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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作家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六岁时移居英国,1982年获英国国籍。作家迄今出版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1部,虽非高产,但他囊括了包括布克奖在内的众多业内重量级奖项,并于201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被掩埋的巨人》(以下简称《巨人》)发表于2015年,是作家的最新作品,通过讲述一对老夫妇屠龙寻子的故事,揭示了一段英国早期的民族血泪史。
《巨人》的研究始于小说发表同年,相关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呈上升趋势。既有研究多延续作家研究的传统视角,如记忆主题、身份伦理、历史书写和权力建构等。其中,权力研究主要集中于规训权力的探讨,如周曦从空间和身体两方面阐述了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并讨论了规训权力的反抗机制。
由于《巨人》问世时间不长,相较作家其他作品,研究数量不多,深度上也有所欠缺。例如在权力研究领域,即研究多聚焦于规训权力,关注规训权力的建构和解构,对其他方面的权力关注度不够。基于此,本文以福柯的“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的权力模式为理论框架,分析《巨人》中的权力问题。小说的文本分析贯穿于三种权力模式中,分别从三种权力内部以及权力间性关系两个层面开展静态和动态研究,揭示小说的文学价值。
“权力”是法国左派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最具价值的理论遗产之一,他对权力模式的分析和重新阐释给整个西方思想史带来了巨大转变。福柯将权力分为三种模式: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并一一做出了详尽深入地阐述。
君主权力
君主权力盛行于启蒙运动之前,其本质为镇压和否定。统治者常借助暴力机器进行镇压和屠杀,维护自己的君主权力,古代帝王通过血腥残忍的处罚彰显君威,以确保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王权统治的绝对中心。
不难看出,《巨人》中早期的亚瑟王便是君主权力的代表,他的君主权力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对于拥护他爱戴他的属下,亚瑟王恩威并施,优待有加,以致包括高文在内的亚瑟王骑士为了他的霸业肝脑涂地,献出了年华,牺牲了爱情,甚至付出了生命。即使他死后数十年,高文仍是他的拥趸,大力鼓吹他缔造的伟大和平。其二,对于质疑否定他的埃克索等部下,亚瑟王则毫不留情地驱逐,以捍卫自己的绝对统治不容侵犯。由于年轻时曾“背叛”过不列颠最高统帅亚瑟王,埃克索余生都遭到族人的排斥。年迈的埃克索夫妇只能住在不列颠“巢穴”的外围,住所受自然的侵袭较多,且被剥夺了象征智慧和知识的火堆和蜡烛的使用权,连孩子们都经常随意“编排”作为长者的老夫妇。他们实际上位于不列颠阶层的底端,是不列颠部落里被边缘化的“他者”,这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亚瑟王君主权力的蔓延所致。
规训权力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继续指出,17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规训权力时代。与强调极端中心化的君主权力不同,规训权力是一种微观权力,分散于各个小型权力机制中。它的本质不再是压制,而是生产创造。规训权力精心安排空间细节,将规训对象封闭隔离于空间中,如兵营、工厂、学校、监狱等场所,并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按照一定纪律将规训对象进行有目的地生产改造,把身体变成一个机器,一个工具,把规训对象重塑成一种符合权力者意愿的特殊主体。规训权力将对象客体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规训对象“被征服,被认识,成为知识的对象,即成为权力介入的对象”。
后亚瑟王时代,胜利的不列颠族不再使用君主权力来统治战败的撒克逊族,即不再屠杀撒克逊人,而改用规训权力将异族加以改造。在政权统治上,亚瑟王首先利用母龙的呼吸模糊了种族仇恨的记忆,其次利用基督教来增强不列颠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区隔了蛮族撒克逊,他还安排不列颠人担任撒克逊村子的首领,艾弗长老的村落便是这一政策的见证。在民族治理上,不列颠人也改用了规训权力,武士维斯坦便是这一模式的牺牲品。他虽为撒克逊血脉,儿时亲历了种族大屠杀,却成长于与外界隔绝的不列颠军营。正是在军营这个规训权力机制中,他学会了不列颠语言和剑术,接受了不列颠的知识话语改造和身体规训,渐渐对不列颠民族产生认同,臣服于不列颠的规训权力,同时也产生族裔身份认同危机。不列颠布雷纳斯爵爷的挑衅无疑是对他规训程度的考核。这次刁难唤醒了维斯坦对不列颠的民族仇恨,于是他拒绝继续驯服不列颠的规训权力,果断离开了不列颠军营,回归了撒克逊王国。男孩埃德温生年较晚,虽幸免于民族战争,但是仍受不列颠的规训权力间接影响,即使在和平年代,他的母亲仍然被不列颠人掳走,失恃之殇让他举止疯癫怪诞,以此对抗权力。征途上他和武士一起,过桥时接受了不列颠士兵的检查,不列颠的修道院里基本处于缄默。民族冲突在修道院圆柱石塔一度达到顶点——圆柱石塔显然映射了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
生命权力
如果说规训权力着眼个体,那么生命权力则着眼整个人类、整个种族等更宏观层面。生命权力针对作为群体的人口生命,旨在管理生命、确保生命安全,提高人口和生命的价值。福柯曾经从生命权力的角度解读种族主义:首先,种族主义将人口进行差异性划分,割裂为“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其次,生命权力进一步诠释了这种割裂,本族生存,就意味着对本族生存构成威胁的异族死亡,本族要生存发展,就要取消异族生存发展的权利。
《巨人》中关于和平律法宣扬与废止的描写,形象地展示了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亚瑟王时代,不列颠兵强马壮,而撒克逊虽然当时在武力上无法与不列颠抗衡,但他们的人口增速和复仇意志,都对不列颠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威胁。如果说亚瑟王最初采用君主权力,直接动用武力征服,那么后期他慢慢转向了生命权力的思考:为求本族的生命安全和人口繁荣,必须征服异族。考虑到要保证本族人口兴旺,就要尽可能减少本族人口牺牲。于是亚瑟王授意埃克索向撒克逊人推行和平律法,骗取信任之后再背信弃义宣布屠城令,以不列颠最小的牺牲换取撒克逊最大的伤亡。反讽的是,后亚瑟王时代,不列颠英雄要么作古,要么年老体迈,而撒克逊人口却正值青壮年,同样在生命权力的驱策下,东方沼泽的撒克逊国王决定效仿亚瑟王,在屠龙还忆之后点燃新一轮民族战争。可见,两位君王的举动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学上的领土目的,更多是源自生物学目的:消灭异族的生物学威胁,保障本族的生命权力,使本族人民安居乐业,使本部落长治久安。
值得一提的是,《巨人》除了展现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等三种权力的静态特征,包括三者的本质特点和运作机制,还揭示了三种权力模式的动态间性关系:其一,如上所述,起初亚瑟王采用君主权力维持不列颠部落的政权稳定。虽取得胜利,但他意识到撒克逊对不列颠的未来依然造成威胁。在生命权力的驱使下,亚瑟王发动了不列颠屠城,将政治转为“生命政治”,以一种被排除的方式将整个撒克逊族纳入“赤裸生命/神圣人”(阿甘本语),实现了从君主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转化。其二,屠城之后,亚瑟王仍忧心忡忡,他预料到野心勃勃的撒克逊族依然有威胁,所以他让梅林给母龙施法,使全民失忆。亚瑟王死后的和平年代,不列颠为保持人口繁荣,减少杀戮,将撒克逊年轻一代改造成驯服的不列颠权力主体,完成了君主权力到规训权力的转化。其三,小说尾声,不列颠英雄人口凋零,而撒克逊民众却兵多将广,在生命权力的作用下,撒克逊国王再次挑起民族战争,开启新一轮“君主權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三种权力模式的动态转化。
结语
综上,本文立足文本分析,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探讨了《巨人》中的三种权力模式——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包括它们各自的本质特点和运作机制,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的动态间性关系,揭示了小说的共识性文学价值。
需要看到的是,近年来学界开始了小说的历史维度研究,日渐关注小说的历史隐喻功能和当代指涉性。石黑一雄本人也曾表示,“大多数国家都有被掩埋了的大事件”。因此,未来研究或可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以生命政治学为理论依据,以小说文本,尤其是其中的种族屠杀为参照,分析现当代世界史上出现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从而揭示小说的历史性政治美学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权力视域下《被掩埋的巨人》研究”(编号:20SWC-45)阶段性成果。
《巨人》的研究始于小说发表同年,相关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呈上升趋势。既有研究多延续作家研究的传统视角,如记忆主题、身份伦理、历史书写和权力建构等。其中,权力研究主要集中于规训权力的探讨,如周曦从空间和身体两方面阐述了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并讨论了规训权力的反抗机制。
由于《巨人》问世时间不长,相较作家其他作品,研究数量不多,深度上也有所欠缺。例如在权力研究领域,即研究多聚焦于规训权力,关注规训权力的建构和解构,对其他方面的权力关注度不够。基于此,本文以福柯的“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的权力模式为理论框架,分析《巨人》中的权力问题。小说的文本分析贯穿于三种权力模式中,分别从三种权力内部以及权力间性关系两个层面开展静态和动态研究,揭示小说的文学价值。
“权力”是法国左派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最具价值的理论遗产之一,他对权力模式的分析和重新阐释给整个西方思想史带来了巨大转变。福柯将权力分为三种模式: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并一一做出了详尽深入地阐述。
君主权力
君主权力盛行于启蒙运动之前,其本质为镇压和否定。统治者常借助暴力机器进行镇压和屠杀,维护自己的君主权力,古代帝王通过血腥残忍的处罚彰显君威,以确保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王权统治的绝对中心。
不难看出,《巨人》中早期的亚瑟王便是君主权力的代表,他的君主权力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对于拥护他爱戴他的属下,亚瑟王恩威并施,优待有加,以致包括高文在内的亚瑟王骑士为了他的霸业肝脑涂地,献出了年华,牺牲了爱情,甚至付出了生命。即使他死后数十年,高文仍是他的拥趸,大力鼓吹他缔造的伟大和平。其二,对于质疑否定他的埃克索等部下,亚瑟王则毫不留情地驱逐,以捍卫自己的绝对统治不容侵犯。由于年轻时曾“背叛”过不列颠最高统帅亚瑟王,埃克索余生都遭到族人的排斥。年迈的埃克索夫妇只能住在不列颠“巢穴”的外围,住所受自然的侵袭较多,且被剥夺了象征智慧和知识的火堆和蜡烛的使用权,连孩子们都经常随意“编排”作为长者的老夫妇。他们实际上位于不列颠阶层的底端,是不列颠部落里被边缘化的“他者”,这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亚瑟王君主权力的蔓延所致。
规训权力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继续指出,17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规训权力时代。与强调极端中心化的君主权力不同,规训权力是一种微观权力,分散于各个小型权力机制中。它的本质不再是压制,而是生产创造。规训权力精心安排空间细节,将规训对象封闭隔离于空间中,如兵营、工厂、学校、监狱等场所,并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按照一定纪律将规训对象进行有目的地生产改造,把身体变成一个机器,一个工具,把规训对象重塑成一种符合权力者意愿的特殊主体。规训权力将对象客体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规训对象“被征服,被认识,成为知识的对象,即成为权力介入的对象”。
后亚瑟王时代,胜利的不列颠族不再使用君主权力来统治战败的撒克逊族,即不再屠杀撒克逊人,而改用规训权力将异族加以改造。在政权统治上,亚瑟王首先利用母龙的呼吸模糊了种族仇恨的记忆,其次利用基督教来增强不列颠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区隔了蛮族撒克逊,他还安排不列颠人担任撒克逊村子的首领,艾弗长老的村落便是这一政策的见证。在民族治理上,不列颠人也改用了规训权力,武士维斯坦便是这一模式的牺牲品。他虽为撒克逊血脉,儿时亲历了种族大屠杀,却成长于与外界隔绝的不列颠军营。正是在军营这个规训权力机制中,他学会了不列颠语言和剑术,接受了不列颠的知识话语改造和身体规训,渐渐对不列颠民族产生认同,臣服于不列颠的规训权力,同时也产生族裔身份认同危机。不列颠布雷纳斯爵爷的挑衅无疑是对他规训程度的考核。这次刁难唤醒了维斯坦对不列颠的民族仇恨,于是他拒绝继续驯服不列颠的规训权力,果断离开了不列颠军营,回归了撒克逊王国。男孩埃德温生年较晚,虽幸免于民族战争,但是仍受不列颠的规训权力间接影响,即使在和平年代,他的母亲仍然被不列颠人掳走,失恃之殇让他举止疯癫怪诞,以此对抗权力。征途上他和武士一起,过桥时接受了不列颠士兵的检查,不列颠的修道院里基本处于缄默。民族冲突在修道院圆柱石塔一度达到顶点——圆柱石塔显然映射了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
生命权力
如果说规训权力着眼个体,那么生命权力则着眼整个人类、整个种族等更宏观层面。生命权力针对作为群体的人口生命,旨在管理生命、确保生命安全,提高人口和生命的价值。福柯曾经从生命权力的角度解读种族主义:首先,种族主义将人口进行差异性划分,割裂为“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其次,生命权力进一步诠释了这种割裂,本族生存,就意味着对本族生存构成威胁的异族死亡,本族要生存发展,就要取消异族生存发展的权利。
《巨人》中关于和平律法宣扬与废止的描写,形象地展示了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亚瑟王时代,不列颠兵强马壮,而撒克逊虽然当时在武力上无法与不列颠抗衡,但他们的人口增速和复仇意志,都对不列颠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威胁。如果说亚瑟王最初采用君主权力,直接动用武力征服,那么后期他慢慢转向了生命权力的思考:为求本族的生命安全和人口繁荣,必须征服异族。考虑到要保证本族人口兴旺,就要尽可能减少本族人口牺牲。于是亚瑟王授意埃克索向撒克逊人推行和平律法,骗取信任之后再背信弃义宣布屠城令,以不列颠最小的牺牲换取撒克逊最大的伤亡。反讽的是,后亚瑟王时代,不列颠英雄要么作古,要么年老体迈,而撒克逊人口却正值青壮年,同样在生命权力的驱策下,东方沼泽的撒克逊国王决定效仿亚瑟王,在屠龙还忆之后点燃新一轮民族战争。可见,两位君王的举动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学上的领土目的,更多是源自生物学目的:消灭异族的生物学威胁,保障本族的生命权力,使本族人民安居乐业,使本部落长治久安。
值得一提的是,《巨人》除了展现君主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等三种权力的静态特征,包括三者的本质特点和运作机制,还揭示了三种权力模式的动态间性关系:其一,如上所述,起初亚瑟王采用君主权力维持不列颠部落的政权稳定。虽取得胜利,但他意识到撒克逊对不列颠的未来依然造成威胁。在生命权力的驱使下,亚瑟王发动了不列颠屠城,将政治转为“生命政治”,以一种被排除的方式将整个撒克逊族纳入“赤裸生命/神圣人”(阿甘本语),实现了从君主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转化。其二,屠城之后,亚瑟王仍忧心忡忡,他预料到野心勃勃的撒克逊族依然有威胁,所以他让梅林给母龙施法,使全民失忆。亚瑟王死后的和平年代,不列颠为保持人口繁荣,减少杀戮,将撒克逊年轻一代改造成驯服的不列颠权力主体,完成了君主权力到规训权力的转化。其三,小说尾声,不列颠英雄人口凋零,而撒克逊民众却兵多将广,在生命权力的作用下,撒克逊国王再次挑起民族战争,开启新一轮“君主權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三种权力模式的动态转化。
结语
综上,本文立足文本分析,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探讨了《巨人》中的三种权力模式——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包括它们各自的本质特点和运作机制,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的动态间性关系,揭示了小说的共识性文学价值。
需要看到的是,近年来学界开始了小说的历史维度研究,日渐关注小说的历史隐喻功能和当代指涉性。石黑一雄本人也曾表示,“大多数国家都有被掩埋了的大事件”。因此,未来研究或可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以生命政治学为理论依据,以小说文本,尤其是其中的种族屠杀为参照,分析现当代世界史上出现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从而揭示小说的历史性政治美学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权力视域下《被掩埋的巨人》研究”(编号:20SWC-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