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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真的已经见怪不怪了。
曾几何时，蓝天下，草地上的各色简陋帐篷以及对面舞台上传来的澎湃声浪还是那些文艺青年和摇滚铁托寻找乌托邦并且自我陶醉的方式。而现在，就算在距离市中心几十公里的一座公园中简陋的几个舞台，它们也能够以音乐节的名义一起坚挺在北京那已经习以为常的5级大风中，用那粗糙的音色吸引着附近居民来赶上一次“音乐庙会”。更不用说那全国开花繁荣场景—即便是一个你从未听过名字的广东小镇也能搭台唱戏，以期把那些文化饥渴的当地青年们的摇滚梦换做开拓地方旅游的筹码。
这一切本无可厚非，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扩张和规模才是衡量一个行业成功与否的标准。然而对于搭建起这座中心舞台的那些商人和梦想家们来说，这一切都膨胀得太快，以至于在他们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的时候才发现这战场依旧是一片弹丸之地。
11年前，中国第一个音乐节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广场上诞生。直到2003年，音乐节免票，所有参演乐队义务演出，是圈中盛事，却不为圈外所知。到2004年，迷笛首次来到户外，在北京雕塑公园，万人沸腾。三年后，摩登天空音乐节在海淀公园举办，中国的音乐节开始了长足发展，2010年，全国有50场至70场音乐节。今年，据某些业内人士估计，要达到100个。
然而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式的高速增长却让缺乏良性循环的中国音乐界市场，距离制造出自己的格拉斯顿博里（每年夏季于英格兰举办的大型音乐节，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几大音乐节之一）渐行渐远。
一方面，音乐节的繁荣是和“形象工程”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官员需要政绩，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文化形象，甚至一些公园之类的场地希望借音乐节聚拢人气。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音乐节的背后是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身影，另有三分之一是自行投资，依靠票房回收成本，余下的介于二者之间。他估计，这些音乐节中能赚钱的，不过十分之一。
刚刚在北京、上海两地结束的黑兔音乐节策划人之一，音乐营销机构SplitWorks的创办者英国人阿奇•汉密尔顿认为产业的迅速发展惯坏了国内音乐人，他们的要价太高，这使得一心想做一档有水平的音乐节的他，很难请到真正大牌、有市场号召力的艺人。
“还有别的问题，”“十三月”唱片公司投资人卢中强说，“现在的音乐节同质化严重，同一个乐队、歌手频繁出现在不同音乐节上，使得观众审美疲劳。这样下去，音乐节未来就是‘同一首歌’的变种。”
而这个秋天，中国音乐节市场终于“出了个大事”—两家最大的音乐节，迷笛和草莓（由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发起），在十一期间在镇江举办音乐节一事，出现了摩擦。其间细节，两家各持己见，苦的却是艺人们。7月15日，痛苦的信仰乐队在微博上表示：“恶性竞争到了这个程度，这音乐节办的还有意思吗！记住，我们不是棋子儿！”
有知情人士透露，痛仰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迷笛在知道十一期间无法在镇江举办音乐节之后，跟痛仰签订了独家演出协议，除了迷笛音乐节，痛仰不能出演别家。但真正要在镇江举办音乐节的是草莓，乐队也就失去了在十一这个观众群最为集中的时段演出的机会。
类似的“拆台”其实早已有之，2010年地坛无线星空音乐节举办前，当敲定无线星空作为主办方后，一些圈内人就曾暗示，可以用更低价格挤走无线星空然后接手今后的地坛音乐节。只是今天，当它发生在内地两家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两家音乐节主办方身上时，我们对这个行业，似乎又多了一重审视。
张帆：圈子里总还得有朋友道义吧？
张帆已经做了18年迷笛学校的校长了，2000年，中国最早的音乐节就诞生在他的校园中。而被圈内人尊称为“校长”的他也一直作为各地新兴音乐节的“义务顾问”不遗余力地传播着自己的经验。2007年，沈黎晖制作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时候向张帆咨询一些注意事项，后者直接卸下了自己的电脑硬盘，那里面是之前迷笛音乐节所积累的所有资料。
现在，相关政府机构对待音乐节态度的的“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张帆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在没有广场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管理者缺乏群体活动的监管经验，对音乐节最初的感觉更是如临大敌。2009年，直到迷笛同镇江方面签订合同的前一天，当地文化部门和公安局依旧在争执。然而用张帆的话说，音乐节第一天，到场的年轻人们的温和与欢乐立刻让到场的警察们“感觉轻松了许多。”这和迷笛先前在北京的路径完全一致，将近10年的音乐节运作让主办方同政府部门之间逐渐形成了默契，甚至在音乐节上是否能够卖酒的问题上，公安机关都已经能够网开一面。
但显然，张帆通过艺人的选择以及场地的布置所刻意刻画的迷笛身上明显的摇滚印记，还是会使它经常面临“没谱”的状态。2008年，因为奥运，几经周折，迷笛音乐节最终没能像以往那样在公园举办，而是又回到迷笛学校。2009年的镇江之行是地方政府第一次作为合作方参与音乐节的制作，此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音乐节当中。
“我们和地方政府沟通不需要什么特别技巧，毕竟迷笛已经是品牌，我们不会迁就对方的一些想法，譬如找些港台的流行乐手。我们传承的是迷笛的基因，保证做一个最纯正的摇滚音乐节。”
然而张帆也承认，许多音乐节制作人员经验不足，外加资金缺乏，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音乐节在西方已经有40年历史，你看早期的照片，也是破破烂烂的，但大家图的是到音乐现场玩，高兴就行。你可以觉得一些音乐节山寨，但对于一个偏远城市的青年来说，可能他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有个音乐节就是很大的幸福，他才不管是不是山寨像不像庙会呢，能有互动的感觉是最刻骨的。”
音乐节的井喷带来的是艺人出场费的飙升，一个还不错的乐队，2009年可能要价四千元，今年可能就是两万甚至三万。乐队们觉得自己熬得差不多了，有了机会应该过些好日子。比如何勇，他近几年来状况比较稳定，也开始在一些音乐节上做一些复出的演出。尽管没有任何新作，靠着观众们的集体回忆，他依旧可以让主办方付出高额的价格。甚至张帆也曾也专门给何勇发短信，说“赶紧赚钱啊”。
然而过高的出场费也让一些没有赞助商支持、希望依靠自身循环来发展的音乐节举步维艰。但在这方面，迷笛天生占有先机。乐手们大多都是迷笛学校的学生，由于这层关系，一些乐队对外报价3万元，可能对迷笛就会至少降5000元。
张凡认为自己的音乐节靠的是信誉。“我们跟乐手合作，哪怕之后补充一个协议，也必然严格履行。”这次轮到他做乙方，事情却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尽管已和镇江政府达成“十年框架协议”并且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张帆却在今年失去了在十一期间在镇江举办迷笛音乐节的资格。
去年，张北草原音乐节的创办人李宏杰在北京的房山区又做了长阳音乐节，今年，长阳政府搞主办方竞标，也找上了张帆的团队。“我当时就给李宏杰打电话表态，朋友做的，我们绝对不参与。一个市场里可以有竞争，但这圈子里总还有朋友道义吧？所以突然遇到镇江这档子事儿实在太奇怪了。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以后签合约要签紧了。”张帆说。
同时，他也提到了此前地坛音乐节发生的“拆台”，“但还没有太严重，毕竟都是圈子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还都要面子。”然而张帆很看不惯一些流行歌手参加音乐节时候的架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种少见的尖锐。“本来是流行，号称自己以前也是做摇滚的。我说你一直就是流行乐，我们为了摇滚乐奋斗的时候，你们还在央视假唱呢！只不过现在看到摇滚乐吃香又想来分一杯羹。这时候来摘桃，很可耻。”
“大家要公平友好地竞争，而不是恶意的低价竞争，或者做一些暗箱操作。迷笛不会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不需要做，另一方面也不屑于做。毕竟中国的音乐节是我们从2000年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我们对自己的位置和信誉都很珍惜。”张帆说道。
沈黎晖：他们是玩政治的，我们是玩创意的
问沈黎晖关于音乐节的事儿，他最先的反应竟然是：简直不想做了。“音乐节是整个摩登天空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可能大家给予它更多的关注，但我们并不希望它是未来最主要的事情。毕竟我们不希望每年都是简单复制上一年，这种创意工作其实很耗神，做到这么久，我们也会烦。”
“今年100个音乐节，大型的可能只有20到30个，剩下有中型的，另外很大比例是小型的。比如只有1000人，但也可以叫音乐节。”沈黎晖同样觉得，音乐节哪怕“庙会”一点“山寨”一点，都没有关系，“最起码音乐节都是真弹真奏真唱，相对以往那种对口型的假唱，让更多观众知道什么是真的音乐，这已经够了。”
于此同时，摩登天空本身就在扮演双重角色，一边自己做音乐节，希望乐队要价越低越好；一边自己也在卖乐队，希望价钱越高越好。沈黎晖的解决方式，是每年定下旗下艺人的内部采购价，根据市场反映，以半年或者一年为周期来调整。“我们的艺人可能在北京参加摩登或者草莓音乐节，价格比较低，毕竟观众数量多，行内人士及媒体都在，这对乐队来说是非常好的展示平台，一旦出了北京，一些利好条件不再，要价就相对较高，这都是市场决定的。”
与迷笛摇滚硬派气质相比，摩登天空的音乐节更贴近前卫潮流。已经没有太多的摄影师愿意去迷笛捕捉那些兴奋地在泥里打滚的长发青年们，而在摩登或者草莓，他们几乎能够把本季的街头潮流一网打尽。而与张帆相比，沈黎晖身上也有着更浓厚的商业气息。“之前我们一直将摩登天空作为品牌，但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把它当做一个企业。江湖的那套规矩阻碍了中国的音乐很多年，如果不能够用纯粹的企业规则来做事，这个行业还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产业。”
当其他音乐节因为奥运或者60年大庆而在不同场地之间辗转时，摩登天空音乐节五年来始终在十一这个黄金时间，在海淀公园举办。沈黎晖将原因归结为幸运：“其实每届音乐节都挺没谱的，别看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其实每次都有意外发生。2008年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不邀请海外艺人参与，那年很难批准国外艺人的演出，但2009年我们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就是邀请了很多海外艺人，因为难批，最终都取消了，又要面对一波退票风潮。还好我们坚持了下来—想想摩登天空这家公司已经马上要十五个年头。2004年我看到一篇文章盘点当时的中国十大唱片公司，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发现类似风格的公司只剩下我们还存在。”
而对幸存者沈黎晖来说，摩登天空更像一个创意型公司，流行的是工程师文化，都是一群不会和政府打交道的人，这也让摩登受到一些局限，譬如镇江一事，在沈黎晖的讲述中，经过是这样的：镇江邀请摩登到当地做音乐节，有镇江与迷笛的“十年框架协议”在前，沈黎晖以为镇江要与他谈十一之外的档期，但到了发现档期正是十一。镇江方面表示会再与迷笛谈别的时间，因为今年迷笛与镇江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沈黎晖与张帆沟通，讲明原委，并表示如果镇江进行竞标，他不会参与；如果举办摩登音乐节，对政府要价也不会少于迷笛，以免有低价竞争的嫌疑。双方约定对外统一口径，但当晚就发现了有人在微博上骂摩登太小人，低价竞争。
“就像一个业主找两家装修队，一家没装成，犯不着骂另一家装了。如果有违约，就走法律程序，有什么恶意竞争呢？这是很简单的商业关系，同时我们也强调不竞标，你有损失我们也愿意担当，从道义角度这是仁至义尽，我觉得没做错什么。他们是玩政治的，我们是玩创意的，不是一路人。”
“说摩登天空以后不做音乐节了，也不是不可能。音乐行业不像钢铁产业，讲究的就是利润，它还有感性的一面，需要投入情感。这件事是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但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受伤。”
在未来，沈黎晖希望摩登和草莓两个音乐节品牌的分野能更明确：前者更加精致和国际化，规模不一定大，但要有高级感，并且除了北京、上海，不会去其他城市；草莓则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规模更大，风格也更多元，成为“每个人”的音乐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如果他还愿意坚持在这个行业的话。
李岱:音乐节就是生意
热波音乐节看上去有些另类。
2009年，它的第一届活动举办地选在了二线城市成都，而非北京、上海，舞台上的艺人除了常规的那些本土以及国外摇滚乐队，还有偶像组合S.H.E，选秀出身的张杰、谭维维。场地成都保利公园距离市区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门口便是各类运输车辆的必经之路。为了保障音乐节的顺利进行，当地政府甚至在活动举办的三天时间里禁止了一切大型车辆的通行，以便爱玩的成都人们驾车前来。与此同时，音乐节的全部内容还会在当地电视台转播。
而对于当年初次参与热波音乐节的艺人和媒体来说，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同样出乎意料。主办方专门有一个接待团队，所有嘉宾，无论国内国外，全部由专人接机并送到场地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入住，活动期间每天还有定点班车负责通勤。甚至活动结束后还有工作人员发短信提醒嘉宾转天的飞机时间。至今为止，这种细致高效的接待工作在国内音乐节中依旧是绝无仅有。
而这正是音乐节市场的“新人”，热波传媒总裁李岱一手选定的差异化路线。
除了音乐节，热播传媒还拥有魅力音乐这样的付费电视频道以及每年举办上百场娱乐活动的业绩。在创立公司之前，李岱是Channel V的中国区总裁，“流行就是主流，这是无可争议的。而我要做的就是主流活动，这是一个商业选择。之前有很多摇滚气质的音乐节，我想他们是希望能复制欧美的形式，做中国的伍德斯多克。但是欧美的音乐非常丰富，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听流行和听摇滚的人一样多。每一个群体都很大，你做哪一个都一样，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李岱从2001年就开始接触音乐节，参与了丽江雪山音乐节的运作，当时的市场情况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票房”。直到2009年，电影的票房起来了，话剧的票房也起来了，同样针对年轻消费者，音乐节应该也有机会。
“做一个成功的音乐节，产品的定位很重要，这本身就不是爱好，而是一个生意，是一个专业的东西。我的目标观众是这些人，我就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什么玩乐形式。同时要把这个人群销售出去，卖给赞助商，卖给政府等各个合作方。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清楚市场。” 在前期筹备中，对李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合适的场地。她不希望随便租一个场地运作，而最终选择了与成都市政府合作，共同投资，票房分成。而音乐节从第二年就开始盈利，这也印证了李岱的商业判断。在目前众多的音乐节中，李岱认为并没有规模相当，路线相似的竞争对手—“在整体运营的层面上，如果以赞助商数量为标准，比如我们是100块，他们都只有20。”
尽管国内的音乐节市场正在逐渐走向过度饱和，李岱依旧持乐观态度。欧洲从5月到10月之间有上千个音乐节，中国和欧洲面积相当，人口更多。同时，李岱在艺人的选择上非常多元化，这也是她反过来培育市场的方式，“我的主要目的是不局限于摇滚，观众多的艺人我都愿意邀请。我要吸引主流人群，甚至把那些对音乐概念恍惚的人也吸引过来。”
在李岱的热波模板中，非音乐类的项目和音乐项目一样庞大和重要：滑轮比赛，拍照比赛，甚至环保组织的公益活动，“在今年的热波上，非音乐区和主舞台区人是一样多的。不同的内容吸引不同的人。我们花很多力气在非音乐的项目上。”
三年的时间里，热波的触角已经从成都扩展到杭州和上海实际上，李岱严苛的商业框架其实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要求：举办地必须有很好的观众基础、认同的政府的合作方以及赞助商的认可。而北京市场对于李岱而言早已被过度开发，但她仍有进入的计划，只不过内容上必须要所有突破。“今年这些艺人，明年这些艺人，迷笛很快就没有人要去了。”
实际上，艺人对于音乐节来说并不是资源，“对所有音乐节来说，艺人是打开的，你选什么艺人是你的判断，是主办方的选择，和资源无关。”但它至少是一个瓶颈—演出阵容的高度雷同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然而在李岱看来，运营能力会让主办方之间逐渐拉开距离，除此以外还有对市场的敏感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赞助商的支持。在这之后，才轮到谈品质和阵容。
在李岱的设想中，音乐节不仅是艺人的展示平台，同时也可以给艺人提供附加价值—“有一种艺人，现场很好，但是视觉效果很差，没有观众。那么你可以帮助他把视觉效果做起来。比如说万晓利，他有特别的民谣的东西，我给他做整体的视频，他会火，观众也有新的东西。这些是有价值的。未来的五年，这就是音乐节竞争的主题。对艺人来说，你能找他我也能找他，有什么区别。下一轮不在乎城市有多少，在乎品质。不是比赛我的艺人大还是你的艺人大，这些是谁都拿得来的。原始的创造力才是你的核心创造力。”
李岱谈摩登和迷笛之争
这个事件代表音乐节的竞争已经全面白热化了。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我是鸟巢，怎么可能只做一场摇滚音乐节，镇江不愿意自己的产品是一致化的。当然迷笛可能认为自己是垦荒的，场地开发好了，大家也认同镇江音乐节的概念了，现在你怎么可以去帮我的竞争对手。从外面来观察，我觉得是这样的，两方我都很理解，这个部分就是谈判了。
张有待：还没进入良性循环
音乐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形式，自己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它本身是有市场需求的， 但是在中国面对着种种局限，比方说，很多审批制度的繁琐，在音乐节里不允许卖酒水，这是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政府部门对于音乐节形式的不理解，对于年轻人不理解。比如最后一周才允许售票，这对音乐节票房影响非常大。同时政府各方面要的赠票又比较多。
现在是有一些地区政府支持音乐节的举办，不管是从当地旅游产业或者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但是政府不是一个部门，比如公安部门就不支持，觉得音乐节就是找事儿。
而对于国内的这些乐队来说，一年里有几十个音乐节，一开始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有更多的表演机会、更好的收入，但是他们除了音乐节以外，又有多少专场演出或者和观众的交流？更关键的是，他们一年能出多少张专辑？音乐上又有哪些创造？这样下去观众很容易就审美疲劳，而且音乐节本身也没能对音乐产业起到推动作用。
这个平台，本来应该没有输者—主办方通过努力经营，产生效益；看演出的人非常满意；参加演出的乐队得到展现作品的机会；政府可以刺激文化市场，每一家都是赢者。但现在看起来，音乐节在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它的产业链，包括供求关系，都没能形成良性机制。
更进一步说，这个良性循环还能反哺你的音乐水平。国外的很多音乐节的盈余都被用来做成基金会，后者用这些钱资助本地音乐的发展。否则，对于音乐节来说，如果只是迎合市场，获得商业利益，那就丧失了本身的意义，和《同一首歌》有什么区别？
现在大家觉得音乐节是一个新兴的形式，都觉得有机会，所以一哄而上，但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为什么做，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的平衡。对于中国的音乐节来说，大家才刚刚起步。像迷笛和摩登天空，是牌子最老的，虽然从商业意义上来讲可能不是最成功的，但是音乐节本身是一个品牌的经营，拥有支持者更为重要。
曾几何时，蓝天下，草地上的各色简陋帐篷以及对面舞台上传来的澎湃声浪还是那些文艺青年和摇滚铁托寻找乌托邦并且自我陶醉的方式。而现在，就算在距离市中心几十公里的一座公园中简陋的几个舞台，它们也能够以音乐节的名义一起坚挺在北京那已经习以为常的5级大风中，用那粗糙的音色吸引着附近居民来赶上一次“音乐庙会”。更不用说那全国开花繁荣场景—即便是一个你从未听过名字的广东小镇也能搭台唱戏，以期把那些文化饥渴的当地青年们的摇滚梦换做开拓地方旅游的筹码。
这一切本无可厚非，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扩张和规模才是衡量一个行业成功与否的标准。然而对于搭建起这座中心舞台的那些商人和梦想家们来说，这一切都膨胀得太快，以至于在他们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的时候才发现这战场依旧是一片弹丸之地。
11年前，中国第一个音乐节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广场上诞生。直到2003年，音乐节免票，所有参演乐队义务演出，是圈中盛事，却不为圈外所知。到2004年，迷笛首次来到户外，在北京雕塑公园，万人沸腾。三年后，摩登天空音乐节在海淀公园举办，中国的音乐节开始了长足发展，2010年，全国有50场至70场音乐节。今年，据某些业内人士估计，要达到100个。
然而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式的高速增长却让缺乏良性循环的中国音乐界市场，距离制造出自己的格拉斯顿博里（每年夏季于英格兰举办的大型音乐节，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几大音乐节之一）渐行渐远。
一方面，音乐节的繁荣是和“形象工程”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官员需要政绩，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文化形象，甚至一些公园之类的场地希望借音乐节聚拢人气。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音乐节的背后是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身影，另有三分之一是自行投资，依靠票房回收成本，余下的介于二者之间。他估计，这些音乐节中能赚钱的，不过十分之一。
刚刚在北京、上海两地结束的黑兔音乐节策划人之一，音乐营销机构SplitWorks的创办者英国人阿奇•汉密尔顿认为产业的迅速发展惯坏了国内音乐人，他们的要价太高，这使得一心想做一档有水平的音乐节的他，很难请到真正大牌、有市场号召力的艺人。
“还有别的问题，”“十三月”唱片公司投资人卢中强说，“现在的音乐节同质化严重，同一个乐队、歌手频繁出现在不同音乐节上，使得观众审美疲劳。这样下去，音乐节未来就是‘同一首歌’的变种。”
而这个秋天，中国音乐节市场终于“出了个大事”—两家最大的音乐节，迷笛和草莓（由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发起），在十一期间在镇江举办音乐节一事，出现了摩擦。其间细节，两家各持己见，苦的却是艺人们。7月15日，痛苦的信仰乐队在微博上表示：“恶性竞争到了这个程度，这音乐节办的还有意思吗！记住，我们不是棋子儿！”
有知情人士透露，痛仰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迷笛在知道十一期间无法在镇江举办音乐节之后，跟痛仰签订了独家演出协议，除了迷笛音乐节，痛仰不能出演别家。但真正要在镇江举办音乐节的是草莓，乐队也就失去了在十一这个观众群最为集中的时段演出的机会。
类似的“拆台”其实早已有之，2010年地坛无线星空音乐节举办前，当敲定无线星空作为主办方后，一些圈内人就曾暗示，可以用更低价格挤走无线星空然后接手今后的地坛音乐节。只是今天，当它发生在内地两家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两家音乐节主办方身上时，我们对这个行业，似乎又多了一重审视。
张帆：圈子里总还得有朋友道义吧？
张帆已经做了18年迷笛学校的校长了，2000年，中国最早的音乐节就诞生在他的校园中。而被圈内人尊称为“校长”的他也一直作为各地新兴音乐节的“义务顾问”不遗余力地传播着自己的经验。2007年，沈黎晖制作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时候向张帆咨询一些注意事项，后者直接卸下了自己的电脑硬盘，那里面是之前迷笛音乐节所积累的所有资料。
现在，相关政府机构对待音乐节态度的的“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张帆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在没有广场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管理者缺乏群体活动的监管经验，对音乐节最初的感觉更是如临大敌。2009年，直到迷笛同镇江方面签订合同的前一天，当地文化部门和公安局依旧在争执。然而用张帆的话说，音乐节第一天，到场的年轻人们的温和与欢乐立刻让到场的警察们“感觉轻松了许多。”这和迷笛先前在北京的路径完全一致，将近10年的音乐节运作让主办方同政府部门之间逐渐形成了默契，甚至在音乐节上是否能够卖酒的问题上，公安机关都已经能够网开一面。
但显然，张帆通过艺人的选择以及场地的布置所刻意刻画的迷笛身上明显的摇滚印记，还是会使它经常面临“没谱”的状态。2008年，因为奥运，几经周折，迷笛音乐节最终没能像以往那样在公园举办，而是又回到迷笛学校。2009年的镇江之行是地方政府第一次作为合作方参与音乐节的制作，此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音乐节当中。
“我们和地方政府沟通不需要什么特别技巧，毕竟迷笛已经是品牌，我们不会迁就对方的一些想法，譬如找些港台的流行乐手。我们传承的是迷笛的基因，保证做一个最纯正的摇滚音乐节。”
然而张帆也承认，许多音乐节制作人员经验不足，外加资金缺乏，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音乐节在西方已经有40年历史，你看早期的照片，也是破破烂烂的，但大家图的是到音乐现场玩，高兴就行。你可以觉得一些音乐节山寨，但对于一个偏远城市的青年来说，可能他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有个音乐节就是很大的幸福，他才不管是不是山寨像不像庙会呢，能有互动的感觉是最刻骨的。”
音乐节的井喷带来的是艺人出场费的飙升，一个还不错的乐队，2009年可能要价四千元，今年可能就是两万甚至三万。乐队们觉得自己熬得差不多了，有了机会应该过些好日子。比如何勇，他近几年来状况比较稳定，也开始在一些音乐节上做一些复出的演出。尽管没有任何新作，靠着观众们的集体回忆，他依旧可以让主办方付出高额的价格。甚至张帆也曾也专门给何勇发短信，说“赶紧赚钱啊”。
然而过高的出场费也让一些没有赞助商支持、希望依靠自身循环来发展的音乐节举步维艰。但在这方面，迷笛天生占有先机。乐手们大多都是迷笛学校的学生，由于这层关系，一些乐队对外报价3万元，可能对迷笛就会至少降5000元。
张凡认为自己的音乐节靠的是信誉。“我们跟乐手合作，哪怕之后补充一个协议，也必然严格履行。”这次轮到他做乙方，事情却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尽管已和镇江政府达成“十年框架协议”并且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张帆却在今年失去了在十一期间在镇江举办迷笛音乐节的资格。
去年，张北草原音乐节的创办人李宏杰在北京的房山区又做了长阳音乐节，今年，长阳政府搞主办方竞标，也找上了张帆的团队。“我当时就给李宏杰打电话表态，朋友做的，我们绝对不参与。一个市场里可以有竞争，但这圈子里总还有朋友道义吧？所以突然遇到镇江这档子事儿实在太奇怪了。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以后签合约要签紧了。”张帆说。
同时，他也提到了此前地坛音乐节发生的“拆台”，“但还没有太严重，毕竟都是圈子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还都要面子。”然而张帆很看不惯一些流行歌手参加音乐节时候的架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种少见的尖锐。“本来是流行，号称自己以前也是做摇滚的。我说你一直就是流行乐，我们为了摇滚乐奋斗的时候，你们还在央视假唱呢！只不过现在看到摇滚乐吃香又想来分一杯羹。这时候来摘桃，很可耻。”
“大家要公平友好地竞争，而不是恶意的低价竞争，或者做一些暗箱操作。迷笛不会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不需要做，另一方面也不屑于做。毕竟中国的音乐节是我们从2000年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我们对自己的位置和信誉都很珍惜。”张帆说道。
沈黎晖：他们是玩政治的，我们是玩创意的
问沈黎晖关于音乐节的事儿，他最先的反应竟然是：简直不想做了。“音乐节是整个摩登天空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可能大家给予它更多的关注，但我们并不希望它是未来最主要的事情。毕竟我们不希望每年都是简单复制上一年，这种创意工作其实很耗神，做到这么久，我们也会烦。”
“今年100个音乐节，大型的可能只有20到30个，剩下有中型的，另外很大比例是小型的。比如只有1000人，但也可以叫音乐节。”沈黎晖同样觉得，音乐节哪怕“庙会”一点“山寨”一点，都没有关系，“最起码音乐节都是真弹真奏真唱，相对以往那种对口型的假唱，让更多观众知道什么是真的音乐，这已经够了。”
于此同时，摩登天空本身就在扮演双重角色，一边自己做音乐节，希望乐队要价越低越好；一边自己也在卖乐队，希望价钱越高越好。沈黎晖的解决方式，是每年定下旗下艺人的内部采购价，根据市场反映，以半年或者一年为周期来调整。“我们的艺人可能在北京参加摩登或者草莓音乐节，价格比较低，毕竟观众数量多，行内人士及媒体都在，这对乐队来说是非常好的展示平台，一旦出了北京，一些利好条件不再，要价就相对较高，这都是市场决定的。”
与迷笛摇滚硬派气质相比，摩登天空的音乐节更贴近前卫潮流。已经没有太多的摄影师愿意去迷笛捕捉那些兴奋地在泥里打滚的长发青年们，而在摩登或者草莓，他们几乎能够把本季的街头潮流一网打尽。而与张帆相比，沈黎晖身上也有着更浓厚的商业气息。“之前我们一直将摩登天空作为品牌，但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把它当做一个企业。江湖的那套规矩阻碍了中国的音乐很多年，如果不能够用纯粹的企业规则来做事，这个行业还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产业。”
当其他音乐节因为奥运或者60年大庆而在不同场地之间辗转时，摩登天空音乐节五年来始终在十一这个黄金时间，在海淀公园举办。沈黎晖将原因归结为幸运：“其实每届音乐节都挺没谱的，别看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其实每次都有意外发生。2008年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不邀请海外艺人参与，那年很难批准国外艺人的演出，但2009年我们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就是邀请了很多海外艺人，因为难批，最终都取消了，又要面对一波退票风潮。还好我们坚持了下来—想想摩登天空这家公司已经马上要十五个年头。2004年我看到一篇文章盘点当时的中国十大唱片公司，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发现类似风格的公司只剩下我们还存在。”
而对幸存者沈黎晖来说，摩登天空更像一个创意型公司，流行的是工程师文化，都是一群不会和政府打交道的人，这也让摩登受到一些局限，譬如镇江一事，在沈黎晖的讲述中，经过是这样的：镇江邀请摩登到当地做音乐节，有镇江与迷笛的“十年框架协议”在前，沈黎晖以为镇江要与他谈十一之外的档期，但到了发现档期正是十一。镇江方面表示会再与迷笛谈别的时间，因为今年迷笛与镇江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沈黎晖与张帆沟通，讲明原委，并表示如果镇江进行竞标，他不会参与；如果举办摩登音乐节，对政府要价也不会少于迷笛，以免有低价竞争的嫌疑。双方约定对外统一口径，但当晚就发现了有人在微博上骂摩登太小人，低价竞争。
“就像一个业主找两家装修队，一家没装成，犯不着骂另一家装了。如果有违约，就走法律程序，有什么恶意竞争呢？这是很简单的商业关系，同时我们也强调不竞标，你有损失我们也愿意担当，从道义角度这是仁至义尽，我觉得没做错什么。他们是玩政治的，我们是玩创意的，不是一路人。”
“说摩登天空以后不做音乐节了，也不是不可能。音乐行业不像钢铁产业，讲究的就是利润，它还有感性的一面，需要投入情感。这件事是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但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受伤。”
在未来，沈黎晖希望摩登和草莓两个音乐节品牌的分野能更明确：前者更加精致和国际化，规模不一定大，但要有高级感，并且除了北京、上海，不会去其他城市；草莓则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规模更大，风格也更多元，成为“每个人”的音乐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如果他还愿意坚持在这个行业的话。
李岱:音乐节就是生意
热波音乐节看上去有些另类。
2009年，它的第一届活动举办地选在了二线城市成都，而非北京、上海，舞台上的艺人除了常规的那些本土以及国外摇滚乐队，还有偶像组合S.H.E，选秀出身的张杰、谭维维。场地成都保利公园距离市区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门口便是各类运输车辆的必经之路。为了保障音乐节的顺利进行，当地政府甚至在活动举办的三天时间里禁止了一切大型车辆的通行，以便爱玩的成都人们驾车前来。与此同时，音乐节的全部内容还会在当地电视台转播。
而对于当年初次参与热波音乐节的艺人和媒体来说，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同样出乎意料。主办方专门有一个接待团队，所有嘉宾，无论国内国外，全部由专人接机并送到场地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入住，活动期间每天还有定点班车负责通勤。甚至活动结束后还有工作人员发短信提醒嘉宾转天的飞机时间。至今为止，这种细致高效的接待工作在国内音乐节中依旧是绝无仅有。
而这正是音乐节市场的“新人”，热波传媒总裁李岱一手选定的差异化路线。
除了音乐节，热播传媒还拥有魅力音乐这样的付费电视频道以及每年举办上百场娱乐活动的业绩。在创立公司之前，李岱是Channel V的中国区总裁，“流行就是主流，这是无可争议的。而我要做的就是主流活动，这是一个商业选择。之前有很多摇滚气质的音乐节，我想他们是希望能复制欧美的形式，做中国的伍德斯多克。但是欧美的音乐非常丰富，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听流行和听摇滚的人一样多。每一个群体都很大，你做哪一个都一样，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李岱从2001年就开始接触音乐节，参与了丽江雪山音乐节的运作，当时的市场情况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票房”。直到2009年，电影的票房起来了，话剧的票房也起来了，同样针对年轻消费者，音乐节应该也有机会。
“做一个成功的音乐节，产品的定位很重要，这本身就不是爱好，而是一个生意，是一个专业的东西。我的目标观众是这些人，我就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什么玩乐形式。同时要把这个人群销售出去，卖给赞助商，卖给政府等各个合作方。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清楚市场。” 在前期筹备中，对李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合适的场地。她不希望随便租一个场地运作，而最终选择了与成都市政府合作，共同投资，票房分成。而音乐节从第二年就开始盈利，这也印证了李岱的商业判断。在目前众多的音乐节中，李岱认为并没有规模相当，路线相似的竞争对手—“在整体运营的层面上，如果以赞助商数量为标准，比如我们是100块，他们都只有20。”
尽管国内的音乐节市场正在逐渐走向过度饱和，李岱依旧持乐观态度。欧洲从5月到10月之间有上千个音乐节，中国和欧洲面积相当，人口更多。同时，李岱在艺人的选择上非常多元化，这也是她反过来培育市场的方式，“我的主要目的是不局限于摇滚，观众多的艺人我都愿意邀请。我要吸引主流人群，甚至把那些对音乐概念恍惚的人也吸引过来。”
在李岱的热波模板中，非音乐类的项目和音乐项目一样庞大和重要：滑轮比赛，拍照比赛，甚至环保组织的公益活动，“在今年的热波上，非音乐区和主舞台区人是一样多的。不同的内容吸引不同的人。我们花很多力气在非音乐的项目上。”
三年的时间里，热波的触角已经从成都扩展到杭州和上海实际上，李岱严苛的商业框架其实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要求：举办地必须有很好的观众基础、认同的政府的合作方以及赞助商的认可。而北京市场对于李岱而言早已被过度开发，但她仍有进入的计划，只不过内容上必须要所有突破。“今年这些艺人，明年这些艺人，迷笛很快就没有人要去了。”
实际上，艺人对于音乐节来说并不是资源，“对所有音乐节来说，艺人是打开的，你选什么艺人是你的判断，是主办方的选择，和资源无关。”但它至少是一个瓶颈—演出阵容的高度雷同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然而在李岱看来，运营能力会让主办方之间逐渐拉开距离，除此以外还有对市场的敏感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赞助商的支持。在这之后，才轮到谈品质和阵容。
在李岱的设想中，音乐节不仅是艺人的展示平台，同时也可以给艺人提供附加价值—“有一种艺人，现场很好，但是视觉效果很差，没有观众。那么你可以帮助他把视觉效果做起来。比如说万晓利，他有特别的民谣的东西，我给他做整体的视频，他会火，观众也有新的东西。这些是有价值的。未来的五年，这就是音乐节竞争的主题。对艺人来说，你能找他我也能找他，有什么区别。下一轮不在乎城市有多少，在乎品质。不是比赛我的艺人大还是你的艺人大，这些是谁都拿得来的。原始的创造力才是你的核心创造力。”
李岱谈摩登和迷笛之争
这个事件代表音乐节的竞争已经全面白热化了。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我是鸟巢，怎么可能只做一场摇滚音乐节，镇江不愿意自己的产品是一致化的。当然迷笛可能认为自己是垦荒的，场地开发好了，大家也认同镇江音乐节的概念了，现在你怎么可以去帮我的竞争对手。从外面来观察，我觉得是这样的，两方我都很理解，这个部分就是谈判了。
张有待：还没进入良性循环
音乐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形式，自己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它本身是有市场需求的， 但是在中国面对着种种局限，比方说，很多审批制度的繁琐，在音乐节里不允许卖酒水，这是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政府部门对于音乐节形式的不理解，对于年轻人不理解。比如最后一周才允许售票，这对音乐节票房影响非常大。同时政府各方面要的赠票又比较多。
现在是有一些地区政府支持音乐节的举办，不管是从当地旅游产业或者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但是政府不是一个部门，比如公安部门就不支持，觉得音乐节就是找事儿。
而对于国内的这些乐队来说，一年里有几十个音乐节，一开始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有更多的表演机会、更好的收入，但是他们除了音乐节以外，又有多少专场演出或者和观众的交流？更关键的是，他们一年能出多少张专辑？音乐上又有哪些创造？这样下去观众很容易就审美疲劳，而且音乐节本身也没能对音乐产业起到推动作用。
这个平台，本来应该没有输者—主办方通过努力经营，产生效益；看演出的人非常满意；参加演出的乐队得到展现作品的机会；政府可以刺激文化市场，每一家都是赢者。但现在看起来，音乐节在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它的产业链，包括供求关系，都没能形成良性机制。
更进一步说，这个良性循环还能反哺你的音乐水平。国外的很多音乐节的盈余都被用来做成基金会，后者用这些钱资助本地音乐的发展。否则，对于音乐节来说，如果只是迎合市场，获得商业利益，那就丧失了本身的意义，和《同一首歌》有什么区别？
现在大家觉得音乐节是一个新兴的形式，都觉得有机会，所以一哄而上，但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为什么做，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的平衡。对于中国的音乐节来说，大家才刚刚起步。像迷笛和摩登天空，是牌子最老的，虽然从商业意义上来讲可能不是最成功的，但是音乐节本身是一个品牌的经营，拥有支持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