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如何进入银行业的争论探讨尚在进行中，而市场远走在理论的前面。自2001年以来，德隆集团为收购有关城市商业银行股份数度出手，其中多有成功，也有一次功败垂成
　　
　　前言
　　
　　理论和现实在说什么?
　　【1】2003年2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部3号楼，负责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监管二司整个下午都在开会。主题是如何对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中的股东资格等问题进行监管。反复辩说中，会议一直开到日薄西山，也未形成统一意见。最后监管二司决定要将此事向更高层汇报征求意见。
　　在此次会议上，被反复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如何看待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向有关城市商业银行的渗透。从南昌到长沙、从昆明到株州，这家大型民营企业或其关系公司已经对数地城商行进行了深入接触，或者控股，或者参股，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当然也包括碰壁。
　　市场永远超前于理论和政策。或许德隆并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惟一一家，但因为这家公司之瞩目，其在银行业的现身迅速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乃至民营银行的走向问题，从理论探讨推向了实战阶段。
　　【2】在中国，民营资本到底能不能进入商业银行业？民营资本该怎样进入商业银行业？这是近年来金融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全新课题，而有关争论始于学术界又扩至官产两界，数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随着意识形态障碍日渐淡化，断然否认民营资本有权进入银行业的看法已无存身之地。事实上，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失衡，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大量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之助的中小型金融机构；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银行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对内对外平衡，向民营资本开放更是大势所趋。
　　争论于是变得有些技术化其实也更有现实意义：究竟是由民营资本来开办新的商业银行，还是暂且关闭新设之门，吸引民营银行参股亟待改造的城市商业银行？
　　前一种主张雄辩滔滔，而后一种主张有其实际基础：中国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系由数千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来，既有增资扩股的现实需求，又有公司化重组的现实可能。“存量改革”正是燃眉之急。
　　在今年初的有关学术会议上，学术背景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经表达了对于民营银行的困惑。她即提出：中国难道没有民营银行吗？民生银行不就是民营银行吗？以前的大量信用社不也都是民营的吗？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是也多有民营资本参股吗？她认为，关键在于银行如何离开政府之手，真正地“民营”——也就是如何同步建立起有利于民营银行成长的制度环境。
　　而早在吴副行长讲话之前，去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题为《进一步发挥中小商业银行的作用》的报告，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城商行的精神已跃然纸上。
　　【3】其实，只要承认参股现有商业银行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途径之一，那就有一组基本问题需要回答：怎么进入？怎么鼓励？怎么监管？
　　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在大股东地方政府一方，自然更乐于把民营资本的进入视作一笔扶危解困的善款，而非前来接管的舵手。在民营资本一方，倘不能获得控股权或是经营权，其决策灵敏、机制灵活的民营优势就无从发挥。
　　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动机。商业银行不属于利润丰厚的行业，因此，产业背景的民营资本走进银行业，使人担心是否主要为了“贷款方便”。研究和调查表明这一动机非常普遍，往昔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十几年城市信用社的实践，亦有许多血的教训在作证明。
　　银行毕竟是系统性、外部性风险极高的行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专家介绍，除去给股东及关联企业贷款外，银行股东有多种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方法，在获得银行控制权后几乎是轻而易举。比如，利用承兑汇票融资（条件是银行审查不严，这在控制银行经营后可以做到）、通过关联公司或实际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利用银行担保从别家金融机构融资（有金融机构担保从银行融资基本无须抵押）等等。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些风险基本无法控制。
　　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90％以上的资产是存款人的存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银行也是最依赖信用而生的一类特殊行业，其具体的运作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管。民营资本，有否哪一部分，具备了金融信用基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是否作好了监管准备？
　　于是，当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已不应继续争议之时，我们又面临双重的挑战：来自机制，商业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来自监管，高水平、专业化的现代银行监管体系。
　　【4】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对向股东贷款的比例、董事和监事任职制度等作了一系列规定，这是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中的两大政策依据。
　　据《财经》了解，在《指引》的征求意见稿中，监管当局曾有意规定一律不得向股东贷款，但此款由于遭到了所有商业银行行长空前一致的反对而进行了修改，修改为“同一股东在商业银行的借款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百分之十。股东的关联企业的借款在计算比率时应与该股东在银行的借款合并计算”。
　　为了防止单个股东控制银行轻易从银行套取资金，央行曾建议成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需以分散化的股东为基础。在批准新增股东时，监管当局制定了一个已成文但尚未正式下发的规定：单个法人股东（含关联机构）持股不能超过15％，个人股东不超过5％。
　　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很难执行。原政府控股超过15％的情形比比皆是，逐步稀释会是个过程，新增股东对自身微弱的小股东地位难有信心。倘现有的治理结构不能确保其自身利益，迂回控股或增持便成了“合理不合法”的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单个股东怎么界定，关联公司如何确认？《财经》在调查中发现，各级监管官员普遍感到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入股阶段，还是在未来贷款之时，察觉并确认关联公司都是一项极困难的工作，因为在法律上就没有对关联关系的准确界定，不仅监管成本无限加大，而且，往往无法奏效。
　　“股东监管法”并不灵验，更难包治百病。
　　【5】德隆收购商业银行股份的案例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我们视野。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亦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之一，德隆进入银行业的脚步从2001年下半年已经可以辨识，从彼时至今数度出手。其进入的策略、方式，视情况而不同，且渐次高调，而最终结果也不尽相同。无论何种方式，都值得关注和寻味。
　　迄今为止，《财经》的采访还只能限于德隆作为先行者在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本身，据此缀点成面，勾勒出整个画面。而已经有德隆这样的民营资本进入的城市商业银行，其深层次变化如何发生，将成为《财经》今后关注的重点。
　　此文采访结束，正值全国人代会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酝酿已久的银行监管委员会将很快问世。中国银行业正在步入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