（公元前1048年）之作，但一定是对周代初年征战不止状况的真切描绘；《唐风·蟋蟀》产生于西周后期周宣王时期，深受简文《蟋蟀》影响。
二、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异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间存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不同主要体现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五个方面，尤其是两者之间的主题存在重大差异。由此可见，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是两首不同的诗歌。
其一，从句式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存在很大差别。简文《蟋蟀》共30句，三章章10句，以4字句为主，交错运用5字句、7字句等句式，“不像《唐风》那样作清一色的四字句，整齐划一”[2]；《唐风·蟋蟀》共24句，三章章8句，皆为4字句，既整齐划一，又典雅优美，更适合于演奏和演唱，也更适合于记忆和诵读。
其二，从用韵上看，“简文《蟋蟀》，第一章压阳部韵，第二三章压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章压鱼、铎部韵，第二章压月部韵，第三章压幽部韵”[2]。显然，为了演奏、演唱等音乐方面的需要，太师、乐官可能对简文《蟋蟀》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使得《唐风·蟋蟀》面目一新，音乐性更强、语句更整齐、形式更优美。
其三，从人称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有所不同。简文《蟋蟀》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诫谕其他人，一曰：“今夫君子”，再曰：“是惟良士之方方（惧惧）”，所针对的对象具有前后的一致性，凸显出诗歌作者周公在“饮至”典礼中面对其他人而作歌的特定场合，符合当时举行典礼的即时性场景。清华简《耆夜》开篇即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接下来说明武王、周公旦、召公、毕公等人在饮至典礼上的身份，随后众人举爵作歌，“王夜爵醻毕公”，这是简文《蟋蟀》所作的大背景。简文又曰：“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更深一层说明简文《蟋蟀》的创作灵感之所自，也即此诗产生的特定的小环境。简文《蟋蟀》所作目的是为了诫谕在座的众人，是对他人而言，因此，“从《耆夜》中的《蟋蟀》等周公的诗作看，多是儆戒他人”[10]。《唐风·蟋蟀》也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但先说“今我不乐”，转而又说“良士瞿瞿（蹶蹶、休休）”，很明显，其中有“我”与他人的对称，两者之间更多倾向于“我”自身。所以《唐风·蟋蟀》整首诗歌都侧重抒发自我的感怀，带有强烈自儆的意味，迥异于简文《蟋蟀》的儆戒他人。
其四，从起兴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迥然有别。简文《蟋蟀》三章，首章以“蟋蟀在堂”起兴，次章以“蟋蟀在席”起兴，第三章以“蟋蟀在序”起兴，“‘在堂’、‘在席’、‘在序’肯定是接近岁末的事，以至诗中说‘岁聿云落’。由此证明，周的伐耆是武王八年的深秋以后”[2]。诗歌以蟋蟀所在地点的依次变化，呈现时序的变迁，表明时值年末岁尾，蟋蟀渐渐近人，因此由物及人，兴起下文。这种起兴方式颇有《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5]（p391）之韵味，正如郑玄《毛诗传笺》所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 [5]（p391）。《唐风·蟋蟀》三章皆以“蟋蟀在堂”起兴，没有文字的变化，未体现出简文《蟋蟀》中蟋蟀所在地点的变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简文《蟋蟀》中由岁月流逝、征战不止而引发的感伤之情。因此就起兴而言，《唐风·蟋蟀》不若简文《蟋蟀》那样更有艺术韵味，也更有内在意蕴。 其五，从主题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存在重大差异。简文《蟋蟀》首章以“蟋蟀在堂”起兴，接下来即云“役车其行”，回顾战役开始时役车出行的场景。清华简《耆夜》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役车其行”乃简文《蟋蟀》的主题句，反映了武王即位之初、牧野伐纣之前征战不止的社会现实状况，极为真实地流露出诗歌作者忧惧自警的心态。《毛传》云：“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说明“蟋蟀在堂”正值秋季；“役车其行”表明此次战役正当秋季。根据郑玄《毛诗传笺》所云：“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则“蟋蟀在堂”应是“农功毕”之时，役车应当停用，则此时出兵不合时宜。邦周在国家建立之初战争不息，“役车其行”正体现了诗歌作者在用兵非时问题上对士卒庶民的闵伤，其间蕴含着感人肺腑的生命关怀，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役车其行”之所以在诗歌第一章第二句出现，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突出作者的感怀，因此，此句成为全诗的“诗眼”，是本诗的灵魂所在，也是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主题重大差异的集中体现。
诗歌三章内容前后照应，第二章第二句“岁聿云茖（孙飞燕先生破读为暮）”，第三章第二句“岁聿云蔑（孙飞燕先生破读为迈）”便由“役车其行”生发，紧承“役车其行”之意，感慨用兵时间之长。诗歌的三章第三四句皆云“今夫君子，不喜不乐”（第三章缺失，当同前两章“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之文），即是作者在“役车其行”背景下流露出来的感伤之情。作为在座的“君子”，包括诗歌作者本人在内，于战役结束“反行，饮至，舍爵策勋”之际，如何能无视“役车其行”的事实？“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与“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前后内容之间存有因果联系。目前，有学者质疑简文《蟋蟀》云：“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不合于“饮至”典礼庆功的气氛。其实看似矛盾的语句，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感情的一致性。
简文《蟋蟀》一章“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和二章“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以及三章“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进一步殷殷诫谕、勉励在座众人，不可享乐淫荒，只有这样才能享祚永久。诗歌中蕴含着深厚的忧患意识，体现出周公对于时光流逝、岁月不待的感慨，符合周部族邦国初创之时的情状，因此，“整首诗的重心显然不在于感叹时光流逝，而在于忧心国祚”[11]。《毛诗序》以为《七月》乃是周公“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5]（p388），《尚书·无逸》是表达“君子所其无逸”[12]（p221）的主题，简文《蟋蟀》亦表达与此相近的主题，故“清华简《蟋蟀》一诗的发现是关于周公无逸思想的又一力证”[3]。
《唐风·蟋蟀》的主题与简文《蟋蟀》有根本不同，改简文《蟋蟀》中的偃武厌战主题为及时行乐主题。一方面，《唐风·蟋蟀》中把“役车其行”改为“役车其休”，尽管“行”变为“休”仅一字之差，貌似相似，其实天壤之别，简文《蟋蟀》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士卒庶民的闵伤关怀之情已经荡然无存，蕴含其中的偃武厌战的人文精神也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役车其休”是在《唐风·蟋蟀》第三章第二句出现，取消了“役车其行”在简文《蟋蟀》第一章第二句的特定的首要位置，则简文《蟋蟀》所凸显的厌战主题的重要性也随之取消。《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之中，既有“无已大康”、“好乐无荒”收敛和克制的思想成分，又有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情感流露。
通过对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诗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简文《蟋蟀》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厚重，感情饱满深厚，表达方式自然，文字古朴质直，体现了诗歌初创之时原汁原味的状态。《唐风·蟋蟀》音乐性更强，语句更整齐，但主题已经变异，内容也较单薄，思想性不突出。虽然《唐风·蟋蟀》是在简文《蟋蟀》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而成，但两者差别极大，不可同日而语。《唐风·蟋蟀》为何有人称上的改变、内容上的变化、语句用韵上的调整呢？究其根源，应当是由于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简文《蟋蟀》是周初紧张时势的反映，《唐风·蟋蟀》则是西周后期晋国真实状况的写照。“从《唐风》一篇显然的比简文《蟋蟀》规整看，简文很可能更早”[2]，笔者认同这种观点，简文《蟋蟀》出自于清华简《耆夜》，来自于史官的记述，虽然未必是周初史官原原本本的实录。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各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探索从简文《蟋蟀》产生到《唐风·蟋蟀》的形成历程，能够追本溯源，窥斑知豹，进而推知《诗经》的形成过程。《诗经》的确有过整理，其目的是为了使诗歌更适合于配乐演奏和演唱。《诗经》的整理包括内容、用韵、句式、语序等各个方面。清华简《耆夜》中出现的《乐乐旨酒》《（輶）乘》《明明上帝》《蟋蟀》皆不见于今本《诗经》，证明《诗经》的确有过改编删除，而且删《诗》的数量和规模应该很大。
[参 考 文 献]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J].中国文化， 2011，（1） .
[3]吴新勇.清华简《蟋蟀》及其所见周公无逸思想[J].史学月刊， 2012，（4） .
[4]孙飞燕.《蟋蟀》试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
[5]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春秋左传正义[A].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梅显懋，于婷婷.论两《蟋蟀》源流关系及其作者问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
[10]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J].文物，2012，（8） .
[11]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J]. 江汉考古，2011，（2） .
[12]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作者系济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军]
[关键词]清华简；蟋蟀；唐风；《诗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27-04
清华简第一册载有《耆夜》诗篇，共有14支简，其中四支简断裂，文字残缺。《耆夜》篇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1]（p150），简文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凯旋后，在文王大室举行“饮至”典礼之事。随后简文介绍了典礼参与者的相关情况，之后叙述了周武王和周公等人饮酒作歌的场景，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周公所作之诗：“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1]（p150）围绕着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关系，目前，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究竟谁先产生，二者是不是同一首诗歌，主题有何不同等多个方面。李学勤先生以为：“简文周公作《蟋蟀》一诗”[2]、吴新勇《清华简〈蟋蟀〉及其所见周公无逸思想》一文云：“清华简《蟋蟀》一诗的发现是关于周公无逸思想的又一力证”[3]，孙飞燕《〈蟋蟀〉试读》[4]等文章大体上也都以此诗为西周初年周公作。在以上周公作简文《蟋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简本《蟋蟀》与今本《诗经·唐风·蟋蟀》之异同，可以确定两诗在语言上和地理背景上颇多相似之处，同时在人称、起兴和主题思想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是两首不同主题的诗歌。为便于比较两者的异同关系，笔者先录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原文如下：
简文《蟋蟀》：[1]（p150）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注：此八字原缺，据第一、二章补）。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唐风·蟋蟀》：[5]（p361）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一、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同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有许多相同之处，展现了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两诗之同，其一，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两诗的文字和语句高度相似，其二表现在地理背景上两诗比较接近。
其一，从语言方面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文字重合率高。如上所示，简文《蟋蟀》应该有132字，其中17字因断简而残缺，幸有115字可以识读。今本《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共有96字，其中57字与简文《蟋蟀》完全相同或者可以通读、破读为同一字。简文《蟋蟀》中残缺的17字，由第一二章三四句皆为“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可以推知第三章三四句也必定为：“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因此，其中又有“今”、“不乐”三字与《唐风·蟋蟀》“今我不乐”完全相同。仅从文字上可以推知，《唐风·蟋蟀》96字中有60字与简文《蟋蟀》重合，重合比例高达625%。也就是说，《唐风·蟋蟀》近2/3的文字与简文《蟋蟀》一致。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形制大体一致。在分章上，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均为三章，都运用了重章叠句的形式。在句式上，简文《蟋蟀》共30句，《唐风·蟋蟀》共24句，两者的语句存在三种情况：完全相同、基本一致、演化新变。完全相同的语句有：“无已大康”出现三次，加上“蟋蟀在堂”、“日月其迈”，共有5句全同，占《唐风·蟋蟀》诗句的21% ；内容基本一致的语句有：“岁聿其莫”、“良士瞿瞿”、“岁聿其逝”，加上“好乐无荒”出现三次，共6句近似，所占比例为25% ；《唐风·蟋蟀》其他13个语句则与简文《蟋蟀》之间有演化新变的关系，如“今我不乐”与“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之间，既有因承，又有变化。综上所述，语句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共占《唐风·蟋蟀》原有诗句比例的46%，《唐风·蟋蟀》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
由上可知，《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与简文《蟋蟀》一致、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则《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两者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二，从地理背景上看，两诗分别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宗周、晋国，都运用西土地区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凸显了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乐歌的特色，流露出保家卫国、乐生恶死的思想。
简文《蟋蟀》作于西周初年，反映了兴起于西陲的小邦周为实现伐纣大业征战不止的紧张而又艰巨的形势。《论语》虽载周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周之建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征战过程。《史记·周世家》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6]（p118）《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正义引《尚书传》称：“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7]（p2016）上博简《容成氏》亦载文王平九邦[8]（pp283-288）。武王即位之后，“东观兵，至于盟津……乃还师归……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6]（pp120-121）周文王受命之后、周武王即位之前，一再东征西讨，因此，简文《蟋蟀》即是西周初年征战叠兴的真实描绘，反映了西周初年紧张而又艰巨的形势。此诗完成后，便在宗周畿内之地流行。梅显懋、于婷婷《论两〈蟋蟀〉源流关系及其作者问题》以为：“《蟋蟀》为周公采自具有唐地音乐色彩的诗歌”[9]，也许事实正好相反，简文《蟋蟀》由于流传广泛，因此，影响了晋国音乐，形成了《唐风·蟋蟀》具有晋国地方色彩的诗歌；影响了秦地音乐，便形成了《秦风·车邻》这一别具秦国地方色彩的诗歌。 《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中的很多文字语句极为相似，深受简文《蟋蟀》的影响，这是由于宗周与晋同为姬姓，同临玁狁戎狄，因此周朝廷与晋同仇敌忾，荣辱与共。纵观整个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恪尽职守，协同作战，在所不辞。如春秋晚期器《晋公奠》铭文记载，晋侯燮父曾兼任王朝卿士，参与昭王末年的薄伐荆楚之事。《晋侯苏钟》记载晋献侯籍，铭文名苏，曾于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受命讨伐夙夷。晋穆侯十年（公前802年），穆侯弗生讨伐北戎于千亩获胜。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立下大功。在血缘关系相同、语言表达相近、礼乐文化相仿、地理环境相似的背景下，简文《蟋蟀》得以在晋国广泛流传。《唐风·蟋蟀》与简文《蟋蟀》很多文字语句极为相似，表明《唐风·蟋蟀》深受简文《蟋蟀》的影响。《唐风·蟋蟀》乃刺诗，其说由来已久，《毛诗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5]（p361）《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亦曰：“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由诗歌推求其本义，《唐风·蟋蟀》的确流露出“及时以礼自虞乐”的思想，但诗中不见讽刺之意，相反颇有几许赞美意味，“役车其休”说明晋国征役之频繁，也证明晋僖公确实担负勤王使命。“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便是对晋僖公内外兼顾真实处境的如实描绘，也是晋国对周朝廷攘外政策有力呼应的最好注脚，因此，《毛诗序》云：“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5]（p36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亦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7]（p2007）西周时期，晋国不仅地处边疆，需要戒备边患，而且经常参与王事，护卫朝廷，戍守征役屡起，不得不“忧深思远，俭而用礼”。
在《秦风·车邻》中，也依稀可见简文《蟋蟀》一些语句的痕迹。《秦风·车邻》与《唐风·蟋蟀》有些语句极为相似，同时两者产生时代也大体一致。《毛诗序》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5]（p368）自秦非子始封于秦，到秦仲开始发展壮大，秦仲公元前844至公元前823在位，在位时间大体与晋僖侯相始终，直至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兵败被杀。秦仲乃宗周抵御边患的又一有力支撑，因此，受周王室恩荣，被赐予车马礼乐侍御，由此宗周的文化制度、语言表达也深深影响了《秦风》，故《车邻》中出现了“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5]（p369）的咏叹，流露出修礼习乐、及时行乐的思想。这些与简文《蟋蟀》：“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1]（p150）、《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慆”[5]（p361）极其相似的诗句和修礼习乐、及时自娱乐的思想，充分说明宗周的礼乐制度、思想文化、语言表达对《秦风》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从语言文字上看，简文《蟋蟀》、《唐风·蟋蟀》代表了周代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的乐歌特色，运用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故文字语句多有相近之处。从地理背景上看，西周时期处在西部边陲的宗周、晋国、秦（西周晚期）都担负戍守重任，保家卫国、乐生恶死、及时行乐的思想也都在诗歌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从创作时间上看，简文《蟋蟀》产生时间较早，虽然未必如清华简《耆夜》所云是周武王八年（公元前1048年）之作，但一定是对周代初年征战不止状况的真切描绘；《唐风·蟋蟀》产生于西周后期周宣王时期，深受简文《蟋蟀》影响。
二、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异
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之间存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不同主要体现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五个方面，尤其是两者之间的主题存在重大差异。由此可见，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是两首不同的诗歌。
其一，从句式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存在很大差别。简文《蟋蟀》共30句，三章章10句，以4字句为主，交错运用5字句、7字句等句式，“不像《唐风》那样作清一色的四字句，整齐划一”[2]；《唐风·蟋蟀》共24句，三章章8句，皆为4字句，既整齐划一，又典雅优美，更适合于演奏和演唱，也更适合于记忆和诵读。
其二，从用韵上看，“简文《蟋蟀》，第一章压阳部韵，第二三章压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章压鱼、铎部韵，第二章压月部韵，第三章压幽部韵”[2]。显然，为了演奏、演唱等音乐方面的需要，太师、乐官可能对简文《蟋蟀》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使得《唐风·蟋蟀》面目一新，音乐性更强、语句更整齐、形式更优美。
其三，从人称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有所不同。简文《蟋蟀》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诫谕其他人，一曰：“今夫君子”，再曰：“是惟良士之方方（惧惧）”，所针对的对象具有前后的一致性，凸显出诗歌作者周公在“饮至”典礼中面对其他人而作歌的特定场合，符合当时举行典礼的即时性场景。清华简《耆夜》开篇即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接下来说明武王、周公旦、召公、毕公等人在饮至典礼上的身份，随后众人举爵作歌，“王夜爵醻毕公”，这是简文《蟋蟀》所作的大背景。简文又曰：“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更深一层说明简文《蟋蟀》的创作灵感之所自，也即此诗产生的特定的小环境。简文《蟋蟀》所作目的是为了诫谕在座的众人，是对他人而言，因此，“从《耆夜》中的《蟋蟀》等周公的诗作看，多是儆戒他人”[10]。《唐风·蟋蟀》也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但先说“今我不乐”，转而又说“良士瞿瞿（蹶蹶、休休）”，很明显，其中有“我”与他人的对称，两者之间更多倾向于“我”自身。所以《唐风·蟋蟀》整首诗歌都侧重抒发自我的感怀，带有强烈自儆的意味，迥异于简文《蟋蟀》的儆戒他人。
其四，从起兴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迥然有别。简文《蟋蟀》三章，首章以“蟋蟀在堂”起兴，次章以“蟋蟀在席”起兴，第三章以“蟋蟀在序”起兴，“‘在堂’、‘在席’、‘在序’肯定是接近岁末的事，以至诗中说‘岁聿云落’。由此证明，周的伐耆是武王八年的深秋以后”[2]。诗歌以蟋蟀所在地点的依次变化，呈现时序的变迁，表明时值年末岁尾，蟋蟀渐渐近人，因此由物及人，兴起下文。这种起兴方式颇有《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5]（p391）之韵味，正如郑玄《毛诗传笺》所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 [5]（p391）。《唐风·蟋蟀》三章皆以“蟋蟀在堂”起兴，没有文字的变化，未体现出简文《蟋蟀》中蟋蟀所在地点的变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简文《蟋蟀》中由岁月流逝、征战不止而引发的感伤之情。因此就起兴而言，《唐风·蟋蟀》不若简文《蟋蟀》那样更有艺术韵味，也更有内在意蕴。 其五，从主题上看，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存在重大差异。简文《蟋蟀》首章以“蟋蟀在堂”起兴，接下来即云“役车其行”，回顾战役开始时役车出行的场景。清华简《耆夜》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役车其行”乃简文《蟋蟀》的主题句，反映了武王即位之初、牧野伐纣之前征战不止的社会现实状况，极为真实地流露出诗歌作者忧惧自警的心态。《毛传》云：“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说明“蟋蟀在堂”正值秋季；“役车其行”表明此次战役正当秋季。根据郑玄《毛诗传笺》所云：“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则“蟋蟀在堂”应是“农功毕”之时，役车应当停用，则此时出兵不合时宜。邦周在国家建立之初战争不息，“役车其行”正体现了诗歌作者在用兵非时问题上对士卒庶民的闵伤，其间蕴含着感人肺腑的生命关怀，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役车其行”之所以在诗歌第一章第二句出现，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突出作者的感怀，因此，此句成为全诗的“诗眼”，是本诗的灵魂所在，也是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主题重大差异的集中体现。
诗歌三章内容前后照应，第二章第二句“岁聿云茖（孙飞燕先生破读为暮）”，第三章第二句“岁聿云蔑（孙飞燕先生破读为迈）”便由“役车其行”生发，紧承“役车其行”之意，感慨用兵时间之长。诗歌的三章第三四句皆云“今夫君子，不喜不乐”（第三章缺失，当同前两章“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之文），即是作者在“役车其行”背景下流露出来的感伤之情。作为在座的“君子”，包括诗歌作者本人在内，于战役结束“反行，饮至，舍爵策勋”之际，如何能无视“役车其行”的事实？“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与“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前后内容之间存有因果联系。目前，有学者质疑简文《蟋蟀》云：“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不合于“饮至”典礼庆功的气氛。其实看似矛盾的语句，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感情的一致性。
简文《蟋蟀》一章“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和二章“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以及三章“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进一步殷殷诫谕、勉励在座众人，不可享乐淫荒，只有这样才能享祚永久。诗歌中蕴含着深厚的忧患意识，体现出周公对于时光流逝、岁月不待的感慨，符合周部族邦国初创之时的情状，因此，“整首诗的重心显然不在于感叹时光流逝，而在于忧心国祚”[11]。《毛诗序》以为《七月》乃是周公“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5]（p388），《尚书·无逸》是表达“君子所其无逸”[12]（p221）的主题，简文《蟋蟀》亦表达与此相近的主题，故“清华简《蟋蟀》一诗的发现是关于周公无逸思想的又一力证”[3]。
《唐风·蟋蟀》的主题与简文《蟋蟀》有根本不同，改简文《蟋蟀》中的偃武厌战主题为及时行乐主题。一方面，《唐风·蟋蟀》中把“役车其行”改为“役车其休”，尽管“行”变为“休”仅一字之差，貌似相似，其实天壤之别，简文《蟋蟀》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士卒庶民的闵伤关怀之情已经荡然无存，蕴含其中的偃武厌战的人文精神也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役车其休”是在《唐风·蟋蟀》第三章第二句出现，取消了“役车其行”在简文《蟋蟀》第一章第二句的特定的首要位置，则简文《蟋蟀》所凸显的厌战主题的重要性也随之取消。《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之中，既有“无已大康”、“好乐无荒”收敛和克制的思想成分，又有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情感流露。
通过对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诗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简文《蟋蟀》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厚重，感情饱满深厚，表达方式自然，文字古朴质直，体现了诗歌初创之时原汁原味的状态。《唐风·蟋蟀》音乐性更强，语句更整齐，但主题已经变异，内容也较单薄，思想性不突出。虽然《唐风·蟋蟀》是在简文《蟋蟀》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而成，但两者差别极大，不可同日而语。《唐风·蟋蟀》为何有人称上的改变、内容上的变化、语句用韵上的调整呢？究其根源，应当是由于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简文《蟋蟀》是周初紧张时势的反映，《唐风·蟋蟀》则是西周后期晋国真实状况的写照。“从《唐风》一篇显然的比简文《蟋蟀》规整看，简文很可能更早”[2]，笔者认同这种观点，简文《蟋蟀》出自于清华简《耆夜》，来自于史官的记述，虽然未必是周初史官原原本本的实录。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各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探索从简文《蟋蟀》产生到《唐风·蟋蟀》的形成历程，能够追本溯源，窥斑知豹，进而推知《诗经》的形成过程。《诗经》的确有过整理，其目的是为了使诗歌更适合于配乐演奏和演唱。《诗经》的整理包括内容、用韵、句式、语序等各个方面。清华简《耆夜》中出现的《乐乐旨酒》《（輶）乘》《明明上帝》《蟋蟀》皆不见于今本《诗经》，证明《诗经》的确有过改编删除，而且删《诗》的数量和规模应该很大。
[参 考 文 献]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J].中国文化， 2011，（1） .
[3]吴新勇.清华简《蟋蟀》及其所见周公无逸思想[J].史学月刊， 2012，（4） .
[4]孙飞燕.《蟋蟀》试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
[5]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春秋左传正义[A].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梅显懋，于婷婷.论两《蟋蟀》源流关系及其作者问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
[10]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J].文物，2012，（8） .
[11]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J]. 江汉考古，2011，（2） .
[12]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作者系济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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