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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西方入迷的对象。在古罗马的文献中，就有对于神秘的丝绸制造商色瑞斯(Seres)的记载，但从13世纪开始，第一批传教士和旅行者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度，他们开始了有关中国的记述，有关她的种种不同和辉煌，创造出一个传奇的中国(Cathay)。当时的广州作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曾经一度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拥有着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是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自然地，这个神话般的城市也就成了当时许多短暂居住的外国人和外国传教士的冒险地之一。他们将所见所闻记载下来，而远在欧洲的故国读者亦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冒险故事。
“比巴黎还大”
14、15世纪，欧洲人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关于中国的旅行纪事很是受欢迎，大约有300件文稿用欧洲的主要语言保存至今。在他的笔下，广州是一座“比巴黎还大”的城市，那里的鹅的大小和天鹅相仿，而蛇则是任何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然而许多人认为，他“最远的旅行是到附近的图书馆”，“从未去过他描述的国度”。无论来源如何，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创造出一幅中国的浪漫图画，也让欧洲人对广州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6、17世纪，在这个探险时代，尽管远洋船长们访问过中国众多奇异的地方，但他们留下的描述却平淡无奇。彼得·蒙迪(Peter Mundy)，这个贸易商人在1608-1677年间驾船周游世界。在广州，他主要从事公开的贸易，他向当地人购买黄金、蔡香、生丝、食糖、瓷器、绿姜和“中国根”(china roots)(可能是人参——译者注)。
在日记中，他讲了与地方官员谈判时遇到的困难。当然，其在广州的一些见闻也是日记里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驶向他们的平底船，那是一艘制作相当精巧的船，表面涂得非常光亮。祭坛上放有一尊女子的塑像，她头上戴着饰物。像是一顶皇冠。不远处放着两尊中国官员的塑像，手中执着扇子，两人容貌凶恶，犹如恶鬼。他们在祭坛前面点着一盏灯，放着几个很大的高脚杯，足有四五英尺高。他们在杯中焚香，在各处点起小蜡烛。在这艘平底船中，还悬挂着一口钟，由铸铁或合金铸成，重4或5英担，他们用一根木杆撞钟。那里的人让我们喝一种叫做‘茶(chaa)’的饮料，其实只是在水中泡上一种草类植物。这种饮料必须趁热喝下，据说能滋补身子。”
离开广州之前，他看了两出戏，一出是由澳门圣保罗教堂耶稣会学童演的，另一出戏是露天上演的： “空地上搭起一个棚架充作舞台，中国男孩表演了一出戏。男孩长得都很清秀，他们合唱的歌曲有点像印度人的歌，和着锣鼓的节拍。戏在露天上演。谁都能来看，毋须付钱。”
来自教士的报告
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探险有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在进行宣教的同时，一边调查这个陌生、遥远国度的趣事。这些教士不断地向罗马书信报告自己的经历，因此大量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便来自这些第一手资料。教士们的这些来往书信，被编纂起来公开出版，在欧洲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在最早的一批这类信件中，有一封叫布威的神父(Father Bouvet)描叙了广州，时间是1699年寄自该城。布威神父在信中先是记述了沿珠江而上的旅行，穿越大片稻田，背后是绿树覆盖的山麓，接着描写广州城。他说，广州有巴黎那么大，但人口比较少，“道路笔直，铺着大块的平石板”，行走很方便。教士坐在轿子上面，越过一辆辆手推车，“房屋低矮，大多数房屋的前面都开着店铺……很少看见妇女，街上大多数人都是穷人，扛着货物，因为出售商品的主要运输方式就是赤脚男子的肩膀……但是广州有美丽开阔的广场，凯旋门似的拱门，还有许多城门，人们通过城门从乡下进城，或从老城到新城……官员的宅邸很有趣，你必须穿过重重庭院，最后才来到他们接待访客和朋友的地方”。
在信里，他还描写了皇帝的仪仗队，并为官员的路列而震撼：“当他们出巡时，都有蔚为壮观的随员陪伴，比如两广巡抚只有带上至少100个随从才会出外。队列整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他面前有一队人开路，举着特别纹饰的旗子，身穿特别的服装，开路的还有一大队士兵，通常是步行的，而官员本人则在队列的中央，高高地坐在一把硕大的金漆座椅上，由6至8名男子肩头扛着。这些队列占满整条街道，当地人沿街道两边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队列通过”。
中国人培育植物的态度
18世纪中叶，当欧洲各家东印度公司和独立的商人大量来到广州时，他们主要是寻找茶叶、丝绸和瓷器，欧洲和美国的收藏家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工艺品。除了这样的珍稀物件之外，精明的东印度公司轮船的船长们，一直在广州收集挂件、扇子、匣子以及“外销画”(通常是画在欧洲纸张上的中国山水画)，为的是到伦敦出售。不久之后，英国的每一幢乡村屋子都装满了成套的中国外销画，加上成堆叠到烟囱口的巨大瓷器花瓶，再加上厨房里蓝白色的大小厨房碗碟。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各类收藏家们才能够访问中国，到现场收集。他们中最早的是植物收藏家。
罗伯特福钦(Robert Fortune，1812-1890)，第一位将收集标本和写作相结合的植物收藏家，他用抒情的手法描绘了中国人培育植物的态度。他描写了在广州过中国新年期间，他看见装满鲜花的船只，为的是在庆祝节日时布置房合，“鲜花盛开的桃树枝条和梅花枝条……山茶花、木兰花……常见的长寿花——它们与花的主人共同度过漫长的岁月——也吐出芬芳。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球状根(水仙)长在小小的盘子里，里面放有水和一些白色的小卵石，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展现了他们特有的对矮小和独特造型的癖好，他们把花球颠倒着种植，这样使植株和花朵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扭曲形态，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形态十分悦目。大量的这种奇花异草在广州的许多商店里和街角陈列供出售，那里总有中国人急于购买，在这个特殊的节庆期间，他们觉得是不可或缺的”。
广州种花为业，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早在五代南汉时代，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就有许多素馨花田，南汉王刘怅的宠姬素馨就是庄头的种花女。每天早上，花农们采摘鲜花，在五仙门渡口过江上岸，到老城门下出售，那是平日的花市。一年一度的花市，是19世纪60年代初才形成的。福钦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了百年前广州春节繁盛的花市场景。
……
如此众多的造访者，无论是短期旅游，还是长期定居，都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仿佛中国把他们都变成了作家。不过，正是这些欧洲人对这个国度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才使得这些记录拥有着广泛而持久的读者群体。也正是这些描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对广州趋之若骛，从而造就了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广州。
当今的中国人看当时的西方人到广州走了一圈。从西方人的瞳孔解读百年前的中国，就像从汽车的后视镜看那些驰过的景象。
“比巴黎还大”
14、15世纪，欧洲人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关于中国的旅行纪事很是受欢迎，大约有300件文稿用欧洲的主要语言保存至今。在他的笔下，广州是一座“比巴黎还大”的城市，那里的鹅的大小和天鹅相仿，而蛇则是任何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然而许多人认为，他“最远的旅行是到附近的图书馆”，“从未去过他描述的国度”。无论来源如何，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创造出一幅中国的浪漫图画，也让欧洲人对广州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6、17世纪，在这个探险时代，尽管远洋船长们访问过中国众多奇异的地方，但他们留下的描述却平淡无奇。彼得·蒙迪(Peter Mundy)，这个贸易商人在1608-1677年间驾船周游世界。在广州，他主要从事公开的贸易，他向当地人购买黄金、蔡香、生丝、食糖、瓷器、绿姜和“中国根”(china roots)(可能是人参——译者注)。
在日记中，他讲了与地方官员谈判时遇到的困难。当然，其在广州的一些见闻也是日记里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驶向他们的平底船，那是一艘制作相当精巧的船，表面涂得非常光亮。祭坛上放有一尊女子的塑像，她头上戴着饰物。像是一顶皇冠。不远处放着两尊中国官员的塑像，手中执着扇子，两人容貌凶恶，犹如恶鬼。他们在祭坛前面点着一盏灯，放着几个很大的高脚杯，足有四五英尺高。他们在杯中焚香，在各处点起小蜡烛。在这艘平底船中，还悬挂着一口钟，由铸铁或合金铸成，重4或5英担，他们用一根木杆撞钟。那里的人让我们喝一种叫做‘茶(chaa)’的饮料，其实只是在水中泡上一种草类植物。这种饮料必须趁热喝下，据说能滋补身子。”
离开广州之前，他看了两出戏，一出是由澳门圣保罗教堂耶稣会学童演的，另一出戏是露天上演的： “空地上搭起一个棚架充作舞台，中国男孩表演了一出戏。男孩长得都很清秀，他们合唱的歌曲有点像印度人的歌，和着锣鼓的节拍。戏在露天上演。谁都能来看，毋须付钱。”
来自教士的报告
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探险有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在进行宣教的同时，一边调查这个陌生、遥远国度的趣事。这些教士不断地向罗马书信报告自己的经历，因此大量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便来自这些第一手资料。教士们的这些来往书信，被编纂起来公开出版，在欧洲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在最早的一批这类信件中，有一封叫布威的神父(Father Bouvet)描叙了广州，时间是1699年寄自该城。布威神父在信中先是记述了沿珠江而上的旅行，穿越大片稻田，背后是绿树覆盖的山麓，接着描写广州城。他说，广州有巴黎那么大，但人口比较少，“道路笔直，铺着大块的平石板”，行走很方便。教士坐在轿子上面，越过一辆辆手推车，“房屋低矮，大多数房屋的前面都开着店铺……很少看见妇女，街上大多数人都是穷人，扛着货物，因为出售商品的主要运输方式就是赤脚男子的肩膀……但是广州有美丽开阔的广场，凯旋门似的拱门，还有许多城门，人们通过城门从乡下进城，或从老城到新城……官员的宅邸很有趣，你必须穿过重重庭院，最后才来到他们接待访客和朋友的地方”。
在信里，他还描写了皇帝的仪仗队，并为官员的路列而震撼：“当他们出巡时，都有蔚为壮观的随员陪伴，比如两广巡抚只有带上至少100个随从才会出外。队列整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他面前有一队人开路，举着特别纹饰的旗子，身穿特别的服装，开路的还有一大队士兵，通常是步行的，而官员本人则在队列的中央，高高地坐在一把硕大的金漆座椅上，由6至8名男子肩头扛着。这些队列占满整条街道，当地人沿街道两边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待队列通过”。
中国人培育植物的态度
18世纪中叶，当欧洲各家东印度公司和独立的商人大量来到广州时，他们主要是寻找茶叶、丝绸和瓷器，欧洲和美国的收藏家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工艺品。除了这样的珍稀物件之外，精明的东印度公司轮船的船长们，一直在广州收集挂件、扇子、匣子以及“外销画”(通常是画在欧洲纸张上的中国山水画)，为的是到伦敦出售。不久之后，英国的每一幢乡村屋子都装满了成套的中国外销画，加上成堆叠到烟囱口的巨大瓷器花瓶，再加上厨房里蓝白色的大小厨房碗碟。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各类收藏家们才能够访问中国，到现场收集。他们中最早的是植物收藏家。
罗伯特福钦(Robert Fortune，1812-1890)，第一位将收集标本和写作相结合的植物收藏家，他用抒情的手法描绘了中国人培育植物的态度。他描写了在广州过中国新年期间，他看见装满鲜花的船只，为的是在庆祝节日时布置房合，“鲜花盛开的桃树枝条和梅花枝条……山茶花、木兰花……常见的长寿花——它们与花的主人共同度过漫长的岁月——也吐出芬芳。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球状根(水仙)长在小小的盘子里，里面放有水和一些白色的小卵石，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展现了他们特有的对矮小和独特造型的癖好，他们把花球颠倒着种植，这样使植株和花朵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扭曲形态，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形态十分悦目。大量的这种奇花异草在广州的许多商店里和街角陈列供出售，那里总有中国人急于购买，在这个特殊的节庆期间，他们觉得是不可或缺的”。
广州种花为业，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早在五代南汉时代，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就有许多素馨花田，南汉王刘怅的宠姬素馨就是庄头的种花女。每天早上，花农们采摘鲜花，在五仙门渡口过江上岸，到老城门下出售，那是平日的花市。一年一度的花市，是19世纪60年代初才形成的。福钦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了百年前广州春节繁盛的花市场景。
……
如此众多的造访者，无论是短期旅游，还是长期定居，都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仿佛中国把他们都变成了作家。不过，正是这些欧洲人对这个国度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才使得这些记录拥有着广泛而持久的读者群体。也正是这些描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对广州趋之若骛，从而造就了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广州。
当今的中国人看当时的西方人到广州走了一圈。从西方人的瞳孔解读百年前的中国，就像从汽车的后视镜看那些驰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