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更为庞大的移动通信4G研发计划即将启动，但焦点在于中国从自有的TD-SCDMA标准十年挣扎中学到了什么
3G未至，4G已近。
又是手机，又在无线通信领域。如果没有意外，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一个大胆的科研计划即将正式启动。它的投入规模之大、参与力量之多、产业影响之深，将令人叹为观止。
新科研计划为期长达15年，清晰勾勒了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第三代（3G）到第四代（4G）的演进道路，其结局势必影响中国甚至全球“4G时代”的版图。科研计划的参与者多惜字如金，他们曾为此签下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将在方案公布后方才失效。按照一位计划论证过程主要参与人谨慎透露的说法：“未来15年可能的技术都包括在内，有3G的产业化、3G后的增强技术，也包括了4G的内容。”
这一重大举措的影响力毋庸置疑。2007年12月26日，这个被称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下称“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已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
《财经》记者从多方证实，重大专项仅国家财政投入至少在200亿元以上，总投入甚至可能超过700亿元。而在无线通信领域，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印记的TD-SCDMA（下称TD）技术，在过去十年的投入总和亦不过50亿元。
与此同时，争夺已经展开。从这个庞大的计划酝酿之初，由谁来主导、以何种技术为基础打通中国4G之路，就已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计划从上至下，又从下至上，几经反复，才最终成形。
据《财经》记者获悉的方案轮廓，已深刻影响了中国通信行业近十年进程的TD，将在未来十年继续施加其影响力；而沿着TD复杂的足迹，一个更加开放的4G研发架构正在搭建之中，其目标，理当朝向迅速产业化的商业前景。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中的亮点亦清晰可见。
无线时代
仅有决心远远不够。“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两点：一是有没有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二是有没有在复杂严峻的条件下做市场普及和推广的策略”
世界在信息产业狂飙中疾行。急追世界的中国人，有意或无意，已经历一轮无线通信科技知识的洗礼和普及。“2G”或“3G”，“GSM”“CDMA”或是“TDS-CDMA”，这些英文缩写字母，包含着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复杂内涵，早已经融入了中国业界人士日常生活的常用辞典。它们记载着急速变迁的时代轨迹（参见本期“从2G到3G到4G”）。
十多年前，富人们才用得起的手提“大哥大”还宛若眼前，第一代无线通信系统（1G）早已是明日黄花。以数字技术取代了模拟技术，第二代无线通信技术（2G）自上世纪末大行天下。当时，普通人还在为各种新款手机的亮相而兴奋不已，而3G的辉煌已经在招手。
2G仍是语音的时代，3G则使无线通信进入图像与视频世界。2006年以来，3G在世界上已经跨入商用推广普及期（详见本期“3G启示录”），但在中国迄今尚未正式起步。而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4G现在已经曙光在前。按专业界人士的说法，4G到来的时间可能早至，当在2012年左右，距今只有四五年了。
从3G到4G，以数字来衡量，意味着数据传输速率从每秒2兆提至每秒1000兆。如果说，3G使手机从语音时代跨入图像和视频时代的门槛，4G将把手机推上视频时代的高速公路——在这里，下载一部数百兆大小的电影，只需要几秒钟时间。时至近日，拥有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的中国，已经或力争跻身于世界级通信及通信设备企业的中国业界，对于未来的4G必然雄心勃勃。
于技术的意义上，这种雄心关注国际标准的确定。未来的4G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这些标准之一倘具备或是部分具备中国企业享有专利的技术，可能带来4G时代中国可获得的巨大利益，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格局和技术选择，也关系到4G时代的世界产业版图。
即将启动的庞大科研计划就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不过，恰如UT斯达康首席科学家杨景指出，仅有决心还远远不够。“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两点：一是有没有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二是有没有在复杂严峻的条件下做市场普及和推广的策略。”
迄今为止，站在3G的门槛上，中国握有尚未商业化、但得到国际3G标准认可的TD技术。其竞争对手，则是同样获得认可、世界上已经相当成功且广泛商业化的公司——由美国高通公司掌握的CDMA2000、主要由欧洲电信企业掌握的WCDMA，以及两大成功标准的演进技术等。在3G来临之时，中国的TD还面临着某些技术障碍，其即将开始的商业化进程必然充满挑战。
TD：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聚焦在TD和其未来的演进道路上
再有一个月，至2008年3月，“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就要公之于众。几乎没有人怀疑TD在其中的影响力。
“中国在3G时代有为国际标准所接受的TD，是一个重要突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侯自强这样表示：“保证中国在未来宽带无线通信方面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它的目的，不单是我们拥有多少用户，而且是在未来拥有多少知识产权。”
中国TD标准的重要推动者、原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寰证实：“以TD为基础，到HSPA（High Speed Downlink/Up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上行/下行分组接入技术，3G技术的增强版本），再到将来的4G技术，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都有所体现。”周寰也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11人论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参与了“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讨论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此专项的投资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参与讨论的单位和专家人数远超以往，时间跨度也非常长，论证过程非常复杂。
严格地说，2006年2月9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其中就包括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此举可视为中国4G筹备的前奏阶段。
此后，信息产业部于2006年11月披露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的项目中，包括了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增强型3G研发与产业化以及B3G研究开发。这已经与4G明确呼应。
其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专家组已经成立，意味着中国的4G筹备正式启幕。
此一时期，“中国版TD试验网”在朝向3G商用的实践中忽而柳暗，忽而花明，而决策层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地指向支持TD。中国政府以拒绝发放3G牌照的态度，表明要在本国3G市场推进TD标准。而对于已落后于3G产业化进程的TD来说，如果不能获得新的动力与支持，商业生存空间将不容乐观（参见本期“TD升级路”）。
怎样为已经投入巨额资金的TD标准谋求更为宽裕的生存空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专项策划正当其时。专项专家组鼎力维护TD。不止一位重大专项论证委员会的专家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一庞大计划的基础——“TD肯定会是主线索”。
“如果不抓住眼前这两年的时间，可能会彻底失去机会。”一位自始至终参与了TD测试的工程师直言。
在信产部“十一五计划”披露的无线宽带通信有关内容中，关于“增强型３G研发与产业化”一项，也着重强调“增强型TD的研发与产业化”。“这一点对TD尤为重要，”大唐移动负责技术的高层告诉《财经》记者，“这样一条道路保证了TD能够平滑演进，也就保证了这一技术标准的长久生命力。”
荷兰银行分析师Wendy Liu在其最新报告中分析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聚焦在TD和其未来的演进道路上。
政府态度已明。企业选择即成为中国未来在3G和4G道路上如何推进的关键。
700亿元与新机制
计划模式要改变。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政府将把大量资金直接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实验室
为了在3G时代分享利益，中国已经付出了很多；为了未来的4G，中国正在考虑付出更大的成本。国家会拿出多少钱？怎么花这些钱？最后的方案，同样会在今年3月中旬人代会期间面世。
如同不久前通过的大飞机项目和登月计划，“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是中国面向20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内容之一。就内容而言，它意味着三方面的研发需求：海量的新一代移动（cell）通信、宽带无线接入，以及短距离传感器网络（即类似于WIFI的热点覆盖如何实现高速度——编者注）。
据财政部人士介绍，截至2020年，包括“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在内，共设立16个重大科技专项。经测算，包括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内，总投资将达到1万亿元之巨。其中，中央财政直接承担的经费有2000多亿元，每个项目均将获得上百亿元的资金支持。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毫无疑问将从中获得关键性支持。北京邮电大学新技术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委员的张平告诉《财经》记者，这一专项研发，政府将会直接投资200多亿元，参与专项的企业自筹资金500多亿元，总计投入达700多亿元。
“中央财政投入主要是在前期基础研究阶段。到了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发展阶段，主要还是依靠市场。投入方式是预算拨款。”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分析说，“财政部确定的原则是成熟一个，启动一个；设专款保障一个。”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2007年底的讲话中已经透露，这一项目将会由信产部具体负责实施。《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信产部很有可能会成立新的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和组织研发力量，管理国家研发资金的使用。
中国政府也在考虑在这个重大专项的研发过程中试验新的机制。以前科研项目的资金多数是由科技部直接划拨给研发单位，在研发成果出来之后，再由科技部组织验收。
“很多项目在领导来验收、庆功完毕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结果大批研发资金投入白白流失。科研院所与企业不一样，他们的考核标准是完成了多少科研项目，而不是科研项目最终的实际效果如何。”安捷伦中国公司工程师赵鑫翔曾多次参与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他认为，“这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些科研院所，根本上还是科研体制带来的弊端。”
“国家的科研经费在划拨给科研院所之后，基本上也就成了一次性的投入支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俊德告诉《财经》记者，“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资金的管理并不完全能够跟上。”
这一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研发资金募集、使用和管理模式，可能会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获得不小的改善——政府将把大量资金直接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实验室。
参与专项论证过程的科技部官员强小哲告诉《财经》记者，作出这一改变，是为了让有能力的企业真正参与到这一大研发项目当中来。
惟来者可追
中国TD的困难还不仅在于“迟到”。当TD终于跌跌撞撞完成产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时，电信产业的技术版图已发生巨变
中国业界正在作出选择。
今年2月14日，60岁的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明确表示，将携手英国沃达丰、美国Verizon，加入“长期演进技术”的测试。在这里，“长期演进技术”英文为Long Term Evolution（下称LTE），系指原有的3G或前3G技术通过革新演进，进入后3G和4G时代。LTE即属4G范畴。
LTE的技术测试无疑需要运营商的配合。中国移动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下称中国移动），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而且是目前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移动运营商。有关会议资料显示，中国移动与英美两大运营商的测试将主要集中于两类，一为“LTE频分双工”（即LTE/FDD，FDD为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LTE之一），一为“LTE时分双工”（即LTE/TDD，TDD为Time Division Duplex，时分双工，LTE的另一工作方式）。在这里，时分双工（LTE/TDD）即囊括但不限于中国的TD标准向后3G技术演进。
王建宙和他率领的中国移动再一次立于潮头。不过，中国移动能有此举不仅因其面对未来，还因其背负昨天。
在中国国内，这艘中国移动通信业的“航母”已承担了数量最多的TD试验网承建。中国移动因此使命在身——与TD的主要研发者和推动者大唐电信集团一样，要为这艘迟到的大船找到未来的航向。
八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自主3G标准的呼吁者们，称TD会是“中国的一只金鹅”。遗憾的是，这只“金鹅”在商业化道路上苦苦摸索多年，仍未下出金蛋，其显而易见的市场风险至今令参与筹建的运营商们犹豫不决。中国政府为了等待这一标准产业化的成熟，已将3G牌照发放一延再延。
在中国，从进入商业化阶段起始，印有“中国造”标记的TD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令运营商备感头疼；即使是希望获得移动牌照心情最为迫切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亦并不情愿在这里投下赌注。中国移动亦然，董事长王建宙直至2006年仍公开表示，中移动希望推进WCDMA网络的建设，并进而向HSPA升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信运营商高层在按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TD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取决于老百姓买不买。中国消费者选优择优意识非常强，不会像韩国人那样因为是国货就买。”
承建TD试验网的工作，最终作为行政性任务由中国移动、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分摊，其中中国移动承建八个城市；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则分别负责北京、青岛和保定的前期组网工作，而北京试验网也已在2007年前移交给中国移动。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一位接近大唐电信集团高层的人士预计，TD将在今年2月至3月期间开始运营。现在，中国移动TD终端的招标已经开始，3万部手机、1万部数据卡的招标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象征意义不小。
对于TD的市场检验即将开始，而中国TD的困难还不仅在于“迟到”。当TD终于跌跌撞撞完成产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时，整个电信产业的技术版图，已经与中国提出TD标准之初有了巨大变化。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从全球范围看，3G在商业上的成功，未能重现当初数字信号取代模拟信号时所创造的辉煌。
“3G更多地是对2G（GSM）的替代，”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侯自强表示，“今天TD在中国遭遇的困难也是一样。对中国移动来说，同样多的用户，如果还是做语音业务，搞这样的3G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做宽带相关的视频等业务，又显得带宽不足——虽然比GSM要好，但不是大突破。”（参见本期“3G启示录”）
可以想知，时刻关注着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王建宙们此时是何感触。作为专家的侯自强更直言：“TD真正的机会，可能要在4G时代了。”
众人拾柴
未来新的技术发展，应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研发，并分享专利成果
渴望在产业标准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产业界，将希望重新寄托在4G标准研发上。期望与惯性都指向TD。“一个十几年的计划总要有个立足点，从立足点往前发展。”有中国“TD之父”之称的原大唐移动首席科学家李世鹤表示。
很显然，在TD发展的过程中，大唐电信集团始终作为核心的技术专利拥有者和推动者的形象出现。借TD之冲力，大唐集团仍会成为中国冲刺4G时代的一个主导者，其本身自然也踌躇满志。
不过，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以及后续4G标准的启动，尽管需要考虑TD研发主体的延续性，但绝不能仅仅依靠大唐电信集团。未来新的技术发展应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研发，并分享专利成果。
2008年1月7日，就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不久，大唐电信集团与爱立信即宣布成立LTE联合研究中心，共同推动LTE/TDD技术标准的发展及相应的研发工作。爱立信的技术偏长于TD的技术对手WCDMA，两者合作，本身就是新的姿态。这表明，单独握有并执着于TD技术的大唐电信集团，也在商用的意义上寻求合作乃至融合。
就在大唐电信宣布与爱立信合作的同日，另一家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也宣布，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可行性论证会上，华为无线接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华为实验室）顺利通过，成为“惟一一家在无线通信接入领域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
此外，中兴通讯、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也已在进行LTE/TDD的研发。2004年11月，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与大唐移动成立合资公司，推进TD的产业化。
2005年，中兴通讯开始在TD方面发力，在此后的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也最大。平安证券分析师刘军分析认为，中兴通讯拿下了中国移动集团TD试验网无线接近45.54％的市场份额。
大唐电信集团接近“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人士透露，大唐曾在2007年间提出4G方案，但也有其他部门、机构和公司提出其他方案。根据“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精神，有关资金将根据各项目和参与厂商的不同分配下去。
“比如，科技部刚刚审批的华为实验室、大唐电信集团的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大唐实验室），都有可能获得重大专项的资金支持，但侧重点会各不相同。”这位消息人士透露。
有多个企业的参与，不仅可以使中国采摘未来TD成熟之果更具把握，而且为未来中国4G技术的演进保留了多种技术可能性。业内资深观察家指出，大唐、中兴、华为三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在4G时代的策略和方向并不一致。中兴、华为作为充分市场化的公司，均同时在TD、WCDMA、CDMA2000以及WiMAX在内的所有技术标准中下注，中兴和华为还是WiMAX论坛董事会成员。只有大唐专注于TD标准的演进。
如果这些参与者如愿与偿，中国为4G研发搭建的这个框架显然较之TD时代开放和进步得多，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其一，在吸纳了更多公司参与之后，未来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知识产权上的比例，将成为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对于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华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研成果，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分成和归属的难题。大唐与中兴虽同属国有控股企业，但一个准备上市，一个已经上市，其实验室的设置和归属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其二，由于重大专项涉及部门庞杂，财政部、发改委、信产部、科技部等均参与其中。未来是否会出现部门“山头之争”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研发领域引入竞争和结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研发投资风险。竞争不可怕，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建立良性选择机制，在竞争之中选择真正优秀适用的技术。
妥协与融合
主流标准与主导者——4G时代的“熊掌与鱼”可兼得乎
在TD的所有遗产中，最尴尬之处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用户，且其困守中国一隅几成定局，国际市场空间无从谈起。以此为鉴，中国在即将启动的4G标准研发上，正在尝试一种更为开放和务实的态度。
简要地说，未来通向4G的长期演进技术（LTE）有多种技术提案，主要分为频分双工与时分双工两大类，分称FDD和TDD。两类中又有不同分派，中国的TD，属TDD，亦即时分双工中的一支。
中国业界的努力旨在寻求多方位的兼容。同样是王建宙和他的中国移动在行动，同样是在海外。2007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大会上，通过了由中国移动联合27家海外公司提出的LTE/TDD融合帧结构建议——在这里，“融合”既指TDD内部两个版本之间的融合，更包括TDD与FDD的兼容。
“此前欧洲也在搞一个TDD的LTE版本。如果出现两个TDD方案的话，就可能出现TD只在中国使用而不是一个国际标准的风险。”原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李默芳告诉《财经》记者，“因此，中国移动建议，要把两个TDD方案融合在一起，还要把TDD与FDD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实现与FDD兼容，也是这一融合方案的目标之一。
在当前的融合方案当中，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李默芳认为，这一方案“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此事意义深远，非同小可。”侯自强则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这为TD进入国际（4G）主流标准开启了大门，可以在国际主流的通信标准的战场上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与跨国公司竞争。”
侯自强认为，“WCDMA有几亿用户，而TD现在才刚开始，规模比较小，随时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我们融合到主流标准里面，有一部分专利是我们的，我们也就成为主流了。”
“单纯依靠国家行政干预来维持TD的所谓江湖地位，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信产部电信研究院的一位专家指出，只有融入国际标准的主流参与竞争，才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
“不论设备制造商还是运营商，都是支持（融合）的，因为这对他们都有利。”该专家向《财经》记者分析说，中兴、华为这样的电信设备商由于其市场定位在全球市场，因此标准的融合统一对他们更有利。
融合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报告中，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在提到4G标准的原则时也明确提及，TDD和FDD将采用统一的网络架构，并从市场角度考虑演进路线的可能性。
北京邮电大学无线信号处理与网络实验室的汪剑锋则撰文分析，WCDMA的启动商用时间较早，如果能实现FDD与TDD融合，很多FDD系统也将支持TD的演进版本，这对TD-SCMA的长期演进来说是利大于弊。此外，在频谱资源方面，TD所处的TDD频段更为丰富，很多WCDMA运营商可以考虑在不增加额外投资的情况下，在有限频谱资源上提供服务。
“中国移动急于在LTE产业进展上体现自己的话语权，是中国移动希望通过推动LTE来反向增强自己可能需要运营的TD网络的前景。”一位运营商技术部负责人分析说，TD演进中的趋势越来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追求更为融合的国际化标准的合力已经出现。
对于TDD融合的结果，也有分析人士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相对TD来说，LTE/TDD融合标准国际化参与程度高得多，在标准环节上，跨国公司占据话语权。好消息是，TD融入主流标准；坏消息则是，国内设备商从3G时代TD的主导者变成了LTE/TDD里的参与者，欧美设备商作为3G时代TD的反对者，现在却成为LTE/TDD的同盟军。
悲观论者有之。“这绝对不是什么TD的胜利，”一位运营商技术部负责人表示，“此举事实上是进一步把TD边缘化了，从一个独立的国际标准沦为国际标准的一个选项。”
不过，支持者仍是主流——与其困守一隅，不如走出去与主流标准融合，而这一融合之举可能会对中国未来自主标准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侯自强告诉《财经》记者，“（4G）未来大局已定，中国会与LTE一起走，会融合在一起。我个人认为，我们单独提一个（4G标准）的可能性很小。”
TD昨与今
还远未画上句号的TD实验能不能成为一面镜子？“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意志如何与市场的选择很好地结合起来”
TD仍在继续其规模化商用之路。但是，真正留给TD表演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荷兰银行分析师Wendy Liu 认为，如果LTE（即指4G——编者注）在2012年开始商业化，只会为3G的使用周期留下四到五年的时间，大规模的建3G网将会不“经济”。
TD过往十年的经历，给中国通信行业自主研发道路留下的镜鉴颇多。回望过去，应当具体由哪些企业承担自主标准研发和产业化？是自成体系还是融入主流标准？方方面面，TD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即将开始实施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
“从怎么提出标准、怎么做研发再到怎么做推广，TD都是一面镜子。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电信研发以及产业化的水平，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这种组织实施方面的能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楼培德分析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意志如何与市场的选择很好地结合起来。”
业界普遍承认，当前TD最大的软肋，在于其名为国际标准，但至今仍是“中国标准”，参与企业、布网地区基本都在中国。2007年，韩国SK电讯在韩国国内建设了一张TD的试验网，成为其国际影响力的惟一证明。但是，有熟悉该试验网进展的人士介绍，韩国试验网很小，更多地是SK电讯为进入中国而贡献的“礼物”。
“TD要想成功突破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相当大，这些市场的运营商肯定会选择技术最成熟、产业化最强的技术标准。”信产部一位官员表示，“TD开拓国际市场，更应该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市场。
华为的一位副总裁则指出，大唐电信在TD上的固步自封、严防死守导致了TD产业化进程的落后。中国的TD至今都推不出竞争力很强的终端产品，已经推出的产品存在各种问题，加大了运营商的市场风险，使其不愿卷入TD。
新的4G之路上，中国需要重思TD标准进程中遭遇的种种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也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架构。
不同的公司、机构和利益集团已在试图参与并左右这一前景。电信设备商中，大唐、华为、中兴通信及一些外资在华企业都相当活跃；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移动在积极提出标准建议，并试图成为技术发展道路上的主导力量；即将加入移动通信市场的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亦在高度关注中国4G之路。
“中国移动之外的三家运营商的困境，或多或少都与TD进展的缓慢有莫大的关系。但是作为国家战略，推进TD以及自主标准的发展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一位负责技术研发的人士表示，“我们和中国网通会参与部分无线宽带项目的技术试验。”
截至目前，中国的4G路表现了中国继续推进TD技术继续演进的决心，但并未完全堵死其他的可能性。“（这个专项）一直要到2020年，未来的各种可能都会考虑进去，这个项目包括但不只是4G。”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项论证委员会成员告诉《财经》记者，“方案有好几条技术路线，不能说绝对就是TD。”
国际电联将从2008年开始征集4G标准，电信研究院无线标准所副所长王志勤介绍，这一征集的时间是从2008年10月开始到2009年6月。
还有一年半时间——中国是单独提交自己的4G标准，还是提出LTE/TDD的融合标准，抑或有第三种方案？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3G未至，4G已近。
又是手机，又在无线通信领域。如果没有意外，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一个大胆的科研计划即将正式启动。它的投入规模之大、参与力量之多、产业影响之深，将令人叹为观止。
新科研计划为期长达15年，清晰勾勒了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第三代（3G）到第四代（4G）的演进道路，其结局势必影响中国甚至全球“4G时代”的版图。科研计划的参与者多惜字如金，他们曾为此签下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将在方案公布后方才失效。按照一位计划论证过程主要参与人谨慎透露的说法：“未来15年可能的技术都包括在内，有3G的产业化、3G后的增强技术，也包括了4G的内容。”
这一重大举措的影响力毋庸置疑。2007年12月26日，这个被称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下称“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已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
《财经》记者从多方证实，重大专项仅国家财政投入至少在200亿元以上，总投入甚至可能超过700亿元。而在无线通信领域，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印记的TD-SCDMA（下称TD）技术，在过去十年的投入总和亦不过50亿元。
与此同时，争夺已经展开。从这个庞大的计划酝酿之初，由谁来主导、以何种技术为基础打通中国4G之路，就已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计划从上至下，又从下至上，几经反复，才最终成形。
据《财经》记者获悉的方案轮廓，已深刻影响了中国通信行业近十年进程的TD，将在未来十年继续施加其影响力；而沿着TD复杂的足迹，一个更加开放的4G研发架构正在搭建之中，其目标，理当朝向迅速产业化的商业前景。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中的亮点亦清晰可见。
无线时代
仅有决心远远不够。“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两点：一是有没有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二是有没有在复杂严峻的条件下做市场普及和推广的策略”
世界在信息产业狂飙中疾行。急追世界的中国人，有意或无意，已经历一轮无线通信科技知识的洗礼和普及。“2G”或“3G”，“GSM”“CDMA”或是“TDS-CDMA”，这些英文缩写字母，包含着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复杂内涵，早已经融入了中国业界人士日常生活的常用辞典。它们记载着急速变迁的时代轨迹（参见本期“从2G到3G到4G”）。
十多年前，富人们才用得起的手提“大哥大”还宛若眼前，第一代无线通信系统（1G）早已是明日黄花。以数字技术取代了模拟技术，第二代无线通信技术（2G）自上世纪末大行天下。当时，普通人还在为各种新款手机的亮相而兴奋不已，而3G的辉煌已经在招手。
2G仍是语音的时代，3G则使无线通信进入图像与视频世界。2006年以来，3G在世界上已经跨入商用推广普及期（详见本期“3G启示录”），但在中国迄今尚未正式起步。而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4G现在已经曙光在前。按专业界人士的说法，4G到来的时间可能早至，当在2012年左右，距今只有四五年了。
从3G到4G，以数字来衡量，意味着数据传输速率从每秒2兆提至每秒1000兆。如果说，3G使手机从语音时代跨入图像和视频时代的门槛，4G将把手机推上视频时代的高速公路——在这里，下载一部数百兆大小的电影，只需要几秒钟时间。时至近日，拥有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的中国，已经或力争跻身于世界级通信及通信设备企业的中国业界，对于未来的4G必然雄心勃勃。
于技术的意义上，这种雄心关注国际标准的确定。未来的4G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这些标准之一倘具备或是部分具备中国企业享有专利的技术，可能带来4G时代中国可获得的巨大利益，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格局和技术选择，也关系到4G时代的世界产业版图。
即将启动的庞大科研计划就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不过，恰如UT斯达康首席科学家杨景指出，仅有决心还远远不够。“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两点：一是有没有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二是有没有在复杂严峻的条件下做市场普及和推广的策略。”
迄今为止，站在3G的门槛上，中国握有尚未商业化、但得到国际3G标准认可的TD技术。其竞争对手，则是同样获得认可、世界上已经相当成功且广泛商业化的公司——由美国高通公司掌握的CDMA2000、主要由欧洲电信企业掌握的WCDMA，以及两大成功标准的演进技术等。在3G来临之时，中国的TD还面临着某些技术障碍，其即将开始的商业化进程必然充满挑战。
TD：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聚焦在TD和其未来的演进道路上
再有一个月，至2008年3月，“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就要公之于众。几乎没有人怀疑TD在其中的影响力。
“中国在3G时代有为国际标准所接受的TD，是一个重要突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侯自强这样表示：“保证中国在未来宽带无线通信方面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它的目的，不单是我们拥有多少用户，而且是在未来拥有多少知识产权。”
中国TD标准的重要推动者、原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寰证实：“以TD为基础，到HSPA（High Speed Downlink/Up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上行/下行分组接入技术，3G技术的增强版本），再到将来的4G技术，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都有所体现。”周寰也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11人论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参与了“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讨论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此专项的投资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参与讨论的单位和专家人数远超以往，时间跨度也非常长，论证过程非常复杂。
严格地说，2006年2月9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其中就包括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此举可视为中国4G筹备的前奏阶段。
此后，信息产业部于2006年11月披露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的项目中，包括了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增强型3G研发与产业化以及B3G研究开发。这已经与4G明确呼应。
其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专家组已经成立，意味着中国的4G筹备正式启幕。
此一时期，“中国版TD试验网”在朝向3G商用的实践中忽而柳暗，忽而花明，而决策层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地指向支持TD。中国政府以拒绝发放3G牌照的态度，表明要在本国3G市场推进TD标准。而对于已落后于3G产业化进程的TD来说，如果不能获得新的动力与支持，商业生存空间将不容乐观（参见本期“TD升级路”）。
怎样为已经投入巨额资金的TD标准谋求更为宽裕的生存空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专项策划正当其时。专项专家组鼎力维护TD。不止一位重大专项论证委员会的专家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一庞大计划的基础——“TD肯定会是主线索”。
“如果不抓住眼前这两年的时间，可能会彻底失去机会。”一位自始至终参与了TD测试的工程师直言。
在信产部“十一五计划”披露的无线宽带通信有关内容中，关于“增强型３G研发与产业化”一项，也着重强调“增强型TD的研发与产业化”。“这一点对TD尤为重要，”大唐移动负责技术的高层告诉《财经》记者，“这样一条道路保证了TD能够平滑演进，也就保证了这一技术标准的长久生命力。”
荷兰银行分析师Wendy Liu在其最新报告中分析说，“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聚焦在TD和其未来的演进道路上。
政府态度已明。企业选择即成为中国未来在3G和4G道路上如何推进的关键。
700亿元与新机制
计划模式要改变。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政府将把大量资金直接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实验室
为了在3G时代分享利益，中国已经付出了很多；为了未来的4G，中国正在考虑付出更大的成本。国家会拿出多少钱？怎么花这些钱？最后的方案，同样会在今年3月中旬人代会期间面世。
如同不久前通过的大飞机项目和登月计划，“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是中国面向20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内容之一。就内容而言，它意味着三方面的研发需求：海量的新一代移动（cell）通信、宽带无线接入，以及短距离传感器网络（即类似于WIFI的热点覆盖如何实现高速度——编者注）。
据财政部人士介绍，截至2020年，包括“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在内，共设立16个重大科技专项。经测算，包括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内，总投资将达到1万亿元之巨。其中，中央财政直接承担的经费有2000多亿元，每个项目均将获得上百亿元的资金支持。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毫无疑问将从中获得关键性支持。北京邮电大学新技术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编制委员的张平告诉《财经》记者，这一专项研发，政府将会直接投资200多亿元，参与专项的企业自筹资金500多亿元，总计投入达700多亿元。
“中央财政投入主要是在前期基础研究阶段。到了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发展阶段，主要还是依靠市场。投入方式是预算拨款。”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分析说，“财政部确定的原则是成熟一个，启动一个；设专款保障一个。”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2007年底的讲话中已经透露，这一项目将会由信产部具体负责实施。《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信产部很有可能会成立新的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和组织研发力量，管理国家研发资金的使用。
中国政府也在考虑在这个重大专项的研发过程中试验新的机制。以前科研项目的资金多数是由科技部直接划拨给研发单位，在研发成果出来之后，再由科技部组织验收。
“很多项目在领导来验收、庆功完毕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结果大批研发资金投入白白流失。科研院所与企业不一样，他们的考核标准是完成了多少科研项目，而不是科研项目最终的实际效果如何。”安捷伦中国公司工程师赵鑫翔曾多次参与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他认为，“这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些科研院所，根本上还是科研体制带来的弊端。”
“国家的科研经费在划拨给科研院所之后，基本上也就成了一次性的投入支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俊德告诉《财经》记者，“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资金的管理并不完全能够跟上。”
这一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研发资金募集、使用和管理模式，可能会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中获得不小的改善——政府将把大量资金直接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实验室。
参与专项论证过程的科技部官员强小哲告诉《财经》记者，作出这一改变，是为了让有能力的企业真正参与到这一大研发项目当中来。
惟来者可追
中国TD的困难还不仅在于“迟到”。当TD终于跌跌撞撞完成产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时，电信产业的技术版图已发生巨变
中国业界正在作出选择。
今年2月14日，60岁的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明确表示，将携手英国沃达丰、美国Verizon，加入“长期演进技术”的测试。在这里，“长期演进技术”英文为Long Term Evolution（下称LTE），系指原有的3G或前3G技术通过革新演进，进入后3G和4G时代。LTE即属4G范畴。
LTE的技术测试无疑需要运营商的配合。中国移动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下称中国移动），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而且是目前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移动运营商。有关会议资料显示，中国移动与英美两大运营商的测试将主要集中于两类，一为“LTE频分双工”（即LTE/FDD，FDD为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LTE之一），一为“LTE时分双工”（即LTE/TDD，TDD为Time Division Duplex，时分双工，LTE的另一工作方式）。在这里，时分双工（LTE/TDD）即囊括但不限于中国的TD标准向后3G技术演进。
王建宙和他率领的中国移动再一次立于潮头。不过，中国移动能有此举不仅因其面对未来，还因其背负昨天。
在中国国内，这艘中国移动通信业的“航母”已承担了数量最多的TD试验网承建。中国移动因此使命在身——与TD的主要研发者和推动者大唐电信集团一样，要为这艘迟到的大船找到未来的航向。
八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自主3G标准的呼吁者们，称TD会是“中国的一只金鹅”。遗憾的是，这只“金鹅”在商业化道路上苦苦摸索多年，仍未下出金蛋，其显而易见的市场风险至今令参与筹建的运营商们犹豫不决。中国政府为了等待这一标准产业化的成熟，已将3G牌照发放一延再延。
在中国，从进入商业化阶段起始，印有“中国造”标记的TD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令运营商备感头疼；即使是希望获得移动牌照心情最为迫切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亦并不情愿在这里投下赌注。中国移动亦然，董事长王建宙直至2006年仍公开表示，中移动希望推进WCDMA网络的建设，并进而向HSPA升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信运营商高层在按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TD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取决于老百姓买不买。中国消费者选优择优意识非常强，不会像韩国人那样因为是国货就买。”
承建TD试验网的工作，最终作为行政性任务由中国移动、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分摊，其中中国移动承建八个城市；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则分别负责北京、青岛和保定的前期组网工作，而北京试验网也已在2007年前移交给中国移动。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一位接近大唐电信集团高层的人士预计，TD将在今年2月至3月期间开始运营。现在，中国移动TD终端的招标已经开始，3万部手机、1万部数据卡的招标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象征意义不小。
对于TD的市场检验即将开始，而中国TD的困难还不仅在于“迟到”。当TD终于跌跌撞撞完成产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时，整个电信产业的技术版图，已经与中国提出TD标准之初有了巨大变化。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从全球范围看，3G在商业上的成功，未能重现当初数字信号取代模拟信号时所创造的辉煌。
“3G更多地是对2G（GSM）的替代，”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侯自强表示，“今天TD在中国遭遇的困难也是一样。对中国移动来说，同样多的用户，如果还是做语音业务，搞这样的3G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做宽带相关的视频等业务，又显得带宽不足——虽然比GSM要好，但不是大突破。”（参见本期“3G启示录”）
可以想知，时刻关注着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王建宙们此时是何感触。作为专家的侯自强更直言：“TD真正的机会，可能要在4G时代了。”
众人拾柴
未来新的技术发展，应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研发，并分享专利成果
渴望在产业标准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产业界，将希望重新寄托在4G标准研发上。期望与惯性都指向TD。“一个十几年的计划总要有个立足点，从立足点往前发展。”有中国“TD之父”之称的原大唐移动首席科学家李世鹤表示。
很显然，在TD发展的过程中，大唐电信集团始终作为核心的技术专利拥有者和推动者的形象出现。借TD之冲力，大唐集团仍会成为中国冲刺4G时代的一个主导者，其本身自然也踌躇满志。
不过，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实施，以及后续4G标准的启动，尽管需要考虑TD研发主体的延续性，但绝不能仅仅依靠大唐电信集团。未来新的技术发展应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研发，并分享专利成果。
2008年1月7日，就在“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不久，大唐电信集团与爱立信即宣布成立LTE联合研究中心，共同推动LTE/TDD技术标准的发展及相应的研发工作。爱立信的技术偏长于TD的技术对手WCDMA，两者合作，本身就是新的姿态。这表明，单独握有并执着于TD技术的大唐电信集团，也在商用的意义上寻求合作乃至融合。
就在大唐电信宣布与爱立信合作的同日，另一家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也宣布，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可行性论证会上，华为无线接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华为实验室）顺利通过，成为“惟一一家在无线通信接入领域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
此外，中兴通讯、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也已在进行LTE/TDD的研发。2004年11月，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与大唐移动成立合资公司，推进TD的产业化。
2005年，中兴通讯开始在TD方面发力，在此后的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也最大。平安证券分析师刘军分析认为，中兴通讯拿下了中国移动集团TD试验网无线接近45.54％的市场份额。
大唐电信集团接近“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的人士透露，大唐曾在2007年间提出4G方案，但也有其他部门、机构和公司提出其他方案。根据“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精神，有关资金将根据各项目和参与厂商的不同分配下去。
“比如，科技部刚刚审批的华为实验室、大唐电信集团的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大唐实验室），都有可能获得重大专项的资金支持，但侧重点会各不相同。”这位消息人士透露。
有多个企业的参与，不仅可以使中国采摘未来TD成熟之果更具把握，而且为未来中国4G技术的演进保留了多种技术可能性。业内资深观察家指出，大唐、中兴、华为三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在4G时代的策略和方向并不一致。中兴、华为作为充分市场化的公司，均同时在TD、WCDMA、CDMA2000以及WiMAX在内的所有技术标准中下注，中兴和华为还是WiMAX论坛董事会成员。只有大唐专注于TD标准的演进。
如果这些参与者如愿与偿，中国为4G研发搭建的这个框架显然较之TD时代开放和进步得多，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其一，在吸纳了更多公司参与之后，未来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知识产权上的比例，将成为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对于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华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研成果，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分成和归属的难题。大唐与中兴虽同属国有控股企业，但一个准备上市，一个已经上市，其实验室的设置和归属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其二，由于重大专项涉及部门庞杂，财政部、发改委、信产部、科技部等均参与其中。未来是否会出现部门“山头之争”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研发领域引入竞争和结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研发投资风险。竞争不可怕，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建立良性选择机制，在竞争之中选择真正优秀适用的技术。
妥协与融合
主流标准与主导者——4G时代的“熊掌与鱼”可兼得乎
在TD的所有遗产中，最尴尬之处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用户，且其困守中国一隅几成定局，国际市场空间无从谈起。以此为鉴，中国在即将启动的4G标准研发上，正在尝试一种更为开放和务实的态度。
简要地说，未来通向4G的长期演进技术（LTE）有多种技术提案，主要分为频分双工与时分双工两大类，分称FDD和TDD。两类中又有不同分派，中国的TD，属TDD，亦即时分双工中的一支。
中国业界的努力旨在寻求多方位的兼容。同样是王建宙和他的中国移动在行动，同样是在海外。2007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大会上，通过了由中国移动联合27家海外公司提出的LTE/TDD融合帧结构建议——在这里，“融合”既指TDD内部两个版本之间的融合，更包括TDD与FDD的兼容。
“此前欧洲也在搞一个TDD的LTE版本。如果出现两个TDD方案的话，就可能出现TD只在中国使用而不是一个国际标准的风险。”原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李默芳告诉《财经》记者，“因此，中国移动建议，要把两个TDD方案融合在一起，还要把TDD与FDD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实现与FDD兼容，也是这一融合方案的目标之一。
在当前的融合方案当中，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李默芳认为，这一方案“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此事意义深远，非同小可。”侯自强则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这为TD进入国际（4G）主流标准开启了大门，可以在国际主流的通信标准的战场上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与跨国公司竞争。”
侯自强认为，“WCDMA有几亿用户，而TD现在才刚开始，规模比较小，随时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我们融合到主流标准里面，有一部分专利是我们的，我们也就成为主流了。”
“单纯依靠国家行政干预来维持TD的所谓江湖地位，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信产部电信研究院的一位专家指出，只有融入国际标准的主流参与竞争，才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
“不论设备制造商还是运营商，都是支持（融合）的，因为这对他们都有利。”该专家向《财经》记者分析说，中兴、华为这样的电信设备商由于其市场定位在全球市场，因此标准的融合统一对他们更有利。
融合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报告中，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在提到4G标准的原则时也明确提及，TDD和FDD将采用统一的网络架构，并从市场角度考虑演进路线的可能性。
北京邮电大学无线信号处理与网络实验室的汪剑锋则撰文分析，WCDMA的启动商用时间较早，如果能实现FDD与TDD融合，很多FDD系统也将支持TD的演进版本，这对TD-SCMA的长期演进来说是利大于弊。此外，在频谱资源方面，TD所处的TDD频段更为丰富，很多WCDMA运营商可以考虑在不增加额外投资的情况下，在有限频谱资源上提供服务。
“中国移动急于在LTE产业进展上体现自己的话语权，是中国移动希望通过推动LTE来反向增强自己可能需要运营的TD网络的前景。”一位运营商技术部负责人分析说，TD演进中的趋势越来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追求更为融合的国际化标准的合力已经出现。
对于TDD融合的结果，也有分析人士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相对TD来说，LTE/TDD融合标准国际化参与程度高得多，在标准环节上，跨国公司占据话语权。好消息是，TD融入主流标准；坏消息则是，国内设备商从3G时代TD的主导者变成了LTE/TDD里的参与者，欧美设备商作为3G时代TD的反对者，现在却成为LTE/TDD的同盟军。
悲观论者有之。“这绝对不是什么TD的胜利，”一位运营商技术部负责人表示，“此举事实上是进一步把TD边缘化了，从一个独立的国际标准沦为国际标准的一个选项。”
不过，支持者仍是主流——与其困守一隅，不如走出去与主流标准融合，而这一融合之举可能会对中国未来自主标准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侯自强告诉《财经》记者，“（4G）未来大局已定，中国会与LTE一起走，会融合在一起。我个人认为，我们单独提一个（4G标准）的可能性很小。”
TD昨与今
还远未画上句号的TD实验能不能成为一面镜子？“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意志如何与市场的选择很好地结合起来”
TD仍在继续其规模化商用之路。但是，真正留给TD表演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荷兰银行分析师Wendy Liu 认为，如果LTE（即指4G——编者注）在2012年开始商业化，只会为3G的使用周期留下四到五年的时间，大规模的建3G网将会不“经济”。
TD过往十年的经历，给中国通信行业自主研发道路留下的镜鉴颇多。回望过去，应当具体由哪些企业承担自主标准研发和产业化？是自成体系还是融入主流标准？方方面面，TD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即将开始实施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专项。
“从怎么提出标准、怎么做研发再到怎么做推广，TD都是一面镜子。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电信研发以及产业化的水平，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这种组织实施方面的能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楼培德分析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意志如何与市场的选择很好地结合起来。”
业界普遍承认，当前TD最大的软肋，在于其名为国际标准，但至今仍是“中国标准”，参与企业、布网地区基本都在中国。2007年，韩国SK电讯在韩国国内建设了一张TD的试验网，成为其国际影响力的惟一证明。但是，有熟悉该试验网进展的人士介绍，韩国试验网很小，更多地是SK电讯为进入中国而贡献的“礼物”。
“TD要想成功突破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相当大，这些市场的运营商肯定会选择技术最成熟、产业化最强的技术标准。”信产部一位官员表示，“TD开拓国际市场，更应该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市场。
华为的一位副总裁则指出，大唐电信在TD上的固步自封、严防死守导致了TD产业化进程的落后。中国的TD至今都推不出竞争力很强的终端产品，已经推出的产品存在各种问题，加大了运营商的市场风险，使其不愿卷入TD。
新的4G之路上，中国需要重思TD标准进程中遭遇的种种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也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架构。
不同的公司、机构和利益集团已在试图参与并左右这一前景。电信设备商中，大唐、华为、中兴通信及一些外资在华企业都相当活跃；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移动在积极提出标准建议，并试图成为技术发展道路上的主导力量；即将加入移动通信市场的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亦在高度关注中国4G之路。
“中国移动之外的三家运营商的困境，或多或少都与TD进展的缓慢有莫大的关系。但是作为国家战略，推进TD以及自主标准的发展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一位负责技术研发的人士表示，“我们和中国网通会参与部分无线宽带项目的技术试验。”
截至目前，中国的4G路表现了中国继续推进TD技术继续演进的决心，但并未完全堵死其他的可能性。“（这个专项）一直要到2020年，未来的各种可能都会考虑进去，这个项目包括但不只是4G。”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项论证委员会成员告诉《财经》记者，“方案有好几条技术路线，不能说绝对就是TD。”
国际电联将从2008年开始征集4G标准，电信研究院无线标准所副所长王志勤介绍，这一征集的时间是从2008年10月开始到2009年6月。
还有一年半时间——中国是单独提交自己的4G标准，还是提出LTE/TDD的融合标准，抑或有第三种方案？答案很快就会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