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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好处：他的两任妻子和三个子女先后离开他，他儿子的精神出了问题，大女儿被打断了腿，二女儿甚至向他扔石块。村里人回忆起他的时候，也没什么好感，觉得这是一个顽固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另一面，他被认为是公认的好人：他是2009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而后又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滇池卫士
张正祥时刻提防着：走进他生活的院子，需要先过一道铁门，然后是一只大黑狗，然后再是一道门。
他感到有一个要杀死他的阴谋正在酝酿着。他无法提供证据，但他信誓旦旦地说，已经有黑道准备接这单活了，只是价钱还没谈拢，他说信息是从好心人那里听来的，叫他留神。初次见面的人很难相信这是真的，认为他过于夸大，过分渲染。但张正祥笃信不疑，不断地提起，如果谈话的人稍透出一点怀疑，他就会变得激动，语速随之加快。
要杀死他的“证据”之一是，外面铁门上一个被斧头砍出的印子。
如果考虑到他的处境，这种担忧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挨了无数打，骨头被打断过，右侧的大腿根部甚至还被砍过一斧头，留下一道长长的疤。
最初，没有人相信存在这些伤口，也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准备杀他的黑道。已经退休的《中国公安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施晓烨就不信，这听起来不像是会发生的事，直到他褪下了裤子，那道疤露了出来。
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好处：他的两任妻子和三个子女先后离开他，他儿子的精神出了问题，大女儿被打断了腿，二女儿甚至向他扔石块。
这个家庭在外人看来已经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村里人回忆起他的时候，也没什么好感，觉得这是一个顽固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
另一面，他被认为是公认的好人：他是2009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而后又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这样的遭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张正祥的回答永如一道绝壁：保卫滇池。再问下去，也不过是徒劳。
1月28日，64岁的他身体躬在椅子上，眼睛紧紧贴着一沓草稿纸，手上攥着笔，神情专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材料。张正祥自称是在山野林地间长大的，最初不识字，就靠着一本字典逐渐摸索，因此字体显得歪扭。此后，这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举报。
他要举报的人很多，有参与挖矿、毁滇的矿主、地产商和村官，还有违建的村民。
此时，他的一只右眼已经完全坏掉了，左眼还残留着微弱的视力，写字就很吃力，他下笔刻划极深，写完了一张纸，觉得不满意，撕掉，再按照原样重写了一张。
桌子上的材料越堆越高了，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用一块石头镇住。这是经年累月写下来的，张正祥趴在桌子后面，仍然继续写着。
访客到来时，他还埋在他的材料里，纸上写着这样的观点：中国首富也没有我富有，因为首富并没有感动中国，而我已经感动中国和世界了。此后，这句话在聊天中被不断重复。
他对滇池表现出一种带有排他性的感情。此时，滇池似乎就是一切。
张正祥的理由是：有当官的说滇池是母亲，那感情是假的，他说滇池是母亲，那感情是真的，因为滇池就是他的母亲。
他极力想让人相信他说的话，就继续演绎：“不可能有第二个滇池卫士，如果有人说自己也是滇池卫士，我就会指着那个人说他撒谎，是假的，只有我一个卫士。”
他因此就有“狂人”的称号。
身世
他当时穿着破衣烂衫，靠着野菜和野果生活，还下到滇池里去捕鱼，一直到13岁才重新回到村。他经常会讲起这个故事，说是滇池把他养大的。张正祥说，他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是在山上长大的。在他的故事版本中，他7岁就一个人在山野间流浪：夏天就睡在大树上搭的窝里，冬天在溶洞里取暖。他感觉四周都是危险。他怕蛇，不敢钻到溶洞最深处，夜里也不敢生火，担心被人发现了会挨打。
那时山里有豹子出没，离老远就会发出声音，他就爬到树上去，豹子在下面用爪子挠树。他当时穿着破衣烂衫，靠着野菜和野果生活，还下到滇池里去捕鱼，一直到13岁才重新回到村子。
此时他是一名孤儿，家已经四分五裂了。在以后被问到捍卫滇池的原因时，他经常会讲起这个故事，说是滇池把他养大的。
上世紀50年代初，张正祥出生在滇池边的富善村，距离昆明市主城区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落。
他出生没几年，他的父亲自杀了。
张正祥觉得，父亲死于村里的敌意。解放后他们一家被定为富中农，这成了一个羞辱的印记：他父亲出门被叫“反革命”，就辩解，不是反革命，别人说，就是反革命。为了证明自己，他父亲戴大红花，想去朝鲜打仗，认为这样能洗刷耻辱。
但结果是，父亲在昆明的火车上被母亲哭喊给拽回来了，母亲的理由是：家里就这样一个男人了，还有三个孩子，他一走可咋活呢。
这一来，他父亲的自尊在村里就更受嘲笑。
张正祥的大女儿张秀美从她奶奶那里听来的说法是，爷爷被拽回来之后，开始变得不再说话了，整个人的精神都死了，没多久就喝了毒药。村里人又说，这女人毒死了丈夫。
“实际上不是的。”张正祥说，尽管无人质疑。但他拼命维护母亲。他认为当时也是无奈，他们都受欺负，他出门也被人叫“小反革命”。
张正祥不怎么愿意回忆童年。但当他谈论滇池，最后谈到一家人的命运，激动的时候，就追想起村里的孩子打他，把他一层一层压在身下，快要咽气了。大人就在一边瞅着，看着快出事，才叫那些人松开。
他母亲感到支撑不住，带着三个孩子嫁到了别村。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死了：他的二弟发烧，不吃苞谷饭，就死了；三弟被发现让大树根给压死了，他们认为是被人害的。
两个兄弟的死给他带来了很强烈的刺激。张正祥说，家里整天吵，日子过不成，他就跑到西山上去了。 饥饿是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他的追随者全利平回忆，他兄弟是靠着云南松的根和金杆树皮活下来的。
张秀美小的时候，她父亲很少向她提起他的遭遇，但她奶奶说，张正祥确实在山上一个人活过。
现在照顾着张正祥生活的董孝凤回忆，她童年时就见到张穿着破衣服在山上跑来跑去，下山时，董孝凤的母亲看他可怜，就拿食物给他吃，后来成了他的干妈。
“当时家里有鸡蛋不给我吃，要留给这个更苦的人吃。”董孝凤说。
行动
全利平也看到了他偏执的特点。但他们认为，护滇没有这种精神是走不下去的，他们自己知道告状的苦。
等到张正祥回到富善村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身子骨变得结实，可以给生产队干活。张正祥后来养猪，渐渐积累下一些家业。这时候，他发现环境开始发生变化：滇池的水正在恶化，西山的树也被不停地砍伐。
在张正祥的世界里，人被简单划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好人和坏人。毁滇的是坏人，护滇的是好人。这种两分法贯穿他说话的逻辑。他觉得村子里的坏人多，好人少，当他评价一个人是好人时，就几乎是最高的评价了。
他看到有人跑到山上锯大树，两个人用肩扛下来。就事先去挖好了坑，等走在前面的人踩在坑里，木头滚到山下去。于是他被认为坏透了，村民评价说，他不要朋友，六亲不认。有人找上门打架，给了他一斧头，他大腿根上的伤就是那时留下的。
再往后有人在山上开矿了。一个村民说，当时很多人都跑到矿上干活，张就开始不停地写材料告状，这是砸人家的饭碗。那时候城里的人指望着西山里的树建房，矛盾越积越深。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滇池保护下来。”张正祥说话嗓门很大，显得精力充沛，又富感染力。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捍卫滇池，这吸引了那些他的追随者——大多是因为滇池周边的征地拆迁而到处求告的人。
当他们找到张正祥的时候，张因为告状已经有了“疯子”的称呼。但在他们眼中，谁告状谁就会被称为“疯子”，他们又说，说他们疯的人才是真疯，张是一个有学问讲策略的人，懂得许多道理，值得追随。这些人被张正祥称为保护滇池的骨干力量。
最近的一次行動是在1月26日下午。灰色的面包车闯入晋宁县滇池岸边的一个巨大工地，径直开进去，门口没人拦截，车上的人仔细警觉外面，空旷的工地四处都堆满黑色的塑料管子，地面被挖得凹凸不平，100米外有运沙的大卡车晃晃荡荡驶进来。
张正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扮演着指挥的角色，他神情专注，不时要求开车的全利平停下，拿出卡片相机开始拍照。
这个过程被他称为取证。车上坐着他的追随者：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张正祥要求坐在后面的两个女人分别注意车的两侧，司机就盯紧前方。车上的气氛一下子陷入紧张之中，大家都不说话。
董孝凤一直显得不安，不停地对随行者说：“小点声。”她偷偷提醒说，车走的地方以前都是滇池，现在被填了土。这在她看来非常重要，就拿出手机，趁机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将附在举报材料里，作为毁滇的证据。
而事实上，滇池周边的征地行为，已经在附近的村落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最著名的一次冲突是去年晋宁县富有村的事件，8个人被打死了。
张正祥脾气显得急躁，有时候对他的队员不满意，嗓门就会变大，他为了拍好一张相片，会要求司机把车往后挪一点，尽管只有不足半米，他显得非常专业，车上的人完全听从他的话。
荣吉兰担忧他们会被打。长久的告状生涯使她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感。她8岁的女儿也被带在车上，她怕把女儿留在家里被人给害了。
行动小分队经常会遭遇冲突，有时被追撵、围堵。这时候她就把女儿藏在面包车后面的孔隙里。
全利平记得惊险的一次是，他们去拍一个在滇池面山挖沙的场景时被发现了。下面有人监视，他们开着车就跑，一辆丰田越野车开始追着撞面包车的屁股，还有摩托车从旁边赶过来。最终，追了一段路就没追了。
在行动中，张正祥表现出来的“疯狂”是出了名的。全利平和荣吉兰都是里仁村的村民，最早听到张正祥的名字，是在村里的大会上，他们的村干部开会时提醒，不要学“张疯子”告状，免得家破人亡。
他们就奇怪：“张疯子”是谁？
全利平那时候担忧西山的地下暗河被破坏，就阻止地产商征地建房，告状告到快要绝望的时候，找到了张正祥。此时，张正祥已经是当地一个告状的符号，他是感动中国人物，拥有一定影响力。
全利平和荣吉兰回忆，第一次见面是在张正祥的院子里，他坐在小凳子上，听完他们的求告，张正祥开始向他们说话了。
这次说话的内容听起来更像是一次公开演讲。
张正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几个告不了他们，我一定要帮你们。”他又说，“要走这条告状的路对家庭的危害是巨大的，要走下去就要有准备。你们怕不怕？”那时，全利平和荣吉兰全家都在告状，就跟随他了。
每到一处征地矛盾突出的村落，张正祥就会给村里告状的人打电话。那些人也对他充满崇敬。1月26日，当面包车开进洪家大小村时，他一见到走出来的维权村民，第一句话就大声说：你们要听我的，维权单靠自己是不行的。他说，要团结，坚持就是力量。
张正祥和他的追随者最后进入的是一个已停工半年多的工地，只有两个矮瘦老头子在看守，一个老头子还瘸着腿。看着这群人走入工地，他们就一直跟着，问是来做什么的。荣吉兰对跟在前面的老头子说，他们来看“睡美人”（西山）的风景。这时，张正祥回头挥舞手势，冲荣吉兰喊，你不用跟他说话，这就是房地产商搞的开发，把滇池全毁了。
那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子不敢回话了，也不敢撵他们走，落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嘟哝着嘴说，山有什么好看的。
张正祥的大嗓门在冲突时会镇住场面。全利平记得，有一次，他大声呵斥那围过来的工人：有地你们不种？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些人都不敢上前了。 全利平也看到了他偏执的特点。但他们认为，护滇没有这种精神是走不下去的，他们自己知道告状的苦。
更多的时候，这种性格给张正祥带来了麻烦。他会遭到打骂，被扔石头。去年，在拍一次挖沙行动时，张正祥被打了，他没来得及跑到车上，就被人摁翻在地上，还被送到派出所。那时，张正祥显得很愤怒，就冲警察大喊。
家庭
张正祥说，三个子女都恨他，想要他的命。现在，他们各过各的，一见面就会打起来。他的二女儿张秀梅甚至要砍死他。
张正祥村里的人却都轻视他。他出生的富善村村民更倾向认为他是“骗子”和“疯子”。一个村民说，外面都是吹的吹，说的说那种，实际上他没那么好。村子里的人对他印象不怎么样，觉得他不会做事，跟人打交道那方面不行，包括他们一家人的口碑很差。
还有一个村民甚至质疑，说他保护滇池也没那么光明正大。她说张正祥是第一个毁林的，早年在山上修路，大车能上去，他想要开矿，后来没搞到投资，被别人搞去了，所以开始告状。
“他也不是坏人，只是想搞点钱。”那个村民说。
这种质疑对张正祥的荣誉像是判了一次死刑。他的肺都要气炸了，拼着命维护自己的清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能活了。”
张正祥认为这是一种污蔑。他说他修路是为了造林，结果被人给用去挖矿了。他就去拍照，想要取证，后来被人追撵，掉到沟里面去了，他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瞎的。
巨大的恐怖感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张正祥的第一任老婆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在三个孩子小的时候就走了。多年之后，他又再娶，第二任老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
张秀美的第一任丈夫蒋仲全说，他1989年入赘张家，做上门女婿。当时张正祥养着一堆猪，喂海菜花，一年能卖好几万，在村子里显得很了不起。后来他突然不管养殖了，把猪都卖掉，整天往滇池边上跑。那时候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打架，喊着要砍死他的。
他小时候的命运也落到他儿孙身上。他的儿子张帅经常被打，被人往裤裆里塞癞蛤蟆，家门口還被扔过来一些死狗和死鸡的头，就受到惊吓。张秀美回忆，张帅那时候已经显得精神失常了，开始说胡话，想要离家出走，但他实际上没有钱，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吃了米线，不知道付钱，就又被劈头打了。
关于张帅的精神病症，张正祥的二女儿张秀梅怀疑是遗传，张秀梅还觉得他父亲古怪，她指责他从小打他们，毒打了很多次。
一家人把所有人的不幸都归到张正祥的保护滇池上来。蒋仲全说，他上世纪90年代在滇池边打鱼，渔网被偷走了。后来养了几百只鸡，又被人药死了。
他的孩子张金龙小时候读书也被欺负。有一次，别人捉了一只田鸡，塞到他的嘴里。孩子回来哭，但是他们也没办法。
生活这样是没法熬下去的。他有一阵子开始生岳父的气，他是上门女婿，因此能理解打小是孤儿的岳父。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和妻子离了婚，从那个村子逃开了。现在蒋仲全在西双版纳种地，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养儿子读书。
张秀美一想到这个家庭的命运，就感觉忧愁。她早年还劝他父亲，要忙事业是可以的，但也要先顾着家。
这种游说的工作持续了数年，没有任何效果。“咋能不管这个家呢？”她觉得整个担子都压在她身上，就熬不下去，终于开始生父亲的气，吵架、打架，后来干脆不再往来，电话也不听。张秀美前后结过两次婚，又离过两次婚。去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追着打她，觉得她父亲是煞星，给家里带来不幸，把她的双腿打断了。
张正祥说，三个子女都恨他，想要他的命呢。现在，他们各过各的，一见面就会打起来。他的二女儿张秀梅甚至要砍死他。张秀美证实了这一点，说她的妹妹好多次要拿刀来砍她爸，都被拉开了。
全利平有一次拉着张正祥到镇上办事，被张秀梅看到了。他回忆，张秀梅就拿石头开始往车上扔。张正祥感到害怕。这次打架纠纷甚至还登上了媒体的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太深了，小时候没有还手之力，现在我仇恨他，见他巴不得杀了他。”张秀梅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对张秀梅打他的事，张正祥认为是受到坏人挑拨，因为她没有从他这里得到好处。
可能唯一还会去理解张正祥的亲人，就是他的孙子张金龙了。张金龙说，他和他爷爷是相依为命长大的。张正祥每天去滇池巡视，帮人维权、写材料、上访，所以生活起居基本是他照料。
后来他读高中，周末才回家，他想爷爷可能很久也没有好好吃饭了。谈到这些，他就开始哽咽，他说，他不怨爷爷，爷爷做的很多事都是值得的。
曾长期跟踪张正祥的本地媒体人刘洪（化名）说，媒体的报道给他一种非常虚幻的光环，他有一种错觉：那么多全国的记者都关注着他。但是其实他们可能把稿子做完就走了。
张正祥现在越来越孤独了。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少，追随他的人都渐渐离开了他，只剩下身边不多的人。最终还是董孝凤收留了他。董孝凤说她喜欢他那种“心太好”。
张正祥搬进来时没有多少行李，只有堆满一堵墙的报纸，还有各种各样的云南地方志和水利志。
董孝凤被朋友们直接叫做张正祥的老伴。她是张正祥的坚定支持者。张正祥脾气很大，他睡觉时董孝凤不敢喊，但她煮饭给他吃，烧开水给他喝。她想要贴着钱养着他，不让他死。张正祥每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写材料，但无论在他，还是他的队员看来，这种抗争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性是绝望。
董孝凤的院子在滇池边上的观音山社区，是一栋两层的老宅，收拾得很干净，院子的一角被隔开养鸡，房下还挂着鸟笼，养着八哥和斑鸠。
这个老宅是一栋危房。两道门，一条黑狗护卫的院子，成了张正祥的最后堡垒。
滇池卫士
张正祥时刻提防着：走进他生活的院子，需要先过一道铁门，然后是一只大黑狗，然后再是一道门。
他感到有一个要杀死他的阴谋正在酝酿着。他无法提供证据，但他信誓旦旦地说，已经有黑道准备接这单活了，只是价钱还没谈拢，他说信息是从好心人那里听来的，叫他留神。初次见面的人很难相信这是真的，认为他过于夸大，过分渲染。但张正祥笃信不疑，不断地提起，如果谈话的人稍透出一点怀疑，他就会变得激动，语速随之加快。
要杀死他的“证据”之一是，外面铁门上一个被斧头砍出的印子。
如果考虑到他的处境，这种担忧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挨了无数打，骨头被打断过，右侧的大腿根部甚至还被砍过一斧头，留下一道长长的疤。
最初，没有人相信存在这些伤口，也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准备杀他的黑道。已经退休的《中国公安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施晓烨就不信，这听起来不像是会发生的事，直到他褪下了裤子，那道疤露了出来。
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好处：他的两任妻子和三个子女先后离开他，他儿子的精神出了问题，大女儿被打断了腿，二女儿甚至向他扔石块。
这个家庭在外人看来已经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村里人回忆起他的时候，也没什么好感，觉得这是一个顽固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
另一面，他被认为是公认的好人：他是2009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而后又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这样的遭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张正祥的回答永如一道绝壁：保卫滇池。再问下去，也不过是徒劳。
1月28日，64岁的他身体躬在椅子上，眼睛紧紧贴着一沓草稿纸，手上攥着笔，神情专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材料。张正祥自称是在山野林地间长大的，最初不识字，就靠着一本字典逐渐摸索，因此字体显得歪扭。此后，这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举报。
他要举报的人很多，有参与挖矿、毁滇的矿主、地产商和村官，还有违建的村民。
此时，他的一只右眼已经完全坏掉了，左眼还残留着微弱的视力，写字就很吃力，他下笔刻划极深，写完了一张纸，觉得不满意，撕掉，再按照原样重写了一张。
桌子上的材料越堆越高了，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用一块石头镇住。这是经年累月写下来的，张正祥趴在桌子后面，仍然继续写着。
访客到来时，他还埋在他的材料里，纸上写着这样的观点：中国首富也没有我富有，因为首富并没有感动中国，而我已经感动中国和世界了。此后，这句话在聊天中被不断重复。
他对滇池表现出一种带有排他性的感情。此时，滇池似乎就是一切。
张正祥的理由是：有当官的说滇池是母亲，那感情是假的，他说滇池是母亲，那感情是真的，因为滇池就是他的母亲。
他极力想让人相信他说的话，就继续演绎：“不可能有第二个滇池卫士，如果有人说自己也是滇池卫士，我就会指着那个人说他撒谎，是假的，只有我一个卫士。”
他因此就有“狂人”的称号。
身世
他当时穿着破衣烂衫，靠着野菜和野果生活，还下到滇池里去捕鱼，一直到13岁才重新回到村。他经常会讲起这个故事，说是滇池把他养大的。张正祥说，他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是在山上长大的。在他的故事版本中，他7岁就一个人在山野间流浪：夏天就睡在大树上搭的窝里，冬天在溶洞里取暖。他感觉四周都是危险。他怕蛇，不敢钻到溶洞最深处，夜里也不敢生火，担心被人发现了会挨打。
那时山里有豹子出没，离老远就会发出声音，他就爬到树上去，豹子在下面用爪子挠树。他当时穿着破衣烂衫，靠着野菜和野果生活，还下到滇池里去捕鱼，一直到13岁才重新回到村子。
此时他是一名孤儿，家已经四分五裂了。在以后被问到捍卫滇池的原因时，他经常会讲起这个故事，说是滇池把他养大的。
上世紀50年代初，张正祥出生在滇池边的富善村，距离昆明市主城区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落。
他出生没几年，他的父亲自杀了。
张正祥觉得，父亲死于村里的敌意。解放后他们一家被定为富中农，这成了一个羞辱的印记：他父亲出门被叫“反革命”，就辩解，不是反革命，别人说，就是反革命。为了证明自己，他父亲戴大红花，想去朝鲜打仗，认为这样能洗刷耻辱。
但结果是，父亲在昆明的火车上被母亲哭喊给拽回来了，母亲的理由是：家里就这样一个男人了，还有三个孩子，他一走可咋活呢。
这一来，他父亲的自尊在村里就更受嘲笑。
张正祥的大女儿张秀美从她奶奶那里听来的说法是，爷爷被拽回来之后，开始变得不再说话了，整个人的精神都死了，没多久就喝了毒药。村里人又说，这女人毒死了丈夫。
“实际上不是的。”张正祥说，尽管无人质疑。但他拼命维护母亲。他认为当时也是无奈，他们都受欺负，他出门也被人叫“小反革命”。
张正祥不怎么愿意回忆童年。但当他谈论滇池，最后谈到一家人的命运，激动的时候，就追想起村里的孩子打他，把他一层一层压在身下，快要咽气了。大人就在一边瞅着，看着快出事，才叫那些人松开。
他母亲感到支撑不住，带着三个孩子嫁到了别村。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死了：他的二弟发烧，不吃苞谷饭，就死了；三弟被发现让大树根给压死了，他们认为是被人害的。
两个兄弟的死给他带来了很强烈的刺激。张正祥说，家里整天吵，日子过不成，他就跑到西山上去了。 饥饿是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他的追随者全利平回忆，他兄弟是靠着云南松的根和金杆树皮活下来的。
张秀美小的时候，她父亲很少向她提起他的遭遇，但她奶奶说，张正祥确实在山上一个人活过。
现在照顾着张正祥生活的董孝凤回忆，她童年时就见到张穿着破衣服在山上跑来跑去，下山时，董孝凤的母亲看他可怜，就拿食物给他吃，后来成了他的干妈。
“当时家里有鸡蛋不给我吃，要留给这个更苦的人吃。”董孝凤说。
行动
全利平也看到了他偏执的特点。但他们认为，护滇没有这种精神是走不下去的，他们自己知道告状的苦。
等到张正祥回到富善村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身子骨变得结实，可以给生产队干活。张正祥后来养猪，渐渐积累下一些家业。这时候，他发现环境开始发生变化：滇池的水正在恶化，西山的树也被不停地砍伐。
在张正祥的世界里，人被简单划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好人和坏人。毁滇的是坏人，护滇的是好人。这种两分法贯穿他说话的逻辑。他觉得村子里的坏人多，好人少，当他评价一个人是好人时，就几乎是最高的评价了。
他看到有人跑到山上锯大树，两个人用肩扛下来。就事先去挖好了坑，等走在前面的人踩在坑里，木头滚到山下去。于是他被认为坏透了，村民评价说，他不要朋友，六亲不认。有人找上门打架，给了他一斧头，他大腿根上的伤就是那时留下的。
再往后有人在山上开矿了。一个村民说，当时很多人都跑到矿上干活，张就开始不停地写材料告状，这是砸人家的饭碗。那时候城里的人指望着西山里的树建房，矛盾越积越深。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滇池保护下来。”张正祥说话嗓门很大，显得精力充沛，又富感染力。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捍卫滇池，这吸引了那些他的追随者——大多是因为滇池周边的征地拆迁而到处求告的人。
当他们找到张正祥的时候，张因为告状已经有了“疯子”的称呼。但在他们眼中，谁告状谁就会被称为“疯子”，他们又说，说他们疯的人才是真疯，张是一个有学问讲策略的人，懂得许多道理，值得追随。这些人被张正祥称为保护滇池的骨干力量。
最近的一次行動是在1月26日下午。灰色的面包车闯入晋宁县滇池岸边的一个巨大工地，径直开进去，门口没人拦截，车上的人仔细警觉外面，空旷的工地四处都堆满黑色的塑料管子，地面被挖得凹凸不平，100米外有运沙的大卡车晃晃荡荡驶进来。
张正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扮演着指挥的角色，他神情专注，不时要求开车的全利平停下，拿出卡片相机开始拍照。
这个过程被他称为取证。车上坐着他的追随者：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张正祥要求坐在后面的两个女人分别注意车的两侧，司机就盯紧前方。车上的气氛一下子陷入紧张之中，大家都不说话。
董孝凤一直显得不安，不停地对随行者说：“小点声。”她偷偷提醒说，车走的地方以前都是滇池，现在被填了土。这在她看来非常重要，就拿出手机，趁机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将附在举报材料里，作为毁滇的证据。
而事实上，滇池周边的征地行为，已经在附近的村落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最著名的一次冲突是去年晋宁县富有村的事件，8个人被打死了。
张正祥脾气显得急躁，有时候对他的队员不满意，嗓门就会变大，他为了拍好一张相片，会要求司机把车往后挪一点，尽管只有不足半米，他显得非常专业，车上的人完全听从他的话。
荣吉兰担忧他们会被打。长久的告状生涯使她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感。她8岁的女儿也被带在车上，她怕把女儿留在家里被人给害了。
行动小分队经常会遭遇冲突，有时被追撵、围堵。这时候她就把女儿藏在面包车后面的孔隙里。
全利平记得惊险的一次是，他们去拍一个在滇池面山挖沙的场景时被发现了。下面有人监视，他们开着车就跑，一辆丰田越野车开始追着撞面包车的屁股，还有摩托车从旁边赶过来。最终，追了一段路就没追了。
在行动中，张正祥表现出来的“疯狂”是出了名的。全利平和荣吉兰都是里仁村的村民，最早听到张正祥的名字，是在村里的大会上，他们的村干部开会时提醒，不要学“张疯子”告状，免得家破人亡。
他们就奇怪：“张疯子”是谁？
全利平那时候担忧西山的地下暗河被破坏，就阻止地产商征地建房，告状告到快要绝望的时候，找到了张正祥。此时，张正祥已经是当地一个告状的符号，他是感动中国人物，拥有一定影响力。
全利平和荣吉兰回忆，第一次见面是在张正祥的院子里，他坐在小凳子上，听完他们的求告，张正祥开始向他们说话了。
这次说话的内容听起来更像是一次公开演讲。
张正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几个告不了他们，我一定要帮你们。”他又说，“要走这条告状的路对家庭的危害是巨大的，要走下去就要有准备。你们怕不怕？”那时，全利平和荣吉兰全家都在告状，就跟随他了。
每到一处征地矛盾突出的村落，张正祥就会给村里告状的人打电话。那些人也对他充满崇敬。1月26日，当面包车开进洪家大小村时，他一见到走出来的维权村民，第一句话就大声说：你们要听我的，维权单靠自己是不行的。他说，要团结，坚持就是力量。
张正祥和他的追随者最后进入的是一个已停工半年多的工地，只有两个矮瘦老头子在看守，一个老头子还瘸着腿。看着这群人走入工地，他们就一直跟着，问是来做什么的。荣吉兰对跟在前面的老头子说，他们来看“睡美人”（西山）的风景。这时，张正祥回头挥舞手势，冲荣吉兰喊，你不用跟他说话，这就是房地产商搞的开发，把滇池全毁了。
那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子不敢回话了，也不敢撵他们走，落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嘟哝着嘴说，山有什么好看的。
张正祥的大嗓门在冲突时会镇住场面。全利平记得，有一次，他大声呵斥那围过来的工人：有地你们不种？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些人都不敢上前了。 全利平也看到了他偏执的特点。但他们认为，护滇没有这种精神是走不下去的，他们自己知道告状的苦。
更多的时候，这种性格给张正祥带来了麻烦。他会遭到打骂，被扔石头。去年，在拍一次挖沙行动时，张正祥被打了，他没来得及跑到车上，就被人摁翻在地上，还被送到派出所。那时，张正祥显得很愤怒，就冲警察大喊。
家庭
张正祥说，三个子女都恨他，想要他的命。现在，他们各过各的，一见面就会打起来。他的二女儿张秀梅甚至要砍死他。
张正祥村里的人却都轻视他。他出生的富善村村民更倾向认为他是“骗子”和“疯子”。一个村民说，外面都是吹的吹，说的说那种，实际上他没那么好。村子里的人对他印象不怎么样，觉得他不会做事，跟人打交道那方面不行，包括他们一家人的口碑很差。
还有一个村民甚至质疑，说他保护滇池也没那么光明正大。她说张正祥是第一个毁林的，早年在山上修路，大车能上去，他想要开矿，后来没搞到投资，被别人搞去了，所以开始告状。
“他也不是坏人，只是想搞点钱。”那个村民说。
这种质疑对张正祥的荣誉像是判了一次死刑。他的肺都要气炸了，拼着命维护自己的清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能活了。”
张正祥认为这是一种污蔑。他说他修路是为了造林，结果被人给用去挖矿了。他就去拍照，想要取证，后来被人追撵，掉到沟里面去了，他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瞎的。
巨大的恐怖感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张正祥的第一任老婆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在三个孩子小的时候就走了。多年之后，他又再娶，第二任老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
张秀美的第一任丈夫蒋仲全说，他1989年入赘张家，做上门女婿。当时张正祥养着一堆猪，喂海菜花，一年能卖好几万，在村子里显得很了不起。后来他突然不管养殖了，把猪都卖掉，整天往滇池边上跑。那时候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打架，喊着要砍死他的。
他小时候的命运也落到他儿孙身上。他的儿子张帅经常被打，被人往裤裆里塞癞蛤蟆，家门口還被扔过来一些死狗和死鸡的头，就受到惊吓。张秀美回忆，张帅那时候已经显得精神失常了，开始说胡话，想要离家出走，但他实际上没有钱，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吃了米线，不知道付钱，就又被劈头打了。
关于张帅的精神病症，张正祥的二女儿张秀梅怀疑是遗传，张秀梅还觉得他父亲古怪，她指责他从小打他们，毒打了很多次。
一家人把所有人的不幸都归到张正祥的保护滇池上来。蒋仲全说，他上世纪90年代在滇池边打鱼，渔网被偷走了。后来养了几百只鸡，又被人药死了。
他的孩子张金龙小时候读书也被欺负。有一次，别人捉了一只田鸡，塞到他的嘴里。孩子回来哭，但是他们也没办法。
生活这样是没法熬下去的。他有一阵子开始生岳父的气，他是上门女婿，因此能理解打小是孤儿的岳父。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和妻子离了婚，从那个村子逃开了。现在蒋仲全在西双版纳种地，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养儿子读书。
张秀美一想到这个家庭的命运，就感觉忧愁。她早年还劝他父亲，要忙事业是可以的，但也要先顾着家。
这种游说的工作持续了数年，没有任何效果。“咋能不管这个家呢？”她觉得整个担子都压在她身上，就熬不下去，终于开始生父亲的气，吵架、打架，后来干脆不再往来，电话也不听。张秀美前后结过两次婚，又离过两次婚。去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追着打她，觉得她父亲是煞星，给家里带来不幸，把她的双腿打断了。
张正祥说，三个子女都恨他，想要他的命呢。现在，他们各过各的，一见面就会打起来。他的二女儿张秀梅甚至要砍死他。张秀美证实了这一点，说她的妹妹好多次要拿刀来砍她爸，都被拉开了。
全利平有一次拉着张正祥到镇上办事，被张秀梅看到了。他回忆，张秀梅就拿石头开始往车上扔。张正祥感到害怕。这次打架纠纷甚至还登上了媒体的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太深了，小时候没有还手之力，现在我仇恨他，见他巴不得杀了他。”张秀梅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对张秀梅打他的事，张正祥认为是受到坏人挑拨，因为她没有从他这里得到好处。
可能唯一还会去理解张正祥的亲人，就是他的孙子张金龙了。张金龙说，他和他爷爷是相依为命长大的。张正祥每天去滇池巡视，帮人维权、写材料、上访，所以生活起居基本是他照料。
后来他读高中，周末才回家，他想爷爷可能很久也没有好好吃饭了。谈到这些，他就开始哽咽，他说，他不怨爷爷，爷爷做的很多事都是值得的。
曾长期跟踪张正祥的本地媒体人刘洪（化名）说，媒体的报道给他一种非常虚幻的光环，他有一种错觉：那么多全国的记者都关注着他。但是其实他们可能把稿子做完就走了。
张正祥现在越来越孤独了。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少，追随他的人都渐渐离开了他，只剩下身边不多的人。最终还是董孝凤收留了他。董孝凤说她喜欢他那种“心太好”。
张正祥搬进来时没有多少行李，只有堆满一堵墙的报纸，还有各种各样的云南地方志和水利志。
董孝凤被朋友们直接叫做张正祥的老伴。她是张正祥的坚定支持者。张正祥脾气很大，他睡觉时董孝凤不敢喊，但她煮饭给他吃，烧开水给他喝。她想要贴着钱养着他，不让他死。张正祥每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写材料，但无论在他，还是他的队员看来，这种抗争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性是绝望。
董孝凤的院子在滇池边上的观音山社区，是一栋两层的老宅，收拾得很干净，院子的一角被隔开养鸡，房下还挂着鸟笼，养着八哥和斑鸠。
这个老宅是一栋危房。两道门，一条黑狗护卫的院子，成了张正祥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