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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告别了父母，千里迢迢奔赴陌生的地方。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既有喧天的锣鼓、飘扬的彩旗，也有悲悲戚戚的哭声和千叮咛万嘱咐……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隔上几天就会上演一次。直到今天，我們说起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依旧会热泪盈眶。
有遗憾、委屈、后悔，也有开心的一笑、善意的和解、温馨的问候，我们不会忘记。
叶辛：10年知青生活是人生宝贵经历
我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我1 9岁。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从最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结束我都经历了。那10年的蹉跎岁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10年7个月是我人生一个宝贵的经历，我的作品如《孽债》《蹉跎岁月》等都与这段经历有关。
人们对当年那段知青岁月的回忆有说青春无悔的，有说青春有悔的，有说整个青春都荒废的，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我觉得都特别真实。在那段艰苦的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生存下去，这是对这一代人的磨炼。
赵参：列车将我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高潮。那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兵，自己没怎么考虑，独自决定积极报名参加兵团。当时，“文革”正在深入进行，父母都受到冲击，参加学习班不准回家。大哥去山西老区插队，二哥也随“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奔赴边疆。所以，接到去兵团的通知后一周内，从注销户口到准备行装等所有必办事宜全靠自己做。
1969年8月21日，我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启程。站台上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接兵的送人的你来我往，喊人的找人的挤来挤去，还有的打开车窗递东西，车站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还有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毕业歌》等，整个车站一片沸腾、嘈杂。
我从车窗探出头劝同学回家，他不肯，说等车开了再走，说完这话就背过身去。不用猜，他一定有些离别的辛酸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八年里，我俩一直同班最要好，经常一起做作业，一起踢足球，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露天电影，一起去什刹海滑冰……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不似报名入伍时那么坚决，那么无所畏惧，而是既有临阵出发的冲动与兴奋，又有离别京城的黯然与无奈，既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又有对未来有莫名的担忧与惆怅，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开车前五分钟，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在车窗拉手告别的人，大声不客气地警告说有生命危险。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是把手拉得更紧，刚才没有相握的手争抢着拉在一起。不知是谁一声哭泣，压抑了太久的感情迸发出来，像炸雷一般，迅速在人群中传开，成片的哭声和着激扬的乐曲弥漫了长长的站台。终于，火车鸣笛启动了，将我们带向遥远的地方……
五十年一眨眼过去了，人生的重要经历、共和国那段特殊历史的细节，记忆如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高玉玲：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一群郑州市的中学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背着铺盖来到了河南省荥阳县马庄下乡插队。
从未干过体力活儿的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严峻的考验。牲口圈几米深，光脚跳进粪水里，忍着翻江倒海的恶心，拼尽全身力气，才能用铁锨将粪撩起扔到两米多高的圈外；冬夜凌晨四五点，腰中绑着草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翻沟步行六七里去乔楼索河填河造地，脸和脚冻得红肿，疼痒难忍；天气干旱时还要担水浇地，未曾挑过担的我肩膀肿有一指多高，只好拿个毛巾折成四折垫在上面继续挑水；收麦子了，手上磨起了明晃晃的水泡，腰疼得像折了一样弯不下去，实在站不起来了就偎在地上割，别人休息自己也不停歇，只是想“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成为干得最好的人，对得起乡亲们给的8分工分。
那个年代，村里的地有限，生产资料有限，粮食产量有限，辛苦劳作一年也只能分到一斤油和十几斤麦子，剩下的就是玉米和红薯。正在长身体的知青，天天饿得慌，汤面条是改善生活的奢侈品，男知青几口就能喝下一大碗。为了充饥，有的男知青还把面条藏在床底下的鞋子或杂物堆里。对于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与其说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了一场艰难困苦的生存磨炼。
一年后，我被选调到了蔡寨中学。19岁的我，成了全校初、高中的音乐老师。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我和其他老师一起作词、谱曲、编舞，创作了今生唯一的歌舞《金秋十月》。北风呼啸的夜晚，蔡天意、杜禄、王坤和我共四个老师围着油漆桶改成的小煤炉，一起商量怎么丰富校园生活，怎么排练豫剧《园丁之歌》。夜深了，煤球早已熄灭，但所有人都浑然不觉，仍然伸手在熄灭的火炉上烤火，王坤老师还有感而发写出了“向火煤尽不觉冷”的诗句。经过十几个夜以继日的排练，豫剧《园丁之歌》在大队、公社、县城成功进行了演出。我们师生同台，大家充满激情、全心投入的表演，给单调的校园和乡村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40多年前，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洒在了荥阳的山山水水，而今回报给我的是今生最朴实、最动人、最深情的珍贵记忆。
有遗憾、委屈、后悔，也有开心的一笑、善意的和解、温馨的问候，我们不会忘记。
叶辛：10年知青生活是人生宝贵经历
我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我1 9岁。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从最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结束我都经历了。那10年的蹉跎岁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10年7个月是我人生一个宝贵的经历，我的作品如《孽债》《蹉跎岁月》等都与这段经历有关。
人们对当年那段知青岁月的回忆有说青春无悔的，有说青春有悔的，有说整个青春都荒废的，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我觉得都特别真实。在那段艰苦的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生存下去，这是对这一代人的磨炼。
赵参：列车将我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高潮。那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兵，自己没怎么考虑，独自决定积极报名参加兵团。当时，“文革”正在深入进行，父母都受到冲击，参加学习班不准回家。大哥去山西老区插队，二哥也随“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奔赴边疆。所以，接到去兵团的通知后一周内，从注销户口到准备行装等所有必办事宜全靠自己做。
1969年8月21日，我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启程。站台上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接兵的送人的你来我往，喊人的找人的挤来挤去，还有的打开车窗递东西，车站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还有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毕业歌》等，整个车站一片沸腾、嘈杂。
我从车窗探出头劝同学回家，他不肯，说等车开了再走，说完这话就背过身去。不用猜，他一定有些离别的辛酸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八年里，我俩一直同班最要好，经常一起做作业，一起踢足球，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露天电影，一起去什刹海滑冰……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不似报名入伍时那么坚决，那么无所畏惧，而是既有临阵出发的冲动与兴奋，又有离别京城的黯然与无奈，既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又有对未来有莫名的担忧与惆怅，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开车前五分钟，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在车窗拉手告别的人，大声不客气地警告说有生命危险。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是把手拉得更紧，刚才没有相握的手争抢着拉在一起。不知是谁一声哭泣，压抑了太久的感情迸发出来，像炸雷一般，迅速在人群中传开，成片的哭声和着激扬的乐曲弥漫了长长的站台。终于，火车鸣笛启动了，将我们带向遥远的地方……
五十年一眨眼过去了，人生的重要经历、共和国那段特殊历史的细节，记忆如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高玉玲：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一群郑州市的中学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背着铺盖来到了河南省荥阳县马庄下乡插队。
从未干过体力活儿的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严峻的考验。牲口圈几米深，光脚跳进粪水里，忍着翻江倒海的恶心，拼尽全身力气，才能用铁锨将粪撩起扔到两米多高的圈外；冬夜凌晨四五点，腰中绑着草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翻沟步行六七里去乔楼索河填河造地，脸和脚冻得红肿，疼痒难忍；天气干旱时还要担水浇地，未曾挑过担的我肩膀肿有一指多高，只好拿个毛巾折成四折垫在上面继续挑水；收麦子了，手上磨起了明晃晃的水泡，腰疼得像折了一样弯不下去，实在站不起来了就偎在地上割，别人休息自己也不停歇，只是想“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成为干得最好的人，对得起乡亲们给的8分工分。
那个年代，村里的地有限，生产资料有限，粮食产量有限，辛苦劳作一年也只能分到一斤油和十几斤麦子，剩下的就是玉米和红薯。正在长身体的知青，天天饿得慌，汤面条是改善生活的奢侈品，男知青几口就能喝下一大碗。为了充饥，有的男知青还把面条藏在床底下的鞋子或杂物堆里。对于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与其说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了一场艰难困苦的生存磨炼。
一年后，我被选调到了蔡寨中学。19岁的我，成了全校初、高中的音乐老师。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我和其他老师一起作词、谱曲、编舞，创作了今生唯一的歌舞《金秋十月》。北风呼啸的夜晚，蔡天意、杜禄、王坤和我共四个老师围着油漆桶改成的小煤炉，一起商量怎么丰富校园生活，怎么排练豫剧《园丁之歌》。夜深了，煤球早已熄灭，但所有人都浑然不觉，仍然伸手在熄灭的火炉上烤火，王坤老师还有感而发写出了“向火煤尽不觉冷”的诗句。经过十几个夜以继日的排练，豫剧《园丁之歌》在大队、公社、县城成功进行了演出。我们师生同台，大家充满激情、全心投入的表演，给单调的校园和乡村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40多年前，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洒在了荥阳的山山水水，而今回报给我的是今生最朴实、最动人、最深情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