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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徽州的古村落是古代智慧的徽州人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典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结晶，对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但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毕竟是在适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因此，它面临着在工业社会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的挑战。
关键词： 徽州生态伦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 挑战
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索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态危机除有它的经济根源外，还有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标本”，中国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这青山绿水和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展现。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讨徽州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但这必然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的问题，后工业时代毕竟不同于农耕时代，直接地照搬运用，很可能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从而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对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保持一种双重的审视是不无必要的。对此问题，本文加以探讨。
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面对曾经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中国农耕社会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无不惊叹和称奇，它们不仅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而且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这个光辉典范的？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观念。总体上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这一点儒家和道家都是认可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尽心上》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构筑起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所以，秉持“天人合一”，达到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可以说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体上，徽州古村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这种特殊风格的徽派建筑艺术，实际也正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和旨归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择址和民居建筑都有与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布局特点。一般说来，徽州古村落大都结合徽州独特的丘陵地貌结构：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因此，比较注重以天然山水为依托，讲究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筑，应合了堪舆学所说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势，依山旁水，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大多都是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西溪，以卧牛为形状，并根据牛的生理特性来进行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先将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扩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形为“牛肠”，并相互连接贯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棧河、双溪河架起四座木桥，俗称“牛脚”。这样形成了以“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围绕“牛肠”和“牛胃”来建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规划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实际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徽州村落不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而且这种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庄很好地与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力，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开发。
同时，为了保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别重视保护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规。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3］P14另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3］P14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觉不宽容。”［3］P15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徽州古村落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显著的、鲜明的，它们大多依山傍水，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开发与利用，从而保持了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以及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体现了古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拥有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二、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面临的挑战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文化存续的基础已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古村落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局限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的表现和根源，探讨和解决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总体风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但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释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从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徽州村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反哺乡里来保持繁荣，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经济形态属于资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资千万、富可倾国的大商人或出将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衣食无虞，无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资源，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条件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和现实需求，而陶醉于对自然的欣赏与吟咏，流连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营造宁心怡情的和谐世界。”［4］P49这就是说，徽州古建筑群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是有其经济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们的“后花园”。但随着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和谐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资源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别是改革开发后，一方面现代文明以其裹挟的技术优势、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物质产品的诱惑，正在形成一种快速地解构着农业文明的摧毁力，另一方面当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至从前的富商返乡享乐、仕绅退隐休闲的文化园林变成了现时代的旅游的生产基地，以前的资源寄生型的经济形态变成了现时代的资源内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过去的富商、绅士变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这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在破坏着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的同时，也考验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
总体上，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适在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它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材料质地、环境容量等均与农业文明条件下能量的消费方式和人均消费总量相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现今的人们生活消费的能量形态(种类)、消费方式、消费条件、消费量均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规模，因此，现代生活必然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同时，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行程中，缓慢地产生了维护古村落生态的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特别是旅游业的直接刺激，现今的古村落里的人们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热情与自觉意识去维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了。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徽州生态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挑战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现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已经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正式挂牌设立。它标志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时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护、承传和弘扬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所以，对徽州古村落及其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当代的问题意识。而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农耕社会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重建，与工业社会实现有机对接，从而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汪昭义.徽州村落视野中的生态文化意蕴［J］.黄山学刊，1998，（4）.
［2］金艺辉.中国老村——宏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李俊.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M］.合肥:合工大出版社，2005.
［4］李娟.试析徽州古村落的现代生态失衡之原因［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关键词： 徽州生态伦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 挑战
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索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态危机除有它的经济根源外，还有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标本”，中国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这青山绿水和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展现。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讨徽州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但这必然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的问题，后工业时代毕竟不同于农耕时代，直接地照搬运用，很可能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从而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对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保持一种双重的审视是不无必要的。对此问题，本文加以探讨。
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面对曾经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中国农耕社会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无不惊叹和称奇，它们不仅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而且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这个光辉典范的？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观念。总体上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这一点儒家和道家都是认可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尽心上》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构筑起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所以，秉持“天人合一”，达到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可以说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体上，徽州古村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这种特殊风格的徽派建筑艺术，实际也正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和旨归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择址和民居建筑都有与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布局特点。一般说来，徽州古村落大都结合徽州独特的丘陵地貌结构：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因此，比较注重以天然山水为依托，讲究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筑，应合了堪舆学所说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势，依山旁水，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大多都是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西溪，以卧牛为形状，并根据牛的生理特性来进行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先将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扩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形为“牛肠”，并相互连接贯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棧河、双溪河架起四座木桥，俗称“牛脚”。这样形成了以“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围绕“牛肠”和“牛胃”来建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规划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实际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徽州村落不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而且这种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庄很好地与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力，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开发。
同时，为了保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别重视保护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规。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3］P14另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3］P14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觉不宽容。”［3］P15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徽州古村落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显著的、鲜明的，它们大多依山傍水，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开发与利用，从而保持了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以及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体现了古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拥有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二、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面临的挑战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文化存续的基础已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古村落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局限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的表现和根源，探讨和解决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总体风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但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释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从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徽州村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反哺乡里来保持繁荣，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经济形态属于资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资千万、富可倾国的大商人或出将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衣食无虞，无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资源，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条件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和现实需求，而陶醉于对自然的欣赏与吟咏，流连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营造宁心怡情的和谐世界。”［4］P49这就是说，徽州古建筑群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是有其经济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们的“后花园”。但随着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和谐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资源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别是改革开发后，一方面现代文明以其裹挟的技术优势、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物质产品的诱惑，正在形成一种快速地解构着农业文明的摧毁力，另一方面当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至从前的富商返乡享乐、仕绅退隐休闲的文化园林变成了现时代的旅游的生产基地，以前的资源寄生型的经济形态变成了现时代的资源内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过去的富商、绅士变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这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在破坏着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的同时，也考验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
总体上，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适在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它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材料质地、环境容量等均与农业文明条件下能量的消费方式和人均消费总量相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现今的人们生活消费的能量形态(种类)、消费方式、消费条件、消费量均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规模，因此，现代生活必然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同时，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行程中，缓慢地产生了维护古村落生态的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特别是旅游业的直接刺激，现今的古村落里的人们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热情与自觉意识去维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了。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徽州生态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挑战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现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已经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正式挂牌设立。它标志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时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护、承传和弘扬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所以，对徽州古村落及其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当代的问题意识。而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农耕社会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重建，与工业社会实现有机对接，从而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汪昭义.徽州村落视野中的生态文化意蕴［J］.黄山学刊，1998，（4）.
［2］金艺辉.中国老村——宏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李俊.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M］.合肥:合工大出版社，2005.
［4］李娟.试析徽州古村落的现代生态失衡之原因［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