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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抵达武汉不久即遭遇“七·二〇”武斗事件，东湖宾馆充斥着紧张的氛围。很少乘坐飞机的毛泽东，不得不从空中紧急“撤”往上海。
钱嗣杰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之后，发现毛泽东一直在找人谈话，一刻也不休息。毛泽东不出门，每次睡醒总是穿着睡衣就开始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半夜，白天连散步的时间都会用来谈话。如此一来，钱嗣杰拍摄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忠于职守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等候拍摄主席的通知。本以为毛泽东要在7月16日这天会到长江里做一番“故地重游”以纪念自己畅游一周年，可等了一天，什么也没发生。钱嗣杰明白，东湖宾馆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大武汉就太平无事。他怎样也想象不到，最高安全级别的东湖宾馆很快会遭到冲击，而且冲击的人群几乎是全副武装，濒临战争状态。这是钱嗣杰一生中最为惊骇的时刻，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50多次外出中，唯一一次身陷危局。
7月20日是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六天。
0点30分，武昌公安局14人突然冲进东湖宾馆北门。这里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来者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等闻讯急忙赶到北门阻拦。对方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开出的介绍信，明确表示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双方在距离大门100米处相持不下。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质问：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支左”方向没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何要当“投降派”？他们要求王力接见。虽然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赶到现场做工作，但王力窝在东湖宾馆不动身，愤怒的群众决定亲自到东湖宾馆找王力“讲理”。
事情愈发混乱，军区领导也已无法控制局面。
钱嗣杰等工作人员居住在东湖宾馆4号楼，距离围墙比较近。半夜，突然传来高亢的喇叭声，反复播放着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响起的消防车警报。刺耳的警报声让大家察觉情形有些不对，于是立即全部起床。负责保卫的警卫战士更是紧张，因为他们已经得知“百万雄师”要进东湖宾馆来抓王力，而且来的人中有军人，他们携带着武器。
此时，所有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就是保卫毛主席。
钱嗣杰赶紧整理好摄影设备，做好撒离东湖宾馆的准备。
天刚放亮，“百万雄师”便出动了数万人，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排头的大卡车上还架起了机枪，卡车上坐的人也是全副武装……一时间，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弥散着火药味，武汉三镇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轰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爆发了！
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的代表200余人来到东湖宾馆谢富治与王力的住处，他们不由分说先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他见来者气势汹汹，躲在里面不敢同代表见面。
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见面谈判，不料谈得不错，双方都松下了紧张情绪。谢富治替代王力表了态，答应下午去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在隔壁竖着耳朵倾听。他见会谈有进展，便又出来同这些代表见面。双方正谈着下午接见的具体地点、方式的事宜，谁料话还没完，门外突然又冲进一拨“百万雄师”的群众。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叫着嚷着要将王力抓走。一开始误以为陈再道就是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急忙又跑回屋内躲藏。跟随王力一道来鄂的“北航红卫兵”马上站出来，声称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前一拨人马看到后头来的群众如此激愤，原本平息下去的情绪再次被煽动起来。他们找出躲藏起来的王力，在一片争吵声中，将王力塞进车里，揪着他直奔武汉军区大院，那里还有更多的人在等着向王力讨个说法。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见大势不好，急忙跑到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此前，杨成武已经获悉王、谢没有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同意在外头随便讲话，肯定要坏事。见神情紧张的谢富治一进门，他劈头道：“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此时，杨成武心里装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不能允许危及毛泽东生命的事件发生。
杨成武与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决定毛泽东一行必须紧急从东湖宾馆转移出去。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很难预料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十万火急，中央警卫局随同人员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东湖宾馆的全部车辆都调来使用。钱嗣杰提着照相器材的箱子，坐在毛泽东的随车上。上车后他才发现，副驾驶座位上没有副驾驶员。汪东兴走过来看看钱嗣杰，问道：“你会开车吗？”钱嗣杰心想，以前自己在国外开过汽车，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爽快地回答：“我会开车。”汪东兴马上嘱咐他如果驾驶员发生意外，你就顶上去开车，车子一定不能熄火停下来！钱嗣杰一边答应着，一边快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群众闯进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他穿着睡衣，缓缓坐进汽车，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东湖宾馆。
车队开动了，毛泽东的专车就跟随在随车后面。钱嗣杰不时朝后张望，心里像揣了只兔子，默念道：“千万不能出事情啊！多年没有摸车，万一需要顶上去，这车还能不能开动啊？”
车队在空十五军上甘岭特功八连武装护送下，一路风驰电掣。很快，毛泽东就被护送上他的专列。一旦有事情，专列可以马上开走。抵达专列后，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有所放松。
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他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不肯，解释说自己无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由中央决定。因为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怒气冲天。正如王力回忆，当时“突然拥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冲击东湖宾馆的消息，“中央文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转移”的书信是林彪起草，随后由叶群的秘书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觉得“这是大事”，责任太大，他又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信的末尾，签署的是江青的名字。
江青将信件交给邱会作，同时下达了死命令：“你有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带着信到达汉口后，却过不了江。直到20日下午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将信件面交毛泽东。邱会作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请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同时，周恩来也来到了武汉。一到武汉，他马上布置毛泽东撤离的事宜。
转移出来的毛泽东开始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拿定主意。当他接到邱会作的这封信后，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陈再道和“百万雄师”一道策动了一场“暴乱”。放下书信，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办好了。凌晨2时，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直到此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空军机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担任警戒。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回答：“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大声道：“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只对自己的司令和政委负责，他们也不认识代总长，杨成武怎么解释也没用，战士根本不给他放行。
毛泽东坐在车里，察觉到了眼前受阻的情况。他干脆自己从汽车上下来，径直朝飞机走去。
杨成武对战士们喊道：“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战士们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模样无人不晓。此时得见毛主席真颜，无不惊诧，如在梦中。很快，他们缓过神来，赶紧把舷梯推了过来。在众人的凝视中，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飞机。
机长过来询问：“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透过舷窗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过了一会儿才说：“往东飞，去上海。”
毛泽东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此时距离“七·二〇”事件发生才一天一夜，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天下大乱”的浓缩。他没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仓促离开武汉，更不会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1964-1969》 ）
钱嗣杰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之后，发现毛泽东一直在找人谈话，一刻也不休息。毛泽东不出门，每次睡醒总是穿着睡衣就开始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半夜，白天连散步的时间都会用来谈话。如此一来，钱嗣杰拍摄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忠于职守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等候拍摄主席的通知。本以为毛泽东要在7月16日这天会到长江里做一番“故地重游”以纪念自己畅游一周年，可等了一天，什么也没发生。钱嗣杰明白，东湖宾馆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大武汉就太平无事。他怎样也想象不到，最高安全级别的东湖宾馆很快会遭到冲击，而且冲击的人群几乎是全副武装，濒临战争状态。这是钱嗣杰一生中最为惊骇的时刻，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50多次外出中，唯一一次身陷危局。
7月20日是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六天。
0点30分，武昌公安局14人突然冲进东湖宾馆北门。这里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来者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等闻讯急忙赶到北门阻拦。对方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开出的介绍信，明确表示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双方在距离大门100米处相持不下。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质问：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支左”方向没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何要当“投降派”？他们要求王力接见。虽然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赶到现场做工作，但王力窝在东湖宾馆不动身，愤怒的群众决定亲自到东湖宾馆找王力“讲理”。
事情愈发混乱，军区领导也已无法控制局面。
钱嗣杰等工作人员居住在东湖宾馆4号楼，距离围墙比较近。半夜，突然传来高亢的喇叭声，反复播放着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响起的消防车警报。刺耳的警报声让大家察觉情形有些不对，于是立即全部起床。负责保卫的警卫战士更是紧张，因为他们已经得知“百万雄师”要进东湖宾馆来抓王力，而且来的人中有军人，他们携带着武器。
此时，所有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就是保卫毛主席。
钱嗣杰赶紧整理好摄影设备，做好撒离东湖宾馆的准备。
天刚放亮，“百万雄师”便出动了数万人，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排头的大卡车上还架起了机枪，卡车上坐的人也是全副武装……一时间，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弥散着火药味，武汉三镇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轰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爆发了！
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的代表200余人来到东湖宾馆谢富治与王力的住处，他们不由分说先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他见来者气势汹汹，躲在里面不敢同代表见面。
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见面谈判，不料谈得不错，双方都松下了紧张情绪。谢富治替代王力表了态，答应下午去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在隔壁竖着耳朵倾听。他见会谈有进展，便又出来同这些代表见面。双方正谈着下午接见的具体地点、方式的事宜，谁料话还没完，门外突然又冲进一拨“百万雄师”的群众。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叫着嚷着要将王力抓走。一开始误以为陈再道就是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急忙又跑回屋内躲藏。跟随王力一道来鄂的“北航红卫兵”马上站出来，声称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前一拨人马看到后头来的群众如此激愤，原本平息下去的情绪再次被煽动起来。他们找出躲藏起来的王力，在一片争吵声中，将王力塞进车里，揪着他直奔武汉军区大院，那里还有更多的人在等着向王力讨个说法。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见大势不好，急忙跑到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此前，杨成武已经获悉王、谢没有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同意在外头随便讲话，肯定要坏事。见神情紧张的谢富治一进门，他劈头道：“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此时，杨成武心里装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不能允许危及毛泽东生命的事件发生。
杨成武与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决定毛泽东一行必须紧急从东湖宾馆转移出去。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很难预料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十万火急，中央警卫局随同人员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东湖宾馆的全部车辆都调来使用。钱嗣杰提着照相器材的箱子，坐在毛泽东的随车上。上车后他才发现，副驾驶座位上没有副驾驶员。汪东兴走过来看看钱嗣杰，问道：“你会开车吗？”钱嗣杰心想，以前自己在国外开过汽车，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爽快地回答：“我会开车。”汪东兴马上嘱咐他如果驾驶员发生意外，你就顶上去开车，车子一定不能熄火停下来！钱嗣杰一边答应着，一边快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群众闯进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他穿着睡衣，缓缓坐进汽车，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东湖宾馆。
车队开动了，毛泽东的专车就跟随在随车后面。钱嗣杰不时朝后张望，心里像揣了只兔子，默念道：“千万不能出事情啊！多年没有摸车，万一需要顶上去，这车还能不能开动啊？”
车队在空十五军上甘岭特功八连武装护送下，一路风驰电掣。很快，毛泽东就被护送上他的专列。一旦有事情，专列可以马上开走。抵达专列后，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有所放松。
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他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不肯，解释说自己无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由中央决定。因为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怒气冲天。正如王力回忆，当时“突然拥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冲击东湖宾馆的消息，“中央文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转移”的书信是林彪起草，随后由叶群的秘书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觉得“这是大事”，责任太大，他又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信的末尾，签署的是江青的名字。
江青将信件交给邱会作，同时下达了死命令：“你有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带着信到达汉口后，却过不了江。直到20日下午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将信件面交毛泽东。邱会作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请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同时，周恩来也来到了武汉。一到武汉，他马上布置毛泽东撤离的事宜。
转移出来的毛泽东开始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拿定主意。当他接到邱会作的这封信后，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陈再道和“百万雄师”一道策动了一场“暴乱”。放下书信，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办好了。凌晨2时，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直到此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空军机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担任警戒。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回答：“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大声道：“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只对自己的司令和政委负责，他们也不认识代总长，杨成武怎么解释也没用，战士根本不给他放行。
毛泽东坐在车里，察觉到了眼前受阻的情况。他干脆自己从汽车上下来，径直朝飞机走去。
杨成武对战士们喊道：“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战士们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模样无人不晓。此时得见毛主席真颜，无不惊诧，如在梦中。很快，他们缓过神来，赶紧把舷梯推了过来。在众人的凝视中，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飞机。
机长过来询问：“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透过舷窗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过了一会儿才说：“往东飞，去上海。”
毛泽东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此时距离“七·二〇”事件发生才一天一夜，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天下大乱”的浓缩。他没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仓促离开武汉，更不会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1964-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