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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三国演义》周边国家传播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产品在周边国家传播的规律，提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的是接收方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传而不播”，就是文化主体并不积极主动地进行对外传播，而是接受国主动来中国学习或接受。
关键词：周边国家;《三国演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122-04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叙述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明代学者高儒称，此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陈叙百年，概括万事。”[1]116无论是对史实的总结，抑或对艺术成就的评价，高儒评价《三国演义》的观点非常贴切中肯。《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且先后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尤其受到中国周边国家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明代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约在朝鲜明宗（1545—1566年）时期便传入朝鲜半岛，但流传最广的却是清代毛宗岗本;这样，《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的读者群体既涵盖男女老幼，也包括不同的身份阶层。可以说，《三国演义》以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渗透到朝鲜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之中。在日本，《三国演义》曾经无数次被知名文人翻译或仿作，这些作品既有忠实原著的翻译，又有根据原著进行的再创作，比如日本的著名小说家北方谦三则依据原文改编出版《三国志》（全套13册），这套图书自面世之后就再版33次之多;它们都是《三国演义》与日本文化正常交流的结晶，既为日本人思考战争和判断国家的命运，又为国民直接抒发胸臆提供了素材，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构成日本文化的一道景观。而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可称得上凡是有华人华侨居住生活的地区就有关帝庙和武侯祠。[2]《三国演义》深受这些周边国家的读者欢迎，甚至“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2]泰国的初中课本就多次选用《草船借箭》的片段，甚至出版了《凡夫版三国》《资本家版三国》和《医生版三国》等系列著名作品。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三国演义》体现出杰出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所蕴藏的中华文化特别是深厚的儒家思想。那么，《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如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的版权输出，对于我国现代版权输出具有哪些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概况
中国周边包括14个陆地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这既是中国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影响力和软实力输出的重要地带。实际上，“周边”一词仅从字面上解释是指“相邻”或“周围”之意，比如“周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周围”。也就是说，周边的基本含义为“事物的周围”。因此，所谓周边国家，就是指超越疆域之外的特定区域，通常具备一定的空间领域且覆盖特定的疆域地区。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和影响由来已久，像《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古代小说，其成书之后便迅速地流传到日本、朝鲜半岛、泰国、蒙古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1689—1692年间，历史上第一个外文译本——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日译本正式出版。此书共五十卷，为《三国演义》日文全译本。1930年，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三国演义》插图本，由矢野知插图，共十二卷十二册。译者在此书“序言：中说：“余少年时代即耽读《三国演义》，一读再读，百读不厌……《三国演义》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悲愤除慨，或幽默夸张，读来趣味横生，不禁令人拍案三叹！”[3]从17世纪至今，日本已出版二十多种《三国演义》日译本。《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上乘，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文字本，也有图画本，方便各个阶层人们的学习和理解。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使《三国演义》所倡导的忠义精神深入到日本民众的血液之中，从而成为现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朝鲜半岛无文字，借用汉字便成为文化发展的便捷之道。约16世纪中叶始，《三国演义》便传入朝鲜半岛，并呈现“印出广布，家户诵读”的盛况。[4]《三国演义》朝文译本于1703年正式刊印，但它们是从满文译本摘译而成。朝鲜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年）介绍《三国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盛况称：“今所谓《三国演义》，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1592）后盛行于我国，妇孺皆口诵说。”[5]1959年，朴泰源译《三国演义》120回全译本问世，这个朝文译本由朝鲜国立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共6册。《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经历多次的刊刻和翻印，至今已达一百多种，民众不仅了解《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也通过《三国演义》宣扬儒家文化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于1650年译成满文;随着清王朝与蒙古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19世纪60年代被转译成蒙古文;20世纪上半叶，《三国演义》蒙古文全译本出版。《三国演义》俄译本包括片段译文和全译本二种。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上海出版的俄文杂志《黄面》就刊有《三国》俄译文，但只为节译本。巴拿休克于1954年翻译并注释的俄译本《三国演义》由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120回全译本，共二卷，这是首次在俄罗斯把《三国演义》译为俄文本。[6]
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也是《三国演义》重要的输入地区。《三国演义》在这些周边国家受到热烈欢迎，首先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华侨众多，他们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机的融合过程。在东南亚地区，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要算越南了，一方面，越南的历史与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越南因为长时间使用汉字，他们就有条件引进中华文化并加以改造。约在18世纪，《三国演义》传入越南，先有故事后有小说译本。仅在上世纪初至40年代，越南就出版多达21种的《三国演义》剧本。[6]其中由阮莲锋翻译的《三国演义》便于1907年在西贡出版，这是最早的越译本。1949年，汉学家洪越翻译的越南文译本《三国志演义》在河内福志出版社出版，此书为120回全译本。《三国演义》既是第一部被译成泰文的中国古代小说，也是第一部被译成泰文的汉文典籍。1802年，《三国演义》第一个泰文译本出版。曼谷王朝当时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王国，便下令大诗人兼财政大臣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的重要举措，此为《三国演义》经典泰译本，简称“洪版《三国》”。该书的语言简洁明快，行文流畅优美，内容引人入胜，人称“三国体”。[4]福建泉州的高甲戏三合兴班约在1840—1843年来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演出，并在当地传播《三国演义》知名曲目《三气周瑜》。[7]19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在马来半岛发展本地的经济，英国殖民者从中国广东或福建等地区引进大量的劳工，《三国演义》便由这些南洋劳工顺利地带入马来亚地区，其传播途径主要是口口相传或戏曲表演。自19世纪下半叶始，马来西亚华人石瑞隆和陈明德译出《三国演义》马来文译本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后来，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又在印尼出版。20世纪初，著名翻译家钱仁贵就用马来文翻译《三国演义》，并在1910—1913年间在印尼华人创办的马来文报纸分62次连续刊登，同时附有注释和插图等，深受印尼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印尼翻译家李云英用马来文翻译《三国演义》，先在《新报》连载，并于1910—1912年出版，为马来文的全译本。[8]《三国演义》最早的爪哇文译者，为爪哇人古纳万，其译文在印尼三宝垄出版，由《号角报》连载。在印尼，《三国演义》爪哇文全译本于1910年正式出版。老挝文译本《三国演义》则于1978年出版，不过仅为节译本，并且由泰译文转译而来。柬埔寨《那朵拉哇塔》周刊于20世纪上半叶用柬文连载编译的《三国演义》故事。1933年，柬佛教學院学者奴肯将1927年版暹罗文（泰文）《三国演义》本转译为柬文。奴肯用十余年时间才译完此书，并陆续发表在由佛教学院主办的《柬埔寨太阳》月刊杂志上。[8] 二、《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占据主导的是接受方
长期以来，东亚、东南亚等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深受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因歧视的缘故不可避免地对作品的输入带有随意性和偶发性。这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被动性大;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而是不由自主地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9]因此，《三国演义》在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传播与经史及诗文集的传播有所差异，更是带有偶发性和必然性。这种情形不仅体现中华文化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更反映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被选择和改造的情形远较经典文化来得普遍。因此，《三国演义》的传播是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那么，《三国演义》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和接受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价值如何？
一方面，赋予接受者实用化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总是追随权力的。但随着国家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必然会提高自信心和自负感，并大大增强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它文化的吸收力;相反，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下降时，就会产生其自我怀疑与认同危机，并导致到其它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10]72《三国演义》早在日本江户时代便正式传入日本并大量刊印，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稳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普通民众重视文化消费。一方面，这会让那些原本奉行儒教的文人和禅宗僧侣等知识阶层更容易获得发展文化事业的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地繁荣起来，这就为《三国演义》输入日本之后的顺利传播和接受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当时，《三国演义》刚一传入日本之后，便迅速在知识阶层以及寺院僧侣中获得关注和垂青，并通过他们的转述或翻译，以及大量引用，让更多的普通日本民众有机会和可能接触或了解到这部中国的举世鸿篇巨著，从而开启了日本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三国热”。日本的湖南文山译本介绍其翻译《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动机时，就特别强调此书“以史为鉴、劝善惩恶”的功能。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经世致用思想内容可以更好地服务或满足日本江户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而在那些广阔无垠的蒙古地区，最初的蒙译本就是把《三国演义》一书当作兵书来翻译使用的，重视其在军事领域的实用性和价值，而忽略其诗词的文学性。《三国演义》输入朝鲜时，正值所谓的“壬辰之乱”，大量援朝明军随即进入朝鲜，这就促进《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的广泛流行和传播。曾几何时，韩国现代炼油公司在其出版的《伦理经营指南》一书中，极力把诸葛亮、关羽和曹操等人物塑造成勤于实践的优秀人士，这是因为，诸葛亮能够坚持公私分明、光明正大;关羽固守公平竞争、忠诚度高;曹操坚持公开透明、推行开放经营;刘备虽然谦虚恭让，但过于功利;张飞的悲剧体现出不尊重下属将会招致更严重的恶果。在泰国，《三国演义》一书不仅被当作普通的文学作品，人们更加重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谋略运用。
另一方面，獲得接受方的改造。著名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与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11]29其实，这种转变完全是一种文化过滤的结局。因此，文化过滤既是因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产生的一种对原有文化的一种改造和移植，也是一种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于接受方的创造性改造而产生的一种反作用。学者曹顺庆认为：“要关注域外一部作品或几位作家被读者理解、接受的过程、原作被翻版、再创作的过程，以及文学事实本身对读者的影响，这些都将成为本文关注的对象。”[12]174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到周边国家，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出现了第一批次的汉文小说，这些小说虽属各自的国家，但无论其语言、文体抑或旨趣等，都深深地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比如朝鲜18世纪盛行一时的“军谈小说”，就广泛而深入地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作者甚至主动自觉地进行模仿创作，但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当然，《三国演义》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也受制于接受国的文化需要。比如《三国演义》主要讲述魏蜀吴三国鼎立纷争的历史，各种英雄人物悉数登场展现自己的才能，这样的历史背景正好符合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读者的胃口。比如在日本地区，小说家们改编《三国演义》的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建构起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吉川英治著述的《三国志》中有关“桃园结义”的情节，基本上就沿用原版《三国演义》的内容，但在叙述完诸葛亮授锦囊计斩魏延，以及诸葛亮灵枢运抵成都安葬定军山之后，却全部删除。这些内容的重构或再造，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日本文学界善于利用中国文化作为自身的文化资源，并根据本国的传统和需要加以创造的文化追求。泰国社会对于《三国演义》并非只是一味被动地接受，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界的筛选和过滤，并将其毫无保留地吸纳到泰文化的民族传统之中，且内化成泰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国，《三国演义》的传播存在罗贯中原版及洪版泰译本“双重主体”并行不悖的格局，但真正让《三国演义》在泰国能够广为传播的却是洪版《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二次传播。这些书面文学、口语表达、戏剧表演、神庙活动、壁画雕塑和漫画游戏等类型文本，主要是针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群和读者而作的，这对推动《三国演义》的深入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3]239当然，《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会比后者水平低，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它们对于《三国演义》的输入意愿完全占据主动，并不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并被改编以便更好地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这种改造在各接受国并不相同，并非原汁原味、一成不变。
总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是一种“传而不播”的格局。所谓传而不播，也就是文化主体并不积极主动地进行对外传播，而是接受国积极主动地来到中国学习或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在历史上对世界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低。这诚如学者曹卫东所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被动性大;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而是不由自主地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14]80也就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很少积极主动选择输出内容并加以宏观的指导和规划，完全是一种消极被动行为。这就直接促成《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优秀小说在周边国家传播的往往是那些来华的商人或使臣，这些人不熟悉和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甚至并不具备专业的眼光，导致他们选择中国小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各国使臣来华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这种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就会更加密切，越易于传播;《三国演义》的译介与传播形式越丰富，就越能在周边国家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各国对中国文学的好奇和期待日益提升。于是，日本、越南、泰国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出版商则常“主动找上门来”，这符合强势文化面向弱势文化的输出规律。
总之，《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能够成功地译介和传播，一方面，它得益其作品本身极高的艺术水平及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彼此之间文化的深入交流，以及丰富多样的译介和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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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法宝，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影视艺术。
（责任编辑：薛耀晗）
关键词：周边国家;《三国演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122-04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叙述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明代学者高儒称，此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陈叙百年，概括万事。”[1]116无论是对史实的总结，抑或对艺术成就的评价，高儒评价《三国演义》的观点非常贴切中肯。《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且先后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尤其受到中国周边国家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明代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约在朝鲜明宗（1545—1566年）时期便传入朝鲜半岛，但流传最广的却是清代毛宗岗本;这样，《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的读者群体既涵盖男女老幼，也包括不同的身份阶层。可以说，《三国演义》以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渗透到朝鲜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之中。在日本，《三国演义》曾经无数次被知名文人翻译或仿作，这些作品既有忠实原著的翻译，又有根据原著进行的再创作，比如日本的著名小说家北方谦三则依据原文改编出版《三国志》（全套13册），这套图书自面世之后就再版33次之多;它们都是《三国演义》与日本文化正常交流的结晶，既为日本人思考战争和判断国家的命运，又为国民直接抒发胸臆提供了素材，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构成日本文化的一道景观。而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可称得上凡是有华人华侨居住生活的地区就有关帝庙和武侯祠。[2]《三国演义》深受这些周边国家的读者欢迎，甚至“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2]泰国的初中课本就多次选用《草船借箭》的片段，甚至出版了《凡夫版三国》《资本家版三国》和《医生版三国》等系列著名作品。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三国演义》体现出杰出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所蕴藏的中华文化特别是深厚的儒家思想。那么，《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如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的版权输出，对于我国现代版权输出具有哪些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概况
中国周边包括14个陆地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这既是中国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影响力和软实力输出的重要地带。实际上，“周边”一词仅从字面上解释是指“相邻”或“周围”之意，比如“周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周围”。也就是说，周边的基本含义为“事物的周围”。因此，所谓周边国家，就是指超越疆域之外的特定区域，通常具备一定的空间领域且覆盖特定的疆域地区。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和影响由来已久，像《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古代小说，其成书之后便迅速地流传到日本、朝鲜半岛、泰国、蒙古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1689—1692年间，历史上第一个外文译本——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日译本正式出版。此书共五十卷，为《三国演义》日文全译本。1930年，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三国演义》插图本，由矢野知插图，共十二卷十二册。译者在此书“序言：中说：“余少年时代即耽读《三国演义》，一读再读，百读不厌……《三国演义》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悲愤除慨，或幽默夸张，读来趣味横生，不禁令人拍案三叹！”[3]从17世纪至今，日本已出版二十多种《三国演义》日译本。《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上乘，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文字本，也有图画本，方便各个阶层人们的学习和理解。这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使《三国演义》所倡导的忠义精神深入到日本民众的血液之中，从而成为现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朝鲜半岛无文字，借用汉字便成为文化发展的便捷之道。约16世纪中叶始，《三国演义》便传入朝鲜半岛，并呈现“印出广布，家户诵读”的盛况。[4]《三国演义》朝文译本于1703年正式刊印，但它们是从满文译本摘译而成。朝鲜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年）介绍《三国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盛况称：“今所谓《三国演义》，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1592）后盛行于我国，妇孺皆口诵说。”[5]1959年，朴泰源译《三国演义》120回全译本问世，这个朝文译本由朝鲜国立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共6册。《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经历多次的刊刻和翻印，至今已达一百多种，民众不仅了解《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也通过《三国演义》宣扬儒家文化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于1650年译成满文;随着清王朝与蒙古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19世纪60年代被转译成蒙古文;20世纪上半叶，《三国演义》蒙古文全译本出版。《三国演义》俄译本包括片段译文和全译本二种。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上海出版的俄文杂志《黄面》就刊有《三国》俄译文，但只为节译本。巴拿休克于1954年翻译并注释的俄译本《三国演义》由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120回全译本，共二卷，这是首次在俄罗斯把《三国演义》译为俄文本。[6]
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也是《三国演义》重要的输入地区。《三国演义》在这些周边国家受到热烈欢迎，首先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华侨众多，他们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机的融合过程。在东南亚地区，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要算越南了，一方面，越南的历史与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越南因为长时间使用汉字，他们就有条件引进中华文化并加以改造。约在18世纪，《三国演义》传入越南，先有故事后有小说译本。仅在上世纪初至40年代，越南就出版多达21种的《三国演义》剧本。[6]其中由阮莲锋翻译的《三国演义》便于1907年在西贡出版，这是最早的越译本。1949年，汉学家洪越翻译的越南文译本《三国志演义》在河内福志出版社出版，此书为120回全译本。《三国演义》既是第一部被译成泰文的中国古代小说，也是第一部被译成泰文的汉文典籍。1802年，《三国演义》第一个泰文译本出版。曼谷王朝当时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王国，便下令大诗人兼财政大臣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的重要举措，此为《三国演义》经典泰译本，简称“洪版《三国》”。该书的语言简洁明快，行文流畅优美，内容引人入胜，人称“三国体”。[4]福建泉州的高甲戏三合兴班约在1840—1843年来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演出，并在当地传播《三国演义》知名曲目《三气周瑜》。[7]19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在马来半岛发展本地的经济，英国殖民者从中国广东或福建等地区引进大量的劳工，《三国演义》便由这些南洋劳工顺利地带入马来亚地区，其传播途径主要是口口相传或戏曲表演。自19世纪下半叶始，马来西亚华人石瑞隆和陈明德译出《三国演义》马来文译本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后来，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又在印尼出版。20世纪初，著名翻译家钱仁贵就用马来文翻译《三国演义》，并在1910—1913年间在印尼华人创办的马来文报纸分62次连续刊登，同时附有注释和插图等，深受印尼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印尼翻译家李云英用马来文翻译《三国演义》，先在《新报》连载，并于1910—1912年出版，为马来文的全译本。[8]《三国演义》最早的爪哇文译者，为爪哇人古纳万，其译文在印尼三宝垄出版，由《号角报》连载。在印尼，《三国演义》爪哇文全译本于1910年正式出版。老挝文译本《三国演义》则于1978年出版，不过仅为节译本，并且由泰译文转译而来。柬埔寨《那朵拉哇塔》周刊于20世纪上半叶用柬文连载编译的《三国演义》故事。1933年，柬佛教學院学者奴肯将1927年版暹罗文（泰文）《三国演义》本转译为柬文。奴肯用十余年时间才译完此书，并陆续发表在由佛教学院主办的《柬埔寨太阳》月刊杂志上。[8] 二、《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占据主导的是接受方
长期以来，东亚、东南亚等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深受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因歧视的缘故不可避免地对作品的输入带有随意性和偶发性。这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被动性大;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而是不由自主地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9]因此，《三国演义》在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传播与经史及诗文集的传播有所差异，更是带有偶发性和必然性。这种情形不仅体现中华文化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更反映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被选择和改造的情形远较经典文化来得普遍。因此，《三国演义》的传播是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那么，《三国演义》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和接受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价值如何？
一方面，赋予接受者实用化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总是追随权力的。但随着国家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必然会提高自信心和自负感，并大大增强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它文化的吸收力;相反，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下降时，就会产生其自我怀疑与认同危机，并导致到其它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10]72《三国演义》早在日本江户时代便正式传入日本并大量刊印，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稳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普通民众重视文化消费。一方面，这会让那些原本奉行儒教的文人和禅宗僧侣等知识阶层更容易获得发展文化事业的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地繁荣起来，这就为《三国演义》输入日本之后的顺利传播和接受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当时，《三国演义》刚一传入日本之后，便迅速在知识阶层以及寺院僧侣中获得关注和垂青，并通过他们的转述或翻译，以及大量引用，让更多的普通日本民众有机会和可能接触或了解到这部中国的举世鸿篇巨著，从而开启了日本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三国热”。日本的湖南文山译本介绍其翻译《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动机时，就特别强调此书“以史为鉴、劝善惩恶”的功能。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经世致用思想内容可以更好地服务或满足日本江户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而在那些广阔无垠的蒙古地区，最初的蒙译本就是把《三国演义》一书当作兵书来翻译使用的，重视其在军事领域的实用性和价值，而忽略其诗词的文学性。《三国演义》输入朝鲜时，正值所谓的“壬辰之乱”，大量援朝明军随即进入朝鲜，这就促进《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的广泛流行和传播。曾几何时，韩国现代炼油公司在其出版的《伦理经营指南》一书中，极力把诸葛亮、关羽和曹操等人物塑造成勤于实践的优秀人士，这是因为，诸葛亮能够坚持公私分明、光明正大;关羽固守公平竞争、忠诚度高;曹操坚持公开透明、推行开放经营;刘备虽然谦虚恭让，但过于功利;张飞的悲剧体现出不尊重下属将会招致更严重的恶果。在泰国，《三国演义》一书不仅被当作普通的文学作品，人们更加重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谋略运用。
另一方面，獲得接受方的改造。著名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与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11]29其实，这种转变完全是一种文化过滤的结局。因此，文化过滤既是因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产生的一种对原有文化的一种改造和移植，也是一种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于接受方的创造性改造而产生的一种反作用。学者曹顺庆认为：“要关注域外一部作品或几位作家被读者理解、接受的过程、原作被翻版、再创作的过程，以及文学事实本身对读者的影响，这些都将成为本文关注的对象。”[12]174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到周边国家，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出现了第一批次的汉文小说，这些小说虽属各自的国家，但无论其语言、文体抑或旨趣等，都深深地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比如朝鲜18世纪盛行一时的“军谈小说”，就广泛而深入地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作者甚至主动自觉地进行模仿创作，但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当然，《三国演义》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也受制于接受国的文化需要。比如《三国演义》主要讲述魏蜀吴三国鼎立纷争的历史，各种英雄人物悉数登场展现自己的才能，这样的历史背景正好符合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读者的胃口。比如在日本地区，小说家们改编《三国演义》的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建构起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吉川英治著述的《三国志》中有关“桃园结义”的情节，基本上就沿用原版《三国演义》的内容，但在叙述完诸葛亮授锦囊计斩魏延，以及诸葛亮灵枢运抵成都安葬定军山之后，却全部删除。这些内容的重构或再造，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日本文学界善于利用中国文化作为自身的文化资源，并根据本国的传统和需要加以创造的文化追求。泰国社会对于《三国演义》并非只是一味被动地接受，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界的筛选和过滤，并将其毫无保留地吸纳到泰文化的民族传统之中，且内化成泰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国，《三国演义》的传播存在罗贯中原版及洪版泰译本“双重主体”并行不悖的格局，但真正让《三国演义》在泰国能够广为传播的却是洪版《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二次传播。这些书面文学、口语表达、戏剧表演、神庙活动、壁画雕塑和漫画游戏等类型文本，主要是针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群和读者而作的，这对推动《三国演义》的深入传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3]239当然，《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会比后者水平低，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它们对于《三国演义》的输入意愿完全占据主动，并不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传播并被改编以便更好地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这种改造在各接受国并不相同，并非原汁原味、一成不变。
总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是一种“传而不播”的格局。所谓传而不播，也就是文化主体并不积极主动地进行对外传播，而是接受国积极主动地来到中国学习或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在历史上对世界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低。这诚如学者曹卫东所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被动性大;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而是不由自主地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14]80也就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很少积极主动选择输出内容并加以宏观的指导和规划，完全是一种消极被动行为。这就直接促成《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优秀小说在周边国家传播的往往是那些来华的商人或使臣，这些人不熟悉和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甚至并不具备专业的眼光，导致他们选择中国小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各国使臣来华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这种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就会更加密切，越易于传播;《三国演义》的译介与传播形式越丰富，就越能在周边国家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各国对中国文学的好奇和期待日益提升。于是，日本、越南、泰国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出版商则常“主动找上门来”，这符合强势文化面向弱势文化的输出规律。
总之，《三国演义》在周边国家能够成功地译介和传播，一方面，它得益其作品本身极高的艺术水平及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彼此之间文化的深入交流，以及丰富多样的译介和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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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法宝，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影视艺术。
（责任编辑：薛耀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