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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距今约4200～3600年，历时约600年。本文以良渚玉器文化为线索，就齐家文化的形成来源、传播流向、影响族群及其与青铜时代夏文化的关系作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35-04
齐家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玉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三个方面，其中玉器文化最为光辉灿烂，出现了璧、琮、环、圭、璋、刀、小型斧戉等大量的礼器，令人叹为观止。其文化内涵深奥难测，玉质品种丰富多样，琢磨工艺精湛、粗犷、大气，被誉为西北史前文化末期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
一、良渚文化的消失和良渚人的迁移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约5200～4000年。太湖地区是人类最早培植稻谷的地方之一，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玉器器型丰富，造型美观，制作精巧，技法复杂，尤其是璧、琮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良渚文化拥有充满东方民族深邃的宇宙观、自然观、宗族观和价值观的史前玉文化，独特的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灵魂，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是良渚文化综合体的最高代表。研究表明，良渚人属于古史记载中的东夷集团，即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消失。周昆叔《环境考古》一书研究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新石器遗址中往往可以看到洪泛沉积物，造成文化断层，分别发生在距今8200、7800、7600、7500、6500～6200、6100、5600～5500、5100～4800、4200～4000、3700～3600和2200年。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晚期明显，这种多洪灾是由于东西向水系格局和与其平行分布的降水带移动造成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从沉积状况分析应是洪水所致”。正是这种气候的巨变，导致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一带特大洪水持续泛滥，甚至多次发生海浸灾害。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良渚人开始了多次大规模迁徙，不断向内陆和南方长途跋涉，辗转寻找新的生存家园。
一支南下的良渚人进入岭南，到达现在的广东北部韶关一带，逐渐融入当地原有的史前文化，进而形成了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广东北江、东江流域，距今约5000～4000年。遗址出土有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有石锄、有段石锛等劳作效率相对较高的先进农具，表明其经济形态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出土随葬品除了成批的石器，还有璧、琮、瑗等玉器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往往还有伴放稻谷米粒的现象。对比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其他史前文化，可以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别，石峡文化除了玉器，少数陶器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
一支西行的良渚人溯长江而上，来到了现在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融入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的长江中游一带，距今约4600～4000年。考古发现有陶器、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等遗存。其文化琢玉工艺势如崛起，玉器有玉人头、玉兽头、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器。小型精致的玉器正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有座成人瓮棺中有玉器56件，大多数瓮棺内随葬有玉石器和玉石料，表明石家河人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玉器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造型富于变化，代表着石家河人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一支更大的良渚族群则渡过长江，一路北上，来到现在山西襄汾陶寺一带，形成了当地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约4500～3900年。出土石礼器、玉礼器和装饰品主要有磬、戉、瑗、环等，以及嵌有绿松石和蚌片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在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之间，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大部分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这种白灰的广泛应用，与齐家文化极其相似。
宋建忠在《良渚与陶寺》一文研究提出：“陶寺文化范围主要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带……晚期已进入夏。陶寺文化的内涵也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而“良渚文化的内涵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不可避免地，来到陶寺文化区的良渚人与原有先民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了多次战争。宋建忠认为，两者是否发生过对峙和战争，现在无从得知，但在陶寺文化中确实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和角形石刀，这至少表明外来的良渚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过影响。在《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一文中，宋建忠分析研究了陶寺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关系，提出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在玉器方面十分接近。因此，陶寺文化极有可能是良渚人在西迁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留在当地，融合了当地及周边史前文化而留下的遗存，其他更多的良渚人则继续往西迁移。
二、齐家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继续西迁的良渚人，应该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族。经过辗转迁移，他们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以陇山两侧为基地，生活逐渐安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随之增长，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区域，并不断发展成为齐家文化早期类型。目前，经由发掘证实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存，主要有宁夏海原菜园文化、甘肃庆阳镇原常山下层文化、平凉灵台桥村文化等。 菜园文化以菜园遗址为代表，位于宁夏海原菜园村周边，距今约4200～3900年。出土有细腰葫芦形玉坠和玉饰件等器物。菜园文化石器以细石器为主，骨器多用来穿刺和切割行为，没有发现典型的磨制农业工具，这表明菜园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差别很大。
常山下层文化也称为大地湾五期文化，以常山遗址为代表，位于庆阳镇原茹河南岸，距今约48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石斧、石刀和陶刀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泥坯烧制的陶刀的使用，表明其农业发达，刀的需用量较大。遗址发现的房址形制特殊，由住室、门洞和坑道组成，住室为一个口小底大圆袋形土坑，门洞为拱形顶，坑道为通往屋外的斜坡竖井。屋内环筑白灰面式草拌泥，地坪经过火烤。
桥村文化以桥村遗址为代表，位于平凉灵台西屯。出土玉器有璧、璜、环、钏、戉、斧、残玉板等，还有绿松石质的琮、项饰等，卜骨有羊、猪的肩胛骨，有灼无钻。遗迹主要有袋状灰坑、不规则灰层、白灰面半地穴住室、夯土基址、祭祀坑、墓葬等。
与灵台同属平凉的静宁则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璧和玉琮”的出土地。齐家文化早期，璧琮组合较为普遍，著名的“静宁七宝”是璧琮组合在齐家文化区的典型代表。据易华《齐家华夏说》一书，“静宁七宝并不是正式考古发掘品，偶然发现于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河村一窖藏或祭祀点，实际上是四对璧琮，有一璧已损坏被忽略不计。”三璧尺幅较大，直径27.3～32.1厘米，近和田青玉质，色泽青碧，边缘有沁，表面光洁，厚薄不匀，器体有切割痕，中孔单面钻成。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近和田青绿玉质，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双面对钻，射口平齐而圆。此七件璧琮组合明显具有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
东来的拥有玉礼器的齐家文化早期类型，不断向周边扩散，不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而此时的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正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距今约4300～40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生产工具，包括纺轮和骨针，表明其纺织业较为发达。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有单间和套间等形式，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式建筑，房址中间有圆形灶坑。
东来的良渚人，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遇到马厂人，两者在此犬牙交错地杂居，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伴随着不断发生的残酷战争和彼此渗透的持续融合，并存时间长达100余年。裴文中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中提出：“或许不久我们可以看到齐家文化是中国西部分布很广的文化，它同彩陶和原始中国文化进行着斗争。”叶舒宪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中提出：“掌握着新兴玉礼器体系的齐家文化势如破竹，在一两个世纪里慢慢吞并着只有陶礼器体系的马家窑文化。”李水城在《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提出：“随着齐家文化不断西进，到了马厂晚期后段，兰州—湟水中下游一带的马厂居民只能委曲求全，与齐家文化的居民杂处一地，最终也未能摆脱被齐家文化吞并的结局，而远走河西的马厂类型居民，则偏安一隅。”关于马厂文化的衰落和齐家文化的崛起，叶舒宪做了这样的分析：“父权制社会特征明显的齐家文化，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骨牌效应’，迫使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原有地盘被侵蚀，而且被迫不断西移，逐渐深入到河西走廊的纵深处。”有研究表明，新疆哈密的史前文化中也存有马厂文化的遗绪。东来的似乎弱小的良渚人拥有玉礼器（璧、琮等）、祭祀（祭坛、祭坑等）、朱砂或赭石墓底土层（贵族大墓形制）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统治阶层，而作为土著的曾经强大的马厂人，则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人说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外来的良渚人和当地的马厂人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战争，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残缺的人骨即是明证。良渚人为何能够在长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不断获胜，进而发展壮大到全面统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厂文化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良渚人拥有的宗教性的玉文化，或者说玉教文化，即玉礼器体系和葬玉制度——这种新的宗教文化，是他们能够战胜当地旧有的土著文化，并最终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核心区，为齐家文化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繁复精制的玉器，在齐家文化中已经呈现为素面无纹、返璞归真，但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以玉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为最主要特征的齐家文化，出现在以甘肃临夏为中心区域的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河西走廊东端等广大的范围之内，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区域的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银川河、湟水、庄浪河和二级支流葫芦河、藉河、广通河、牛津河、大通河等河流奔腾流淌了数千年的山川附近，在几乎每条河流的沿岸台地上，曾经临水而居的齐家文化先民们留下了密集丰富、灿若星辰的文化遗存，以及不计其数未知无名的遗址。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齐家文化主要遗址有：甘肃永靖张家嘴、姬家川、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武山傅家门、青海民和喇家、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互助总寨、大通黄家寨、西宁沈那、同德宗日等。通过研究这些遗存，可以清楚地看到齐家文化以旱作农业为主，渔猎、畜牧、养殖为辅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大量出土的璧、琮以及为数不少的玉戉等玉器，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宗教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与良渚文化的石戉相比，齐家文化的玉戉已经小型化，甚至演变为戉形的玉铲。同时，在以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齐家文化的西来元素。
在齐家文化时期，西来的文明因素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西北地区。位于新疆以北的贯通欧洲和亚洲的草原带，就是被称为史前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大通道。数千年来，在这条大通道上，不断上演着西亚、中亚和东亚文明因素交互、激发、更新的历史剧。齐家文化中西来的文明因素，其技术层面主要为青铜制品，精神层面主要为权杖头，物质层面为马、羊、小麦、和田玉等。通过游牧迁移、贸易交换、战争掠夺、宗教传播等方式，这些文明因素不断从欧亚草原大通道南下，进入没有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再传播到齐家文化核心区。一浪接一浪的中亚、西亚文明潮流持续向东亚传输文明因子，经过与东亚文明的碰撞融合，催生了齐家文化的鼎盛期，也就是人类伟大的金属革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而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 三、夏禹的东归和齐家文化的传播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是古羌人的居住活动区。据《新语·术事》记载：“大禹出于西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故禹兴于西羌。”齐家文化区着广泛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遍布着相关的历史古迹。易华研究提出，大禹传说的座标原点，应该就是齐家文化分布核心区的临夏积石山。叶舒宪提出，史书文献上重复许多次的“大禹出西羌”和“禹学于西王国”等说法，其实已经不仅揭示了夏文化的一支主体来自西的方位，而且也揭示了其族属——“羌”。这不是同考古学界所确认的齐家文化族属为古羌人完全吻合对应了吗？易华在《夏与西北》一文中研究认为：“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密不可分：夏文化是上古三代先进的青铜游牧文化，夏民族是先进文化的引进者，夏王朝是在东亚定居农业基础上建立的王朝。”他认为上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
夏民族最著名的一个首领是禹，又名夏禹，大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马志勇提出，《尚书·禹贡》所指的积石就是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至今在积石峡等地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如禹王石、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广河县古城村有大禹庙，临夏县的北塬三角有大禹庙、禹王庄，积石山有大禹庙。这些遗迹遗存说明，大禹和这块土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大禹治水的踪迹在齐家文化区有稽可查。距今约3950年前，位于青海民和喇家的齐家先民聚落，曾被一场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洪水无情摧毁。地震在其附近的黄河上形成了两个堰塞湖，随着堰塞湖的溃决，又形成了二次大洪水。诸如此类，洪水的长期泛滥，严重威胁着夏王朝齐家先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空间。随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鼎盛发达，人口持续急剧增长，耕地压力不断增加，在距今约3600年前气候开始变冷的大背景下，齐家文化开始衰落。为改造生存环境，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夏王朝多任禹王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和迁移活动。数代禹王率众治水的过程，也就是夏王朝首领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不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过程。带着族群基因中祖先的记忆，禹王率领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重要部族向东而行，大致沿黄河治水迁移，一路传播先进的夏文化，沿途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址，其中以陕西神木石峁文化、新华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等最为典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石峁村，距今约4000年，出土有大量制作十分精细的玉器，器类有刀、镰、斧、戉、铲、璜、牙璋、璇玑等。石峁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亲缘关系，从其部分玉器出土于城墙遗存之内分析，明显晚于齐家文化。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大保当新华村，距今约4150～3900年。其遗址发现的玉器祭祀坑最具特色，坑平面略呈长方形，坑口长1.4米，宽0.5米，坑残深0.12～0.22米，坑底部竖立排列着各种玉器30余件，整齐有序。器类计有戉、刀、圭、玦、铲、斧等，除个别有使用痕可能为实用器外，大部分为礼器。从附近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卜骨判断，此玉器坑应是祭祀场所。新华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距今约3750～3400年，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被初步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其出土陶器中4种陶盉的器型，全部见与齐家文化的12种陶盉。其出土单翼铜铃属该文化较早阶段唯一铜器，年代远迟于齐家文化铜璧。该文化的铜器、玉器、陶器和齐家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某代禹王和他率领的重要部族，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约600年后的良渚文化区。此时的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气候已经转为干凉，洪水退却，早已不是水泽之地。受到先进的夏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出现。据《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夏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迹可循，研究表明，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与国家礼制密切相关。
留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并没有随着夏禹东迁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周边辐射传播，影响了其后兴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留下了甘肃玉门火烧沟、甘南迭部然闹、陕西延安寨关山、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文化遗存。但是，随着齐家文化主体族群的东迁，礼玉文化宗教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失，玉器文化在这些后起的文化中已经消失不见。由于气候、植被和地貌的不断变迁，这些后起的文化发生了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其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陶器上彩绘的恢复或回归，即是证明。齐家文化留在当地的族群，经过数千年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羌、戎、氐以及今天的羌、藏、纳西等民族。
易华在其专著《夷夏先后说》一书中提出：“自从秦汉以来，褒夏贬夷成为了风气，致使几千年来作为后代的我们逐渐忘记了夷、夏转变的历史。”宫本一夫在其《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中提出：“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是中国或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随着盛极一时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中心往中原和东南地区迁移，齐家文化在本土由盛转衰，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完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从农耕文化到农牧混合文化的转变。徐江伟在《文化交汇之地》中提出：“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或者说成为两种文化的重叠区域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因此，“远离”中原的中国西北齐家文化区，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孕育发展、成熟璀璨的源头。
四、结语
约4000年前，由于气候巨变，良渚人开始四散迁移，其中一支最大的良渚族群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东来的拥有礼玉文化的良渚人在与马厂人的生存竞争中，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和强悍的战斗力，最终取得胜利，成为齐家文化的统治阶层。齐家文化不断融合来自欧亚草原大通道的中亚、西亚文明，不断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逐渐形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约3600年前，由于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之气候变冷等原因，夏民族在大禹的带领下，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迁移活动。他们从“导河积石”开始，一路向东，最终回到了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良渚文化区。齐家文化夏民族通过治水迁移，沿途传播并留下了先进发达的夏文化，一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是后来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广泛流布、绵延至今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35-04
齐家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玉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三个方面，其中玉器文化最为光辉灿烂，出现了璧、琮、环、圭、璋、刀、小型斧戉等大量的礼器，令人叹为观止。其文化内涵深奥难测，玉质品种丰富多样，琢磨工艺精湛、粗犷、大气，被誉为西北史前文化末期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
一、良渚文化的消失和良渚人的迁移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约5200～4000年。太湖地区是人类最早培植稻谷的地方之一，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玉器器型丰富，造型美观，制作精巧，技法复杂，尤其是璧、琮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良渚文化拥有充满东方民族深邃的宇宙观、自然观、宗族观和价值观的史前玉文化，独特的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灵魂，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是良渚文化综合体的最高代表。研究表明，良渚人属于古史记载中的东夷集团，即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消失。周昆叔《环境考古》一书研究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新石器遗址中往往可以看到洪泛沉积物，造成文化断层，分别发生在距今8200、7800、7600、7500、6500～6200、6100、5600～5500、5100～4800、4200～4000、3700～3600和2200年。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晚期明显，这种多洪灾是由于东西向水系格局和与其平行分布的降水带移动造成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从沉积状况分析应是洪水所致”。正是这种气候的巨变，导致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一带特大洪水持续泛滥，甚至多次发生海浸灾害。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良渚人开始了多次大规模迁徙，不断向内陆和南方长途跋涉，辗转寻找新的生存家园。
一支南下的良渚人进入岭南，到达现在的广东北部韶关一带，逐渐融入当地原有的史前文化，进而形成了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广东北江、东江流域，距今约5000～4000年。遗址出土有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有石锄、有段石锛等劳作效率相对较高的先进农具，表明其经济形态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出土随葬品除了成批的石器，还有璧、琮、瑗等玉器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往往还有伴放稻谷米粒的现象。对比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其他史前文化，可以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别，石峡文化除了玉器，少数陶器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
一支西行的良渚人溯长江而上，来到了现在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融入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的长江中游一带，距今约4600～4000年。考古发现有陶器、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等遗存。其文化琢玉工艺势如崛起，玉器有玉人头、玉兽头、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器。小型精致的玉器正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有座成人瓮棺中有玉器56件，大多数瓮棺内随葬有玉石器和玉石料，表明石家河人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玉器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造型富于变化，代表着石家河人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一支更大的良渚族群则渡过长江，一路北上，来到现在山西襄汾陶寺一带，形成了当地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约4500～3900年。出土石礼器、玉礼器和装饰品主要有磬、戉、瑗、环等，以及嵌有绿松石和蚌片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在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之间，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大部分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这种白灰的广泛应用，与齐家文化极其相似。
宋建忠在《良渚与陶寺》一文研究提出：“陶寺文化范围主要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带……晚期已进入夏。陶寺文化的内涵也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而“良渚文化的内涵包括独具特色的陶器群、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不可避免地，来到陶寺文化区的良渚人与原有先民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了多次战争。宋建忠认为，两者是否发生过对峙和战争，现在无从得知，但在陶寺文化中确实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和角形石刀，这至少表明外来的良渚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过影响。在《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一文中，宋建忠分析研究了陶寺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关系，提出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在玉器方面十分接近。因此，陶寺文化极有可能是良渚人在西迁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留在当地，融合了当地及周边史前文化而留下的遗存，其他更多的良渚人则继续往西迁移。
二、齐家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
继续西迁的良渚人，应该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族。经过辗转迁移，他们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以陇山两侧为基地，生活逐渐安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随之增长，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区域，并不断发展成为齐家文化早期类型。目前，经由发掘证实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存，主要有宁夏海原菜园文化、甘肃庆阳镇原常山下层文化、平凉灵台桥村文化等。 菜园文化以菜园遗址为代表，位于宁夏海原菜园村周边，距今约4200～3900年。出土有细腰葫芦形玉坠和玉饰件等器物。菜园文化石器以细石器为主，骨器多用来穿刺和切割行为，没有发现典型的磨制农业工具，这表明菜园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差别很大。
常山下层文化也称为大地湾五期文化，以常山遗址为代表，位于庆阳镇原茹河南岸，距今约48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石斧、石刀和陶刀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泥坯烧制的陶刀的使用，表明其农业发达，刀的需用量较大。遗址发现的房址形制特殊，由住室、门洞和坑道组成，住室为一个口小底大圆袋形土坑，门洞为拱形顶，坑道为通往屋外的斜坡竖井。屋内环筑白灰面式草拌泥，地坪经过火烤。
桥村文化以桥村遗址为代表，位于平凉灵台西屯。出土玉器有璧、璜、环、钏、戉、斧、残玉板等，还有绿松石质的琮、项饰等，卜骨有羊、猪的肩胛骨，有灼无钻。遗迹主要有袋状灰坑、不规则灰层、白灰面半地穴住室、夯土基址、祭祀坑、墓葬等。
与灵台同属平凉的静宁则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璧和玉琮”的出土地。齐家文化早期，璧琮组合较为普遍，著名的“静宁七宝”是璧琮组合在齐家文化区的典型代表。据易华《齐家华夏说》一书，“静宁七宝并不是正式考古发掘品，偶然发现于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河村一窖藏或祭祀点，实际上是四对璧琮，有一璧已损坏被忽略不计。”三璧尺幅较大，直径27.3～32.1厘米，近和田青玉质，色泽青碧，边缘有沁，表面光洁，厚薄不匀，器体有切割痕，中孔单面钻成。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近和田青绿玉质，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双面对钻，射口平齐而圆。此七件璧琮组合明显具有良渚玉器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
东来的拥有玉礼器的齐家文化早期类型，不断向周边扩散，不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而此时的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正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距今约4300～40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生产工具，包括纺轮和骨针，表明其纺织业较为发达。房址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有单间和套间等形式，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式建筑，房址中间有圆形灶坑。
东来的良渚人，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遇到马厂人，两者在此犬牙交错地杂居，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伴随着不断发生的残酷战争和彼此渗透的持续融合，并存时间长达100余年。裴文中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中提出：“或许不久我们可以看到齐家文化是中国西部分布很广的文化，它同彩陶和原始中国文化进行着斗争。”叶舒宪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中提出：“掌握着新兴玉礼器体系的齐家文化势如破竹，在一两个世纪里慢慢吞并着只有陶礼器体系的马家窑文化。”李水城在《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一书中提出：“随着齐家文化不断西进，到了马厂晚期后段，兰州—湟水中下游一带的马厂居民只能委曲求全，与齐家文化的居民杂处一地，最终也未能摆脱被齐家文化吞并的结局，而远走河西的马厂类型居民，则偏安一隅。”关于马厂文化的衰落和齐家文化的崛起，叶舒宪做了这样的分析：“父权制社会特征明显的齐家文化，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骨牌效应’，迫使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原有地盘被侵蚀，而且被迫不断西移，逐渐深入到河西走廊的纵深处。”有研究表明，新疆哈密的史前文化中也存有马厂文化的遗绪。东来的似乎弱小的良渚人拥有玉礼器（璧、琮等）、祭祀（祭坛、祭坑等）、朱砂或赭石墓底土层（贵族大墓形制）等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统治阶层，而作为土著的曾经强大的马厂人，则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群众基础。有人说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外来的良渚人和当地的马厂人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战争，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残缺的人骨即是明证。良渚人为何能够在长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不断获胜，进而发展壮大到全面统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厂文化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良渚人拥有的宗教性的玉文化，或者说玉教文化，即玉礼器体系和葬玉制度——这种新的宗教文化，是他们能够战胜当地旧有的土著文化，并最终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一带逐渐成为齐家文化的核心区，为齐家文化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繁复精制的玉器，在齐家文化中已经呈现为素面无纹、返璞归真，但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以玉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为最主要特征的齐家文化，出现在以甘肃临夏为中心区域的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河西走廊东端等广大的范围之内，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区域的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银川河、湟水、庄浪河和二级支流葫芦河、藉河、广通河、牛津河、大通河等河流奔腾流淌了数千年的山川附近，在几乎每条河流的沿岸台地上，曾经临水而居的齐家文化先民们留下了密集丰富、灿若星辰的文化遗存，以及不计其数未知无名的遗址。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齐家文化主要遗址有：甘肃永靖张家嘴、姬家川、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武山傅家门、青海民和喇家、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互助总寨、大通黄家寨、西宁沈那、同德宗日等。通过研究这些遗存，可以清楚地看到齐家文化以旱作农业为主，渔猎、畜牧、养殖为辅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大量出土的璧、琮以及为数不少的玉戉等玉器，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宗教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与良渚文化的石戉相比，齐家文化的玉戉已经小型化，甚至演变为戉形的玉铲。同时，在以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齐家文化的西来元素。
在齐家文化时期，西来的文明因素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西北地区。位于新疆以北的贯通欧洲和亚洲的草原带，就是被称为史前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大通道。数千年来，在这条大通道上，不断上演着西亚、中亚和东亚文明因素交互、激发、更新的历史剧。齐家文化中西来的文明因素，其技术层面主要为青铜制品，精神层面主要为权杖头，物质层面为马、羊、小麦、和田玉等。通过游牧迁移、贸易交换、战争掠夺、宗教传播等方式，这些文明因素不断从欧亚草原大通道南下，进入没有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再传播到齐家文化核心区。一浪接一浪的中亚、西亚文明潮流持续向东亚传输文明因子，经过与东亚文明的碰撞融合，催生了齐家文化的鼎盛期，也就是人类伟大的金属革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而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齐家文化，正是夏文化。 三、夏禹的东归和齐家文化的传播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是古羌人的居住活动区。据《新语·术事》记载：“大禹出于西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故禹兴于西羌。”齐家文化区着广泛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遍布着相关的历史古迹。易华研究提出，大禹传说的座标原点，应该就是齐家文化分布核心区的临夏积石山。叶舒宪提出，史书文献上重复许多次的“大禹出西羌”和“禹学于西王国”等说法，其实已经不仅揭示了夏文化的一支主体来自西的方位，而且也揭示了其族属——“羌”。这不是同考古学界所确认的齐家文化族属为古羌人完全吻合对应了吗？易华在《夏与西北》一文中研究认为：“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密不可分：夏文化是上古三代先进的青铜游牧文化，夏民族是先进文化的引进者，夏王朝是在东亚定居农业基础上建立的王朝。”他认为上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
夏民族最著名的一个首领是禹，又名夏禹，大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马志勇提出，《尚书·禹贡》所指的积石就是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至今在积石峡等地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如禹王石、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广河县古城村有大禹庙，临夏县的北塬三角有大禹庙、禹王庄，积石山有大禹庙。这些遗迹遗存说明，大禹和这块土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大禹治水的踪迹在齐家文化区有稽可查。距今约3950年前，位于青海民和喇家的齐家先民聚落，曾被一场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洪水无情摧毁。地震在其附近的黄河上形成了两个堰塞湖，随着堰塞湖的溃决，又形成了二次大洪水。诸如此类，洪水的长期泛滥，严重威胁着夏王朝齐家先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空间。随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鼎盛发达，人口持续急剧增长，耕地压力不断增加，在距今约3600年前气候开始变冷的大背景下，齐家文化开始衰落。为改造生存环境，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夏王朝多任禹王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和迁移活动。数代禹王率众治水的过程，也就是夏王朝首领带领夏民族齐家先民不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过程。带着族群基因中祖先的记忆，禹王率领着夏王朝齐家文化的重要部族向东而行，大致沿黄河治水迁移，一路传播先进的夏文化，沿途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址，其中以陕西神木石峁文化、新华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等最为典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石峁村，距今约4000年，出土有大量制作十分精细的玉器，器类有刀、镰、斧、戉、铲、璜、牙璋、璇玑等。石峁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亲缘关系，从其部分玉器出土于城墙遗存之内分析，明显晚于齐家文化。
新华遗址位于神木大保当新华村，距今约4150～3900年。其遗址发现的玉器祭祀坑最具特色，坑平面略呈长方形，坑口长1.4米，宽0.5米，坑残深0.12～0.22米，坑底部竖立排列着各种玉器30余件，整齐有序。器类计有戉、刀、圭、玦、铲、斧等，除个别有使用痕可能为实用器外，大部分为礼器。从附近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卜骨判断，此玉器坑应是祭祀场所。新华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距今约3750～3400年，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被初步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其出土陶器中4种陶盉的器型，全部见与齐家文化的12种陶盉。其出土单翼铜铃属该文化较早阶段唯一铜器，年代远迟于齐家文化铜璧。该文化的铜器、玉器、陶器和齐家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某代禹王和他率领的重要部族，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约600年后的良渚文化区。此时的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气候已经转为干凉，洪水退却，早已不是水泽之地。受到先进的夏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出现。据《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夏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迹可循，研究表明，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与国家礼制密切相关。
留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并没有随着夏禹东迁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周边辐射传播，影响了其后兴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留下了甘肃玉门火烧沟、甘南迭部然闹、陕西延安寨关山、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文化遗存。但是，随着齐家文化主体族群的东迁，礼玉文化宗教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失，玉器文化在这些后起的文化中已经消失不见。由于气候、植被和地貌的不断变迁，这些后起的文化发生了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其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陶器上彩绘的恢复或回归，即是证明。齐家文化留在当地的族群，经过数千年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羌、戎、氐以及今天的羌、藏、纳西等民族。
易华在其专著《夷夏先后说》一书中提出：“自从秦汉以来，褒夏贬夷成为了风气，致使几千年来作为后代的我们逐渐忘记了夷、夏转变的历史。”宫本一夫在其《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中提出：“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是中国或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随着盛极一时的夏文化即齐家文化中心往中原和东南地区迁移，齐家文化在本土由盛转衰，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等文化，完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从农耕文化到农牧混合文化的转变。徐江伟在《文化交汇之地》中提出：“成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或者说成为两种文化的重叠区域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因此，“远离”中原的中国西北齐家文化区，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孕育发展、成熟璀璨的源头。
四、结语
约4000年前，由于气候巨变，良渚人开始四散迁移，其中一支最大的良渚族群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东来的拥有礼玉文化的良渚人在与马厂人的生存竞争中，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和强悍的战斗力，最终取得胜利，成为齐家文化的统治阶层。齐家文化不断融合来自欧亚草原大通道的中亚、西亚文明，不断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逐渐形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约3600年前，由于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之气候变冷等原因，夏民族在大禹的带领下，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治水迁移活动。他们从“导河积石”开始，一路向东，最终回到了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良渚文化区。齐家文化夏民族通过治水迁移，沿途传播并留下了先进发达的夏文化，一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是后来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广泛流布、绵延至今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