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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居易在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主张改革诗风，创作平易通俗、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诗，苏轼评价他的诗歌为“元轻白俗”。“白俗”主要是指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易懂，这是其诗歌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然而，当这个“俗”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有庸俗、浅俗之嫌了，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内容而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叙述繁琐，语言不够简练；议论太多，形式刻板等。造成这一现象也有其特定的原因，本文我就结合具体的诗歌进行论述。
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诗；艺术缺陷
作者简介：徐莹（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产生的，他们把恢复古代风雅精神、建安风骨等作为变革时代诗风的目标，继续传承并发扬《诗经》中关注现实、批判黑暗的精神，强化儒家思想。白居易是主要的代表作家，他在创作实践上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诗教理论并自觉遵守比兴原则，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理论，创作出了大量反映现实、批判黑暗政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他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且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情感真切、叙事分明，能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所以他的成就是很突出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乐府诗也是有其缺点的，如太过于注重诗歌的诗教功能而忽视其艺术性，要求诗歌用写实的手法而否定诗歌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由于他“核实”的诗歌创作手法，使他混淆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太注重诗歌的通俗性也必然导致诗歌的直白浅露等，再或是把诗歌当作进谏的工具、奏议的补充，这些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到诗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样就势必会使他太过注重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政治讽喻作用，使诗歌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从而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也正是因为将“为君”放在首位，把诗歌当作向君主进谏的工具而使诗歌成为一种谏书，成为奏议的补充形式，这些都使得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艺术性的缺失。其次，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白居易没有很好地把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区别开来，一味地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而对艺术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所追求的不仅是真实而是核实，为了达到诗歌内容的真实，他在诗中大量使用生活中的题材，力求详尽真实，从而排斥虚构、幻想、想象等艺术手法。代表作品如《采诗官》，作者先讲了采诗的好处，可以“导人言”——引导人民发表意见，接下来，作者就开始从反面论证，说明不设采诗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从“周灭”到“秦兴”再到“隋氏”的“绝讽议”，作者一一论述了臣的“为冗员”以及君的“唯闻堂上言”，“不见门前事”等，都只是为了最后的向统治者阐明“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的主张，整首诗都是在简单的罗列种种现状，诗歌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毫无意境与形象而言，只是简单直白的陈述，艺术性不高。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合答诗十首序》中也说到自己诗歌的缺点，他说：“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顾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在这里，白居易指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即说理太周到、用辞太繁琐而不够简练，立意太直白、语言太激切而不够含蓄。
白居易为了使诗歌发挥“裨补时政”的作用，为了诗歌的传播，其新乐府诗的语言多是平易通俗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太过于注重诗歌的易懂性，于是他就在诗歌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说理、解释，以求更能让人理解接受却适得其反，使得诗歌显得太繁琐、太直白，从而导致诗意浅露。如《昆明春》，先写昆明的好春光，接着追述往年的荒凉现象，这就为下文做好铺垫，于是从“诏开八水注恩波”开始写皇帝的“美政”，自然而然地就又过渡到“感君惠”，指明了要懂得感谢皇恩。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思王泽之广被也”，可是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每一部分都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在叙说，如写昆明池的美景，从“水天”到“游鱼”再到“杜若”、“鸳鸯”等动植物都要一一详细写到，整首诗可谓是反复叙说、语言繁琐，这就使得篇幅太过罗嗦，诗意太露。白居易这种在诗歌中极尽叙述铺陈的做法，使得诗歌近于浅俗，另一方面，由于他表达得太多太细而忽视了读者的主动性，生怕读者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而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与思考的余地，这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
由于采用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方法，所以白居易往往在诗歌的前半部分叙事而在后半部分发表议论，这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程式化倾向，不仅容易使诗歌的前部分的叙事和后部分的议论相互分离割裂，而且也会使诗歌中议论和说教的成分过多，而不够含蓄，显得刻板，从而导致诗歌的真情实感相对不足，也使诗歌缺乏艺术变化。议论是必要的，但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使得议论的部分过多，那么诗歌的艺术性就会大大的削弱。最明显的是《紫毫笔》，前半部分写紫毫笔的制作过程突出其珍贵，“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再看后半部分“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慎勿空将禅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这就写得很枯燥，诗歌的思想应该蕴含在意象和意境之中，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可是这首诗歌前部分的叙述和后部分的议论联系的不够紧密，后面的议论更像是硬加上去的，显得苍白无力，不能够说服人，不够亲切。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那么就有必要谈一下他对之前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了。乐府诗最早见于汉代，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两汉所谓乐府指朝廷音乐机关，掌宫廷和朝会音乐，主要负责采集、编订、整理诗歌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采诗观风”，供帝王家考察民情，体察民事。它既收集了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题材广泛，主题鲜明，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且语言质朴无华，明白晓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到两条讯息，一是乐府诗的现实性与明白通俗性，二是采诗之风。我们知道汉代乐府诗有很大一部分是采自民间的，而另一部分也多是模拟民间文艺而作，而这后一部分经过漫长的过程以及无数文人的改造而慢慢发展演变为一种新乐府诗，白居易也是一个大力写作新乐府诗的代表作家，《新乐府》五十首就是代表，他的《新乐府》继承了汉代以来乐府诗的这种传统， 因而与民间文学保持了联系，那么在民间方言以及话语方式的运用上也会有非常多的借鉴，因此诗歌也就具有口语化的特点，我想这就是白诗艺术上缺乏唐诗那种以流利为美的特点的原因吧。
其次，由于唐代政治比较宽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以及市民文学也快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的是俗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俗文学种类非常之多，除了歌谣、传说故事、志怪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变文、说话、俗曲、传奇小说等许多新的品种，在群众中流传。这些俗文学作品发起于民间，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多与普通民众相关，所描写的多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都表达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情感，在形式上也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以才能如此之流行。因此，它对作家文学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白居易也从这些俗文学中吸收了营养，他的诗歌中反映民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的篇章就占了很大的部分，同时在诗歌技巧方面也注重吸取俗文学成功的经验，使得诗歌叙事的因素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事物超過了一定的限制就会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张批判时政，揭露黑暗政治，希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其次，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情感真切，广泛的反应了普通民众的强烈愿望及生活现实，确实起到了“裨补时政”的作用。但是他对其诗歌艺术性的把握有所偏差，以至于诗歌艺术性的缺失，虽然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他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进行研究借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罗宗强.唐诗小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5]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杜学霞.“白俗”文化溯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1）.
[7]陈燕.白居易的诗歌理论[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
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诗；艺术缺陷
作者简介：徐莹（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产生的，他们把恢复古代风雅精神、建安风骨等作为变革时代诗风的目标，继续传承并发扬《诗经》中关注现实、批判黑暗的精神，强化儒家思想。白居易是主要的代表作家，他在创作实践上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诗教理论并自觉遵守比兴原则，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理论，创作出了大量反映现实、批判黑暗政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他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且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情感真切、叙事分明，能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所以他的成就是很突出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乐府诗也是有其缺点的，如太过于注重诗歌的诗教功能而忽视其艺术性，要求诗歌用写实的手法而否定诗歌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由于他“核实”的诗歌创作手法，使他混淆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太注重诗歌的通俗性也必然导致诗歌的直白浅露等，再或是把诗歌当作进谏的工具、奏议的补充，这些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到诗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样就势必会使他太过注重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政治讽喻作用，使诗歌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从而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也正是因为将“为君”放在首位，把诗歌当作向君主进谏的工具而使诗歌成为一种谏书，成为奏议的补充形式，这些都使得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艺术性的缺失。其次，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白居易没有很好地把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区别开来，一味地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而对艺术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所追求的不仅是真实而是核实，为了达到诗歌内容的真实，他在诗中大量使用生活中的题材，力求详尽真实，从而排斥虚构、幻想、想象等艺术手法。代表作品如《采诗官》，作者先讲了采诗的好处，可以“导人言”——引导人民发表意见，接下来，作者就开始从反面论证，说明不设采诗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从“周灭”到“秦兴”再到“隋氏”的“绝讽议”，作者一一论述了臣的“为冗员”以及君的“唯闻堂上言”，“不见门前事”等，都只是为了最后的向统治者阐明“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的主张，整首诗都是在简单的罗列种种现状，诗歌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毫无意境与形象而言，只是简单直白的陈述，艺术性不高。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合答诗十首序》中也说到自己诗歌的缺点，他说：“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顾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在这里，白居易指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即说理太周到、用辞太繁琐而不够简练，立意太直白、语言太激切而不够含蓄。
白居易为了使诗歌发挥“裨补时政”的作用，为了诗歌的传播，其新乐府诗的语言多是平易通俗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太过于注重诗歌的易懂性，于是他就在诗歌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说理、解释，以求更能让人理解接受却适得其反，使得诗歌显得太繁琐、太直白，从而导致诗意浅露。如《昆明春》，先写昆明的好春光，接着追述往年的荒凉现象，这就为下文做好铺垫，于是从“诏开八水注恩波”开始写皇帝的“美政”，自然而然地就又过渡到“感君惠”，指明了要懂得感谢皇恩。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思王泽之广被也”，可是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每一部分都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在叙说，如写昆明池的美景，从“水天”到“游鱼”再到“杜若”、“鸳鸯”等动植物都要一一详细写到，整首诗可谓是反复叙说、语言繁琐，这就使得篇幅太过罗嗦，诗意太露。白居易这种在诗歌中极尽叙述铺陈的做法，使得诗歌近于浅俗，另一方面，由于他表达得太多太细而忽视了读者的主动性，生怕读者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而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与思考的余地，这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
由于采用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方法，所以白居易往往在诗歌的前半部分叙事而在后半部分发表议论，这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程式化倾向，不仅容易使诗歌的前部分的叙事和后部分的议论相互分离割裂，而且也会使诗歌中议论和说教的成分过多，而不够含蓄，显得刻板，从而导致诗歌的真情实感相对不足，也使诗歌缺乏艺术变化。议论是必要的，但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使得议论的部分过多，那么诗歌的艺术性就会大大的削弱。最明显的是《紫毫笔》，前半部分写紫毫笔的制作过程突出其珍贵，“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再看后半部分“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慎勿空将禅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这就写得很枯燥，诗歌的思想应该蕴含在意象和意境之中，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可是这首诗歌前部分的叙述和后部分的议论联系的不够紧密，后面的议论更像是硬加上去的，显得苍白无力，不能够说服人，不够亲切。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那么就有必要谈一下他对之前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了。乐府诗最早见于汉代，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两汉所谓乐府指朝廷音乐机关，掌宫廷和朝会音乐，主要负责采集、编订、整理诗歌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采诗观风”，供帝王家考察民情，体察民事。它既收集了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题材广泛，主题鲜明，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且语言质朴无华，明白晓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到两条讯息，一是乐府诗的现实性与明白通俗性，二是采诗之风。我们知道汉代乐府诗有很大一部分是采自民间的，而另一部分也多是模拟民间文艺而作，而这后一部分经过漫长的过程以及无数文人的改造而慢慢发展演变为一种新乐府诗，白居易也是一个大力写作新乐府诗的代表作家，《新乐府》五十首就是代表，他的《新乐府》继承了汉代以来乐府诗的这种传统， 因而与民间文学保持了联系，那么在民间方言以及话语方式的运用上也会有非常多的借鉴，因此诗歌也就具有口语化的特点，我想这就是白诗艺术上缺乏唐诗那种以流利为美的特点的原因吧。
其次，由于唐代政治比较宽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以及市民文学也快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的是俗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俗文学种类非常之多，除了歌谣、传说故事、志怪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变文、说话、俗曲、传奇小说等许多新的品种，在群众中流传。这些俗文学作品发起于民间，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多与普通民众相关，所描写的多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都表达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情感，在形式上也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以才能如此之流行。因此，它对作家文学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白居易也从这些俗文学中吸收了营养，他的诗歌中反映民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的篇章就占了很大的部分，同时在诗歌技巧方面也注重吸取俗文学成功的经验，使得诗歌叙事的因素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事物超過了一定的限制就会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张批判时政，揭露黑暗政治，希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其次，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情感真切，广泛的反应了普通民众的强烈愿望及生活现实，确实起到了“裨补时政”的作用。但是他对其诗歌艺术性的把握有所偏差，以至于诗歌艺术性的缺失，虽然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他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进行研究借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罗宗强.唐诗小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5]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杜学霞.“白俗”文化溯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1）.
[7]陈燕.白居易的诗歌理论[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