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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士家，从小受家庭熏陶，多才多艺。他师从沈从文，作品清新自由。他喜欢生活，一花一木，一餐一饭，都能成就他笔下的快活。
他的一生都在历史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天灾、战乱、奔波、饥饿都不鲜见。但他笔下始终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说他的作品没有批判性，思想也不深奥。但他说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这些人非常善良和美好。写这些美好的事物，会使读者感到安慰，得到温暖。
他擅长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优美的风俗画。而他的散文，独树一帜，充满了像《诗经》这样的古典文学的味道。他的作品令人回味无穷、隽永绵长。2018年，在亚马逊年度纸质作家榜上，他排名第三。
他就是汪曾祺。有人說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则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而我认为，贾平凹的这个评价最贴切：“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中。小时候祖父教他背唐诗，读《论语》，还教他写过初级八股文。汪曾祺13岁时候祖父就说，如果在清朝，他绝对可以考中秀才。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汪曾祺的父亲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文武双全，他精通金石书画。在家里有专门画室，擅长工笔菊花，后来改写意花卉。经常有人来求画，可谓“一方名士”。他的印刻风格初清秀，后豪放。父亲私藏的田黄石，被汪曾祺写进了小说《岁寒三友》中。
汪曾祺说：“如果我还不太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关。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基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汪曾祺的家是个典型的在中国古典文化浸润下的家庭。
上学后，汪曾祺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汪曾祺三岁多开始上幼儿园，是县里第一届“幼稚园”学生。幼稚园老师王先生，自编自导儿歌舞蹈，带孩子们玩儿。先生踩风琴的声音让他记了一辈子。61岁汪曾祺回家乡，专门写了一首小诗，送给王先生。称王先生给他的是“师恩母爱”。
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给汪曾祺的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阶段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语文老师高北溟。他除了教授固定课本，还自选讲义。他选的文章都性情自然，充满人道主义。汪曾祺这时接触到了归有光，给他后来的思想和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汪曾祺后来以高先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徙》。
另一位对汪曾祺产生很大影响的是韦子廉，是当时县里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让汪曾祺写《多宝塔》，学习桐城派古文，对其书法风格，文章洗练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韦先生处事正直有风骨。后来拒绝为伪政权服务而出家。汪曾祺和韦子廉先生只相处了一个暑假。但先生的人格风采、学识教养，让汪曾祺终生难忘。
直接影响汪曾祺未来写作风格的是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1938年他们全家到乡下避难，汪曾祺随身带了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惊呼：“小说还能这样写！”
大学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毫不忌讳其动机，就是为了能师从沈从文。大学里，他直接接受沈从文的教导，跟着沈从文的写作方法训练。他在昆明七年，所有作品都是沈从文替他寄出并发表。他们维持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个人未来的样子，是岁月慢慢选择和磨砺的结果。汪曾祺是幸运的，他不断遇到名师指点，博采众长，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书画审美技艺。
说汪曾祺就离不开吃。汪曾祺爱吃，会吃，吃得有学问，吃得源远流长。汪曾祺关于吃的文章，收在散文集《人间知味》里。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得垂涎三尺，又啧啧称叹。
说到吃，汪曾祺是认真的。他的家乡有种叫“鵽”的野味，别的地方没有。他一直想弄清楚其生物属种分类。在《辞海》上他看“鵽”词条下是“鵽鸠”，而“鵽鸠”的解释是“沙鸡”。便说《辞海》说的不是。因为“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
在《大淖记事》里，他写有“蒌蒿薹子加肉炒极清香”的句子。他后来解释，经查阅大量资料，他始终没弄明白，“蒌”到底该读“吕”还是“楼”？“蒌蒿”和“白蒿”又有什么区别？“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蒌蒿薹子加肉炒”产生的“清香”，汪曾祺解释，是“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试问有哪个作家能像汪曾祺这样，对自己写的文字要进行这么严谨的考证？
《十五从军征》中有一句“采葵持作羹”。关于这里的“葵”，汪曾祺做了大量研究。他想到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都不是。最后在嘉庆进士吴其浚的书里找到答案，“葵”是冬苋菜。
但仅有概念是不行的，还要见过吃过。终于，偶尔一次他吃到一种陌生的菜，询问得知是“冬苋菜”。又见人洗菜，再次询问才证实，“这就是葵。”而且，“这种菜作羹正合适。从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汪曾祺还考证，原本葵是中国的主要菜蔬，是“百菜之主”。但到明代《本草纲目》已经说它是草了。为什么？汪曾祺认为是大白菜代替了葵的位置。而且吴其浚原本也不知道“葵”就是“冬苋菜”，是他后来到南方做官，才发现这种蔬菜仍然存在。由此汪曾祺说：“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的一点感慨。”
汪曾祺对吃的态度，对作学问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汪曾祺还建议年轻人多认识点草木鱼虫，多积累点生活知识。因为这些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爱自然，就是爱人类。
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是有前途的。
他也曾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穷困卑屈，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在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之后，对生活产生了悲观色彩，有时候还会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
是沈从文教他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读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吧。生活如此美好！
他的一生都在历史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天灾、战乱、奔波、饥饿都不鲜见。但他笔下始终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说他的作品没有批判性，思想也不深奥。但他说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这些人非常善良和美好。写这些美好的事物，会使读者感到安慰，得到温暖。
他擅长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优美的风俗画。而他的散文，独树一帜，充满了像《诗经》这样的古典文学的味道。他的作品令人回味无穷、隽永绵长。2018年，在亚马逊年度纸质作家榜上，他排名第三。
他就是汪曾祺。有人說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则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而我认为，贾平凹的这个评价最贴切：“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中。小时候祖父教他背唐诗，读《论语》，还教他写过初级八股文。汪曾祺13岁时候祖父就说，如果在清朝，他绝对可以考中秀才。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汪曾祺的父亲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文武双全，他精通金石书画。在家里有专门画室，擅长工笔菊花，后来改写意花卉。经常有人来求画，可谓“一方名士”。他的印刻风格初清秀，后豪放。父亲私藏的田黄石，被汪曾祺写进了小说《岁寒三友》中。
汪曾祺说：“如果我还不太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关。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基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汪曾祺的家是个典型的在中国古典文化浸润下的家庭。
上学后，汪曾祺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汪曾祺三岁多开始上幼儿园，是县里第一届“幼稚园”学生。幼稚园老师王先生，自编自导儿歌舞蹈，带孩子们玩儿。先生踩风琴的声音让他记了一辈子。61岁汪曾祺回家乡，专门写了一首小诗，送给王先生。称王先生给他的是“师恩母爱”。
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给汪曾祺的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阶段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语文老师高北溟。他除了教授固定课本，还自选讲义。他选的文章都性情自然，充满人道主义。汪曾祺这时接触到了归有光，给他后来的思想和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汪曾祺后来以高先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徙》。
另一位对汪曾祺产生很大影响的是韦子廉，是当时县里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让汪曾祺写《多宝塔》，学习桐城派古文，对其书法风格，文章洗练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韦先生处事正直有风骨。后来拒绝为伪政权服务而出家。汪曾祺和韦子廉先生只相处了一个暑假。但先生的人格风采、学识教养，让汪曾祺终生难忘。
直接影响汪曾祺未来写作风格的是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1938年他们全家到乡下避难，汪曾祺随身带了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惊呼：“小说还能这样写！”
大学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毫不忌讳其动机，就是为了能师从沈从文。大学里，他直接接受沈从文的教导，跟着沈从文的写作方法训练。他在昆明七年，所有作品都是沈从文替他寄出并发表。他们维持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个人未来的样子，是岁月慢慢选择和磨砺的结果。汪曾祺是幸运的，他不断遇到名师指点，博采众长，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书画审美技艺。
说汪曾祺就离不开吃。汪曾祺爱吃，会吃，吃得有学问，吃得源远流长。汪曾祺关于吃的文章，收在散文集《人间知味》里。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得垂涎三尺，又啧啧称叹。
说到吃，汪曾祺是认真的。他的家乡有种叫“鵽”的野味，别的地方没有。他一直想弄清楚其生物属种分类。在《辞海》上他看“鵽”词条下是“鵽鸠”，而“鵽鸠”的解释是“沙鸡”。便说《辞海》说的不是。因为“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
在《大淖记事》里，他写有“蒌蒿薹子加肉炒极清香”的句子。他后来解释，经查阅大量资料，他始终没弄明白，“蒌”到底该读“吕”还是“楼”？“蒌蒿”和“白蒿”又有什么区别？“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蒌蒿薹子加肉炒”产生的“清香”，汪曾祺解释，是“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试问有哪个作家能像汪曾祺这样，对自己写的文字要进行这么严谨的考证？
《十五从军征》中有一句“采葵持作羹”。关于这里的“葵”，汪曾祺做了大量研究。他想到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都不是。最后在嘉庆进士吴其浚的书里找到答案，“葵”是冬苋菜。
但仅有概念是不行的，还要见过吃过。终于，偶尔一次他吃到一种陌生的菜，询问得知是“冬苋菜”。又见人洗菜，再次询问才证实，“这就是葵。”而且，“这种菜作羹正合适。从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汪曾祺还考证，原本葵是中国的主要菜蔬，是“百菜之主”。但到明代《本草纲目》已经说它是草了。为什么？汪曾祺认为是大白菜代替了葵的位置。而且吴其浚原本也不知道“葵”就是“冬苋菜”，是他后来到南方做官，才发现这种蔬菜仍然存在。由此汪曾祺说：“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的一点感慨。”
汪曾祺对吃的态度，对作学问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汪曾祺还建议年轻人多认识点草木鱼虫，多积累点生活知识。因为这些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爱自然，就是爱人类。
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是有前途的。
他也曾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穷困卑屈，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在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之后，对生活产生了悲观色彩，有时候还会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
是沈从文教他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读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吧。生活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