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司法部在全国十个省（直辖市）开展了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的试点工作，2019年，司法部为落实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印发了《司法部关于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自此进一步加大了减证便民的尺度，这是回应老百姓办证难、开证明难的痛点问题，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举措，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公证行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既有办证思维的转变，更有技术手段的考验。下面笔者想就用“承诺制”取代证明材料的必备条件做以分析。
　　这里我们先要明确“承诺制”所取代的证明材料的类别，证明材料按取得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材料，比如证件类：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离婚证、出生证、独生子女等，这类证明材料不需要当事人额外取得，不属于减负的内容;另一类是通过相关部門出具的，比如单位、社区等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出生证明等，这类材料属于被取代的范畴，在这里，我们仅就后一部分做以讨论，笔者认为用“承诺制”取代当事人提供证明材料，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数据共享的实现
　　公证制度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随着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大数据的建立，各地已经不同层次不能阶段了完成了初步的大数据的建立和互通，但是受地域信息化水平的限制，各地还无法做到全国范围的信息共享，即便可查的信息，也尚未做到内容详实、信息精准。我认为用“承诺制”取代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数据共享的水平要达到全国范围的联网，政府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村屯、社区建立强大的数据库，完善信息采集工作，包括个人的基础信息，与之关联的亲属关系、履历等内容，通过个人申报的方式和系统核对，录入数据中心，做到个人信息的准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数据中心的授权，公证机构可依据当事人申请的公证事项，进行查询有针对性的查询，从而真正的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二、调查权限的赋予
　　解决当事人“举证难”的另一个路径是赋予公证员以调查取证的权利。“承诺制”的后续工作并不应该是直接出具公证书，那样的话，公证机构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当事人可以到公证书的使用部门签署同样的承诺，而无需支付公证费去换取公证书了，我认为“承诺制”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承诺的内容和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的线索，代为调查取证，核实当事人陈述内容的真伪性，即便是无法取得的证明材料，也确认了无法取得的原因，尽可能的收集相关证据，以确保公证质量和公证书的公信力。
　　三、失信惩戒措施的建立
　　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作出虚假承诺的情况屡见不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造假成本的低廉，失信惩戒措施的缺失，这不仅为公证机构的审查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公证员的执业风险，用“承诺制”取代证明首先就要将公证事项纳入社会诚信体系，让当事人为自己的失信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建立公证失信人名单，用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处处受制，从而对当事人形成威慑作用，使当事人能够如实陈述、申报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情况，真正让“承诺制”发挥积极作用。
　　四、可操作规范的制定
　　从立法层面上肯定 “承诺制”代替证明材料，从公证程序规则的设定上，细化具体哪些公证事项，哪些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适用“承诺制”取代证明材料，让公证员的执业行为有法可依，这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的建立，有利于此项工作的开展和推广，也有利于消除公证员因推行该制度而产生公证质量问题的后顾之忧。
　　五、个人承诺机制的运用
　　“承诺制”本身不是解决“举证难”的万金油，不是所有的公证事项都适用，也不是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可取代的，否则公证迎合了大众“省事”的需求，顺应了社会思维，却失去了公证本身程序和制度的严谨性、权威性、专业性的优势。
　　用“承诺制”取代证明材料，是当前一定时期的权宜之计，归根结底，解决“举证难”、“证明难”的问题，还需要从公证自身的审查功能入手，尽可能的扩展服务的触角和外延，从公证制度本身价值出发，为系统化的法律服务提供有益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