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什么对伊朗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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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24日,新一轮伊朗核谈在巴格达劳而无功,伊朗与美、英、法、中、俄、德六方约定6月18~19日在俄罗斯再续谈判。会后,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再度敦促伊朗在未来的莫斯科谈判中“必须”有“重大进展”,若无法“严肃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这可谓是英国政府对伊强硬立场的再次体现。从两国相互“撤馆”、外交关系全面恶化,到金融制裁与石油禁运,乃至向海湾调兵遣舰,英国均可谓对伊朗最为强硬的欧盟国家。英国竭力施压伊朗的背后,虽有毋庸置疑的美国因素,亦有其自身的远谋近忧。
  
  “新仇旧恨”难细说
  
  如英国广播公司所言,英伊矛盾源自“几个世纪以来的相互不信任”。的确,历史上,殖民、瓜分、出卖伊朗乃至推翻伊朗政权的事情,英国人都曾干过。近年来,英国与美国、以色列一道,被伊朗人称为三个最不受欢迎的国家,而作为这三个国家中惟一还保持与伊朗接触政策并在伊设立使馆的国家,两国更是直接摩擦不断,也曾爆发英国水兵被伊扣押(2007年3月)、英驻伊朗使馆被袭(2011年11月)等事件。在新一轮西方对伊朗制裁、武力威慑升级中,英国亦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2011年11月上旬,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报告称,伊朗核研发涉及“军事层面”。伊核问题再度升级,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继美国决定对伊朗进行金融制裁后,11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包括伊朗中央银行在内的伊朗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商业往来。”这是英国首次动用金融手段对别国进行制裁。此外,英国政府还一直“极不鼓励”与伊朗进行贸易,“不支持”任何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行为。2011年1月至8月,英国与伊朗之间的贸易额同比下降了46%。
  不仅如此,英国还是欧盟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的重要推手,在外交大臣黑格的大力游说下,欧盟先是决定对那些与伊朗核研发计划相关的机构(如伊朗革命卫队)和个人实施制裁,进而决定将于2012年7月1日开始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即使在伊朗决定重返谈判桌之后,英亦无放松之意。5月14日,黑格在欧盟外长会议前再度称,正等待伊朗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提议。如果没有,针对伊朗的制裁不仅会实施,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
  在英国的步步紧逼下,去冬伊朗议会作出了将英伊关系降至“代办级”的决议,11月23日,甚至发生了青年学生“袭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事件,两国关系再度跌入冰点,英国随即宣布撤离伊朗,并要求伊朗驻英使馆限期离境。
  外交施压的同时,英国与美国一样,虽然都反对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动武,但从来都没有放弃武力干预伊核问题的选项,且武力威慑力度不断上升。在局势最为紧张的去冬今春,英国甚至派出了最先进的战舰前往海湾地区游弋。5月23~24日,伊核问题巴格达会议期间,英媒又披露英国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报告称,英国将出动“台风”和“旋风”式战斗机前往卡塔尔的德乌代德空军基地,保护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以及科威特等英海湾盟友。而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与美一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畅,并称英外交部、国防部均拟定了保护其在中东地区大使馆与基地的计划。
  
  后“阿拉伯之春”之远谋近忧
  
  英国对伊朗政策的强硬,首先源自其对伊朗威胁的认定。在英国人口中,伊朗有“三宗罪”:“拥核”风险、“涉恐”以及政权的“不民主”。在英国人眼中,一个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以及“基地”组织、并与西方长期不睦的伊朗现政权,几乎纠结了西方国家对该地区战略稳定与安全风险的所有担忧。
  近期,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中东委员会”在评估“阿拉伯之春”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就称,9.11后的十余年来,英国与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关系,除了维持长期的盟友关系和从贸易中获利外,主要有两大关切:一是伊拉克战争,英美需要海湾阿拉伯国家后勤上的支持与行动上的合作。一是需要争取其合作应付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反弹”,如联合沙特阿拉伯等打击“基地”组织的发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英将其视为“影响21世纪的重大事件”(外交大臣黑格语)。英迅速从最初的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经营。主要体现在支持埃及、突尼斯等变革,依托北约、与法美等联袂军事干预利比亚,并与欧盟及海湾盟友合作推动也门政府交权。然而,英国认为真正的挑战,将在于“阿拉伯国家后革命时期的增长与稳定”。鉴于英财政紧缩时期援助资源有限,未来将更为倚重与地区盟友的“合作”。
  显然,未进行民主变革、且一贯对西方说“不”的伊朗现政府,无法成为其合作的对象。而伊朗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发展,与遭受“阿拉伯之春”重创的西亚北非政权成为鲜明对比。一旦伊朗拥核,不仅将永久地改变地区的力量对比,也将刺激中东地区的“核发展”。而与此同时,英军、美军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相继撤离在即,叙利亚、也门等不是“革命尚未成功”,就是“革命后遗症严重”,前景难测,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乱局下,一个强大乃至“拥核”的伊朗,显然绝对不符合美英利益,以“核问题”为切入点,对其“干预”势在必行。
  
  “强硬”政策选择内外有因
  
  在干预政策的选择上,毋庸置疑,英国对伊朗强硬的一大外力,自然来自美国。2010年5月英国大选产生了战后首任联合政府,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后,英国对外政策出现一定调整。但执政第一大党保守党传统亲美,首相卡梅伦更是自称“铁杆亲美”。鉴此,本届英国政府对美政策与以往不同的只是更加务实,不高谈历史与情感联系,而强调“彼此互为所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英《金融时报》曾称,若美国人说要攻打伊朗,卡梅伦很难说“不”。
  且就英国自身而言,冷战后的历史表明,英国参与了五场战争:塞拉利昂、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几乎可以说是除美国之外的“第一战争大国”。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作为曾经的帝国与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当今的英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并不过多地回避战争这个选项,特别是这些战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也体现了前首相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思想对英国对外政策的深远影响。2008年以来的欧债危机,以及长期深陷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英国这一战略选项。卡梅伦上台之初所作的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相继撤军的承诺,似乎也表明英国的对外军事行动有意收缩。但利比亚战争随即证明,“武力干预”仍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备选,所不同的是,由于财力的紧张与国内反战的压力,对外武力干涉行动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合法性”与“盟友”(传统盟友与地区性盟友)的支持。这也决定了英国是一个“可能”对伊朗动武的“高风险”国家,这是英国对伊强硬的另一大背景。2012年2月20日,反战的英国议员曾在英国议会中发起辩论“伊朗问题”,讨论长达5个小时,但相当多数的议员仍支持不放弃“武力选项”。
  从制裁的角度来说,与诸多欧盟国家相比,所谓的欧盟石油禁运,以及杜绝对伊朗贸易,对英国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英国本身是产油国,2011年才首度石油进口大于出口,且英国的主要石油进口对象为挪威,而不是中东,即使是在中东地区,英国的石油进口来源主要是沙特、阿联酋、尼日利亚和利比亚。此外,由于多年来的交恶,英伊之间的贸易关系早就名存实亡。所以说,英国高调推动欧盟对伊朗石油禁运,对其自身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伊朗石油依赖更大的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所以,对英而言,推动欧盟加大对伊制裁,不啻为更有成效的选择。
  
  “以压促变”仍是惯用手段
  
  有美国中东问题专家说过,“只有加大经济制裁,才能影响经济发展,进而激化反政府情绪,导致反对派力量上升,从内部分化伊朗。”这正是传统的西方“以压促变”手段。
  在武力威慑与强力制裁短期内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英对伊政策两大走向值得关注:一是集结地区力量。近期,英加大了与沙特、阿曼、约旦等国的战略互动。此举不仅可在地区形成“孤立”伊朗之势,亦可增加其打压伊朗行动的“合法性”,也更容易分摊风险。二是发动伊朗民众的“反政府”情绪。3月14日,英国外交部专门开设了“为了伊朗人民的英国(UK for Iranians)”网站,称要通过脸谱、GOOGLE 、推特等社交网站,加大与伊朗民众与社会的沟通,以“服务于对政府不满的伊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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