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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文化》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在这个岁月里，中国也经历了一场运动——“反右斗争”。从当年伯林的论述中，我们同样可以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家那里找到惊人相似的阶级斗争答案。
伯林认为：“现代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其主要表现在“那些伟大的小说家，还有许许多多二流的小说家，与俄国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一样始终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人的目标，或作为家庭、阶级或行业成员的目标，而且是他们作为俄国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问题的独特社会的成员，他们的遭遇、使命和未来”。这正是俄罗斯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共性——把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和自我意识维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宿命。但是，伯林在这些作家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民族的自恋”，无论是痴迷宗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热衷于道德的托尔斯泰，抑或是致力于永恒美学的艺术家屠格涅夫，甚至是远离政治的“纯粹”的艺术家契诃夫，“无不终其一生密切关注着‘俄国问题’”。关注“俄国问题”，我本人却认为这恰恰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优秀之处，没有这样一个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热爱，就不会产生出那么多前赴后继的伟大而壮烈的思想扑火者！当然，我也理解伯林的意图，他认为苏联文学艺术家应该像西方的文学艺术家那样“不必为他们的主题是否符合准确的历史、道德或形而上学的背景这类问题所困扰”，而应以关注人的终极问题为目标。
的确，中国文学艺术也与俄罗斯一样，首先要考虑的是思想主题的正确与否，这与生活在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西方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生活在那样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状态，倘若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尊严与社会良知的话，无疑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这正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伯林把这种思维方式归咎于东西方文学艺术家所选择的哲学思想的不同，显然俄国人选择的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观。黑格尔的哲学，成为俄国思想界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源的桥梁，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年轻的俄国造反者所期待的一切要素”。这种哲学的迷狂，我并不以为是不合理的，问题在于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被无限夸张和放大以后，必将把真理引向荒谬。
伯林对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统治术的剖析却是切中要害的，他认为把知识分子作为机器和工具的理论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类似的说法列宁也曾经在他非常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提到过，根据他的论述，崭新的自由社会，摆脱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们在其中劳动，完全摆脱了机器的束缚，这完全是一幅技术官僚勾画出来的生活图景。”这些理论导致一大批革命的理论家迷狂，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们推崇的“不是目标而是手段”，“革命的推进需要那些更有想象力、更铁血、更有胆魄、更坚决的执行者——他们从未想过世界革命的进程会半途而废。”但是，正是把革命的理论只作为手段来使用，就会产生恐怖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伯林反证了斯大林的悖反之处：“问斯大林是否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或是一个虔诚的列宁主义者，就好比问拿破仑是否相信理想或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念……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他当然是一位真诚的甚至是十分粗鄙的马克思的信徒……若说斯大林在思想上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怎么在意——哪怕是口头上——列宁的那些带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我们并不在意伯林用反讽的口吻去嘲讽斯大林的政治观念，而是对斯大林使用的政治手段很感兴趣：把马克思主义极力进行“简化”，而“新的斯大林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墨索里尼所宣扬的那套非常类似：都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这种铁血理念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旨：“那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简化成一套用来论证官方政策合理性的引语。那些被用来镇压哪怕是最忠实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别提那些所谓的路线错误分子和尚未改造的旧体制残余分子）的任何迹象的方法——补充一下，还有这方面的成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压迫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不清楚伯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知晓中国的“反右斗争”，我也不知道中国“引蛇出洞”式的政治手段是否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翻版，但它们之间的共性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苏联，“结果是在俄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四五年，实际上到一九五五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声响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这样的艺术作品”。如果说苏联文学的冰冻期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冰冻期应该是从伯林写这篇文章的一九五七年始，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因何在，往往会引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析。伯林以为：“这项政策或许主要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有关。他曾经属于一个被压抑的少数民族，受极少的教育，对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怀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在理论方面的辩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经常让他自惭形秽，托洛茨基只是其中最傲慢最光芒四射的代表。”
虽然伯林对斯大林内心阴暗一面的推论未必就十分准确，但也不无道理。如果说斯大林的这种消灭思想的政策手段还是有时段局限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一政策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那些忠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路知识分子的命运尤为惨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如何让这样一个为欧洲语言增添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为革命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知识阶层，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此绝对地俯首帖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其中列宁在推翻旧制度保卫新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远非马克思所能及；在遭到摧毁时，他们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流亡国外的有一点愤慨的声音。但在苏联国内则是一片沉默与完全屈从。仅仅通过恫吓、酷刑和暗杀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我们所知，这个国家早已对这类方式司空见惯，但仍然在十九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了一种活跃的革命地下活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通过他自己对统治术的独创做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离开俄罗斯文化土壤的西方视野下的学者，伯林对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而忿忿不平，甚至有些动容。几十年以后，当年斯大林“猎巫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为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一次性的埋单——直接导致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东欧的终结。 伯林认为斯大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将从事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群体“完全非道德化”处理：“即使在受沙皇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毕竟也还存在一些完全自由的表达领域，至少，你可以保持沉默。斯大林彻底改变了一切。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党的方针之外。”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可言呢？即便是持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也会为此提出异议。在中国，像胡风那样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他那个三十万言书来抨击这样的政策，却落得个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毋庸置疑，在这篇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五部分，因为伯林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讨论，成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亮点之一。伯林试图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罪恶还原到当时正在上升阶段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模式的身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伯林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会给共产主义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带来另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他们最纯粹的表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工资铁律、把人变成纯粹的商品、剩余价值被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所榨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等等常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耳熟能详，但这些概念最适合运用在哪里呢？”伯林的答案是明确无疑的：“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入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悖谬的结局呢？
伯林在一九五七年的这篇文章中用一个常识性的解释，孟什维克学派早已为此做过合理性解释的理论。“研究俄国革命的每一位学者都清楚，布尔什维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孟什维克——最深刻的分歧在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行。孟什维克一直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所有解释，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个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才可能实现——在这个社会里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通过致力于克服‘不可避免的’且日益严重的经济发展的‘矛盾’，从而能够剥夺剥夺者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可是，在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托洛茨基等的蛊惑下，相信了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能够穿越‘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那几个阶段”。“以人为或调控的方式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两条道路同样通往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器”，“能够通过一场成功的革命来‘缩短分娩的痛苦’”。但是，相对来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国家强大了，成为军事工业强国，却不能使人民富裕。
伯林对俄国的革命历程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列宁的错误显然代价更为惨重。俄国陷入前所未闻的工业化的恐怖之中。其实，伯林说的也不全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也隐约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观念就是他设想的“电气化加苏维埃”，所谓“电气化”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代名词，可惜他的这一补救措施尚未全面实行，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浪潮所打断，到了斯大林专制时期就更是没有机会进行资本主义式的“高度工业化”的补救了。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刚刚进入一个几乎是鼎盛发展的关键时期，伯林竟然用这样犀利的眼光来分析它的历史和未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显然吸取了苏联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干脆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这个永远绕不清楚的伪命题，径直加速“高度工业化”进程，以弥补孟什维克所说的那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联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伯林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那些“俄罗斯社会良心”的叛徒们：远比西方更明显的是，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做辩护，或充当它们的烟幕，或作为逃脱罪孽感和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痹人民大众的鸦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与螺丝钉”，知识分子和作家们背负着自以为的红色十字架，他们的“得意洋洋”是出于内心的喜悦，为布尔什维克的文学事业而献身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自觉意识。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和作家就更为普遍了，因为他们以为历史的真正“时间开始了”！一旦他们发现事实与理想断裂的时候，一部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就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作家和知识分子想要的——在作协最近的一些会议上提出抗议的那些人和提出类似抗议的那些人便是明证——并非是能够有多大的自由抨击现行的正统，甚至是有多大的自由去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仅仅希望能够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不必参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小说家感到烦忧，或者厌恶，因为他们不得不将呆板的、概念化的苏联英雄和反派人物放进他们的小说或搬上舞台；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够以更强烈的——即便仍然十分幼稚的——现实主义，更多样的手法以及更大的心理自由来进行创作；他们抱着一种怀旧心情向往列宁主义统治的二十年代，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也仅仅到此为止。这与政治反抗的热情截然不同。作家们——或者说至少是一部分作家——希望在道德层面上公开谈论或指责官僚体制、伪善、谎言、压迫、正不压邪等现象，甚至当局在表面上对此也予以支持。”伯林描述的这种苏联文学界现象也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引蛇出洞”，“大鸣大放”，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对现实批判，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批判，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来看，前后判若两人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大有人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也是体制所造成的，就如伯林从苏联的文化官员那里所得到的答复那样：“而知识阶层，作为苏联社会中很受尊敬的一个阶层，不会愿意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从这个体制中获得很多——首先是名望和财富。”这样的待遇下，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就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立场问题了。中国亦是如此，当然除了“文革”的特殊时期是一个特例外，一个在体制内生存的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价值立场吗？ 知识分子的分化不可避免。伯林是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的知识阶层的：“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十九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学就是对俄国生活愤怒的大控诉；我们还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各种痛楚、热情和苦涩，经常的绝望、冲突以及殊死的决斗。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尊敬，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苏联的文化。”我们不能说伯林对一九五七年的苏联文化状况做出了准确的概括，但是就其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分类，却是有独见的，用这样的分类来考察一九五七年以及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便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也大抵是不会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国革命的确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九○年，这是在伯林八十一岁时的著述，也是这部书里最短的一篇论文，只有两千字左右，但是，从中我们看到伯林对俄国知识界所寄予的无限希望是令人感动的。也就是在苏联刚刚解体的几年里，伯林似乎看到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崛起。
首先，伯林对知识阶层做了专门的界定：“知识阶层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有人说，知识分子关心的只是如何把思想尽可能变得有趣。而‘知识阶层’是一个俄语词汇，表达的是一种俄国现象。它诞生于一八一五至一八三○年，是由一群有教养的、道德敏感的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暴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持一种启蒙的观点。”伯林列举的是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一群伟大的作家，他们参加了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这个知识阶层在不同程度上“被系统地瓦解了，但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伯林以为“真正的知识阶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可是，就在二十世纪末的九十年代，他发现在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里“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的道德品质、正直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的年轻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了，其高贵知识阶层血统在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这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继承：“他的科学眼光，身体上和道德上难以置信的勇气，特别是他始终不渝地献身于真理，让我们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新老知识阶层中最纯洁最善良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屠格涅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安年科夫以及他们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朋友们”的影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优越的地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代代接力、生生不息、薪火承传——面对强权和高压，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使伯林这样带着西方知识分子眼光的人所敬佩：“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当结束本书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伯林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的期望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并没有得到鲜明的兑现，因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各个国家（除少数极个别的国家）都在全球商品化的席卷下纷纷放弃了极端革命的理念，而进行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补课。但是，消费文化语境却又带来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家和艺术家们同时也抛弃了优良的人文传统，尤其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良知存在的知识分子立场。所有这些，应该是我们在俄国这面历史的镜子里得到的最好启示吧！
伯林认为：“现代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其主要表现在“那些伟大的小说家，还有许许多多二流的小说家，与俄国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一样始终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人的目标，或作为家庭、阶级或行业成员的目标，而且是他们作为俄国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问题的独特社会的成员，他们的遭遇、使命和未来”。这正是俄罗斯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共性——把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和自我意识维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宿命。但是，伯林在这些作家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民族的自恋”，无论是痴迷宗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热衷于道德的托尔斯泰，抑或是致力于永恒美学的艺术家屠格涅夫，甚至是远离政治的“纯粹”的艺术家契诃夫，“无不终其一生密切关注着‘俄国问题’”。关注“俄国问题”，我本人却认为这恰恰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优秀之处，没有这样一个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热爱，就不会产生出那么多前赴后继的伟大而壮烈的思想扑火者！当然，我也理解伯林的意图，他认为苏联文学艺术家应该像西方的文学艺术家那样“不必为他们的主题是否符合准确的历史、道德或形而上学的背景这类问题所困扰”，而应以关注人的终极问题为目标。
的确，中国文学艺术也与俄罗斯一样，首先要考虑的是思想主题的正确与否，这与生活在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西方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生活在那样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状态，倘若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尊严与社会良知的话，无疑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这正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伯林把这种思维方式归咎于东西方文学艺术家所选择的哲学思想的不同，显然俄国人选择的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观。黑格尔的哲学，成为俄国思想界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源的桥梁，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年轻的俄国造反者所期待的一切要素”。这种哲学的迷狂，我并不以为是不合理的，问题在于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被无限夸张和放大以后，必将把真理引向荒谬。
伯林对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统治术的剖析却是切中要害的，他认为把知识分子作为机器和工具的理论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类似的说法列宁也曾经在他非常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提到过，根据他的论述，崭新的自由社会，摆脱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们在其中劳动，完全摆脱了机器的束缚，这完全是一幅技术官僚勾画出来的生活图景。”这些理论导致一大批革命的理论家迷狂，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们推崇的“不是目标而是手段”，“革命的推进需要那些更有想象力、更铁血、更有胆魄、更坚决的执行者——他们从未想过世界革命的进程会半途而废。”但是，正是把革命的理论只作为手段来使用，就会产生恐怖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伯林反证了斯大林的悖反之处：“问斯大林是否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或是一个虔诚的列宁主义者，就好比问拿破仑是否相信理想或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念……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他当然是一位真诚的甚至是十分粗鄙的马克思的信徒……若说斯大林在思想上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怎么在意——哪怕是口头上——列宁的那些带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我们并不在意伯林用反讽的口吻去嘲讽斯大林的政治观念，而是对斯大林使用的政治手段很感兴趣：把马克思主义极力进行“简化”，而“新的斯大林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墨索里尼所宣扬的那套非常类似：都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这种铁血理念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旨：“那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简化成一套用来论证官方政策合理性的引语。那些被用来镇压哪怕是最忠实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别提那些所谓的路线错误分子和尚未改造的旧体制残余分子）的任何迹象的方法——补充一下，还有这方面的成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压迫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不清楚伯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知晓中国的“反右斗争”，我也不知道中国“引蛇出洞”式的政治手段是否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翻版，但它们之间的共性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苏联，“结果是在俄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四五年，实际上到一九五五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声响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这样的艺术作品”。如果说苏联文学的冰冻期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冰冻期应该是从伯林写这篇文章的一九五七年始，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因何在，往往会引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析。伯林以为：“这项政策或许主要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有关。他曾经属于一个被压抑的少数民族，受极少的教育，对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怀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在理论方面的辩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经常让他自惭形秽，托洛茨基只是其中最傲慢最光芒四射的代表。”
虽然伯林对斯大林内心阴暗一面的推论未必就十分准确，但也不无道理。如果说斯大林的这种消灭思想的政策手段还是有时段局限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一政策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那些忠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路知识分子的命运尤为惨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如何让这样一个为欧洲语言增添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为革命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知识阶层，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此绝对地俯首帖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其中列宁在推翻旧制度保卫新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远非马克思所能及；在遭到摧毁时，他们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流亡国外的有一点愤慨的声音。但在苏联国内则是一片沉默与完全屈从。仅仅通过恫吓、酷刑和暗杀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我们所知，这个国家早已对这类方式司空见惯，但仍然在十九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了一种活跃的革命地下活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通过他自己对统治术的独创做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离开俄罗斯文化土壤的西方视野下的学者，伯林对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而忿忿不平，甚至有些动容。几十年以后，当年斯大林“猎巫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为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一次性的埋单——直接导致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东欧的终结。 伯林认为斯大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将从事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群体“完全非道德化”处理：“即使在受沙皇压迫最厉害的时候，毕竟也还存在一些完全自由的表达领域，至少，你可以保持沉默。斯大林彻底改变了一切。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党的方针之外。”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可言呢？即便是持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也会为此提出异议。在中国，像胡风那样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他那个三十万言书来抨击这样的政策，却落得个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毋庸置疑，在这篇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五部分，因为伯林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讨论，成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亮点之一。伯林试图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罪恶还原到当时正在上升阶段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模式的身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伯林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会给共产主义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带来另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他们最纯粹的表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工资铁律、把人变成纯粹的商品、剩余价值被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所榨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等等常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耳熟能详，但这些概念最适合运用在哪里呢？”伯林的答案是明确无疑的：“经济剥削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现象，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诚然，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并没有落入雇佣者或资本家私人的腰包。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悖谬的结局呢？
伯林在一九五七年的这篇文章中用一个常识性的解释，孟什维克学派早已为此做过合理性解释的理论。“研究俄国革命的每一位学者都清楚，布尔什维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孟什维克——最深刻的分歧在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可行。孟什维克一直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所有解释，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个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才可能实现——在这个社会里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通过致力于克服‘不可避免的’且日益严重的经济发展的‘矛盾’，从而能够剥夺剥夺者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可是，在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托洛茨基等的蛊惑下，相信了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能够穿越‘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那几个阶段”。“以人为或调控的方式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两条道路同样通往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器”，“能够通过一场成功的革命来‘缩短分娩的痛苦’”。但是，相对来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还没有多少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国家强大了，成为军事工业强国，却不能使人民富裕。
伯林对俄国的革命历程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列宁的错误显然代价更为惨重。俄国陷入前所未闻的工业化的恐怖之中。其实，伯林说的也不全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也隐约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观念就是他设想的“电气化加苏维埃”，所谓“电气化”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代名词，可惜他的这一补救措施尚未全面实行，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浪潮所打断，到了斯大林专制时期就更是没有机会进行资本主义式的“高度工业化”的补救了。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刚刚进入一个几乎是鼎盛发展的关键时期，伯林竟然用这样犀利的眼光来分析它的历史和未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显然吸取了苏联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干脆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这个永远绕不清楚的伪命题，径直加速“高度工业化”进程，以弥补孟什维克所说的那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联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伯林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那些“俄罗斯社会良心”的叛徒们：远比西方更明显的是，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做辩护，或充当它们的烟幕，或作为逃脱罪孽感和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痹人民大众的鸦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与螺丝钉”，知识分子和作家们背负着自以为的红色十字架，他们的“得意洋洋”是出于内心的喜悦，为布尔什维克的文学事业而献身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自觉意识。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和作家就更为普遍了，因为他们以为历史的真正“时间开始了”！一旦他们发现事实与理想断裂的时候，一部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就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作家和知识分子想要的——在作协最近的一些会议上提出抗议的那些人和提出类似抗议的那些人便是明证——并非是能够有多大的自由抨击现行的正统，甚至是有多大的自由去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仅仅希望能够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不必参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小说家感到烦忧，或者厌恶，因为他们不得不将呆板的、概念化的苏联英雄和反派人物放进他们的小说或搬上舞台；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够以更强烈的——即便仍然十分幼稚的——现实主义，更多样的手法以及更大的心理自由来进行创作；他们抱着一种怀旧心情向往列宁主义统治的二十年代，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也仅仅到此为止。这与政治反抗的热情截然不同。作家们——或者说至少是一部分作家——希望在道德层面上公开谈论或指责官僚体制、伪善、谎言、压迫、正不压邪等现象，甚至当局在表面上对此也予以支持。”伯林描述的这种苏联文学界现象也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引蛇出洞”，“大鸣大放”，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对现实批判，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批判，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来看，前后判若两人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大有人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也是体制所造成的，就如伯林从苏联的文化官员那里所得到的答复那样：“而知识阶层，作为苏联社会中很受尊敬的一个阶层，不会愿意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从这个体制中获得很多——首先是名望和财富。”这样的待遇下，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就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立场问题了。中国亦是如此，当然除了“文革”的特殊时期是一个特例外，一个在体制内生存的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价值立场吗？ 知识分子的分化不可避免。伯林是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的知识阶层的：“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十九世纪整个俄罗斯文学就是对俄国生活愤怒的大控诉；我们还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各种痛楚、热情和苦涩，经常的绝望、冲突以及殊死的决斗。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尊敬，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便是苏联的文化。”我们不能说伯林对一九五七年的苏联文化状况做出了准确的概括，但是就其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分类，却是有独见的，用这样的分类来考察一九五七年以及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便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也大抵是不会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国革命的确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九○年，这是在伯林八十一岁时的著述，也是这部书里最短的一篇论文，只有两千字左右，但是，从中我们看到伯林对俄国知识界所寄予的无限希望是令人感动的。也就是在苏联刚刚解体的几年里，伯林似乎看到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崛起。
首先，伯林对知识阶层做了专门的界定：“知识阶层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有人说，知识分子关心的只是如何把思想尽可能变得有趣。而‘知识阶层’是一个俄语词汇，表达的是一种俄国现象。它诞生于一八一五至一八三○年，是由一群有教养的、道德敏感的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暴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持一种启蒙的观点。”伯林列举的是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一群伟大的作家，他们参加了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这个知识阶层在不同程度上“被系统地瓦解了，但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伯林以为“真正的知识阶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可是，就在二十世纪末的九十年代，他发现在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里“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的道德品质、正直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的年轻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了，其高贵知识阶层血统在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这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继承：“他的科学眼光，身体上和道德上难以置信的勇气，特别是他始终不渝地献身于真理，让我们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新老知识阶层中最纯洁最善良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屠格涅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安年科夫以及他们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朋友们”的影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优越的地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代代接力、生生不息、薪火承传——面对强权和高压，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使伯林这样带着西方知识分子眼光的人所敬佩：“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当结束本书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伯林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的期望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并没有得到鲜明的兑现，因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各个国家（除少数极个别的国家）都在全球商品化的席卷下纷纷放弃了极端革命的理念，而进行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补课。但是，消费文化语境却又带来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家和艺术家们同时也抛弃了优良的人文传统，尤其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良知存在的知识分子立场。所有这些，应该是我们在俄国这面历史的镜子里得到的最好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