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不承认，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选都是政治。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被赋予了最高地位的现代文学作家是鲁迅，鲁迅的文章长期是中小学语文的第一重头戏，这当然纯粹是因为政治因素。现代文学那句著名的六字真言“鲁郭茅巴老曹”，本也是从政治地位上给作家排座次，不是文学水平的客观评定。鲁迅的文字佶屈聱牙，学生不爱读，教师不爱讲，却偏偏是教师、学生绕不过去的大山，岂非咄咄怪事？
　　教材可以造神，教材也可以天然地屏蔽掉编者不想大家知道的知识。比如钱穆、潘光旦这样的国学大师，教材里就从未给过他们哪怕一丁点儿地位。据统计，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六册，在2008年之前鲁迅的作品多达9篇，分别是《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孔乙己》。2008年后去掉了《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雪》，2013年又去掉了《风筝》，但仍以6篇的总数蝉联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正因如此，鲁迅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神祇。对鲁迅文章的每一次裁减，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一波狂欢式的批评。
　　几乎人教社每删去一篇鲁迅的文章，网络上就会流传一次“鲁迅退出语文教材”的谣言，并同时对删去鲁文作出全然政治化的解读。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来自“梨花体”诗人赵丽华——“《孔雀东南飞》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不需要爱情；《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害怕出现更多的鲁迅；《雷雨》被删是因为周朴园远胜过如今的煤老板；《过秦论》被删是因为‘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已经脱离了在中小学开设语文科目的本来目的——提升学生的母语表达能力，而在事实上认同语文教材必须政治挂帅。这样思考问题，永远不能让教育回复到它的本来面目。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在中小学阶段，课时量最大、老师下力气最多的课就是语文课，而学生最不感兴趣的也是语文课！这是因为，语文科目从根子上就是错了。
　　语文一词，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发明创造，语指的是口语，文指的是书面语。吕先生认为语文课必须“语”、“文”并重，他有挥斥八极的勇气，指责传统上只教书面语，不教口语的做法，认为从推广普通话以及语文合一的要求出发，必须对口语和书面语教学予以同等的重视。吕先生还彻底否定了全面学文言的必要性。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种机械的进化论，以为白话文比文言文先进、比文言文更适应新的时代，却不知口语也好、白话文也罢，只要会说话就能胜任愉快，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学生的大好光阴，至如推广普通话的问题，今天电视已经侵入到几乎所有的家庭，还需要学校的语文教师教口语吗？
　　语文作为一门科目，早年间叫“国语”，更早则叫“国文”。这三个词的转换，体现出文化的一步一步的沉降。中国文化，本就极重“文”。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推崇文雅，是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国文改作国语，已是不承认文雅的崇高地位，国语改为语文，则是把俚俗无文的口语与书面语等量齐观，薰莸同器，除了造就对中国文化漠然无知、对中华文明毫无真切爱恋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不能有别的功用。因此，中小学语文课必须恢复成中小学国文课，只教文言，不教白话。母语教育必须回到几千年来教育的正轨上来，即通过念诵的方法学习古代经典，用对对子、作文等方式训练其母语运用能力，让学生不仅能亲近母语，更能亲近中国传统文化。
　　好的母语教育必须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现在的语文课，显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目前的语文课以白话文为主，点缀式地有一些文言文和古诗。选的文言只是像解剖尸体一样地分析字义、语法，对学生阅读文言的能力和文言阅读习惯的养成用处不大，选古诗不讲平仄、格律，使得学生完全被隔离于古典诗词殿堂的墙外。这尚在其次，最不可原谅的是，就算要选白话文，也该选《三言》、《二拍》、《红楼梦》、金庸小说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的白话，教材编者偏不作此图，却选了很多民国时期受翻译文风影响的伪白话，里面的很多句子，用马季相声里的话说，就是“不说人话”。为了尽量抹平“不说人话”的地方，教材的编者可算煞费苦心，他们不得不对入选的文章加以改动，使之符合实际的语言习惯。真是难为这群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