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敦煌遗书中作为语言方面的材料，如古逸文献，对音资料以及敦煌学中重要的河西语言圈中的语言史材料，梳理了学界由敦煌文献为汉语史研究带来的新见解，指出今后的研究重点及发展路子。
关键词：敦煌文献；汉语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H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36-03
敦煌文献的发现给迄今为止的汉语史研究带来了多少新见解，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置于哪些方面，看清这些问题对于研究的有效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且其作为笔者自身的备忘录也应多少有些用处，因而在此借用若干篇幅，试作比较粗略的素描。
一 古逸文献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敦煌学方面，学者的视线多数投向古逸的文献。作为语言方面的材料，原本《切韵》与《唐韵》等残片首先被介绍给学术界。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作为切韵系统的韵书流传下来的只有宋代的《广韵》，因此，601年成书的陆法言《切韵》或与此极为相近的版本从敦煌写本中被发现，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王国维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将亲自抄写的手抄本进行石印，刊行了《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以表于1921年。敦煌写本中有《切韵》、《唐韵》的情况，由于伯希和的报告与罗振玉、内藤湖南等的介绍，早已为人所知，而其具体面貌真正被介绍到学术界却以此为嚆矢。其后，敦煌本《切韵》残卷的整理与介绍，通过刘复等《十韵汇编》(1935)、魏建功《十韵汇编资料并补释》(1948)、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1972)、同《别录》(1973)、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等的刊行，更臻完备以至今日。这些书中收录的《切韵》多少都显示了各个时代的增补状况，尤其是刊本《切韵》在注文中加入了五花八门的因素，使人推测其为多种多样的使用者提供方便，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使人认识到，作为汉语史材料的核心部分的反切，在体系上与《广韵》并无多大距离。
后世与《切韵》并称为“篇韵”的《玉篇》也在敦煌文献中被发现，但仅有属于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似乎在敦煌不太流行。而守温的《韵学残卷》与《归三十字母例》是早期等韵学史的重要文献，明确了守温的字母并非三十六个，当初只有三十字母，这是音韵学史上的一个发现。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切韵》，但完全没有《说文》、《字林》，而原本系统的《玉篇》也仅发现一种。另一方面，明确了《俗务要名林》之类的分类式词汇集与《字宝》之类的通俗字书等盛行于归义军时期，这一点应该提示了敦煌文化的边域性，同时也反映了其时代特色。
敦煌是佛教城市，敦煌文化主要是由僧侣承担的，因此在日常接触的书籍中，与其他书籍相比更偏重于佛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之时常常参照各种的佛典音义。最广为利用的是玄应的音义，有相当数量保存在敦煌文献中。而五代后晋的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看来也已迅速传人，其若干残片已被发现。但慧琳的音义在敦煌完全不为人知，这是值得注意的。该音义为高丽藏所收，其完帙因此流传至今可谓侥幸，中国国内的流传地区似乎极为有限。无论玄应的音义抑或可洪的《随函录》都不是古逸书，但对现行本的校勘有一定的用处。尤其是玄应音义与日本古钞本有相通之处，有助于恢复该书的原貌。关于单行本的佛经的音义也发现了几种，但对语言史的研究并不十分有用。
佛典以外书籍的音义也不少。《毛诗音》、《礼记音》、《楚辞音》、《文选音》等的残片，从保存六朝以来的经籍旧音的意义上来看，是很珍贵的资料。这些音义类收在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中，尚有若干遗漏。
以《正名要录》为代表的几种字样书，为研究唐代正俗字体的动态提供了重要材料。书写的历史是离语言史研究的中心较远的领域，但绝不能忽视。敦煌写本本身的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与字样书的关系是今后的课题。
以上并非包括了所有数据，却是敦煌文献中以古逸文献为主的汉语史材料。这种文献是早期的敦煌遗书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成书于中原的书籍后来传人敦煌，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在任何时代应该都是可能的。文化由高就低是个通例，各种各样的书籍从中央运到敦煌，为敦煌的人们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献可以反映中原的文化，却与敦煌本身的语言史的阐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语言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材料，理应存在于敦煌文献之中，看来今后的研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迈出前进的步伐。
二 对音资料
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上，是多民族辐辏的具有鲜明国际特色的绿洲都市，所以，在此地必然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语言，目睹各种文字的使用。尤其是8世纪80年代以后，敦煌为新兴吐蕃所统治，因此藏语与藏文也日益成为同敦煌的汉族居民具有密切关系的存在。一部分汉族居民在吐蕃时期开始使用藏文，进入归义军时期仍在继续使用。其结果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以藏文书写的汉语文献与藏文的注音资料等。这些一般总称为藏汉对音数据。
这种藏汉对音资料的介绍，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日本的羽田亨研究介绍了附有藏文注音的《千字文》，英国的托马斯与克洛松等人陆续介绍了音译为藏文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等。30年代出现了以这些藏汉对音数据为对象的综合性较强的论著，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就是如此。罗书以藏汉对音的音韵学分析为主，而且参酌注音本《开蒙要训》、唐蕃会盟碑等的研究，尽力阐明所据的方音。后来，该研究长期保持了影响力，但其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罗常培所用的数据有所偏颇，未注意到藏汉对音数据整体的层次。
托马斯、克洛松介绍的资料之外，藏文音译的汉文资料尚有许多收藏于英法两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7年，其概况才由西门华德介绍给学术界。数据数量一举增加，相互比较成为可能，因此数据的层次才清楚了。笔者的《敦煌资料的汉语史研究》(1988)将藏汉对音资料大致分为两类，论证了它们分别代表了长安音与河西音。如果为了方便起见将这些数据分别称为甲类、乙类的话，不幸的是，罗常培所用的藏汉对音资料均属甲类，没有任何一种属于乙类。因此未注意到这个层次问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根据其他证据可知反映了河西音的B类材料多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这些层次又分别对应了时代的先后。
河西音在音译为于阗文字的《金刚经》中也有极其明显的反映。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王家之间确立姻戚关系的10世纪时，敦煌使用于阗文字才成为可能，在时代上同上述的藏文音译数据B类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根据归义军时期的直音的注音 资料、别字异文等归纳出来的方音也正是这种河西音，罗常培用作参考数据的注音本《开蒙要训》实际上也是河西音的数据。
以藏文与于阗文字书写的文献，不仅仅是音韵材料，也存在一些材料使人联想到敦煌以及河西地区当时用过的口语。那是被认为是当时的旅行者用过的简便的会话手册，以对照形式写着藏、汉或于阗、汉语两种语言。当然其中完全不带汉字，因此作为研究数据使用时首先要还原为汉字，笔者的上列之书对此作了提示。从数量上看虽然有限，却可以说是对河西地方的语言史进行动态的理解时的饶有兴味的材料。
三 河西的语言史
作为汉人的殖民城市，敦煌拥有汉代以来的悠久历史。多少代人一直努力经营该地区的居民，培养了其独特的文化与语言。这就必然形成了广义上的河西语言圈的一部分。可以想象，植根此地培养势力的定居的豪族们对其语言与文化感到无限的留恋。然而到了唐代，敦煌作为大唐帝国的一部分要受长安的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同唐代的所有地区一样，首都长安的语言与文化作为强有力的规范得以推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经过吐蕃时期进入归义军时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归义军是以当地豪族为背景的政权，在他们政治控制所及的地区，唐代的语言规范逐渐丧失，原来定居者的方言就获得了规范的地位。笔者将其称为河西方言，可以看出与该时代地方文化的复兴相呼应，河西方言获得了归义军政权下的标准语的地位。唐代以及吐蕃统治时期，寺院里的佛典诵读使用长安音仍是通例。朗诵《千字文》也好，吟咏诗词也好，情形都是一样的。这些可以从藏汉对音的A类数据得到论证。但后来的归义军时期，诵读佛典也开始使用河西音，这从B类资料可以知道。每天学习教理的课本是用河西音念的，修行时吟唱的赞歌也用河西音。这里存在语言规范的明显变化。
敦煌居民写下的归义军时期的语言材料极多，仅从以汉字书写的表面来看是难以把握其实际情况的。尤其是文言的因素增加了，河西的特征就不能不变得更加微弱。然而理解了经过复原的河西音的背后，对各种写本的看法自然会完全改变。有必要从河西语言史的角度對敦煌文献整体试作重新研究，而拙文中不多涉及的河西方言的词汇与语法的探讨，则应定位在其延长线上。总之，始于关注古逸文献的敦煌文献的汉语史研究，现在正要转向对河西语言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包菁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敦煌文献；汉语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H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36-03
敦煌文献的发现给迄今为止的汉语史研究带来了多少新见解，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置于哪些方面，看清这些问题对于研究的有效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且其作为笔者自身的备忘录也应多少有些用处，因而在此借用若干篇幅，试作比较粗略的素描。
一 古逸文献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敦煌学方面，学者的视线多数投向古逸的文献。作为语言方面的材料，原本《切韵》与《唐韵》等残片首先被介绍给学术界。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作为切韵系统的韵书流传下来的只有宋代的《广韵》，因此，601年成书的陆法言《切韵》或与此极为相近的版本从敦煌写本中被发现，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王国维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将亲自抄写的手抄本进行石印，刊行了《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以表于1921年。敦煌写本中有《切韵》、《唐韵》的情况，由于伯希和的报告与罗振玉、内藤湖南等的介绍，早已为人所知，而其具体面貌真正被介绍到学术界却以此为嚆矢。其后，敦煌本《切韵》残卷的整理与介绍，通过刘复等《十韵汇编》(1935)、魏建功《十韵汇编资料并补释》(1948)、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1972)、同《别录》(1973)、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等的刊行，更臻完备以至今日。这些书中收录的《切韵》多少都显示了各个时代的增补状况，尤其是刊本《切韵》在注文中加入了五花八门的因素，使人推测其为多种多样的使用者提供方便，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使人认识到，作为汉语史材料的核心部分的反切，在体系上与《广韵》并无多大距离。
后世与《切韵》并称为“篇韵”的《玉篇》也在敦煌文献中被发现，但仅有属于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似乎在敦煌不太流行。而守温的《韵学残卷》与《归三十字母例》是早期等韵学史的重要文献，明确了守温的字母并非三十六个，当初只有三十字母，这是音韵学史上的一个发现。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切韵》，但完全没有《说文》、《字林》，而原本系统的《玉篇》也仅发现一种。另一方面，明确了《俗务要名林》之类的分类式词汇集与《字宝》之类的通俗字书等盛行于归义军时期，这一点应该提示了敦煌文化的边域性，同时也反映了其时代特色。
敦煌是佛教城市，敦煌文化主要是由僧侣承担的，因此在日常接触的书籍中，与其他书籍相比更偏重于佛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之时常常参照各种的佛典音义。最广为利用的是玄应的音义，有相当数量保存在敦煌文献中。而五代后晋的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看来也已迅速传人，其若干残片已被发现。但慧琳的音义在敦煌完全不为人知，这是值得注意的。该音义为高丽藏所收，其完帙因此流传至今可谓侥幸，中国国内的流传地区似乎极为有限。无论玄应的音义抑或可洪的《随函录》都不是古逸书，但对现行本的校勘有一定的用处。尤其是玄应音义与日本古钞本有相通之处，有助于恢复该书的原貌。关于单行本的佛经的音义也发现了几种，但对语言史的研究并不十分有用。
佛典以外书籍的音义也不少。《毛诗音》、《礼记音》、《楚辞音》、《文选音》等的残片，从保存六朝以来的经籍旧音的意义上来看，是很珍贵的资料。这些音义类收在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中，尚有若干遗漏。
以《正名要录》为代表的几种字样书，为研究唐代正俗字体的动态提供了重要材料。书写的历史是离语言史研究的中心较远的领域，但绝不能忽视。敦煌写本本身的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与字样书的关系是今后的课题。
以上并非包括了所有数据，却是敦煌文献中以古逸文献为主的汉语史材料。这种文献是早期的敦煌遗书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成书于中原的书籍后来传人敦煌，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在任何时代应该都是可能的。文化由高就低是个通例，各种各样的书籍从中央运到敦煌，为敦煌的人们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献可以反映中原的文化，却与敦煌本身的语言史的阐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语言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材料，理应存在于敦煌文献之中，看来今后的研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迈出前进的步伐。
二 对音资料
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上，是多民族辐辏的具有鲜明国际特色的绿洲都市，所以，在此地必然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语言，目睹各种文字的使用。尤其是8世纪80年代以后，敦煌为新兴吐蕃所统治，因此藏语与藏文也日益成为同敦煌的汉族居民具有密切关系的存在。一部分汉族居民在吐蕃时期开始使用藏文，进入归义军时期仍在继续使用。其结果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以藏文书写的汉语文献与藏文的注音资料等。这些一般总称为藏汉对音数据。
这种藏汉对音资料的介绍，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日本的羽田亨研究介绍了附有藏文注音的《千字文》，英国的托马斯与克洛松等人陆续介绍了音译为藏文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等。30年代出现了以这些藏汉对音数据为对象的综合性较强的论著，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就是如此。罗书以藏汉对音的音韵学分析为主，而且参酌注音本《开蒙要训》、唐蕃会盟碑等的研究，尽力阐明所据的方音。后来，该研究长期保持了影响力，但其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罗常培所用的数据有所偏颇，未注意到藏汉对音数据整体的层次。
托马斯、克洛松介绍的资料之外，藏文音译的汉文资料尚有许多收藏于英法两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7年，其概况才由西门华德介绍给学术界。数据数量一举增加，相互比较成为可能，因此数据的层次才清楚了。笔者的《敦煌资料的汉语史研究》(1988)将藏汉对音资料大致分为两类，论证了它们分别代表了长安音与河西音。如果为了方便起见将这些数据分别称为甲类、乙类的话，不幸的是，罗常培所用的藏汉对音资料均属甲类，没有任何一种属于乙类。因此未注意到这个层次问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根据其他证据可知反映了河西音的B类材料多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这些层次又分别对应了时代的先后。
河西音在音译为于阗文字的《金刚经》中也有极其明显的反映。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王家之间确立姻戚关系的10世纪时，敦煌使用于阗文字才成为可能，在时代上同上述的藏文音译数据B类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根据归义军时期的直音的注音 资料、别字异文等归纳出来的方音也正是这种河西音，罗常培用作参考数据的注音本《开蒙要训》实际上也是河西音的数据。
以藏文与于阗文字书写的文献，不仅仅是音韵材料，也存在一些材料使人联想到敦煌以及河西地区当时用过的口语。那是被认为是当时的旅行者用过的简便的会话手册，以对照形式写着藏、汉或于阗、汉语两种语言。当然其中完全不带汉字，因此作为研究数据使用时首先要还原为汉字，笔者的上列之书对此作了提示。从数量上看虽然有限，却可以说是对河西地方的语言史进行动态的理解时的饶有兴味的材料。
三 河西的语言史
作为汉人的殖民城市，敦煌拥有汉代以来的悠久历史。多少代人一直努力经营该地区的居民，培养了其独特的文化与语言。这就必然形成了广义上的河西语言圈的一部分。可以想象，植根此地培养势力的定居的豪族们对其语言与文化感到无限的留恋。然而到了唐代，敦煌作为大唐帝国的一部分要受长安的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同唐代的所有地区一样，首都长安的语言与文化作为强有力的规范得以推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经过吐蕃时期进入归义军时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归义军是以当地豪族为背景的政权，在他们政治控制所及的地区，唐代的语言规范逐渐丧失，原来定居者的方言就获得了规范的地位。笔者将其称为河西方言，可以看出与该时代地方文化的复兴相呼应，河西方言获得了归义军政权下的标准语的地位。唐代以及吐蕃统治时期，寺院里的佛典诵读使用长安音仍是通例。朗诵《千字文》也好，吟咏诗词也好，情形都是一样的。这些可以从藏汉对音的A类数据得到论证。但后来的归义军时期，诵读佛典也开始使用河西音，这从B类资料可以知道。每天学习教理的课本是用河西音念的，修行时吟唱的赞歌也用河西音。这里存在语言规范的明显变化。
敦煌居民写下的归义军时期的语言材料极多，仅从以汉字书写的表面来看是难以把握其实际情况的。尤其是文言的因素增加了，河西的特征就不能不变得更加微弱。然而理解了经过复原的河西音的背后，对各种写本的看法自然会完全改变。有必要从河西语言史的角度對敦煌文献整体试作重新研究，而拙文中不多涉及的河西方言的词汇与语法的探讨，则应定位在其延长线上。总之，始于关注古逸文献的敦煌文献的汉语史研究，现在正要转向对河西语言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包菁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