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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白寿彝老先生曾经写到：“新四军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政治史，其次才是军事史”，从新四军组建开始，内部的政治博弈与外部的政治斗争始终伴随其发展。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于盐城重建军部，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努力下，开始向组织上强固、政治上坚定的“铁一般党军”转变。这一时期，华中局、新四军遵照中央要求，结合自身状况，努力解决、消除存在的独立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等土地革命时期和皖南军部时期的种种积弊，提出并践行了解决党内矛盾、规范组织生活和加强党性锻炼的科学思路与规章制度。
新四军建设的方向是“党军”，顾名思义，是确立中共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天然地要求党内诸多关系的平衡与协调、最大限度的发挥组织优势，始终如一的贯彻中央意志。为达成这一目标，新四军必须努力保证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存在规范、科学的党内政治生活，这种生活既能够使组织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组织之间形成上下双行、中行平等的交流、沟通渠道，进而有效教育、管理党员，维护组织权威，同时也能及时倾听、了解党员想法，保证党员权利，提高党员忠诚度和归属感，最终发挥“党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党内、军内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前学术界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定义有两种维度。广义上是指党内的各种活动，包括党组织对党员进行的各种教育、监督、管理和帮助等；狭义上仅指党的组织生活。当我们把党内政治生活放到党政军一体的新四军中来观察时，会发现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规范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和凝聚力的高低。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的分歧和争议，某种意义上影响了皖南军部时期新四军的作战和皖南事变中的突围；皖南事变前因国民党不容忍设置政治委员，故部队中亦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限制了新四军的进一步发展；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代军长陈毅和代政委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黄花塘风波”的爆发，亦影响新四军高层之间的团结和稳定。但新四军重建军部伊始，在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的领导下，新四军在党内生活规范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因此，本文论述的新四军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努力属于广义的范畴，包括党内各种活动、约束、教育和党的组织生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于盐城重建军部，组建和规划了新的领导机构与部队编制。新军部在新的组成成份、新的根据地、新的斗争形势面前，面临着千头万绪的工作亟需解决，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统一党内思想，树立组织权威，而抓手便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的领导，注重党性教育。
1.吸取皖南军部的教训。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形成了七师一旅的规模，但编制上的统一不代表思想上的统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的发动政治攻势，控制国统区舆论，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例如当时国統区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社会工人报》等舆论均不负责任的斥责新四军“游而不击”“不遵纪律”，甚至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第三方舆论《申报》，在皖南事变后也发出社评称：“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价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战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申报》1941年1月31日）。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新四军除“军事上遭受严重损失外，其抗战以来的战绩与名誉也几被‘消弭殆尽’”。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匆匆发布了一份《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严厉批评指责项英、袁国平犯的错误，虽然此件仅向高级干部传达，但在当时内外批评的情况下，新四军将士不可避免的会在思想上形成一定的混乱。对于深入敌后作战的军队来讲，缺少权威的认同、正确的指挥、统一的思想，军队是不可能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所以，强化对新四军将士、尤其是对党员的组织教育、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对于新成立的军部来说是首要大事，全面深入的领导全党全军吸取皖南军部的教训，便成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之事。
2.消弭整编部队的影响。重建后的新四军，基本上整编了华中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中有些武装背景复杂、实力不一、自成体系。这对新四军新军部的统一领导、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立足以及部队战斗力的全面发挥形成一定的挑战。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实力强大、资格老道；整编进来的一些义勇军、游击队，甚至新四军中的部分将士习惯于以往走州过府的工作，习惯于流动游击、攻城掠地进行人、枪的积累，而对于发展、建设、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对组织部队业务学习、集体整训则不认真、不积极、不情愿。因此陈毅总结：“那种习惯于发展、扩大、追求数量的工作热情，必然与力求巩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务发生矛盾”，简单来说便是新四军将士中存在着主观愿望和斗争形式不相匹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党组织对将士进行理论教育和形势教育，因此，这一必要性有力地推动着新四军重建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3.化解各种“主义”的干扰。新四军上承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被百姓冠以“铁军”称号；其前身是历经磨难，风霜雨雪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这样的历史渊源，一方面为新四军提供着深厚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给新四军留存了不少思想痼疾。陈毅、刘少奇多次指出新四军之中存在着山头主义、游击主义、宗派主义、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保守主义等等阻碍军队正规化、政治化、党化的各种落后思想。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思想，有的或许在特定的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的则自其滋生之时便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阻碍。当重建的新四军向着正规化和党军化迈进之时，在党内、军内有组织、有计划的涤荡这些落后思想便成为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之举。
4.坚持敌后作战的要求。当新四军从皖南山区转战华中敌后，“东进北上”的战略得以落实后，必然要求一定的组织教育、发展策略、战术战法、战争理念的跟进，甚至对刚摆脱国民党于党内军内掣肘的新四军来说，在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方面都是新的课题。从政治上来看，皖南时期的新四军隶属于国家正规军队编制，将士们的吃饭、穿衣、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国民政府调拨和社会捐款，虽然备受国民党克扣，但出于合作抗日的需要，新四军没有在皖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从军事上来看，皖南山区的地理环境适合传统游击战的要求，在正确的战术方针下，新四军创造了诸如蒋家河口战斗、繁昌保卫战等经典战例。但是，当新四军转战河网密布的苏北平原之后，无论是政治环境、斗争形势还是发展方向都有了新的要求：反扫荡、开辟根据地、巩固政权、统一战线、改善民生等等，无一不考验着军部重建后的新四军。陈毅指出：“意志不统一必造成行动的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必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因此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为适应华中敌后作战的现实需要，客观要求新四军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上理顺党政军三者的关系，形成对华中局、新军部领导权威和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严格服从。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努力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开始从受制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向着中共独立自主领导、党政军一体、“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正规化武装集团转型，这种转型不单单是隶属关系的转换，更要求在思想和政治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军事组织和技术上有优越性、军纪上兼顾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行政事务上集中统一、高效敏捷、作风上充满革命热情和远大理想。能否成功完成这种“党化”的转型，其核心在于党组织能否坚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发挥号召力和凝聚力，领导组织内的党员构建权威认同、思想统一与良性互动的党内政治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中局、新军部审时度势，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进行三种类型的努力和尝试：
努力构建完备的教育体系，使各级党员接受充分的党性教育和锻炼，帮助和要求党员消除落后观念。在开展党的教育方面，华中局、新军部对三个层次的党员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教育活动。针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主要通过华中局党校，分批轮训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员干部。新四军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提高部队的党性首先要提高干部的党性”，“几万人的进退生死都决定于一个或几个干部之手……如其服从党、拥护党，运用政策灵活，自己党性坚强时，于革命于党都是无价之宝……反之……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败”（陈毅《论建军工作》）。针对军队和地方上普通党员的教育，则通过党支部、政工人员组织集体讨论和学习，根据基层党员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个人文化知识水平层次不一的实际进行灵活机动的安排，运用基层党员喜闻乐见的报告会、讨论会以及剧目等形式开展多样教育。针对积极分子、青年学生、新同志等潜在党员群体，主要通过抗大分校进行教育。陈毅代军长指出：“共产党本身是先锋队，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锋队是不可能胜利的，先锋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冲锋陷阵作战英勇牺牲，而且在于他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作自己的后备队，共同前进”（陈毅《论建军工作》）。新四军举办的各抗大分校既面向社会招生，同样也从党政军内调训基层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党性锻炼、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从而起到为党组织提供后备力量的保障作用。
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权威性，发挥监督领导作用，及时惩处教育不合格党员，提高党的纯洁性。华中局、新军部及时总结新四军皖南时期党内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赋予政委“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方针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陈毅《论建军工作》）的地位，拥有对军队中一切工作、一切行动的督导权与最后决定权；二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组织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三是加大对党政军干部的监督、审查、整顿。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出台的整顿“三风”决定，华中局、新军部领导开展了以锻炼党性、增强组织观念、清洗坏分子、保障干部纯洁性、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作用为根本目的审查工作，并开始“履历书”制度的施行。从而对有错误思想倾向的党员形成有效震慑，并在这一过程中及时教育党员干部，提高组织生活觀念。
努力构建党内顺畅的沟通交流渠道，发挥党支部的作用，确保党组织的活力。刘少奇是党内公认的理论大家，他领导的华中局、新四军对这一时期党内组织生活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创新。首先，刘少奇提出健全党的干部小组会，内容包括自我批评和党性检查两项。刘少奇强调：“干部小组会有向上级政治机关作报告的必要，所以每个干部的品性、思想、言论、行动一旦出现不好的倾向，想离开党一点，就要批评他”（刘少奇《在华中军分会上的报告》）。其次，提高连队中党支部的党性教育能力和自主工作能力，要求党支部在实际工作、学习、战斗中做出坚强领导，并组织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的活动。规定“每一个党员，在党的同级组织中，有权批评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要定期向支部做工作报告，支部有讨论与批评其报告之权”；此外，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还对新老党员之间关系、党内纪律、党员的自我学习和提高、党员要有怎样的党性修养等党内生活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付诸了努力和实践。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意义与缺憾
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的背后一方面是对中央精神、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则是华中局、新四军审时度势、对新环境下历史要求的准确应对。作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华中领导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新四军成了当地百姓眼中共产党的化身，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壮大革命根据地、赢取农民、士绅、工人支持与帮助的时候，一批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有党性的党员队伍就是最好的“工作队”。
以上两方面的内外因素是推动华中局、新四军努力对党内生活规范化的主要动力，这种努力和实践，教育、提高了新四军及地方党员干部参与党内生活、行使党员权利、服从组织权威的意识。
党员的阶级觉悟、政治思想、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水平都是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得到提升的，对于农民成分居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新四军来讲，普通党员自身政治化、党化的程度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规范化的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普通党员塑造正常的政治心理、树立坚强的政治信仰。
伴随着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其军事上开始向正规军团转型，政治领域的党内生活上开始努力规范化，新四军成为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坚强铁军，他们纵横在华中敌后，成为保卫华中人民的钢铁长城。
但是，由于华中局、新四军身处日伪包围圈内、时常处于转移途中、历史存续时间较短，军内领导人调动频繁等因素，新四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的努力依然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一是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主力部队，军事任务是其首要考虑，支部活动、组织教育、政治学习等日常政治生活都要以提高作战能力、军事技能，完成军事任务为总的目标，实现以“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组织上铁的团结”（陈毅《论建军工作》），但这在一定程度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政治生活的严格性；二是新四军作为一支坚持游击战为主的敌后抗日部队，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高度权威的命令体系更能确保军队的灵活与机动，因此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过程中，在民主与集中二者的平衡上难免简单粗暴，民主集中制更多的体现在集中而不是民主；最后，新四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的首要动机，在于对皖南军部时期党内生活中的若干错误进行改正，并在此过程中时刻向党中央看齐，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属于重在一时“抓”的范畴，而不是常态的、基础的“建”的过程，因此，这样的努力进程不可避免的受到华中局、新军部领导人的注意力和作风的转变的影响，这在刘少奇调离后发生的“黄花塘风波”及饶漱石领导的“整风运动”中可见一斑。
总之，当新四军迈着艰辛的步伐在苏北重建军部之时，历史便赋予了这支部队开辟华中、保卫华中、建设华中的艰巨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新四军以建设“铁一般的党军”为目标，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上做出了卓著的努力。在这种政治生活的熏陶之下，新四军及其后续队伍作为一颗火种，无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永不懈怠的传播着党内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们留存的革命风范和“铁军精神”影响深远，被人们传承至今。
新四军建设的方向是“党军”，顾名思义，是确立中共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天然地要求党内诸多关系的平衡与协调、最大限度的发挥组织优势，始终如一的贯彻中央意志。为达成这一目标，新四军必须努力保证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存在规范、科学的党内政治生活，这种生活既能够使组织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组织之间形成上下双行、中行平等的交流、沟通渠道，进而有效教育、管理党员，维护组织权威，同时也能及时倾听、了解党员想法，保证党员权利，提高党员忠诚度和归属感，最终发挥“党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党内、军内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前学术界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定义有两种维度。广义上是指党内的各种活动，包括党组织对党员进行的各种教育、监督、管理和帮助等；狭义上仅指党的组织生活。当我们把党内政治生活放到党政军一体的新四军中来观察时，会发现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规范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和凝聚力的高低。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的分歧和争议，某种意义上影响了皖南军部时期新四军的作战和皖南事变中的突围；皖南事变前因国民党不容忍设置政治委员，故部队中亦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限制了新四军的进一步发展；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代军长陈毅和代政委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黄花塘风波”的爆发，亦影响新四军高层之间的团结和稳定。但新四军重建军部伊始，在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的领导下，新四军在党内生活规范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因此，本文论述的新四军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努力属于广义的范畴，包括党内各种活动、约束、教育和党的组织生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于盐城重建军部，组建和规划了新的领导机构与部队编制。新军部在新的组成成份、新的根据地、新的斗争形势面前，面临着千头万绪的工作亟需解决，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统一党内思想，树立组织权威，而抓手便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的领导，注重党性教育。
1.吸取皖南军部的教训。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形成了七师一旅的规模，但编制上的统一不代表思想上的统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的发动政治攻势，控制国统区舆论，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例如当时国統区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社会工人报》等舆论均不负责任的斥责新四军“游而不击”“不遵纪律”，甚至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第三方舆论《申报》，在皖南事变后也发出社评称：“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价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战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申报》1941年1月31日）。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新四军除“军事上遭受严重损失外，其抗战以来的战绩与名誉也几被‘消弭殆尽’”。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匆匆发布了一份《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严厉批评指责项英、袁国平犯的错误，虽然此件仅向高级干部传达，但在当时内外批评的情况下，新四军将士不可避免的会在思想上形成一定的混乱。对于深入敌后作战的军队来讲，缺少权威的认同、正确的指挥、统一的思想，军队是不可能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所以，强化对新四军将士、尤其是对党员的组织教育、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对于新成立的军部来说是首要大事，全面深入的领导全党全军吸取皖南军部的教训，便成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之事。
2.消弭整编部队的影响。重建后的新四军，基本上整编了华中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中有些武装背景复杂、实力不一、自成体系。这对新四军新军部的统一领导、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立足以及部队战斗力的全面发挥形成一定的挑战。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实力强大、资格老道；整编进来的一些义勇军、游击队，甚至新四军中的部分将士习惯于以往走州过府的工作，习惯于流动游击、攻城掠地进行人、枪的积累，而对于发展、建设、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对组织部队业务学习、集体整训则不认真、不积极、不情愿。因此陈毅总结：“那种习惯于发展、扩大、追求数量的工作热情，必然与力求巩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务发生矛盾”，简单来说便是新四军将士中存在着主观愿望和斗争形式不相匹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党组织对将士进行理论教育和形势教育，因此，这一必要性有力地推动着新四军重建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3.化解各种“主义”的干扰。新四军上承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被百姓冠以“铁军”称号；其前身是历经磨难，风霜雨雪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这样的历史渊源，一方面为新四军提供着深厚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给新四军留存了不少思想痼疾。陈毅、刘少奇多次指出新四军之中存在着山头主义、游击主义、宗派主义、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保守主义等等阻碍军队正规化、政治化、党化的各种落后思想。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思想，有的或许在特定的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的则自其滋生之时便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阻碍。当重建的新四军向着正规化和党军化迈进之时，在党内、军内有组织、有计划的涤荡这些落后思想便成为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之举。
4.坚持敌后作战的要求。当新四军从皖南山区转战华中敌后，“东进北上”的战略得以落实后，必然要求一定的组织教育、发展策略、战术战法、战争理念的跟进，甚至对刚摆脱国民党于党内军内掣肘的新四军来说，在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方面都是新的课题。从政治上来看，皖南时期的新四军隶属于国家正规军队编制，将士们的吃饭、穿衣、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国民政府调拨和社会捐款，虽然备受国民党克扣，但出于合作抗日的需要，新四军没有在皖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从军事上来看，皖南山区的地理环境适合传统游击战的要求，在正确的战术方针下，新四军创造了诸如蒋家河口战斗、繁昌保卫战等经典战例。但是，当新四军转战河网密布的苏北平原之后，无论是政治环境、斗争形势还是发展方向都有了新的要求：反扫荡、开辟根据地、巩固政权、统一战线、改善民生等等，无一不考验着军部重建后的新四军。陈毅指出：“意志不统一必造成行动的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必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因此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为适应华中敌后作战的现实需要，客观要求新四军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上理顺党政军三者的关系，形成对华中局、新军部领导权威和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严格服从。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努力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开始从受制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向着中共独立自主领导、党政军一体、“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正规化武装集团转型，这种转型不单单是隶属关系的转换，更要求在思想和政治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军事组织和技术上有优越性、军纪上兼顾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行政事务上集中统一、高效敏捷、作风上充满革命热情和远大理想。能否成功完成这种“党化”的转型，其核心在于党组织能否坚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发挥号召力和凝聚力，领导组织内的党员构建权威认同、思想统一与良性互动的党内政治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中局、新军部审时度势，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进行三种类型的努力和尝试：
努力构建完备的教育体系，使各级党员接受充分的党性教育和锻炼，帮助和要求党员消除落后观念。在开展党的教育方面，华中局、新军部对三个层次的党员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教育活动。针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主要通过华中局党校，分批轮训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员干部。新四军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提高部队的党性首先要提高干部的党性”，“几万人的进退生死都决定于一个或几个干部之手……如其服从党、拥护党，运用政策灵活，自己党性坚强时，于革命于党都是无价之宝……反之……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败”（陈毅《论建军工作》）。针对军队和地方上普通党员的教育，则通过党支部、政工人员组织集体讨论和学习，根据基层党员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个人文化知识水平层次不一的实际进行灵活机动的安排，运用基层党员喜闻乐见的报告会、讨论会以及剧目等形式开展多样教育。针对积极分子、青年学生、新同志等潜在党员群体，主要通过抗大分校进行教育。陈毅代军长指出：“共产党本身是先锋队，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锋队是不可能胜利的，先锋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冲锋陷阵作战英勇牺牲，而且在于他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作自己的后备队，共同前进”（陈毅《论建军工作》）。新四军举办的各抗大分校既面向社会招生，同样也从党政军内调训基层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党性锻炼、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从而起到为党组织提供后备力量的保障作用。
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权威性，发挥监督领导作用，及时惩处教育不合格党员，提高党的纯洁性。华中局、新军部及时总结新四军皖南时期党内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赋予政委“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方针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陈毅《论建军工作》）的地位，拥有对军队中一切工作、一切行动的督导权与最后决定权；二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组织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三是加大对党政军干部的监督、审查、整顿。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出台的整顿“三风”决定，华中局、新军部领导开展了以锻炼党性、增强组织观念、清洗坏分子、保障干部纯洁性、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作用为根本目的审查工作，并开始“履历书”制度的施行。从而对有错误思想倾向的党员形成有效震慑，并在这一过程中及时教育党员干部，提高组织生活觀念。
努力构建党内顺畅的沟通交流渠道，发挥党支部的作用，确保党组织的活力。刘少奇是党内公认的理论大家，他领导的华中局、新四军对这一时期党内组织生活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创新。首先，刘少奇提出健全党的干部小组会，内容包括自我批评和党性检查两项。刘少奇强调：“干部小组会有向上级政治机关作报告的必要，所以每个干部的品性、思想、言论、行动一旦出现不好的倾向，想离开党一点，就要批评他”（刘少奇《在华中军分会上的报告》）。其次，提高连队中党支部的党性教育能力和自主工作能力，要求党支部在实际工作、学习、战斗中做出坚强领导，并组织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的活动。规定“每一个党员，在党的同级组织中，有权批评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要定期向支部做工作报告，支部有讨论与批评其报告之权”；此外，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还对新老党员之间关系、党内纪律、党员的自我学习和提高、党员要有怎样的党性修养等党内生活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付诸了努力和实践。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意义与缺憾
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的背后一方面是对中央精神、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则是华中局、新四军审时度势、对新环境下历史要求的准确应对。作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华中领导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新四军成了当地百姓眼中共产党的化身，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壮大革命根据地、赢取农民、士绅、工人支持与帮助的时候，一批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有党性的党员队伍就是最好的“工作队”。
以上两方面的内外因素是推动华中局、新四军努力对党内生活规范化的主要动力，这种努力和实践，教育、提高了新四军及地方党员干部参与党内生活、行使党员权利、服从组织权威的意识。
党员的阶级觉悟、政治思想、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水平都是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得到提升的，对于农民成分居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新四军来讲，普通党员自身政治化、党化的程度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规范化的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普通党员塑造正常的政治心理、树立坚强的政治信仰。
伴随着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其军事上开始向正规军团转型，政治领域的党内生活上开始努力规范化，新四军成为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坚强铁军，他们纵横在华中敌后，成为保卫华中人民的钢铁长城。
但是，由于华中局、新四军身处日伪包围圈内、时常处于转移途中、历史存续时间较短，军内领导人调动频繁等因素，新四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的努力依然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一是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主力部队，军事任务是其首要考虑，支部活动、组织教育、政治学习等日常政治生活都要以提高作战能力、军事技能，完成军事任务为总的目标，实现以“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组织上铁的团结”（陈毅《论建军工作》），但这在一定程度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政治生活的严格性；二是新四军作为一支坚持游击战为主的敌后抗日部队，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高度权威的命令体系更能确保军队的灵活与机动，因此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过程中，在民主与集中二者的平衡上难免简单粗暴，民主集中制更多的体现在集中而不是民主；最后，新四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的首要动机，在于对皖南军部时期党内生活中的若干错误进行改正，并在此过程中时刻向党中央看齐，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属于重在一时“抓”的范畴，而不是常态的、基础的“建”的过程，因此，这样的努力进程不可避免的受到华中局、新军部领导人的注意力和作风的转变的影响，这在刘少奇调离后发生的“黄花塘风波”及饶漱石领导的“整风运动”中可见一斑。
总之，当新四军迈着艰辛的步伐在苏北重建军部之时，历史便赋予了这支部队开辟华中、保卫华中、建设华中的艰巨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新四军以建设“铁一般的党军”为目标，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上做出了卓著的努力。在这种政治生活的熏陶之下，新四军及其后续队伍作为一颗火种，无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永不懈怠的传播着党内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们留存的革命风范和“铁军精神”影响深远，被人们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