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文革”电影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分析不宜简单化、脸谱化。同样值得研究的还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中国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鼎盛时达100万人以上。赤脚医生多采用中医治疗法,为几亿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纠正和填补了政府医疗系统存在的弊端和空缺。抛开其他不说,仅从赤脚医生长期贴近并热心服务广大基层群众这一点,就值得今天医务政策制定者及医务工作者学习借鉴。
　　1968年,“赤脚医生”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随着官方支持力度加强,不但农村赤脚医生队伍不断壮大,城市“赤脚医生”也应运而生,时称“红医工”。70年代初,我所在的北京车辆段开始在医务室设置红医工。此前我对中医颇有兴趣,读过《黄帝内经》、《医宗金鉴》等中医古籍,深感博大精深。中西医各有特色:西医以解剖学做基础,研究对象为实体脏器,靠试验数据说话;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遵循经络学说,强调辨证施治。二者各有短长,互相不可替代。当时医学界大力提倡的所谓“西学中”(西医学习中医),除为深入挖掘祖国医学宝藏外,也是为适应中国简陋的医疗条件。
　　由于我有一定中医基础,被车间推荐为红医工。红医工每周有一天在医务室值班,协助医生打针、缠绵球等。为学好打针,我拿着针管在枕头上反复练习。打针看似简单,其实对速度、部位、深度都有讲究,尤其必须注意的是,打针前一定要先把针管内空气推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许多老师傅对我打针都很支持,有时药水弄到他们身上,也无怨言。一天,史柄亮师傅到医务室打针,恰巧碰上我值班。当时医务室没有别人,红医工又是新生事物,尽管他对我的技术不放心,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让我打。我拿出消过毒的针管和针头,先把针管套上针头,接着打碎药瓶颈部,用针头将药水吸入针管,再将针管空气推出,然后举针照着屁股就扎。随着手起针落,史师傅一声惨叫,我定睛一看,原来针头错扎在骨头上。幸亏我当时临危不乱,果断拔出针头,发现针头已弯,赶紧调换针头,重新再扎,一气呵成,以至史师傅除感觉瞬间疼痛难忍外,并未发现其他异常。随着不断实践,我的打针技术越来越熟练,最多一天曾打过七十多针,累得手腕直抽筋。
　　有段时间,红医工握有开半天病假的处方权,一些工人见到我们时脸色温和多了。有的红医工为此飘飘然,本应不休的也开半休。车间有些人对我青眼有加,倒并非有权开假,而是因为我经常利用学到的中医技术给人看病。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看病时先看患者体态,一般“胖人多湿,瘦人多火”。同时察颜观色,“面分五色,各有所主”。然后再闻患者气味。接着询问患者有何不适,“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饮食四问便……”以了解病情。然后手搭患者腕部脉搏进行“号脉”,根据“浅中深”不同压强判断脉象。最后再看病人舌苔。如此诊断,常十判九中。一次,我给缝纫组一青年女工看病,觉脉象有异,经仔细分析,大胆判断她怀孕了。闻者大惊,原来果然如此,人们叹为神奇,一时求医者云集。有时下午上班时间已到,同组工友携工具上车干活,发现我还在给别人看病,便催我去干活。排队看病的人见状大声嚷道:“他给我们看病呢,你们先替他干吧!”有群众撑腰,我愈发起劲认真。尽管我努力学习中医技术,有一次按摩却砸了锅。一天,有位工友觉得腰部疼痛难忍,要我到车间去给他按摩缓解。我让他躺在长凳上,一番揉搓后累得够呛,谁知病情不但未见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原来他还能站立行走,如今连站起来都不行了,我只好赶忙跑到医务室去请救兵解困。
　　随着红医工队伍不断壮大,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提高水平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社会大量发行《红医工培训手册》、《赤脚医生手册》等培训教材,内容扼要实用,便于掌握。位于北蜂窝的铁路总医院举办了全脱产两个月的红医工培训班,培训铁路各站段红医工骨干,我也被送去学习。在铁路总医院,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泡着福尔马林的死人尸体。这是一个老太太,全身呈黑色,身上已用刀分层剖开,可用镊子掀起,仔细研究。老太太生前事迹无从查考,但将自己身体作标本供人研究,其行为本身就值得尊敬钦佩。许多女学员胆小不敢凑到跟前观看,我却充满好奇,觉得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但凑到跟前观看,还用镊子掀起表皮,仔细观察内部肌肉组织。不过,我也有胆小的时候。培训班学习针灸,班里要求学员在熟悉经络后用银针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来扎,以获得真切感受。我怕疼不敢扎自己,扎别人人家又不干,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夏季的一天,铁路总医院在大礼堂举行全院职工大会,邀请红医工参加。当我身着短裤背心,赤脚穿凉鞋,头戴破草帽,昂然出现在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中间时,全场皆惊,他们大概从没有在医院礼堂看到过如此“赤脚医生”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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