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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
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1921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任国民联军（原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底，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5月至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21日牺牲，时年40岁。
1920年6月的一天，刘伯坚在上海霞飞路办理签证和代订船票，遇见老乡林修杰、蒲照魂，三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来到路边的一家四川豆花店，说出国前再尝一尝家乡的味道。
小伙子们边吃边聊，老板也在一旁陪着他们。林修杰、蒲照魂谈起家乡兵荒马乱，经济萧条，不觉凄然泪下。刘伯坚心里也翻腾得厉害。家里为了自己求学，早已家产当尽，负债累累，多亏了几位乡亲学友捐助……他想，等到了法国，只要肯出力气，找得到工做，就能挣到钱。
豆花店老板不待刘伯坚说完，早已热泪涟涟，当即回屋取出一些大洋，馈赠给他。刘伯坚拒不肯收。老板激动地说：“我们虽然萍水相逢，但我也是中国人。虽然无才留洋求学，但对于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是十分敬佩的，望不以其微薄而拒绝。”
刘伯坚推辞不下，握着素昧平生的老板的手，热泪盈眶，说道：“谢谢你老哥，中国有希望！”他在旅欧期间，多次写信告诉家里，这件事给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也令他在海外时刻不忘。
拒款大会上，一声喝下，众人暴打卖国贼
1921年春夏，北洋政府秘密派人到巴黎借款，大部分都借款用来扶持即将破产的法国资本家。消息传出，群情激奋。8月13日，中国留法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一场拒款大会，刘伯坚、聂荣臻、周恩来等人出席。
会上，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身穿西装，手持文明棍，不可一世地朝主席台走去，自称是中国驻法公使的秘书王某和沈某。来得正好！大家一致提议：要王秘书公开秘密借款的真相。王秘書矢口否认：“借款这件事，也不知哪里捏造的，实在没有这件事，诸位也不知看的什么报，请拿来我瞧瞧……”
这番话激起了到会学生和华工的极大愤怒。刘伯坚气愤已极，从座位上站起来，吼道：“龟儿子，卖国贼，不打你如何肯招！”热血青年将二人一顿痛打。
大会主席团苦口相劝，大家才罢休。大会继续进行，通过了拒绝借款的议案，公使馆的两位秘书不得不在上面签了字。
“拒款运动”取得了胜利，第一次彰显了勤工俭学学生及华工团结的力量，刘伯坚置身于运动前列受到了锻炼。
1922年，刘伯坚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当时西欧唯一的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1923年，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年的东方大学学员施益生记忆深刻：
1925年11月，我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他早收到旅欧总支部的通知，正等候我，立刻为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和转党关系手续，作了住宿和生活上的安排。这是我第一次和刘伯坚同志见面和接触，他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印象，觉得他对同志非常热情、爱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刘伯坚负责的旅莫支部，不仅管党团员的生活，还管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也承担旅苏华侨事务，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旅莫支部为“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点石成金西北军
1925年，西北军阀冯玉祥受到中共北方局帮助，到苏联考察学习。他到莫斯科后，多受到刘伯坚的照顾。1926年9月，在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后，刘伯坚陪冯玉祥穿过外蒙古荒原（同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等人），进入绥远（如今在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很混乱。士兵们军衣破烂，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一片漠然。一次于右任在家休息，一个士兵进了内堂，抓起他的金表就走。一个下级军官说：“于先生，请原谅一点儿吧！我们队伍从南口撤退，整天挨饿受冻，人心已经涣散到无法收拾了……”
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组建总司令部，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主持政治部工作。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
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日后，他们有的成为党的重要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刘伯坚身为新建的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却同士兵和下级军官一样行军，经常同大家谈心。这些在旧军阀队伍中长期生活的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官。”刘伯坚的演讲能够道出这些苦难深重的士兵的心里话，因此大家又纷纷反映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感到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好。一次，冯玉祥的秘书开会时轻率谈话，插科打诨，刘伯坚当即站起来，一脸肃然，当着冯玉祥的面严厉批评道：“开会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
冯玉祥后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评价：“他（刘伯坚）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我即无法不钦佩他。”经过四个月，这只曾经被打得鼠窜，军纪涣散的军队，彻底起死回生，不仅迅速扩大到30多万人，还占据陕、甘、宁三省大部分地方，为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刘伯坚也在西北军中获得了“军中骄子”的美誉。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这支旧军队在冯玉祥的带领下，有着相对比较朴实的作风，官兵也大都是较少带兵痞恶习的穷苦农家出身，但他们毕竟是從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刘伯坚利用西北军中的有利条件，把革命的思想注入官兵中间，同时用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他们，因而才有点石成金、枯木逢春的奇效。
刘伯坚在西北军虽然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对西北军来说，共产党的良好影响此后长存了二十多年——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蒋介石后来恼恨地抱怨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其根源恰恰在于共产党的影响深入这支队伍，而其中凝结着刘伯坚的极大心血。
敌方将领千方百计寻其下落，起义见面后高喊：“刘主任！”
1931年12月14日晚，“宁都起义”（又名“26路军起义”，指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的武装起义）成功，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旅长董振堂（字绍仲）在西北军时期就已十分仰慕刘伯坚的才华与人品，时常听他讲课。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董振堂等爱国官兵十分想念刘伯坚，千方百计寻找他的下落，均未找到。直到26路军奉命驻守宁都，机会来了！
12月初某日，一名地下党员找到刘伯坚，向他转交26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信，并汇报了谋划起义的详情。刘伯坚立即将此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中央军委特派王稼祥、刘伯坚等人携电台到彭泽县政府联络。
刘伯坚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看着与西北军故友重逢的日子快要到来，英勇的红军又将增添一支新的部队，他怎能不狂喜？于是，他致函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看到了你们给我的满含着血泪和革命热忱的来信，使我回想起我们过去在西北风沙中转战四千多里的30万国民军……同志们，我们一别5年了，别后的辛苦不必尽述，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往前奋斗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我应当为全国劳苦工农距踊欢呼。庆祝中国革命成功的到来！
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他还指出，暴动后要坚决地把队伍开往苏维埃区域。同时，他还亲自为26路军起义代拟了7条政治口号。
12月14日深夜，起义一举成功。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成功后，26路军起义部队番号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队改造的担子落到他的头上。26路军毕竟是旧军阀部队，成分复杂，积习甚深。就连叶剑英也感慨：“要把这1.7万余人的旧军队改造成革命军队，担子不轻啊！”刘伯坚迎难而上，将红五军团整顿和改造为一支雄师铁军，以至于在红军队伍中曾流传：“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当时，刘伯坚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他打电话报告张闻天，才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得罪了极左主义当权者的刘伯坚长征时被留在了苏区。
叶剑英路过于都时，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又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但同样没有被批准。于都河畔的这一幕，竟成了荆轲离易水般最后的告别。
多年后，叶剑英为此写下一首诗：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戴十多斤重的铁镣游大街，仍泰然向群众致意
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县塘村山区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被俘。国民党政府早就悬赏五万银圆，并将他的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所以，没过多久刘伯坚就被指认出。
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敌人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敌人追问：“你们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他回答：“此次主力红军进军川黔的意图很明确，是将苏维埃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去。现在日寇入侵，为保卫国家疆土，我们更需要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敌人逼迫刘伯坚辨认所有被俘人员。刘伯坚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他（她）。”后来，许多被俘的同志被当成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释放，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敌团长表示，只要刘伯坚暂时办理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刘伯坚一口回绝：“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有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团长最后也不得不佩服：“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敌人多次诱降无效，便用十多斤重的铁镣押着刘伯坚游大街，妄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同时“杀一儆百”。刘伯坚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向两边围观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群众深感敬佩。回监狱后他写下《带镣行》一诗：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他还写了一首诗《移狱》，披露狱中生活的细节，抒发为国作囚的豪情：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他利用敌人审讯的空隙，先后在狱中給亲人写了几封感人肺腑的书信。第一封信没保存下来。第二封信写于3月16日，信中言明：“弟准备牺牲。”还嘱咐家人不要设法营救自己，“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指冯玉祥）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
3月21日，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敌人终于要对刘伯坚下毒手了。在临刑前，敌军官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办。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敌军官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葬在梅关？”
刘伯坚自信而坚定地说：“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军官气急败坏地说：“死到临头还那么硬！”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伯坚镇定自若，挥毫疾书，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刘伯坚在狱中多日，以致记错了时间，落款写成“三月二十日”。此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不满29岁。
信写完后，刘伯坚昂起不屈的头，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出监狱大门。当他跨上囚车的时候，面向大街上围观的群众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在大庾县城附近的金莲山下，响起了枪声，刘伯坚牺牲，年仅40岁。
3年后，毛泽东为他的墓碑题词：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林佳 来源/《刘伯坚将军传》，陈永久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刘伯坚》，刘豹、刘虎生编著，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刘伯坚：宁死不屈保守党的秘密》，魏雪莲/文，《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12期;《人生贵有胸中竹——记叶剑英与刘伯坚》，黄子东/文，《党史纵览》2003年第2期;《刘伯坚在赣南的日子》，王检生/文，《党史文苑》2007年第17期）
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
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1921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任国民联军（原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底，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5月至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21日牺牲，时年40岁。
1920年6月的一天，刘伯坚在上海霞飞路办理签证和代订船票，遇见老乡林修杰、蒲照魂，三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来到路边的一家四川豆花店，说出国前再尝一尝家乡的味道。
小伙子们边吃边聊，老板也在一旁陪着他们。林修杰、蒲照魂谈起家乡兵荒马乱，经济萧条，不觉凄然泪下。刘伯坚心里也翻腾得厉害。家里为了自己求学，早已家产当尽，负债累累，多亏了几位乡亲学友捐助……他想，等到了法国，只要肯出力气，找得到工做，就能挣到钱。
豆花店老板不待刘伯坚说完，早已热泪涟涟，当即回屋取出一些大洋，馈赠给他。刘伯坚拒不肯收。老板激动地说：“我们虽然萍水相逢，但我也是中国人。虽然无才留洋求学，但对于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是十分敬佩的，望不以其微薄而拒绝。”
刘伯坚推辞不下，握着素昧平生的老板的手，热泪盈眶，说道：“谢谢你老哥，中国有希望！”他在旅欧期间，多次写信告诉家里，这件事给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也令他在海外时刻不忘。
拒款大会上，一声喝下，众人暴打卖国贼
1921年春夏，北洋政府秘密派人到巴黎借款，大部分都借款用来扶持即将破产的法国资本家。消息传出，群情激奋。8月13日，中国留法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一场拒款大会，刘伯坚、聂荣臻、周恩来等人出席。
会上，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身穿西装，手持文明棍，不可一世地朝主席台走去，自称是中国驻法公使的秘书王某和沈某。来得正好！大家一致提议：要王秘书公开秘密借款的真相。王秘書矢口否认：“借款这件事，也不知哪里捏造的，实在没有这件事，诸位也不知看的什么报，请拿来我瞧瞧……”
这番话激起了到会学生和华工的极大愤怒。刘伯坚气愤已极，从座位上站起来，吼道：“龟儿子，卖国贼，不打你如何肯招！”热血青年将二人一顿痛打。
大会主席团苦口相劝，大家才罢休。大会继续进行，通过了拒绝借款的议案，公使馆的两位秘书不得不在上面签了字。
“拒款运动”取得了胜利，第一次彰显了勤工俭学学生及华工团结的力量，刘伯坚置身于运动前列受到了锻炼。
1922年，刘伯坚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当时西欧唯一的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1923年，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年的东方大学学员施益生记忆深刻：
1925年11月，我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他早收到旅欧总支部的通知，正等候我，立刻为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和转党关系手续，作了住宿和生活上的安排。这是我第一次和刘伯坚同志见面和接触，他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印象，觉得他对同志非常热情、爱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刘伯坚负责的旅莫支部，不仅管党团员的生活，还管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也承担旅苏华侨事务，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旅莫支部为“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点石成金西北军
1925年，西北军阀冯玉祥受到中共北方局帮助，到苏联考察学习。他到莫斯科后，多受到刘伯坚的照顾。1926年9月，在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后，刘伯坚陪冯玉祥穿过外蒙古荒原（同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等人），进入绥远（如今在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很混乱。士兵们军衣破烂，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一片漠然。一次于右任在家休息，一个士兵进了内堂，抓起他的金表就走。一个下级军官说：“于先生，请原谅一点儿吧！我们队伍从南口撤退，整天挨饿受冻，人心已经涣散到无法收拾了……”
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组建总司令部，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主持政治部工作。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
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日后，他们有的成为党的重要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刘伯坚身为新建的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却同士兵和下级军官一样行军，经常同大家谈心。这些在旧军阀队伍中长期生活的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官。”刘伯坚的演讲能够道出这些苦难深重的士兵的心里话，因此大家又纷纷反映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感到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好。一次，冯玉祥的秘书开会时轻率谈话，插科打诨，刘伯坚当即站起来，一脸肃然，当着冯玉祥的面严厉批评道：“开会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
冯玉祥后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评价：“他（刘伯坚）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我即无法不钦佩他。”经过四个月，这只曾经被打得鼠窜，军纪涣散的军队，彻底起死回生，不仅迅速扩大到30多万人，还占据陕、甘、宁三省大部分地方，为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刘伯坚也在西北军中获得了“军中骄子”的美誉。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这支旧军队在冯玉祥的带领下，有着相对比较朴实的作风，官兵也大都是较少带兵痞恶习的穷苦农家出身，但他们毕竟是從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刘伯坚利用西北军中的有利条件，把革命的思想注入官兵中间，同时用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他们，因而才有点石成金、枯木逢春的奇效。
刘伯坚在西北军虽然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对西北军来说，共产党的良好影响此后长存了二十多年——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蒋介石后来恼恨地抱怨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其根源恰恰在于共产党的影响深入这支队伍，而其中凝结着刘伯坚的极大心血。
敌方将领千方百计寻其下落，起义见面后高喊：“刘主任！”
1931年12月14日晚，“宁都起义”（又名“26路军起义”，指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的武装起义）成功，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旅长董振堂（字绍仲）在西北军时期就已十分仰慕刘伯坚的才华与人品，时常听他讲课。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董振堂等爱国官兵十分想念刘伯坚，千方百计寻找他的下落，均未找到。直到26路军奉命驻守宁都，机会来了！
12月初某日，一名地下党员找到刘伯坚，向他转交26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信，并汇报了谋划起义的详情。刘伯坚立即将此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中央军委特派王稼祥、刘伯坚等人携电台到彭泽县政府联络。
刘伯坚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看着与西北军故友重逢的日子快要到来，英勇的红军又将增添一支新的部队，他怎能不狂喜？于是，他致函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看到了你们给我的满含着血泪和革命热忱的来信，使我回想起我们过去在西北风沙中转战四千多里的30万国民军……同志们，我们一别5年了，别后的辛苦不必尽述，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往前奋斗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我应当为全国劳苦工农距踊欢呼。庆祝中国革命成功的到来！
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他还指出，暴动后要坚决地把队伍开往苏维埃区域。同时，他还亲自为26路军起义代拟了7条政治口号。
12月14日深夜，起义一举成功。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成功后，26路军起义部队番号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队改造的担子落到他的头上。26路军毕竟是旧军阀部队，成分复杂，积习甚深。就连叶剑英也感慨：“要把这1.7万余人的旧军队改造成革命军队，担子不轻啊！”刘伯坚迎难而上，将红五军团整顿和改造为一支雄师铁军，以至于在红军队伍中曾流传：“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当时，刘伯坚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他打电话报告张闻天，才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得罪了极左主义当权者的刘伯坚长征时被留在了苏区。
叶剑英路过于都时，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又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但同样没有被批准。于都河畔的这一幕，竟成了荆轲离易水般最后的告别。
多年后，叶剑英为此写下一首诗：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戴十多斤重的铁镣游大街，仍泰然向群众致意
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县塘村山区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被俘。国民党政府早就悬赏五万银圆，并将他的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所以，没过多久刘伯坚就被指认出。
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敌人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敌人追问：“你们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他回答：“此次主力红军进军川黔的意图很明确，是将苏维埃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去。现在日寇入侵，为保卫国家疆土，我们更需要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敌人逼迫刘伯坚辨认所有被俘人员。刘伯坚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他（她）。”后来，许多被俘的同志被当成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释放，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敌团长表示，只要刘伯坚暂时办理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刘伯坚一口回绝：“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有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团长最后也不得不佩服：“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敌人多次诱降无效，便用十多斤重的铁镣押着刘伯坚游大街，妄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同时“杀一儆百”。刘伯坚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向两边围观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群众深感敬佩。回监狱后他写下《带镣行》一诗：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他还写了一首诗《移狱》，披露狱中生活的细节，抒发为国作囚的豪情：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他利用敌人审讯的空隙，先后在狱中給亲人写了几封感人肺腑的书信。第一封信没保存下来。第二封信写于3月16日，信中言明：“弟准备牺牲。”还嘱咐家人不要设法营救自己，“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指冯玉祥）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
3月21日，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敌人终于要对刘伯坚下毒手了。在临刑前，敌军官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办。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敌军官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葬在梅关？”
刘伯坚自信而坚定地说：“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军官气急败坏地说：“死到临头还那么硬！”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伯坚镇定自若，挥毫疾书，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刘伯坚在狱中多日，以致记错了时间，落款写成“三月二十日”。此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不满29岁。
信写完后，刘伯坚昂起不屈的头，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出监狱大门。当他跨上囚车的时候，面向大街上围观的群众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在大庾县城附近的金莲山下，响起了枪声，刘伯坚牺牲，年仅40岁。
3年后，毛泽东为他的墓碑题词：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林佳 来源/《刘伯坚将军传》，陈永久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刘伯坚》，刘豹、刘虎生编著，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刘伯坚：宁死不屈保守党的秘密》，魏雪莲/文，《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12期;《人生贵有胸中竹——记叶剑英与刘伯坚》，黄子东/文，《党史纵览》2003年第2期;《刘伯坚在赣南的日子》，王检生/文，《党史文苑》2007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