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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兰·巴特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判评论家，更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在其所著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叙事作品是根据一套潜在的规则系统构成的而绝不是偶然的个人创作才能和技巧的产物。本文试对其特点及作用进行阐述。
关键词：结构模式 分层的方法 功能组合的规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和后结构主义的开启者，他批评观的多重性和批评实践的丰富性，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叙述学研究是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方面，也是其文艺批评著述中的重要一章。巴特所著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下文简称《叙》），既是叙述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法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篇代表作。叙述学是伴随结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它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形成于法国而后扩及欧美各国，成为当代西方的一种主要的文艺理论。虽然诞生于法国，但叙述学却是俄国形式派、普罗普民间故事研究与结构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因此，巴特在《叙》中运用了俄国形式派和结构主义等方法来阐述其叙事结构理论。在《叙》中，巴特综合了叙述学的最初研究成果，并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对叙述学的论述具有开创性的特点。
一 结构特点及作用
首先，巴特通过分析引出了语言学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他指出，叙事具有普遍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结构主义把叙述形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但由于叙事的纷繁复杂，应该从中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的共同结构入手。而要寻求这种共同结构，又绝不能像传统评论家那样用一种“纯粹的归纳性的方法”，这只是“一种空想”。叙述的分析面临数以万计的作品，注定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即首选假设一个描写模式，然后从这一模式出发去描述和分类，以各个特殊的个案、实例来论证假设模式的正确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论证方法。显然，巴特是将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学批评领域。由此，语言学进入了叙事结构分析家的视野。
其次，巴特借用语言学的描述层次（把句子分成语音、音位、语法、语境等多层次进行描写）分层的方法，把叙事作品分成：1、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相互关系；2、行为层。研究人物的分类，依据人物的行动范围来对人物进行分类；3、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前两个层次均属于“故事范畴”，后一个层次大体相当于“话语层”。同时，巴特告诫我们，叙事作品结构的这三个层次间的关系应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那就是：“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渐归并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能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一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这就将三个层次的基本关系进行了确定：功能和行为只有在叙述中才能“获得最终意义”。
由于叙事作品从来都由各种功能构成，其中的一切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意义，“从来没有无用的单位”，因此在确定最基本的叙述单位时，不是按内容实体来确定，而需研究切分成分的功能特性。巴特希望从功能入手，对构成叙事作品的各级单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尽量详尽的描述。他把单位分为两大类：分布类（功能类），归并类（包括所有“迹象”）。前者单位的相互关系是分布性的，后者单位是归并性的，其意义须过渡到高一级层次（人物行为或叙述）中去解释。巴特将功能类又分为两个小单位：主要功能或核心与催化。核心是叙事作品的“真正的铰链”，“打开或者结束一个未定的局面”，是“冒险的时刻”，它决定着故事的发展方向，它“既是连续又是后果的单位”；催化则是围绕主要功能间的次要描写，它“并不改变核心的选择性质”，“只是连续的单位”，“一笔一语表面是多余的，然而它始终具有一个话语功能”，它“不断地触发话语的语义张力”。用雅各布森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交际性功能”。巴特将迹象类也分为两小类：迹象与情报。前者表示性格、感情、气氛、推理，后者用来识别身份以及定时定地。他同时还说明：一个单位可以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即可以是混合单位。事实上，催化、迹象和情报成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核心的扩展。
巴特探讨了功能组合的规则即功能句法问题。他在比较布雷蒙、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托多罗夫等理论的同时，引用了布雷蒙的“序列”这一名称，但又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把功能连结为一个整体，并逐渐与故事大的分节连结，需要一个衔接组织，即序列。它是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由连带结合在一起的核心。它有大有小，小序列可组成大序列，由此组成大网络；而叙事作品的结构，并且序列之间可能互相纵横交错。并据此认为史诗是一个功能上破离、行动元上统一的叙事作品。故应在功能层次上冠以高一级的层次，使低一层次的单位逐步获得意义。于是，行为层次应时而生。
巴特在这里分析所得出的观点，显然对现代的叙事结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的叙事作品分析大多会涉及到功能单位，而核心和催化功能、情报（标志）和迹象（信息）都是在小说（尤其是心理小说）中起重要作用的成分；核心和催化功能的提出，使小说在叙事的详略以及后来出现的“空白”理论等方面有了理论的支持。当然，这种过于琐细的工作，也使作品被分析得过于明晰，从而缺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含蓄、内蕴，使文学的审美功能得以消解，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文学似乎不能算是一件好事。虽然巴特声称叙事无处不在，但在此文中，他主要仍是从小说中的叙事入手进行分析的。而这一种思维的方式，显然引起了叙述学也可以说叙事结构理论的一场革命。这种模式对于小说分析来说，相对较为实用。
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叙事作品作为客体是交际的关键，没有叙述者和听众（或读者），就不可能有叙事作品。巴特认为将“叙事作品的受者”，即叙事者理解为作者、“无个性的全面意识”（即全能者）和仅限制于人物的观点都把叙述者和人物当作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没有当作“纸上的生命”，故将“作者变成充分主体，将叙事作品变成这一充分主体的表达工具”，“这是结构分析所不接受的，因为（叙事作品中）说话的人不是（生活中）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这种观点便成为结构主义在叙述方式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形成了视角（即叙述者或人物与叙述者世界相对应的位置和状态）的概念，这对于小说创作的指导有很大的帮助，现代的心理小说、意识流等现代派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巴特关于叙述者的观点一直都受到极大关注。
在这一层次，巴特简略地提到了读者。他曾在《作者的死亡》中，针对颠覆传统批评不过问读者、只关注作者的姿态，提出了“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的观点，即一个作者的死换来千万读者的生，作家的绝对权威被打翻在地，读者的地位才能得以提高。巴特的这种对于绝对的说法在《叙》中得以修正，但他仍认为读者符号比叙述者符号更复杂，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读者的地位相对提高，这也是叙事理论的一大发展。但巴特把人物放在比情节次要的地位，否认人物具有心理实质，仅把人物视为“参与者”的这一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一观点也是从语言模式来分析叙事作品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叙》的最后一个部分，巴特从整体上分析了叙事作品的系统。他认为，与语言的两种基本过程（产生单位的分节即形式和归并到高一级单位即意义）相对应，叙事作品也有一个分节（形式）和一个归并（意义）。
从形式看，叙事作品有畸变和扩展两种功能。畸变是一种结构游戏，如悬念，是它的一种特殊的或者说夸张的形式，它可能加强同读者的接触，也可能以一种逻辑的混乱来造成读者的焦虑和快乐。而由于序列的正常顺序被其它序列单位分隔，扩展开来的间隔便需用催化来填补，这便如同句子被修饰后成为一个更大的句子。尽管这一层次的分析不是巴特的重点，但他对于叙事作品形式上的这两种方式的概括，正是结构主义在作品结构安排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以非正常的顺序来造成阅读的困难，是结构主义小说家们常用的方法。
从意义来看，“在某一层次分隔开了的东西（比如一个序列）经常在高一级层次（如等级的序列、分散的迹象的全部所指、一类人物的行为）又被连接起来”，以确定其意义。巴特否定了传统的模仿说，认为叙事作品既不表现又不模仿，“序列的‘现实性’不在于构成序列的行为系列的‘自然’，而在于序列中展开、冒险和自圆其说的逻辑性”，他指出“在阅读一本小说时，能够点燃我们的激情，不是‘视觉’的激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是意义，即属于高一级关系的东西，这一高一级的关系也同样具有感情、希望、威胁、胜利。”这一要求深入作品内在结构、深层意义的观点，对于现代批评家们评论作品时不再囿于外在因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过于关注文本而对其它因素关注不够。但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巴特的“意义”理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已是被后来的许多批评家们所共同承认的。
二 意义、影响及评价
总的说来，巴特的这种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先是分割，找到系统的最小单位（意义），然后是排列、重建结构，以达到对该系统的理解；而在这整个分析中，都是运用了语言学的分析作为基本模式，显示了语言学模式的霸权地位。巴特让我们跟随他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了一场“语言的历险”，他的一些独特观点丰富了叙述学，也使现代叙事结构理论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把作品的语言形式与充满情感的文学内容对立起来的观点，抹杀了文学本质的基本因素，而且忽视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塑造。这一片面的观点是后来者须努力扭转的。任何批评方法一旦被绝对化就会“死亡”，巴特的叙事结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也在于其后继者不断地补充、更新其观点，使其更完善。他在《叙》中所涉及到的主要观点仍延用至今，不得不归功于此。巴特在其作品中，通过语言的有趣分析，使得其语言新见迭出，妙语如珠。如他分析现代人的无奈情境：
“人总是在等待，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力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
巴特不用玩弄语言游戏同样也能在情境中展开他思想的火花，见常人所未见，因此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同样也是思想的大师。巴特在语言的分析里腾挪跌宕，不时的精彩之论让人惊喜不已。巴特在《叙》中玩弄了不少文字游戏，例如从词源学相似性的角度对恋人心态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深谙语言的魅力，同时也不无惊讶他怎么能把“所指”和“能指”玩得如此娴熟而不露痕迹。在这里必须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必然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联的。罗兰·巴特对结构主义提出质疑，认为结构本身并非最重要，而应是在于过程；于是结构主义转化成为所谓的后结构主义，除了影响了世界当代的人类思潮，更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理智思想中心的偏离。
参考文献：
[1]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张离海：《结构和结构主义理论——阿尔杜塞与列维-施特劳斯理论结构的比较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萍，女，1964—，湖北武汉人，本科，翻译，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关键词：结构模式 分层的方法 功能组合的规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和后结构主义的开启者，他批评观的多重性和批评实践的丰富性，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叙述学研究是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方面，也是其文艺批评著述中的重要一章。巴特所著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下文简称《叙》），既是叙述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法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篇代表作。叙述学是伴随结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它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形成于法国而后扩及欧美各国，成为当代西方的一种主要的文艺理论。虽然诞生于法国，但叙述学却是俄国形式派、普罗普民间故事研究与结构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因此，巴特在《叙》中运用了俄国形式派和结构主义等方法来阐述其叙事结构理论。在《叙》中，巴特综合了叙述学的最初研究成果，并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对叙述学的论述具有开创性的特点。
一 结构特点及作用
首先，巴特通过分析引出了语言学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他指出，叙事具有普遍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结构主义把叙述形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但由于叙事的纷繁复杂，应该从中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的共同结构入手。而要寻求这种共同结构，又绝不能像传统评论家那样用一种“纯粹的归纳性的方法”，这只是“一种空想”。叙述的分析面临数以万计的作品，注定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即首选假设一个描写模式，然后从这一模式出发去描述和分类，以各个特殊的个案、实例来论证假设模式的正确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论证方法。显然，巴特是将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学批评领域。由此，语言学进入了叙事结构分析家的视野。
其次，巴特借用语言学的描述层次（把句子分成语音、音位、语法、语境等多层次进行描写）分层的方法，把叙事作品分成：1、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相互关系；2、行为层。研究人物的分类，依据人物的行动范围来对人物进行分类；3、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前两个层次均属于“故事范畴”，后一个层次大体相当于“话语层”。同时，巴特告诫我们，叙事作品结构的这三个层次间的关系应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那就是：“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渐归并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能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一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这就将三个层次的基本关系进行了确定：功能和行为只有在叙述中才能“获得最终意义”。
由于叙事作品从来都由各种功能构成，其中的一切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意义，“从来没有无用的单位”，因此在确定最基本的叙述单位时，不是按内容实体来确定，而需研究切分成分的功能特性。巴特希望从功能入手，对构成叙事作品的各级单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尽量详尽的描述。他把单位分为两大类：分布类（功能类），归并类（包括所有“迹象”）。前者单位的相互关系是分布性的，后者单位是归并性的，其意义须过渡到高一级层次（人物行为或叙述）中去解释。巴特将功能类又分为两个小单位：主要功能或核心与催化。核心是叙事作品的“真正的铰链”，“打开或者结束一个未定的局面”，是“冒险的时刻”，它决定着故事的发展方向，它“既是连续又是后果的单位”；催化则是围绕主要功能间的次要描写，它“并不改变核心的选择性质”，“只是连续的单位”，“一笔一语表面是多余的，然而它始终具有一个话语功能”，它“不断地触发话语的语义张力”。用雅各布森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交际性功能”。巴特将迹象类也分为两小类：迹象与情报。前者表示性格、感情、气氛、推理，后者用来识别身份以及定时定地。他同时还说明：一个单位可以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即可以是混合单位。事实上，催化、迹象和情报成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核心的扩展。
巴特探讨了功能组合的规则即功能句法问题。他在比较布雷蒙、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托多罗夫等理论的同时，引用了布雷蒙的“序列”这一名称，但又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把功能连结为一个整体，并逐渐与故事大的分节连结，需要一个衔接组织，即序列。它是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由连带结合在一起的核心。它有大有小，小序列可组成大序列，由此组成大网络；而叙事作品的结构，并且序列之间可能互相纵横交错。并据此认为史诗是一个功能上破离、行动元上统一的叙事作品。故应在功能层次上冠以高一级的层次，使低一层次的单位逐步获得意义。于是，行为层次应时而生。
巴特在这里分析所得出的观点，显然对现代的叙事结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的叙事作品分析大多会涉及到功能单位，而核心和催化功能、情报（标志）和迹象（信息）都是在小说（尤其是心理小说）中起重要作用的成分；核心和催化功能的提出，使小说在叙事的详略以及后来出现的“空白”理论等方面有了理论的支持。当然，这种过于琐细的工作，也使作品被分析得过于明晰，从而缺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含蓄、内蕴，使文学的审美功能得以消解，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文学似乎不能算是一件好事。虽然巴特声称叙事无处不在，但在此文中，他主要仍是从小说中的叙事入手进行分析的。而这一种思维的方式，显然引起了叙述学也可以说叙事结构理论的一场革命。这种模式对于小说分析来说，相对较为实用。
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叙事作品作为客体是交际的关键，没有叙述者和听众（或读者），就不可能有叙事作品。巴特认为将“叙事作品的受者”，即叙事者理解为作者、“无个性的全面意识”（即全能者）和仅限制于人物的观点都把叙述者和人物当作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没有当作“纸上的生命”，故将“作者变成充分主体，将叙事作品变成这一充分主体的表达工具”，“这是结构分析所不接受的，因为（叙事作品中）说话的人不是（生活中）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这种观点便成为结构主义在叙述方式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形成了视角（即叙述者或人物与叙述者世界相对应的位置和状态）的概念，这对于小说创作的指导有很大的帮助，现代的心理小说、意识流等现代派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巴特关于叙述者的观点一直都受到极大关注。
在这一层次，巴特简略地提到了读者。他曾在《作者的死亡》中，针对颠覆传统批评不过问读者、只关注作者的姿态，提出了“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的观点，即一个作者的死换来千万读者的生，作家的绝对权威被打翻在地，读者的地位才能得以提高。巴特的这种对于绝对的说法在《叙》中得以修正，但他仍认为读者符号比叙述者符号更复杂，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读者的地位相对提高，这也是叙事理论的一大发展。但巴特把人物放在比情节次要的地位，否认人物具有心理实质，仅把人物视为“参与者”的这一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一观点也是从语言模式来分析叙事作品结构的必然产物。
在《叙》的最后一个部分，巴特从整体上分析了叙事作品的系统。他认为，与语言的两种基本过程（产生单位的分节即形式和归并到高一级单位即意义）相对应，叙事作品也有一个分节（形式）和一个归并（意义）。
从形式看，叙事作品有畸变和扩展两种功能。畸变是一种结构游戏，如悬念，是它的一种特殊的或者说夸张的形式，它可能加强同读者的接触，也可能以一种逻辑的混乱来造成读者的焦虑和快乐。而由于序列的正常顺序被其它序列单位分隔，扩展开来的间隔便需用催化来填补，这便如同句子被修饰后成为一个更大的句子。尽管这一层次的分析不是巴特的重点，但他对于叙事作品形式上的这两种方式的概括，正是结构主义在作品结构安排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以非正常的顺序来造成阅读的困难，是结构主义小说家们常用的方法。
从意义来看，“在某一层次分隔开了的东西（比如一个序列）经常在高一级层次（如等级的序列、分散的迹象的全部所指、一类人物的行为）又被连接起来”，以确定其意义。巴特否定了传统的模仿说，认为叙事作品既不表现又不模仿，“序列的‘现实性’不在于构成序列的行为系列的‘自然’，而在于序列中展开、冒险和自圆其说的逻辑性”，他指出“在阅读一本小说时，能够点燃我们的激情，不是‘视觉’的激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是意义，即属于高一级关系的东西，这一高一级的关系也同样具有感情、希望、威胁、胜利。”这一要求深入作品内在结构、深层意义的观点，对于现代批评家们评论作品时不再囿于外在因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过于关注文本而对其它因素关注不够。但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巴特的“意义”理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已是被后来的许多批评家们所共同承认的。
二 意义、影响及评价
总的说来，巴特的这种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先是分割，找到系统的最小单位（意义），然后是排列、重建结构，以达到对该系统的理解；而在这整个分析中，都是运用了语言学的分析作为基本模式，显示了语言学模式的霸权地位。巴特让我们跟随他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进行了一场“语言的历险”，他的一些独特观点丰富了叙述学，也使现代叙事结构理论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把作品的语言形式与充满情感的文学内容对立起来的观点，抹杀了文学本质的基本因素，而且忽视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塑造。这一片面的观点是后来者须努力扭转的。任何批评方法一旦被绝对化就会“死亡”，巴特的叙事结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也在于其后继者不断地补充、更新其观点，使其更完善。他在《叙》中所涉及到的主要观点仍延用至今，不得不归功于此。巴特在其作品中，通过语言的有趣分析，使得其语言新见迭出，妙语如珠。如他分析现代人的无奈情境：
“人总是在等待，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力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
巴特不用玩弄语言游戏同样也能在情境中展开他思想的火花，见常人所未见，因此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同样也是思想的大师。巴特在语言的分析里腾挪跌宕，不时的精彩之论让人惊喜不已。巴特在《叙》中玩弄了不少文字游戏，例如从词源学相似性的角度对恋人心态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深谙语言的魅力，同时也不无惊讶他怎么能把“所指”和“能指”玩得如此娴熟而不露痕迹。在这里必须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必然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联的。罗兰·巴特对结构主义提出质疑，认为结构本身并非最重要，而应是在于过程；于是结构主义转化成为所谓的后结构主义，除了影响了世界当代的人类思潮，更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理智思想中心的偏离。
参考文献：
[1]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张离海：《结构和结构主义理论——阿尔杜塞与列维-施特劳斯理论结构的比较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萍，女，1964—，湖北武汉人，本科，翻译，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