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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本文主要探討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从文化交流角度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并探讨了译者在英汉互译时经常采用的一些翻译策略,旨在让译者用更准确的目的语传达全面准确的文化信息,使翻译活动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关键词:文化;英汉互译;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1-0012
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它不但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 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 在翻译活动中, 翻译者对不同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文化的差异会给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困难, 突破语言的囚笼, 挣脱文化的囹圄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语言、文化和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 是一种交际过程, 但它不同于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过程, 而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传统上, 人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 是一种纯语言形式;而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 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 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地存在,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语言在其自身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沉淀, 存储功能是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语言的发展, 同样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亦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Susan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一样, 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很显然,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单纯是字、词、句的组合, 而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哲学、艺术、心理等各方面的沉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传递过程也不可能只是提高字、词、句之间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沉积和体现使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就变得异常复杂。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来讲, 不能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与转换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只有将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 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题。总之, 人们已经认识到翻译研究是不能不考虑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各种文化因素的。
二、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
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 仅仅解决翻译过程中一些操作技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是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 在每一个译者的头脑中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 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或影响。研究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选择的文化因素, 对于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丰富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1.文化的历史状况。文化的历史状况对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理论依据可在Eva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中找到。多元系统论将翻译与民族文化的状况, 具体说来是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 并从中总结出译者在选择某种特定的翻译策略的必然性。Evan-zohar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由于不同民族文化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在这种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也必然不能平等”。强式文化由于比较自信, 轻视其它文化, 所以也就不可能接受外语文本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任何成分, 因而更多地就会采取归化策略, 而抵制异化策略。Venuti就认为, 英语的翻译自从17世纪以来就以“流畅翻译” , 即归化翻译为主流, 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Venuti称这种归化式的翻译为“文化帝国主义” 。香港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的文化本来就源自中华文化。但自从不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 香港文化就被迫从属于英国, 在强式的英国文化对弱式的香港文化的翻译活动中, 异化翻译占主导地位。
2.译者的文化立场及其翻译的意图。如果说民族文化及翻译文化的地位是客观的环境因素,那么译者的文化立场及翻译意图就是主观能动的因素, 而且后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文化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相比, 谁强谁弱, 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主观决定的。在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 译者一旦决定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就会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翻译策略。这种选择有可能遵循多元系统理论, 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严重的打击, 面临严峻的挑战。按照文化多元系统理论, 中国当时的情形属于文化地位产生了危机,翻译文化在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按理, 此时的翻译应采用异化式翻译的先驱。他们敢于直面文化落后的现实, 向封建文化发出挑战, 勇敢地用高度异化的方式介绍西方文化。
3.源文文本的目的和类型。一些以介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历史著作、哲学、政论以及民间故事等等, 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源语文化, 故而应重视并保留其中的文化内涵, 一般遵循异化的原则。对诸如科普文章、通俗文学、广告、新闻等大众读物则不需太强调文化色彩, 原则上应以通俗易懂为主, 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试想如果这句广告词“长城电扇, 电扇长城。”被直译为“ TheGreatWallFan, theFanoftheGreatWall”的话, 有多少读者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呢? 在中国的文化里, 长城是强大、势不可挡的象征, 但是英语读者的思维中却没有相应的联想。所以此处不宜强硬地保留汉语文化, 应该把其中的比喻译出来, 传达出“长城牌电扇是电扇中的佼佼者”这一基本信息。“AfanisnocomparisontotheGreatWall,buttheGreatWallFanwillshowyouthatitisjustascool.”。这样, 译文才能达到既通顺, 又传神的效果。
综上所述, 文化研究逐渐占据学术活动的重要地位自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 翻译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同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地位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 它既重视语言的功能, 又突出了文化的制约作用, 从而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引入理论视野。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既表现在拟译文本的选择上, 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确定中。
参考文献
[1] 成昭伟.《英语语言文化导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2] 黄卫峰.《英语语言文化散论》.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吴玉琳(1981.09——),女,河南信阳,信阳农林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
关键词:文化;英汉互译;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1-0012
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它不但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 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 在翻译活动中, 翻译者对不同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文化的差异会给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困难, 突破语言的囚笼, 挣脱文化的囹圄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语言、文化和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 是一种交际过程, 但它不同于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过程, 而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传统上, 人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 是一种纯语言形式;而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 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 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地存在,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语言在其自身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沉淀, 存储功能是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语言的发展, 同样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亦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Susan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一样, 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很显然,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单纯是字、词、句的组合, 而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哲学、艺术、心理等各方面的沉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传递过程也不可能只是提高字、词、句之间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沉积和体现使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就变得异常复杂。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来讲, 不能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与转换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只有将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 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题。总之, 人们已经认识到翻译研究是不能不考虑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各种文化因素的。
二、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
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 仅仅解决翻译过程中一些操作技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是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 在每一个译者的头脑中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 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或影响。研究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选择的文化因素, 对于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丰富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1.文化的历史状况。文化的历史状况对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理论依据可在Eva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中找到。多元系统论将翻译与民族文化的状况, 具体说来是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 并从中总结出译者在选择某种特定的翻译策略的必然性。Evan-zohar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由于不同民族文化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在这种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也必然不能平等”。强式文化由于比较自信, 轻视其它文化, 所以也就不可能接受外语文本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任何成分, 因而更多地就会采取归化策略, 而抵制异化策略。Venuti就认为, 英语的翻译自从17世纪以来就以“流畅翻译” , 即归化翻译为主流, 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Venuti称这种归化式的翻译为“文化帝国主义” 。香港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的文化本来就源自中华文化。但自从不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 香港文化就被迫从属于英国, 在强式的英国文化对弱式的香港文化的翻译活动中, 异化翻译占主导地位。
2.译者的文化立场及其翻译的意图。如果说民族文化及翻译文化的地位是客观的环境因素,那么译者的文化立场及翻译意图就是主观能动的因素, 而且后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文化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相比, 谁强谁弱, 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主观决定的。在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 译者一旦决定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就会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翻译策略。这种选择有可能遵循多元系统理论, 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严重的打击, 面临严峻的挑战。按照文化多元系统理论, 中国当时的情形属于文化地位产生了危机,翻译文化在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按理, 此时的翻译应采用异化式翻译的先驱。他们敢于直面文化落后的现实, 向封建文化发出挑战, 勇敢地用高度异化的方式介绍西方文化。
3.源文文本的目的和类型。一些以介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历史著作、哲学、政论以及民间故事等等, 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源语文化, 故而应重视并保留其中的文化内涵, 一般遵循异化的原则。对诸如科普文章、通俗文学、广告、新闻等大众读物则不需太强调文化色彩, 原则上应以通俗易懂为主, 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试想如果这句广告词“长城电扇, 电扇长城。”被直译为“ TheGreatWallFan, theFanoftheGreatWall”的话, 有多少读者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呢? 在中国的文化里, 长城是强大、势不可挡的象征, 但是英语读者的思维中却没有相应的联想。所以此处不宜强硬地保留汉语文化, 应该把其中的比喻译出来, 传达出“长城牌电扇是电扇中的佼佼者”这一基本信息。“AfanisnocomparisontotheGreatWall,buttheGreatWallFanwillshowyouthatitisjustascool.”。这样, 译文才能达到既通顺, 又传神的效果。
综上所述, 文化研究逐渐占据学术活动的重要地位自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 翻译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同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地位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 它既重视语言的功能, 又突出了文化的制约作用, 从而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引入理论视野。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既表现在拟译文本的选择上, 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确定中。
参考文献
[1] 成昭伟.《英语语言文化导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2] 黄卫峰.《英语语言文化散论》.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吴玉琳(1981.09——),女,河南信阳,信阳农林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