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黑卡大坂时正是中午12点。黑卡大坂又称柯克阿特大坂。它是通往神仙湾必经的第三个大坂。这里海拔4918米。在这大坂上，看不见草，看不见树，看不见一丝半点的绿色，也看不到任何生物。活跃的只是风，太阳再大，它们也都呼呼地围着人转，叫你搞不清它到底是恶意还是善意。
　　在大坂顶上歇脚是上昆仑的惯例。车一停下来，有经验的人就告诫大家，下车活动动作不要太大，不然反应就会加剧。太阳当空，天蓝得出奇，云自得耀眼，山的顶上都戴着雪的帽子。风不大，大家都争着和姜云燕合影。看着照片好像还能说得上是神采飞扬，但好多人的头都开始疼了。可仔细一看，我们的嘴唇都是乌的。这是身体缺氧的明显标志。姜云燕说，这是天晴。要是遇到风雪天就惨了，再厚的衣服要不了几分钟风就给你打透了。她是用动词“打”来说风的。我们没有经过这种风的考验，但完全可以想像到它的硬度。《中国青年报》的李健二十来岁，报纸地位好，人素质也不错，小伙子看上去不事张扬，但完全能感觉他心劲的不低。他是大步流星地蹦下车去的。他蹦下了车，又蹦下了路，又蹦到了路对面的山坡上。真的是年轻啊！叫人想起那句“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广告词。那广告上的几个年轻姑娘，把这句话说得多轻巧啊!但是，人在自然的面前哪能轻易逞能和撒娇啊!在昆仑山，许多事情，年轻也不可以！当李健返回上车的时候，他的脸发青了，反应迟钝了。我们看到他是明明蒙了。尽管他嘴上还在说没事没事。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这昆仑山实在是不能小看的。军医万炳年说，有一年部队上山演习，有个排长不听招呼，自恃酒力了得，在三十里营房野营地偷偷地喝了两瓶啤酒。这点酒在山下也就是他漱漱口的量，但在昆仑山，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冒失。他为此差点送了命，当晚被送进医疗站抢救，打了一周的吊针，住院半个月才缓过劲来。
　　在车上，有人还说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在奇台大坂的路边有两个土堆，那是两个姑娘的坟茔。这两个姑娘对昆仑山的习性一无所知。她们从叶城搭便车想到狮泉河去，但她们不幸感冒了。没有药，她们以为感冒是小病，所以就不把它当事儿继续朝前走。但是感冒在昆仑山是一不留神就要命的病。何况她们没有药吃。她们死在了路上。搭她们的地方司机害怕，把她们搬下车来放在路边。后来，是过路的军人看不过才把她们埋了起来。
　　麻扎兵站是我们昆仑之行的第二天中午吃饭的地方。兵站在家的所有人(其实也就是三个士官)都出来敲锣打鼓地列队欢迎我们。在昆仑山，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多，迎来送往就变得格外的讲究仪式。在我们一行人的撺掇之下，姜云燕和随行院务助理郝晓晶拥抱了麻扎兵站的三个兵，她们以此表达对这些人的敬意。在昆仑山，女兵的拥抱大概是男人们最珍贵的东西了。在这里，我认识了小老乡方启辉，他是四川西昌礼州人。可惜直到我们吃过饭上车准备离开时我才知道他。大家都叫司机把车停下来等我们说几句话。在这样的极地碰上老乡，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下车给他留下了电话号码。李翔给我们合了张影。后来我们一直联系。我知道了他还是个好心人，家在农村，并不富裕，却一直资助一个不能走路的姑娘。
　　《解放军画报》社记者部副主任王传顺是这次上山的积极分子。部队搞摄影，他这样从基层走到军队专业级别最高的单位，人品、为人处世，还有业务能力，少一个都不行。很多时候，他能够左右一群人的行动，这当然是与他摄影的特殊性有关，但给人感觉，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的结交亲和力。说搞摄影的人能做出成绩的几乎都能吃苦，这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在三十里营房去神仙湾的路上，他和李翔悄悄在头天晚上就说好单独坐边防团副团长的猎豹。专业是具有排他性的。大家能感觉他们的那种气。上车之前，我也跟着蹭上去了。一路上，我们在大车的前后机动自由多了。他们长的短的背一身，拍了不少片子。真的是辛苦并快乐着。我想人家专业牛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吃苦卖力的时候，大家怎么就忽略了呢?惋惜的是我拿的只是索尼7门，而且当时只会使用傻瓜档，连光圈优先或速度优先都不会。看他们跳上蹦下端起相机按单反快门的感觉，潇洒到极点，衬得叫我那个自卑。我原来觉得我拿的可是我们杂志高端相机啊!后来当我知道它在相机系列中的排位时，我完全理解了专家们端着单反毫不忌讳地杵在你镜头前把屁股和背撂给你的那种对你的不在乎。因为大多经验都在证明，你在瞎折腾，拍不出好片子。这就和大奔、宝马看见QQ、奥托和自己跑在一条道上的感觉。前者要不霸道，那才是有些天理不容了。
　　在三十里营房，我们住在兵站。三十里营房是新疆皮山县的属区。这地方地理位置特殊，因当年国民党在这里驻兵建筑营房而得名，说它是整个昆仑防区的屯兵之地或中转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老百姓。路边有几个小卖部饭店之类的，名字起得奇大，动不动就是四川饭店、山东莱馆什么的，其实走进去也就两张桌子的买卖。来这里挣钱的百姓，给这三十里营房的单调增加了些许情趣和色彩。
　　我们在三十里营房住了两个晚上。一些已经在城市生活淘汰了的东西，在这里又重新出现而且成了必需。比如手电筒，比如火炉子火钳，比如洗脸盆，温水瓶，电褥子……时尚用品反而无用了，比如手机。每天晚上，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都要来给我们刚上山的人量血压。储藏在体内的氧经过两天的消耗，已经完全透支了，没有人不头痛了，鼻子干，好几个人的血压突然高起来……显示海拔高度的数字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敏感的话题。
　　在山上，医生或护士是最受欢迎和尊重的人。我们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认识了站长李朝斌。这个戴着眼镜的上校，给人的印象更像一个农民。他的手好像不是在拿听诊器和手术刀，而是在干各种各样的脏活儿粗活儿。手上贴着好几个创可贴，好像再洗也不可能洗干净了。李朝斌在山上呆了十多年，从建站开始，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这里的房子，这里的设备，这里的每一棵小树和花草，还有院后的那片温棚，他都对它们了如指掌，它们是他心血物化的形式。他马上就要下山了，命令是十八医院的副院长下的。站长的命令也就等于是免了。在我们看来，能下山这无疑是好事。但他为此好像有些失落。这大概和他的女儿有关。他现在苦恼的事情是自己的女儿学习成绩太差了。早些年在山上也管不了山下的孩子的学习。现在要下山了，可孩子已经大了，该考大学了，可成绩差能考什么大学啊。他希望有奇迹出现。在山上，毕竟理由还是要充分一些。他向我们介绍了专门用来制氧的设备。过去山上的所有氧气都是靠山下的汽车一车车地运来。现在，在三十里营房就可以自制了。机器好像一天到晚都没闲着。就像李朝斌本人。
　　神仙湾给许多人的印象似乎在高高的山梁上。其实不是，这是到过那里的摄影家给人们造成的误会。神仙湾其实坐落在一片洼地．里，四周都是山，哨楼建在连队营房的背后。哨楼简陋，是那种圆形的在不同的方向开有嘹望孔的水泥建筑。哨楼只比营房高几十米，但人站在哨楼上，风大得出人预料。迎风而立，风打得人哽气。到神仙湾讲究的是不上哨楼等于没到神仙湾。所以来的人除非躺下站不起来，都会咬牙上哨楼的。但哨楼真的太难上了。通往哨楼的路呈反L形向上，分三级共108个台阶。但也有人说，其实只有104阶。因为104不如 108吉利，干脆就以讹传讹统一成108了。以营房平顶算起，这哨楼也就三四层楼高的样子，但请你不要以平原的体力来衡量这段路程。因为这是在5380米的海拔，空气含氧量只是平地的35％。人说在这里不带任何负荷歇着，也相当于平地负重40公斤。所以我们上山的一群人，几乎没有谁是一口气上到楼上的。你要不在中间扶栏歇歇，紧迈上几步，马上就会头昏目眩胸闷跟不上气。爬上它几乎相当于登一座小山。
　　我在哨楼上遇到了一个四川宜宾籍的战士。他在神仙湾当了三年兵了。宜宾是个好地方。那儿不仅产五粮液，物产丰富，气候也好。养人。都知道宜宾的人就是农民也皮肤白净。但这个宜宾老乡皮肤黝红，嘴唇发乌，眼白布满血丝，脸上有痤疮。由于缺氧，他在这里完全长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我们从山下带来了一些鞋垫。还从三十里营房的温棚采了两箱鲜莱，这是我们觉得给战士们带来的最实惠的一点心意了。所以拿相机的人都想把这个细节留下来。我不知道其他人照的照片怎样，我留下来的我怎么看都有些装模作样。本来带来的鞋垫是真的，鲜菜也是真的，送也是真送，可我们拿相机的跟不上趟，而且相机对谁谁就不自在。我始终觉得，镜头感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它要求一切内容都做到形式化，这一来，许多真实被它弄得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但只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媒体不少片子还都是这样的性子。不怪别人挑剔。
　　我们在神仙湾呆了三个多小时，在山上吃了一顿饭。为了我们一路的采访，南疆军区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神仙湾，我们看到了桌子上摆满的鲜菜。这些菜都是头天拉上来为我们准备好的。当上来第四个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再不能客气地拒绝了。带队的兰州军区宣传处宫曦岭处长几乎是拉下脸说的：再上我们就不吃了。我们真的不忍心吃下去。这些东西，我们一回山下就能吃到。可在山上的人，他们难得吃上这样的鲜菜。我们觉得应该留给他们。
　　在叶城十八医院，新闻记者代表团有人出点子，买两面国旗，让每一家媒体都在国旗上留一句话，一面送给十八医院，一面带上山送给神仙湾哨卡。以表达我们一行人的心意。想了想，我代表我们《解放军生活》杂志写了两句话。给十八医院的是：
　　白色是圣洁的象征。尤其是在生命禁区的绿色军营。
　　给神仙湾哨卡的是：
　　昆仑是一座山，但它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种精神。这是因为，这里驻扎着一群崇高的人。
　　我知道这样的话实在是有些没劲儿和苍白。但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