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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法国现代政治话语里的变形体，他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版本。生前他在变形，从启蒙哲学家转变为浪漫派，前者注重理性分析，关注现代制度的草创，对于世俗生活的前景是乐观的;后者的风格里有高贵的忧愁，在孤独中体味生命的意义，排斥理性话语和科学乐观主义，对于世俗生活的前景是悲观的。卢梭去世后又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生命意义的形象属于隐秘的私人空间，卢梭大半生忍受着病痛，曾三次留下遗嘱，他的书信里有一个关于病痛的话语体系：发烧、头疼、耳鸣、失眠、心悸、胸闷、腹疼、胃胀、呕吐、肾绞痛等。法国革命时代，生命意义的形象为人所忽视，革命话语将之塑造为美德的楷模、现代精神的领路人。热月政变后，鉴于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他被斥为法兰西传统的破坏者。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医学界开始关注他的健康问题，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从病因学、症状学上解释他的复杂人格，而此时他陷入了政治界的左右之争，生命意义的形象看起来无足轻重，政治意义的形象却不停地变幻，衍生为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体：保守与革命、自由与专制、现代与反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一七六六年三月，因在大陆受教会和世俗权力缉捕，卢梭去英国伦敦附近的武通（Wootton）避難，那是一个田野里的小村子，四周是荒野，人迹稀少。他的伴侣瓦瑟（T.le Vasseur）来英国时带来《忏悔录》手稿（现行版的前四章），卢梭得以继续写作，他改变了作为中世纪主流体裁的忏悔风格，上帝不再是最高的评判者，他要向后代人说明真相，将文人相争的内幕坦白于众，并谴责上帝对他的不公。但此时，卢梭的境遇内外交困，他的眼睛有些近视，写作时埋着头，晚上在摇曳的烛光下写得更慢。他的健康日渐糟糕，有时候躺在床上连续几天起不了身。生活困顿，靠面包和清水度日，为此他想卖掉随身带的一千余本书，而论敌对他的责难日甚一日。与思想家为伴，但瓦瑟感觉不到幸福，她不识字，写过的几封信勉强合乎语法，但有违拼写规范，所以意识不到卢梭晚期风格的意义，平日里怨言不止，“很多可恶的蠢话不该出自她的口中”。卢梭与他的狗苏尔坦（Sultan）日渐亲密，相比于待在家里受气，他更愿意领着它出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
晚年卢梭否定了之前的哲学家身份，由热心于现代制度建设的启蒙者变身为关怀个体心理的浪漫派。青年时代，他一心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epublique des Lettres），那是启蒙时代全新的话语空间，科学理性压倒了盲从的信仰，现代文艺超越了古典时代的品味，文艺复兴时代的慕古倾向得以纠正，历史退步论的影响渐衰。一番努力后，他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享受过成名的乐趣，《新爱洛依丝》出版后，他是那个国度的雄辩家，他的稿费一路上涨，一七六一年，巴黎出版商杜切尼（Duchesne）与他签订协议，以六千利弗尔购得《爱弥儿》的版权。功成名就，但卢梭的想法变了，他觉得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非议，他的公共形象是扭曲的，始终不受他控制：“所有人读我的书，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在上流社会，另一个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鉴于此，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不再看报，很少写信，隐姓埋名，避免不速之客的打扰。他向往的不再是以文济世的荣耀，而是热闹之外的孤独，一个浪漫主义人格出现了。从启蒙哲学转向浪漫主义是一个人思想风格的大变化，既是卢梭的刻意追求，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他的健康状况与经济力量使之难以在“文学共和国”里维持“公民”身份。外界不了解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或对之美化，或对之贬低，他的变形记开始了。
卢梭形象多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精神问题，即“被害妄想症”。他以为身边的人有意害他，派间谍跟踪他、抹黑他，即使有人帮助他，也有坏目的。一七六六年七月，他在一封长信里指责百科全书派对他施加的阴谋，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等。他觉得那些慕名来访的人，包括《巴黎日报》的主编克兰赛（O.de Corancez）和文学青年杜索尔（J.Dusaulx）在交谈中会随时扑过来。时局看起来也在与他作对，一七六九年，法国军队打败科西嘉，将之纳入行政版图，这对他打击不轻，他不能在那里实践早先构想的宪法。一七七二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合谋分割波兰，卢梭以为那也是针对他的阴谋，因为不久前，波兰人维尔豪斯基伯爵（M.Wielhorski）请他为波兰立宪法，他很快写成《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卢梭觉得自己处于被贬损、受阻挠的境地，有必要为自己申诉辩解，晚年的三部作品（《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漫步遐想录》）有相同的目的：纠正他在公共空间里的坏形象，将伤害他的人送上历史法庭。但事与愿违，他受到的曲解更多，他的性情是报纸杂志与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为什么总与人争吵，是否有精神问题，他所抱怨的疾苦是真是假？公众对此好奇不已，而伏尔泰污蔑他患过性病，卢梭也说过自己先天尿路畸形，“这些问题在当时已不是秘密”（L’Espion anglois）。他赴各地就医，时常遭遇欺骗或误诊，他对时代科学的批判与求医经历有关，而这样的批判使他更加远离启蒙的主流精神。卢梭曾参与编纂《百科全书》，雄心勃勃地总结现代知识状况，百科全书派蜚声一时，如今卢梭从内部反叛，企图推翻启蒙哲学的道德基础，就此触怒了科学理性的捍卫者，针对他的道德评判愈加严厉，他的形象更加多变：哗众取宠、忘恩负义、疯癫无常、谎话连篇、思想矛盾。
一七七八年之后，卢梭问题的复杂性没有因其去世而终止，相反，他的形象是一个不可预料的变形体，要无限复杂下去。不同的时代精神左右着卢梭思想的解释学，“卢梭说”“卢梭以为”等单向度的修辞结构所塑造的形象与生命意义的形象离得越来越远，而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并向人说明自己的生存困境，所以，生命意义的形象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道德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他曾接济过一位贫困的老妇人，卢梭去世后，她在墓前哭泣：“他不是天主教徒，却帮助我，这个质朴的心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而乌德托伯爵夫人（Houdetot）曾是卢梭的情感寄托，她读过《忏悔录》后却说作者是个“有趣的疯子”。一七八二年，狄德罗再版了《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Essai sur les regnes de Claude et de Neron），在增补的注释里指责他是邪恶的人，抄袭塞涅卡、普鲁塔克、蒙田和洛克的作品，并污蔑朋友，“如此卑劣与鲁莽，他不是在团结的哲学家庭里挑起纷争，不是在友人间种下长久的仇恨”？ 卢梭受人苛责的同时，去墓地祭拜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被誉为美德的殉道者、现代的苏格拉底。他的墓地位于巴黎北郊的埃默农维尔（Ermenonville），那是里尔丹侯爵（Girardin）的世袭领地，卢梭生前最后三个月定居于此。卢梭去世后，里尔丹为他修建了墓地，向南一侧有浮雕，一位母亲坐在棕榈树下，一手挽着孩子，一手拿着《爱弥儿》，在浮雕一角，一个小孩点火烧掉襁褓，另一个小孩欢呼跳跃，浮雕上方是卢梭的格言“为真理不惜生命”，向北一侧刻着“这里栖息着自然与真理之子”。几年问，来此瞻仰的有法国王后安东奈特、拿破仑·波拿巴、书报总监马勒泽尔布、米拉波侯爵、青年律师罗伯斯庇尔、画家路易·大卫、农学家帕芒蒂耶（Parmentier）、诗人合尼埃（Chenier）等。根据一七八0年《秘密通信报》（Correspondance Secrete）的报道，几乎一半法国人到过那里，王后和王子上星期就去了，他们在白杨树荫下待了一个多小时，尼维农公爵（Nivernois）写了一首诗：“人们告诉我这个美胜之地，在此安息的人成了上帝。”意大利阿卡迪亚协会（Arcadian Society）的成员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个英国人获悉他为小孩讲解植物学的往事。这不是某个瞻仰者孤零零的祭拜经历，而是卢梭信徒浪漫心境的集体展示，卢梭之前的时代没有过，所以是现代情感史上的第一次。“多面卢梭”就此出现了：谦和有礼或疯癫无常，天真质朴或高傲世故，文辞雄辩或愤世嫉俗。卢梭去世后，报刊的持续关注让他始终是公共舆论的主角，有无限美化的可能，当突如其来的革命需要一个精神领路人的时候，他是最好的选择。
法国革命的前五年，各类政治观念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根源，各地举行卢梭雕像的落成仪式，他的作品一再重印，《社会契约论》二十八版，《新爱洛依丝》二十六版，《作品选集》二十五版，《爱弥儿》二十一版，《全集》十八版，《忏悔录》十八版。卢梭是革命话语的主角，他的古典美德与平等观是公共演讲的关键词，《社会契约论》是畅销的公民教育读本，他的形象日渐走向极端，一个超自然的人、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在扑克牌上，他是“美德共和国的守护神”，身着古典立法者的服饰，手持《社会契约论》。然而，受压迫者的美德在革命实践中是不确定的因素，它一旦有了絕对统治力，内心积聚的屈辱感有走向暴力专制的可能，不计代价地实践美德的乌托邦;旧制度被打碎后，满地狼藉，无从收拾，它又会沉浸于关于理想制度的修辞术。这套话语有专制倾向，它所塑造的卢梭形象也有专制倾向，赞美他才合乎时宜，而否定他意味着背叛革命。剧作家帕里索（C.Palissot）创作了讽刺剧《哲学家》，嘲笑卢梭是“大猩猩一样的野蛮人”，一七六0年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时获得观众的掌声，一七八二年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到了讽刺卢梭一幕时，后排观众喧闹不止，斥责作者对卢梭的不敬。为避免触犯众怒，帕里索不敢再创作，而一七九三年，革命家舒迈特（Chaumette）指责他不为自由写作，“革命前他就是反革命的，亵渎圣贤，他竟敢将卢梭比作四脚着地、吃莴苣的怪物，爱国者要为人类之友复仇”。迫于压力，帕里索公开承认错误，并发誓不再诋毁圣贤。
一七九四年恐怖时代结束，以卢梭为精神导师的雅各宾派有的逃亡，有的进牢房，有的上断头台，卢梭偶像化的进程瞬间终止，他作为革命精神之父的光芒转瞬即逝，反对他的人在前几年沉默不敢言，将愤怒埋在心底，而此时纷纷指责他是法兰西传统的破坏者，否定卢梭成了时髦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对于他的形象会有共识，恐怖时代后干扰性的因素更多。有人想复辟王权，有人力主共和;有人说革命已结束，有人说革命还未到来。以为革命还未到来的是要根除旧制度，以为革命已结束的是厌倦了政治暴力。在对抗性的舆论中，一旦涉及卢梭，争论就不消停，有人说他赞同贵族制，有人说他反对贵族制，有人说他认同共和制，有人说他支持君主制。法国革命话语有丰富的矛盾性，卢梭的形象也就更复杂，受到误读的可能性更大。热月政变后，任职于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拉卡纳尔（J.Lakanal）向国民公会提交政情报告，要求剥夺卢梭之前受到的赞誉，但不久前，拉卡纳尔还去祭拜卢梭的墓地，在那里待了十余日，晚上借宿于农民的家里。同样矛盾的是一七九四年卢梭棺椁移入先贤祠的仪式，此时执政的热月党本想瓦解雅各宾派的卢梭形象，但考虑到他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为减少政见分歧，就采取了尊重他的策略。根据《乡村报》（La Heuille villageoise）报道，当天上午九点，议会主席宣读法令，之后队伍出发，有威严的宪兵队、演奏《乡村卜师》的乐队、植物学家代表、艺术家代表、巴黎人代表、母子代表，一路上三色旗飘扬，欢呼声响亮。雅各宾派刚倒台时，卢梭为人唾骂，转眼间他的境遇又变了，但堂皇的表象冲不散对他的质疑，“《爱弥儿》攻击社会，《社会契约论》对自由一无所知”，“《忏悔录》的作者有夸耀的性格、内心粗鲁”。反对卢梭的声音一致，反对的根据却千差万别。
一七九九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政府讲求实务，重新规划立法、行政、司法、财税和军事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制度，而持续的军事胜利使之不需要某一类理念的装饰，卢梭在政治话语里几近消失。一八一五年拿破仑被流放后，卢梭问题又在政治话语里泛滥了。法国人建设现代国家时困难重重，旧制度卷土重来，新制度看似美好，但党派无共识，法国在君主制、联邦制与共和制之间蹉跎了百余年，十九世纪，国民公会先后制定了八部宪法，每一部都无力改观现实。卢梭又成了公共舆论的关键词：“浪漫主义时代的道德问题，一八四八年革命前阶级平等的问题，第二帝国时代的知识理论，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辩论……无论是在宗教问题还是抽象思辨里，他都是最受关注的人。”但在对抗性的语境里，人心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他的形象更加混乱。一八四三年，浪漫派史学家米什莱（J.Michelet）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赞扬卢梭，五位教士当即抗议。同年三月，法兰西学院院士基内（E.Quinet）提及卢梭对革命的思想贡献，听课的学生提议在先贤祠广场为之立塑像，因反对派阻挠，一八八九年铜质雕像才落成（“二战”期间，铜像为德国人抢走，战后立石质雕像）。拉马丁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又是保守的政治家，他的文风像卢梭，却看不起卢梭，他在立法议会演讲时批评卢梭以不光彩的手段赢得华伦夫人的情感，“不顾颜面，丢弃亲生的孩子，在一个财产权犹如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反对财产权”。
一七六六年三月，因在大陆受教会和世俗权力缉捕，卢梭去英国伦敦附近的武通（Wootton）避難，那是一个田野里的小村子，四周是荒野，人迹稀少。他的伴侣瓦瑟（T.le Vasseur）来英国时带来《忏悔录》手稿（现行版的前四章），卢梭得以继续写作，他改变了作为中世纪主流体裁的忏悔风格，上帝不再是最高的评判者，他要向后代人说明真相，将文人相争的内幕坦白于众，并谴责上帝对他的不公。但此时，卢梭的境遇内外交困，他的眼睛有些近视，写作时埋着头，晚上在摇曳的烛光下写得更慢。他的健康日渐糟糕，有时候躺在床上连续几天起不了身。生活困顿，靠面包和清水度日，为此他想卖掉随身带的一千余本书，而论敌对他的责难日甚一日。与思想家为伴，但瓦瑟感觉不到幸福，她不识字，写过的几封信勉强合乎语法，但有违拼写规范，所以意识不到卢梭晚期风格的意义，平日里怨言不止，“很多可恶的蠢话不该出自她的口中”。卢梭与他的狗苏尔坦（Sultan）日渐亲密，相比于待在家里受气，他更愿意领着它出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
晚年卢梭否定了之前的哲学家身份，由热心于现代制度建设的启蒙者变身为关怀个体心理的浪漫派。青年时代，他一心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epublique des Lettres），那是启蒙时代全新的话语空间，科学理性压倒了盲从的信仰，现代文艺超越了古典时代的品味，文艺复兴时代的慕古倾向得以纠正，历史退步论的影响渐衰。一番努力后，他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享受过成名的乐趣，《新爱洛依丝》出版后，他是那个国度的雄辩家，他的稿费一路上涨，一七六一年，巴黎出版商杜切尼（Duchesne）与他签订协议，以六千利弗尔购得《爱弥儿》的版权。功成名就，但卢梭的想法变了，他觉得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非议，他的公共形象是扭曲的，始终不受他控制：“所有人读我的书，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在上流社会，另一个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鉴于此，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不再看报，很少写信，隐姓埋名，避免不速之客的打扰。他向往的不再是以文济世的荣耀，而是热闹之外的孤独，一个浪漫主义人格出现了。从启蒙哲学转向浪漫主义是一个人思想风格的大变化，既是卢梭的刻意追求，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他的健康状况与经济力量使之难以在“文学共和国”里维持“公民”身份。外界不了解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或对之美化，或对之贬低，他的变形记开始了。
卢梭形象多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精神问题，即“被害妄想症”。他以为身边的人有意害他，派间谍跟踪他、抹黑他，即使有人帮助他，也有坏目的。一七六六年七月，他在一封长信里指责百科全书派对他施加的阴谋，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等。他觉得那些慕名来访的人，包括《巴黎日报》的主编克兰赛（O.de Corancez）和文学青年杜索尔（J.Dusaulx）在交谈中会随时扑过来。时局看起来也在与他作对，一七六九年，法国军队打败科西嘉，将之纳入行政版图，这对他打击不轻，他不能在那里实践早先构想的宪法。一七七二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合谋分割波兰，卢梭以为那也是针对他的阴谋，因为不久前，波兰人维尔豪斯基伯爵（M.Wielhorski）请他为波兰立宪法，他很快写成《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卢梭觉得自己处于被贬损、受阻挠的境地，有必要为自己申诉辩解，晚年的三部作品（《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漫步遐想录》）有相同的目的：纠正他在公共空间里的坏形象，将伤害他的人送上历史法庭。但事与愿违，他受到的曲解更多，他的性情是报纸杂志与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为什么总与人争吵，是否有精神问题，他所抱怨的疾苦是真是假？公众对此好奇不已，而伏尔泰污蔑他患过性病，卢梭也说过自己先天尿路畸形，“这些问题在当时已不是秘密”（L’Espion anglois）。他赴各地就医，时常遭遇欺骗或误诊，他对时代科学的批判与求医经历有关，而这样的批判使他更加远离启蒙的主流精神。卢梭曾参与编纂《百科全书》，雄心勃勃地总结现代知识状况，百科全书派蜚声一时，如今卢梭从内部反叛，企图推翻启蒙哲学的道德基础，就此触怒了科学理性的捍卫者，针对他的道德评判愈加严厉，他的形象更加多变：哗众取宠、忘恩负义、疯癫无常、谎话连篇、思想矛盾。
一七七八年之后，卢梭问题的复杂性没有因其去世而终止，相反，他的形象是一个不可预料的变形体，要无限复杂下去。不同的时代精神左右着卢梭思想的解释学，“卢梭说”“卢梭以为”等单向度的修辞结构所塑造的形象与生命意义的形象离得越来越远，而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并向人说明自己的生存困境，所以，生命意义的形象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道德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他曾接济过一位贫困的老妇人，卢梭去世后，她在墓前哭泣：“他不是天主教徒，却帮助我，这个质朴的心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而乌德托伯爵夫人（Houdetot）曾是卢梭的情感寄托，她读过《忏悔录》后却说作者是个“有趣的疯子”。一七八二年，狄德罗再版了《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Essai sur les regnes de Claude et de Neron），在增补的注释里指责他是邪恶的人，抄袭塞涅卡、普鲁塔克、蒙田和洛克的作品，并污蔑朋友，“如此卑劣与鲁莽，他不是在团结的哲学家庭里挑起纷争，不是在友人间种下长久的仇恨”？ 卢梭受人苛责的同时，去墓地祭拜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被誉为美德的殉道者、现代的苏格拉底。他的墓地位于巴黎北郊的埃默农维尔（Ermenonville），那是里尔丹侯爵（Girardin）的世袭领地，卢梭生前最后三个月定居于此。卢梭去世后，里尔丹为他修建了墓地，向南一侧有浮雕，一位母亲坐在棕榈树下，一手挽着孩子，一手拿着《爱弥儿》，在浮雕一角，一个小孩点火烧掉襁褓，另一个小孩欢呼跳跃，浮雕上方是卢梭的格言“为真理不惜生命”，向北一侧刻着“这里栖息着自然与真理之子”。几年问，来此瞻仰的有法国王后安东奈特、拿破仑·波拿巴、书报总监马勒泽尔布、米拉波侯爵、青年律师罗伯斯庇尔、画家路易·大卫、农学家帕芒蒂耶（Parmentier）、诗人合尼埃（Chenier）等。根据一七八0年《秘密通信报》（Correspondance Secrete）的报道，几乎一半法国人到过那里，王后和王子上星期就去了，他们在白杨树荫下待了一个多小时，尼维农公爵（Nivernois）写了一首诗：“人们告诉我这个美胜之地，在此安息的人成了上帝。”意大利阿卡迪亚协会（Arcadian Society）的成员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个英国人获悉他为小孩讲解植物学的往事。这不是某个瞻仰者孤零零的祭拜经历，而是卢梭信徒浪漫心境的集体展示，卢梭之前的时代没有过，所以是现代情感史上的第一次。“多面卢梭”就此出现了：谦和有礼或疯癫无常，天真质朴或高傲世故，文辞雄辩或愤世嫉俗。卢梭去世后，报刊的持续关注让他始终是公共舆论的主角，有无限美化的可能，当突如其来的革命需要一个精神领路人的时候，他是最好的选择。
法国革命的前五年，各类政治观念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根源，各地举行卢梭雕像的落成仪式，他的作品一再重印，《社会契约论》二十八版，《新爱洛依丝》二十六版，《作品选集》二十五版，《爱弥儿》二十一版，《全集》十八版，《忏悔录》十八版。卢梭是革命话语的主角，他的古典美德与平等观是公共演讲的关键词，《社会契约论》是畅销的公民教育读本，他的形象日渐走向极端，一个超自然的人、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在扑克牌上，他是“美德共和国的守护神”，身着古典立法者的服饰，手持《社会契约论》。然而，受压迫者的美德在革命实践中是不确定的因素，它一旦有了絕对统治力，内心积聚的屈辱感有走向暴力专制的可能，不计代价地实践美德的乌托邦;旧制度被打碎后，满地狼藉，无从收拾，它又会沉浸于关于理想制度的修辞术。这套话语有专制倾向，它所塑造的卢梭形象也有专制倾向，赞美他才合乎时宜，而否定他意味着背叛革命。剧作家帕里索（C.Palissot）创作了讽刺剧《哲学家》，嘲笑卢梭是“大猩猩一样的野蛮人”，一七六0年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时获得观众的掌声，一七八二年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到了讽刺卢梭一幕时，后排观众喧闹不止，斥责作者对卢梭的不敬。为避免触犯众怒，帕里索不敢再创作，而一七九三年，革命家舒迈特（Chaumette）指责他不为自由写作，“革命前他就是反革命的，亵渎圣贤，他竟敢将卢梭比作四脚着地、吃莴苣的怪物，爱国者要为人类之友复仇”。迫于压力，帕里索公开承认错误，并发誓不再诋毁圣贤。
一七九四年恐怖时代结束，以卢梭为精神导师的雅各宾派有的逃亡，有的进牢房，有的上断头台，卢梭偶像化的进程瞬间终止，他作为革命精神之父的光芒转瞬即逝，反对他的人在前几年沉默不敢言，将愤怒埋在心底，而此时纷纷指责他是法兰西传统的破坏者，否定卢梭成了时髦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对于他的形象会有共识，恐怖时代后干扰性的因素更多。有人想复辟王权，有人力主共和;有人说革命已结束，有人说革命还未到来。以为革命还未到来的是要根除旧制度，以为革命已结束的是厌倦了政治暴力。在对抗性的舆论中，一旦涉及卢梭，争论就不消停，有人说他赞同贵族制，有人说他反对贵族制，有人说他认同共和制，有人说他支持君主制。法国革命话语有丰富的矛盾性，卢梭的形象也就更复杂，受到误读的可能性更大。热月政变后，任职于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拉卡纳尔（J.Lakanal）向国民公会提交政情报告，要求剥夺卢梭之前受到的赞誉，但不久前，拉卡纳尔还去祭拜卢梭的墓地，在那里待了十余日，晚上借宿于农民的家里。同样矛盾的是一七九四年卢梭棺椁移入先贤祠的仪式，此时执政的热月党本想瓦解雅各宾派的卢梭形象，但考虑到他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为减少政见分歧，就采取了尊重他的策略。根据《乡村报》（La Heuille villageoise）报道，当天上午九点，议会主席宣读法令，之后队伍出发，有威严的宪兵队、演奏《乡村卜师》的乐队、植物学家代表、艺术家代表、巴黎人代表、母子代表，一路上三色旗飘扬，欢呼声响亮。雅各宾派刚倒台时，卢梭为人唾骂，转眼间他的境遇又变了，但堂皇的表象冲不散对他的质疑，“《爱弥儿》攻击社会，《社会契约论》对自由一无所知”，“《忏悔录》的作者有夸耀的性格、内心粗鲁”。反对卢梭的声音一致，反对的根据却千差万别。
一七九九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政府讲求实务，重新规划立法、行政、司法、财税和军事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制度，而持续的军事胜利使之不需要某一类理念的装饰，卢梭在政治话语里几近消失。一八一五年拿破仑被流放后，卢梭问题又在政治话语里泛滥了。法国人建设现代国家时困难重重，旧制度卷土重来，新制度看似美好，但党派无共识，法国在君主制、联邦制与共和制之间蹉跎了百余年，十九世纪，国民公会先后制定了八部宪法，每一部都无力改观现实。卢梭又成了公共舆论的关键词：“浪漫主义时代的道德问题，一八四八年革命前阶级平等的问题，第二帝国时代的知识理论，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辩论……无论是在宗教问题还是抽象思辨里，他都是最受关注的人。”但在对抗性的语境里，人心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他的形象更加混乱。一八四三年，浪漫派史学家米什莱（J.Michelet）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赞扬卢梭，五位教士当即抗议。同年三月，法兰西学院院士基内（E.Quinet）提及卢梭对革命的思想贡献，听课的学生提议在先贤祠广场为之立塑像，因反对派阻挠，一八八九年铜质雕像才落成（“二战”期间，铜像为德国人抢走，战后立石质雕像）。拉马丁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又是保守的政治家，他的文风像卢梭，却看不起卢梭，他在立法议会演讲时批评卢梭以不光彩的手段赢得华伦夫人的情感，“不顾颜面，丢弃亲生的孩子，在一个财产权犹如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反对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