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笔者以为，从宏观上看，长征具有两大战略性意义：在当时来说，是挽救了共产党和红军，使其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后人而言，是留下了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给人们以激励。
　　关于长征精神，论者阐述不少，笔者不再赘述。至于长征是如何挽救党和红军的，论者大多会提到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对红军的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因为事情并不那样简单。除了领导权因素以外，挽救党和红军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加以剖析和阐述：
　　
　　 与国民党的地缘冲突，因长征而缓解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尚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个是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根据地。众所周知，国民政府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华中）为其核心利益地带，可谓视若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虽然是民族敌人，侵占了中国东四省，但距离遥远，中间隔着华北，尚不足以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而共产党力量地处长江中下游，与自己的地缘利益直接重合，犹如“肘腋之患”、“心腹之患”，这显然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故而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下，依然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直至将共产党和红军逼上了向西转移之路。红军的反“围剿”作战虽然英勇顽强，屡获胜利；但如果不进行地缘转换，红军与根据地必定面临国民党军没完没了的“围剿”。断言红军的反“围剿”必定失败可能过于武断，但即便没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的干扰，红军也很难完全打破优势敌军的反复“围剿”。因为和国民党政权的直接地缘冲突，决定了共产党和红军不可能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获得大的发展空间。
　　经过万里长征，共产党和红军终于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到达西北黄土高原，和国民党的地缘矛盾显然淡化了。而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将魔爪伸向关内，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吞并华北，建立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伪“华北国”。那时的华北，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二市，与华中同为中国的核心地带，其经济地位仅次于华中，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则不次于华中。在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看来，失去东北尚可勉强忍受，而华北就不同了，失去了华北的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如果华北不保，不但中华民国的版图残缺不全，国民政府也会因此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从军事角度看，华北一旦失守，华中就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会立即变得岌岌可危。
　　长征与华北事变的先后发生，使蒋介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忧”实力受损，渐渐远去，威胁明显减轻；而“外患”实力强盛，日益迫近，威胁日渐加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权衡利害，作出了战略性转变，着手作抗日的准备，同时开始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从这个结果看来，长征的意义就是无意间在地缘政治上减缓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将蒋介石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凸显出来，在客观上将蒋介石集团引向抗战之路。
　　
　　由南方向北方的转变，因长征而实现
　　
　　 对于共产党自身而言，经过长征，也在无意间实现了一个“由南方向北方”的战略性转变。笔者以为，这个转变与早先“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由南方向北方两个战略转变。
　　 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运动，仿照苏俄举行城市暴动，结果屡屡失败。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向井冈山进军，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使得共产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发展，陆续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红军数量一度达到30万。然而，红军根据地集中分布的江西和两湖地区，恰恰也处于被国民党政权视为核心地带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为蒋介石所不容，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随之而来，党和红军陷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中。当时党和红军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反“围剿”作战的错误指挥进行反思，开始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了怀疑，其实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作战指挥问题，还有地缘转移问题，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长征在无意中解决了红军的地缘转移问题，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
　　实践证明，这一转变使共产党取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由井冈山斗争所实现的由城市到农村的转变，解决了共产党早期的生存问题；而由长征所实现的由南方到北方的转变，则解决了共产党后来的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那么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的成果也会失去。因为，从地缘政治的原理来看，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闹革命，势必与同样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而且具有实力优势的蒋介石集团产生直接的地缘冲突，从而形成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无论外患如何严重，蒋介石都不会放弃剿共。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陷入了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之中，不但发展的余地很小，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经过长征之后，共产党和红军不自觉地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移，局面为之大变：与蒋介石集团的地缘矛盾明显缓解，在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加剧的情况下，出现了国共两党和平共处乃至联合抗战的可能性，所以说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和国共政策的所有变化都与长征带来的地缘变化有关。此其一。
　　其二，对于共产党来说，当时的北方比之于南方，具有两大有利因素：一是北方农民更穷，也更强悍，较南方农民更具有革命性，更容易发动和组织起来，从而为共产党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事实证明，到达了北方的共产党犹如鱼儿入水、蛟龙得海，迅速出现了发展壮大的新局面。二是北方靠近抗日前线，高举抗日的旗帜，不但有利于提高威望、凝聚民心，获得巨大的政治优势，并且使得蒋介石集团失去了继续围剿的政治理由。
　　概而言之，长征犹如一招活棋，引起了两方面的变化：对国共关系来说，是离开长江中下游流域，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地缘矛盾，并进而使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可能；对于共产党自身来说，是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战略基地和更加有利的政治发展空间。后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所有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与长征引起的地缘变化有关。由于这是在自发而非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但当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没有认识到，即便现在的研究者也没有认识到。笔者就此作一点粗浅的阐述，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