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本人认为自己“最好的一本书”。不过，此书1948年全部完稿后，国内甚至没有完整刊登。1951年，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了《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取名《黄色风暴》。同年，《四世同堂》在日本发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198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我国国内引起轰动，《四世同堂》才引起国人的关注。
　　《四世同堂》的草图
　　1942年6月，老舍为了创作小说《火葬》移居北碚。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50多公里。这个很平常的小镇，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的经营，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
　　为了躲避战乱，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学院、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都聚集此地，一些机关单位也随之迁来，包括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山文化教育馆、教育电影制片厂等。
　　北碚也住着很多老舍的朋友，如陈望道、洪深、伍蠡甫、方令孺、梁实秋、张充和等诸位先生。林语堂在这里还买了一所小洋房。
　　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老舍一直没有创作长篇小说。从1938年到1943年，他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货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1940年冬到现在（1944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于是，身体越累越坏，作品也越来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到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夫人经历带来灵感
　　《四世同堂》是从1944年1月开始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创意，来自一种特殊的启发。自从1937年济南一别，妻子胡絜青受老舍嘱托，带着3个孩子返回敌占区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人病故，胡絜青几乎耗去了一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奔波于路上，终于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
　　她来自已经陷落数年的北平，尝到过国亡家破的惨痛滋味，不仅她个人在做教员的生活中深感伤心，连孩子们也都受了许多罪：在学校里要被日本学生欺负；回家又得吃无法下咽的“共和面”。为了不让侵略者知道他们跟老舍的关系，舒济化名胡小济，舒乙化名胡小乙……人间活地狱的情状，是他们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来到重庆后，老舍的友人们纷纷前来慰问，并且不厌其详地向胡絜青打听故都北平这几年间所发生的一切。
　　每当这时，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胡絜青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和愤慨，对朋友们反复说了几遍。慢慢地，老舍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夫人漫谈北京亲友和熟人的详细情况。胡絜青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是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胡絜青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胡絜青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夫人说：“谢谢你，你这回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
　　老舍终于吐露的这一创作构想，就是《四世同堂》。抗战爆发以来，老舍身在南国，心系故土，对北平城和那座城中的父老乡亲，从没有释怀。胡絜青的述说，像一束强光，重新照亮了他心中那块最熟知、最动情的题材领地。
　　胡絜青介绍，老舍“在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曾经描绘过……一张各家各户的房屋居住图，某个人物住的是东房还是西房，什么门，什么窗，哪里有树，哪里有花，什么花，他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这很容易让人想象，老舍很可能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果然，70年代后期，老舍家属们找到了这个地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杨家胡同，原名小羊圈胡同。作品中祁家所居的小院，恰恰就是老舍的出生地。
　　玩命写百万字长篇
　　写作之初，老舍就为《四世同堂》设计了基本架构。1945年，他在《惶惑》序言中写道：“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共百万字。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地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饥荒》。”
　　正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
　　这段时间，老舍生活得极其艰难。胡絜青到达北碚之后，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一家人对付着过日子。老舍曾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养家而纠结：“按说，为了家计，我应该找点事做。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做什么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做公务员吧？也不行！公务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叫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愿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
　　艰难的生活环境，也让老舍的身体每况愈下，贫血、疟疾、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原定两年写完，从1944年元月到年底，只完成了30万字。
　　1945年冬，抗战胜利，为了让第三部《饥荒》早日问世，他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磕头了》的文章，声言自己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只好恳求：“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不料，刚磕了头，他便接到邀请，于1946年3月赴美讲学，写作暂时停滞。
　　1946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效仿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丁西林。当时，老舍的《骆驼祥子》刚以《洋车夫》为名译成英文出版，畅销一时。他又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负责人，威望很高。 　　访问期间，老舍结识了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她在此后《四世同堂》英译本出版时，出了很多力。
　　1946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老舍留下来继续写《四世同堂》。他在赛珍珠的帮助下，在纽约租了间公寓，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洋车夫》在美国所得的版税。1948年6月底，老舍终于创作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
　　当时，美国出版商看中了《四世同堂》并决定出版英文版。于是，老舍找到艾达·普鲁伊特，两人合作翻译。舒乙介绍：“普鲁伊特的中文听说很好，但是字他不怎么认识。父亲就每天晚上给他念小说，他就在打字机上随手翻译。”老舍将两人合作翻译的前10章文稿寄给了赛珍珠帮忙鉴定，赛珍珠认为非常好，于是老舍和普鲁伊特继续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出版社后来找到老舍，他们觉得书太长了，希望他在翻译时能自己删节一些。于是，老舍就删减了其中的风景描写、地理描写。出版之前，又由出版社删减了常二爷等一些次要人物。英译本虽然在文字上有所删节，但是内容结构是完整的100章，改书名为《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于1951年出版。
　　莫名消失的最后13章
　　回国后，老舍将《饥荒》手稿交给了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周而复。1950年，《饥荒》在《文学》杂志连载，当连载到第87章时，杂志突然标注全文完。究竟为什么最后的13章没有登载，老舍和周而复直至去世，都没有提起。最后13章的原稿也在“文革”中摧毁。
　　“‘文革’结束，归还抄家的东西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四世同堂》。”舒乙说，这本书是美国的出版社从香港邮寄给老舍的样书。为了补足《四世同堂》中文版的尚缺部分，翻译家马小弥女士仿照老舍的文笔，又从英文版翻译了最后13章内容，《四世同堂》的三部曲100章才得以恢复全貌。
　　《四世同堂》的命运坎坷，自从问世至1985年初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前，10多年里，没有开过专题讨论会，更没有出版过评论专著。胡絜青在《〈四世同堂〉电视剧讨论文集》的序中写道：“同名电视连续剧一出，情况大变。据我所知，短短几个月里，专题研讨会已开过4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当然，绝大多数是谈电视剧的，但谈小说的也大大超过了以前40年的总和。”这可以说是《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命运变化的真正转折点，让人们首次注意到了这部对于老舍来说极其重要的作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