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元，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社会科学处处长，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攻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论研究方向）以及新闻心理学。主持包括“211工程”重点学科与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在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60多本，其中专著3部，主编40多本，发表论文近80篇。代表性著述有《语文教育研究概论》《语文教学设计论》《21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全方位突破》《对语文教育的思考》等。
　　
　　1997年，某个杂志上的三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语文教育的口诛笔伐，两年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闪亮登场，那场批判俨然开了课改的先声；课改如火如荼铺开的当下，人们对于语文的批判并没有任何停止或减缓的迹象。语文教学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语文教学批判在语文教育改革中能够和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语文教学批判与语文教育发展到底有怎样的关系？近日，笔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周庆元教授。
　　唐：周老师，您好！我国语文独立设科已过百年了。百余年来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成绩，但也争议不休，批判不断，尤其是世纪之交对语文的批判，简直是“全民动员，人人参与”，请问，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为什么受到那么多的批判？
　　周：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是所有学科中挨批最多者，这种现象确实发人深省，值得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语文教育老挨批判，一时难得说清楚。这需要圈内圈外关注语文教育的人共同思考，需要引起全国性的反思，特别需要那些专门痛骂语文教育的人来回答。我的思考大致是这样：首先，情感上人们特别牵挂语文。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越是亲近的人和事，越引人关爱，招人唠叨。语文是母语，也是国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魂牵梦绕，也就最容易对其评头品足。其次，功用上人们特别关注语文。民族成员须臾不可离开民族语言，国人须臾不可离开国语，作为母语和国语的语文同人们的生活贴得实在是太近太紧，人们自然最关注语文。如果说语数外三门学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那么语文学科就是这基础中的基础，人称“百科之母”。语文学科的显赫地位和突出作用决定了它特别吸引国人的眼球。第三，语文教育确实需要批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语文教育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教学效果确实不能尽如人意，值得批评和自我反思。其实语文教育圈内同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革与自我完善，比如解放初的“红领巾教学”、改革开放初期的语文教改都是语文教育界内部掀起来的。第四，语文学科的特性难被人理解。语文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比较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学科，它的整体知识构架的内在联系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具体的构建元素（字词句）有时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具有模糊性；它的学科特点（或称性质）缺乏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性，更具人文性；它的思维训练功能缺乏强烈的推理性和分析性，更具形象性和直觉性；语文学习的规律也比较特别，更多的需要吟咏记诵，体验玩味，熏陶感染，潜移默化，长期积累，终身学习。语文学习周期的长期性而效果的不明显性尤其是导致人们对其批评的重要原因。第五，社会心态与语文学习特点的矛盾。我们所处的当今社会，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正面讲是“只争朝夕”讲效率，反面讲是急功近利很浮躁，缺乏科学发展观，因而语文学习“慢功出细活”的缓效性就难容于世，招致不满乃至于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第六，语文学科“适合”批判。要想从学科教育打开缺口，以此掀起一场教育改革，找哪个学科好呢？批政治课，不敢；批外语，不懂；批数理化，不容易；还是语文好批，因为大家都“懂”。第七，无知和偏见。有的批判显示的是对语文教育的无知，有的批判则反映出批判者对语文学科教育的偏见，这类批判是很难保证公允的。第八，见风驶舵和恶意炒作。听到领导发了话，接着就酝酿一场革命，这样的情况过去早已司空见惯。人家批判，我也得跟进，不然岂不“保守”？为了让别人听得懂，我也要跟着说“普通话”——这种心态不是没有。至于有的批判，更是非常明显的新闻炒作，比如“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这类所谓的“批判”，就有炒作的嫌疑，读不出多少学术味来。第九，标新立异，借以出名。比如有的文章全盘否定语文教学，有的人则痛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一代名师，这不仅不合事实，没有道理，简直可以说没有良心！语文教育屡遭批判的原因太多，我能想到的大概就这几个，还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欢迎批判。
　　唐：说得太好了！您对于语文“招惹批判”的原因作了既客观全面又鞭辟入里的剖析，相信所有关心、批判语文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很多启发。说到语文批判，大家对1997年那场批判都记忆犹新。正是那年，《北京文学》上的三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两年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正式启动了：两者有什么关联吗？能否说是那场批判触发了随之而来的语文课程改革？
　　周：此事最好能问问当事人，只有他们才讲得清楚。如果勉为其难，一定让我回答，如果按照鲁迅先生“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的说法，我认为两者应当是有关联的；而且按照中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那似乎更是“未雨绸缪”、早有策划。你说的只是“触发”，似乎还抹杀了策划者的劳绩。
　　唐：呵呵，不用去问，我也倾向相信您这种推测。另外我想请教您的是，课改之前语文存在问题较多，受到批判多点也很正常；但随着改革铺开和不断深入，按理说问题应该越来越少，所受的批判也就相应减少才对；然而，课改这几年来，语文教育现状照样受到相当尖刻的抨击，比如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徐江先生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一篇长达13000多字的论文痛批中学语文的教学是“无效”的，引发很大反响。请问，语文课改的航船已经扬帆起航，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为何仍是“涛声依旧”呢？
　　周：我看，主要是要害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语文教育界特别需要建设内部的“和谐社会”，不要老是批判来批判去，很多东西无非是翻烧饼炒旧饭。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对语文教育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刻薄。对语文教育质量的看法，要客观一些，现实一些。教育需要理想，也要正视现实。理想不可放弃，现实不能忘记。语文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过去不少，现在不少，将来肯定还是不少的，不要企图通过一场改革，一个早上就把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解决。因为，中国的国情如此，“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极不平衡”，什么地方没有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早上就解决得了？语文教学同样如此。再过5年，10年，50年，100年，语文教育就没有问题了？不可能。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些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出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唐：大家能像您这样看待“问题”就好了。我的理解是在这里您将问题的存在作为语文教育发展的一种常态，而不必然是语文“有问题”——有毛病的表现。我认为这才是符合辨证法的态度。很多人就是不能容忍不确定性，或者说缺乏宽容性才如此热衷于“批判”，热衷于否定。为了让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有个共同交流的平台，2006年10月份，《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文学教育高峰论坛——徐江语文教学批判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近千人，大家与近年来猛烈批判语文教学的徐江先生就语文教学有关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这是“1997语文大批判”以来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又一件很有标志性的批判事件，您能否对这两波语文教育批判做一个比较？
　　周：10月的武汉会议我没有参加，情况不清楚，没有发言权。
　　唐：您在2006年1月号的《湖南教育·语文教师》上发表的《承传与创新：语文教育改革的哲学思考》一文中曾经提到：“恕我们直言，此次语文课改给人的印象是：批判有余，承传不足。”请问：对于语文课改“批判有余”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还有，“批判”和“承传”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周：其实，拙文已经对“批判有余，承传不足”作过阐述：“语文教育改革需要科学地处理好承传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承传与创新是一对关系或者说是一对矛盾，哲学上称作一对范畴。如何处理好承传与创新的关系呢？总体而言，语文教育改革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承传，在承传的前提下创新，如果需要图示，也就是：批判→承传→创新。”至于“批判有余”的表现，拙文也作过较多的陈述，并且说：“所谓‘语文课真让人受不了啦！’所谓‘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其火力之猛，调门之高，不说‘绝后’，也是‘空前’。”至于“批判有余”的原因，我想可以從前面我对第一个问题所谈的九点回答中去找。
　　唐：是的，您以前的著述和今天的论述解答了很多长期以来困扰我们语文教育界的问题。最后，根据我们以上的谈话，请您简要归纳一下语文教学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及语文教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好吗？
　　周：语文教育需要合情合理的学术的批判，通过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推动语文教育合情合理合规律的改革，长善救失，查漏补缺，以此促进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无论是批判，还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使语文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学生，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
　　唐：很好！您对语文教学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及语文教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言简意赅的梳理和高屋建瓴的概括，这对我们宏观上把握语文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揭示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将非常有帮助！今天听您关于语文教育批判的这番高论，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代表广大《语文教学与研究》的读者对您这样无私跟我们分享您的思想财富表示衷心的感谢！
　　唐子江，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