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温儒敏先生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一文从理论传承、批评方法、批评文体等方面全面、仔细、深入地研究了李健吾的批评方法，在对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给出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对印象主义批评在新的环境下如何科学地应用给出了建设性意见，扩展了批评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印象主义批评；批评方法；审美感受
　　温儒敏先生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一文以极其专业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模型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文章以理论承续、批评方法、批评文体三大部分为框架，对李健吾的批评进行了详尽、深入地解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以冷静的学术思路客观辩证地论述了李健吾批评的成就与得失，为众人更准确地接近李健吾批评的实质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温儒敏先生紧扣印象主义批评的主题，不仅指出了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合理存在，而且对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时代的批评环境中如何改进自身获得更好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探索性思考不仅在九十年代具有重大启发性，而且对于当下的批评界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家法朗士有这样一句名言：“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这正是李健吾所极力推崇的，而温儒敏先生也用此句来概括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的要义。在考察李健吾的批评实践前，温儒敏先生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追根溯源。通过追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源流，来考察李健吾对西方理论的接纳、发展与变形。通过这种梳理，温儒敏不仅发现了对印象主义产生余波的唯美主义也相应地在李健吾的批评中留下踪迹，最重要的是得出李健吾的批评是师自西方而成于自身的。文章分析认为虽然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理论的接纳是全面和广泛的，而且所受的最大影响主要来自法朗士与雷梅托夫，但是，通过分析比较他在介绍西方理论与阐述自己批评思想时的言辞时，发现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理论的应用是掺杂着自己的独特理解的。文章在探讨李健吾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与疏离的问题时，首先考察的便是李健吾对批评本质的看法，认为他所持的是“自我发现”论。他将“自我”引入批评中，认为文学批评的本质是“自我发现”，由“自我发现”扩展到强调批评中“创造的心灵”，强调“扩大人格”，强调“鉴赏”和“体味”，而它们最终的指向是印象主义，所以李健吾的“自我发现”论在抓住了理论的核心问题的同时，也使他“革新”了批评的自觉意识，将批评的中心问题由作家、作品等常规研究对象转向了批评者自身，更注重作品给批评家带来的感受，这个转向也必定会将文学的本质——审美性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批评不再是枯燥、严肃的理论说明，而是带有审美的鉴赏活动，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健吾提高了中国批评的审美格调，也将批评从文学作品的附属地位中挣脱出来，宣告“批评的独立”。紧接着，文章由批评本质讨论到批评标准、批评态度。认为既然李健吾所遵从的是自我感性标准，相应地，一切外在的客观批评标准都不再对批评产生有力束缚，批评是一项将个人阅读感受转化成文字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学活动。但是反观李健吾的文章却发现，这种兴之所至的洒脱并不能完全不受理性的约束。身处三四十年代的政治风波中，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是“折中”的印象主义，时代对批评家的影响使得他无法完全摈弃外在的批评标准，做到只以个人情操为唯一的评判准则，“承认批评中不能脱离‘政治信仰’‘社会背景’等需要理性分析的因素”[1]，而恰恰是这份理性才使得李健吾的批评更加成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环境结合并加以改造，使之更能适应中国学术界。而这也说明李健吾的批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风格艺术形式批评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2]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李健吾的批评方法。他认为“李健吾的批评方法有较为明显的可操作性，不像纯粹的印象主义批评那样玄虚”。[3]第一步：形成独到的印象，第二步：将印象适当条理化，“形成条例”。这种建立在整体审美体验上的印象捕捉是十分抽象的，文章随后通过李健吾评林徽因《九十九度中》、评巴金《爱情三部曲》两个例子具体说明了李健吾获得瞬间印象的方法。“他进入批评接触作品时，不是靠细致的品尝、咀嚼，而主要凭直观从整体上去体验与把握作品的基本艺术氛围，然后以‘快速的思考’，将整体审美感受作适当的理性收缩，也就是把印象简化，提取最突出的成分，形成对作品的评论”。[4]又引用李评论李广田《画廊集》的例子来解说他是如何将直观的感受条理化，认为李在这点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批评的点悟或禅悟的思维方式，善于用联想比较法来勾勒自己的印象，对于难以准确表达的阅读印象则点到即止，只传达印象。当然，前文所分析的理性因素体现在印象转化中就表现为价值决定，即李健吾的文章不全是感性的表达，也有议论分析，他也会进入到文学的内部研究去研读作品的结构、语句等。虽然温儒敏先生对李健吾这种整体审美体验赞赏不已，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了这种浮光掠影式的阅读印象理论的不足，并借用巴金给李健吾的回信加以指正出来。
　　温儒敏先生认为李健吾极具个人特色的批评方法离不开他个性的批评文体和批评语言，所以他研究的第三个问题便是李健吾“随性的批评文体”。李健吾散漫抒情的随笔体师自蒙田，“从文体结构看，李健吾的批评松散自如，没有严整的规划，也没有固定的格式”。[5]“从语言方式看，李健吾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顿悟的特色，目的是尽量保留阅读印象的原色原味，并以直观的人方式引发读者‘对印象的印象’，达到精神上的沟通”。[6]从形式到语言，李健吾的批评文章都是随性与亲切的，旨在对读者传达个人阅读感受，并希冀与读者进行一场平等对话，这种交流不寻求统一认知，仅需互相交换自我感悟，从而充实自己的阅读人生。温儒敏先生通过李健吾的批评文体分析出他的读者的阅读姿态，进而又简要整理了李健吾批评的接受史。文章分析认为李健吾的这种印象主义批评在四十年代未能蓬勃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不适应追求共性理性革命性的时代审美要求，二是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中的回归传统因素以及随性自由的批评体系不符合现代批评所追求的西方化的严密性、逻辑性、科学性要求。而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中所经历的印象主义“复兴”却也暴露了印象主义批评应用时的所存在的问题。文章在对李健吾批评文章所做的量的分析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印象主义批评有它相对最为合适的适用范围，适合风格独特、技巧比较完美、与批评家气质相投的作品。不加考察的滥用，只会降低批评文章的力度和深度。 　　以上就是对温儒敏先生的这篇《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文章所做的简要分析，而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章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在九十年代西方热一度盛行，一些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趋之若鹜的当时，温儒敏的这篇论文探讨的正是一个借鉴西方理论而成功运用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理论的传承研究，他给出的解答是：西方理论可以给研究者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倘徉在这篇开阔的世界中，可以激发研究者的个人想象。但是，要时刻保持这样一种惊醒：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不加思考的借鉴最后只能学成皮毛，却丢弃了自己的批评精神。而在对李健吾的分析过程中，温儒敏也坚持批评家要结合自身形成个人特色才能成为优秀的批评家。
　　另一方面，该篇文章对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所做的分析是客观而准确的，对李健吾的研究和中国批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比如，在分析李健吾的批评方法时，温儒敏先生指出李健吾在西方印象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批评思维，如禅悟，而他的批评语言也是深得中国传统的熏染。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无处不在能否可以得出中国本土理论是可以发扬光大的理论的呢？在批评界，如何将中国传统批评理论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使它更加适应如今的学术界，这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民族特色的要求中是意义非凡的。比如，李健吾在批评左翼文学这种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时是如何保持独立的批评姿态的呢？比如，能否再对李健吾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与疏离做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呢？李健吾身为批评家的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独特的批评观念在创作中是否留下痕迹，指导着李健吾的创作呢？是否可以研究李健吾的作品与批评间的关系呢？比如，温儒敏先生分析认为印象主义批评有它特有的批评对象，那么如何将印象主义批评合理地运用到当代文学批评上并获得一定的成果？等等问题都是由这篇文章衍生的思考。所以说，温儒敏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有重大启发性的。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以下凡是引温儒敏文，均出自该书，不再注明版本。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04页。
　　[3]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03页。
　　[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07页。
　　[5]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10页。
　　[6]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