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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那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上午10点多，后来被称为“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才刚刚从城外回到学校的“新潮社”。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的学生推举北大起草，我们推举你执笔。
罗家伦觉得“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写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写后只字未改。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其时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灭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学生对抗议的流程已经熟门熟路：他们提前开了动员的学生大会，向同学们筹到了款项;送了英文的备忘录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还连夜做了条幅、标语—— 标语分中西不同文字，为了让外国人也能看懂。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说明学生心愿、唤起大众支持的行动宣言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对参与者而言，也许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们吼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全国工商各界”真的都愤而起来，翻开了现代中国的一页。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
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
很多年后，这些学生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他们之所以奋起做那样一件事，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转移学风有关。
北京大学曾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于世——罗家伦每每说起“五四”，总会强调这一点。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初，“进士馆”里读书的“学生老爷”们，往往随身带个听差。上课铃一打，听差就喊“大人上课了”。当1917年罗家伦入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依旧官气甚浓，许多人在政府各部“挂名兼差”，对学术毫无兴趣。
但1917年，因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风气迅速地改变了。
罗家伦遇到的，是一个正萌发出新气象的北京大学：大学由教授们管理，兼容并包。几个不学无术的“英国下等流氓”被辞退了，改由辜鸿铭来教授英文诗歌—— 辜鸿铭脾气古怪、政见惊人，但学问很好，把英国诗歌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几类，罗家伦既觉得欣赏，又“想笑又不敢笑”。前清举人陈汉章也是教师，以博学著称。罗家伦记得，有一回他问陈漢章“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对方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两个小时后，罗家伦拿到了一封信，上面列了27条关于弹词起源的线索，没有给出结论。
他们的同事则包括精通文言文却提倡白话文而被这帮人当作“神经病”的钱玄同，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没有博士文凭、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乃至“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刘半农……除了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已经40岁“高龄”，这几位都在30岁上下。
而陈独秀，还带来了他主办的刊物 《新青年》。
在 《新青年》 上，陈独秀写过他理解的青年该有的模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7年考入北大的学生杨兴栋记得，一进大学，就发现北大课外的艺术活动特别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新闻研究会……而且请来的指导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 《京报》 主笔邵飘萍，就是新闻研究会常见的嘉宾，五四运动发生前那阵，他每周日都会为同学们演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
罗家伦最喜欢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一位先驱。那间办公室是师生聚会的场所，屋里“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新兴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这里最常见的话题。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仅有的两个天天要去图书馆主任室报到的学生，他们也是后来五四运动在北大的主要组织者。
“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几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1918年冬天，这两位学生与朋友们着手创办了1919年1月问世的 《新潮》 杂志。
罗家伦说，大家的动机是不满于 《新青年》 的部分文章，想办一份杂志与 《新青年》 抗衡。陈独秀与李大钊为他们争取到了每月3000元来自学校的资金，胡适则担任 《新潮》 顾问。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在 《新潮》中，罗家伦留下了这样的话。
《新潮》 初生，不到一个月便印刷了三版，并且一次比一次的印数多。
尽管发展迅速，但这些年轻人观点的传播并没有现在看上去的那么顺利、那么理所当然。江苏省曾为了保存“国粹”，下令地方政府和学校不得购买或阅读这类报刊;北大学生顾颉刚为 《新潮》 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女子当有独立的人格，被人拿去给大总统徐世昌看了，政客们施压给蔡元培，要他开除陈独秀、胡适、罗家伦和傅斯年。
新旧交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挑战。躲在旧传统中假装岁月静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突然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所经历的。这一年他31岁，他入过旧式私塾，也接受过全英文的中学、大学教育。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有理有节，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英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回忆。少年时，顾维钧就是家中第一个穿起西式服装、早早剪掉辫子的人;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不光学习法律，还主编杂志、参与辩论社，与团队一起获得过许多奖项。 用杨雪兰的话说，“语言要过关，思想也在学习。”
1919年5月，这些饱受新文化影响的人物，被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联系到了一起。
“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5月4日下午1点，恰如事先预备好的那样，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的空地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提早吃了午饭，最先抵达广场。他们鼓掌一一欢迎后来者。北京大学学生由于是游行的领导者，在校园里跟前来劝阻的教育部代表辩论了许久，最后才来到广场上。
教育部代表也跟着北大的队伍来到了聚会处，劝学生们各回原校，稍后再派代表向使馆和政府交涉。
但学生不为所动。
在之前一天的集会上，他们早已就这个问题有过决议：“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清华学校的学生闻一多，后来这样写信给父母解释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城外的清华学校没有参与当天的游行，但闻一多很激动，那天夜里他手书了一幅岳飞的 《满江红》，偷偷贴到了学校食堂门前。
“青年人是幼稚的。”1944年，闻一多在一场五四历史座谈会上说，“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
天安門前的集会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现场嘈杂，也没有扩音设备，后面的学生都听不太清演讲者在说什么。几次短暂的讲话过后，学生们整队离开广场。
罗家伦起草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此刻已经被印刷成了2万张传单。
根据北洋政府陆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崎昌的报告，下午两点半，游行队伍走出中华门，向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前进。头一排的学生扛着两面五色旗，后面则紧跟着一幅北京学界赠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挽联”。队伍里，学生们手持着上千幅白旗子和形形色色的标语，也向看热闹的市民散发传单，整个队伍“步伐整齐，仪容严肃”。
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 《每周评论》 杂志1919年5月11日一篇文章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但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的时候，却被捕房阻拦了。事实上，学生们已经通过了最外头的美国军营，罗家伦与其他几位学生代表进入美国使馆，留下了一份说帖。正值周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出城游玩，使馆参赞对学生“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自告奋勇要去跟使馆的警察打招呼，放学生进去游行。
“我逃掉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错过此事的芮恩施后来回忆。
他这样理解当时的局势：“在北京沮丧的中国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当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时，学生第一个冲动是要去见美国公使，去问他这个消息是否真实，并且要看他有什么话可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约有两个小时—— 游行队伍被军警阻拦在东交民巷的入口。
因为英、法、意公使也都不在，学生代表也仅被允许在使馆留下了说帖。学生们在午后的日头下暴晒，只能看着“手持木棒的巡捕”在身边走来走去，自己却不能通过东交民巷。
罗家伦跑了几个使馆之后，又回到美使馆，询问参赞沟通的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使馆区警察不介意放行，但刚刚北京政府的警察总监来电话了，说是不可让学生通过。
这下，大家更生气了。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北大学生杨兴栋也在游行队伍里，据说，他是后来最早几个跳入曹汝霖住宅的学生之一。在回忆文章中，他形容在使馆区外的自己感受到了“耻辱”，“气炸了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一个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形容，学生们“队伍整齐”地来到曹宅前，那架势“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
根据一些回忆，到达曹宅后，学生提出让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 （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两国此前签订了密约—— 编者注）。曹宅门口的警察不理会学生的要求，只是试图迫使他们退后。愤怒的学生开始向曹宅投掷手中的白旗，随后，瓦片、石块也被扔进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学生翻进了院子，从内打开大门。
人群涌入了院子。正在曹宅议事的章宗祥被误认为是曹汝霖，挨了学生一顿打。学生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寻找曹汝霖，却并没发现他临时藏在两个卧室隔间里。曹宅的许多陈设、家具都被破坏了，香水瓶被砸了许多，女眷的屋里香气四溢。曹汝霖的妻子在家，她告诉学生，曹汝霖在总统府吃饭，没回家。
这时候，在一片杂乱中，罗家伦看到北京高师的两个学生，从身上掏出来“许多自来火（火柴）”。
下午5点多，曹宅烧起来了。
傅斯年把记载着学生代表名字的日记本扔进了火堆。在1931年写下的回忆文章里，罗家伦似乎还是没特别想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本只是要去使馆区抗议而已，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的自来火呢”？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
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
很多人都说，带火柴到现场的人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匡互生自己也是这么承认的。
“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后来写道，“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 1919年，大四学生匡互生已经29岁了。他16岁起习武。辛亥年，湖南民众响应武昌起义，还在读中学的匡互生跟着老师参加了攻打巡抚衙门的行动;后来，又因为撰文批判湖南督军，他不得不连夜逃亡，另一位老师为了掩护他，被军阀枪杀。
虽然愤怒，学生仍保持了克制。“我们事先约定，不要打死人，……不准侵犯妇女，不准趁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说，“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
几十年后，曹汝霖写文回忆火烧赵家楼，还不忘提一句：“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
起火约半个小时后，警察开始捕人。被捕的共有32人，北大学生许德珩在内。根据他的回忆，等到开始捕人，大批学生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逮捕。一个月后，也就是6月3日，因为五四运动的余波，政府又大规模逮捕北京上街演讲的学生，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北大法科校舍正门临时贴上了“第一学生拘留所”的字条。这一轮逮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6月5日，5000多名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发表演讲。
据陈独秀记录，这天上街的学生都带好了牙刷、牙粉、面包、行李，准备好了陪同学去坐牢。五四运动的消息也早已传到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激起了各地同学的义愤。此时的大逮捕，更引发了全中国的愤慨。6月5日这天，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那时候，许德珩就作为北京学生代表身在上海，促进了“三罢”的实现。
五四运动终于蔓延到各地，并且影响到了不同阶层。
用美籍华裔史学家周策纵在 《五四运动史》中的话说，“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
商女犹知亡国恨，甚至是青楼女子都发起了“青楼救国团”。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这是1919年6月，上海西福致里的青楼女子妙莲所写的 《敬告花界同胞书》：“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
罢工7天，上海一点没有出现骚乱。其他众多城市随后也出现了罢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政治和爱国的大罢工。”周策纵评价道。
2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次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他总结：“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在1919年的中国，那场事件的结果之一是，各地罢工之后，学生们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走出了牢狱。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训令，解除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在罗家伦看来，官员罢免等只是“皮相”上的胜利，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在于打破了青年对国家问题的麻木，使社会组织大量出现，民众势力大增。
有学者认为军警当日的行动已经算是克制、当局的反应也堪称迟缓。但也有学生直到晚年都记得被捕后的遭遇：他被捆住了双手拴在板车后拖着走，突然想到童年时，在乡下，乡民们赶集时，就是这样对待家畜的。
就算是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学生代表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
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
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
更时兴、意见更复杂”
许多人是在回到学校后，才发现有同学不见了的。
晚上7点，赵家楼的火仍在燃烧，各校学生终于确定有同学被捕了。此时，曹汝霖的家眷被护送到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进了医院。东交民巷一带宣布戒严。罗家伦极其疲倦地跑回宿舍，才睡了一个小时，便重振精神，开始商量如何营救同学。
在罗家伦的记忆中，众人很快就营救达成了一致。而匡互生则记得，高师代表的意见是：“大家应该跟着被捕的同学一同去牺牲，不应该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学早点出狱来跟着我们快活。”
5月4日晚，为了营救被逮捕的同学，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里面的学生，有许多新潮社的成员，也有许多人之后会加入李大钊参与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些人，以后会进入各行各业，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中国。他们会看见国家自春秋战国以来罕见的智性勃发，也会分道扬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这一天，改变了这代青年的成长环境。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同样经历过“五四”：“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史学家周策纵曾以清华学校为例，统计了1919年前后大学生的改变—— “五四”前，学生们会组织佛教俱乐部或是拳击、科学等主题的社团，而“五四”后，大量以艺术、戏剧、音乐、诗歌、农业、演讲甚至世界语为主题的社团出现了。
“学生们已经长期組织起来，计划去教育全国的民众和穷人的孩子。”1919年8月，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单单在上海，就开办了16所免费学校，让没有能力交学费的孩子念书。同样的行动正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
1917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前，旅居海外多年的胡适回国。他想了解一下过去这些年国内出版界有什么可看的书，但遍寻不得。在上海，他从哲学领域找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找出一本 《中国哲学史》，却发现文中的句子还是这样的：“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 “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胡适写道。
几年后，旅居美国10年的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回国，却在大街上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和氛围”。某一个晚上，他走访报摊和书店，买下了47份不同的杂志，发现“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更时兴、意见更复杂。”
期刊被赋予这些名字：《新生》 《新气象》 《新人》 《平民》 《光明》 《救国》 《新学报》 《新文化》《新学生》 《新妇女》 《平民道德》 《平民教育》 《觉悟》 《少年中国》 《新生活》 《曙光》……
“据说两年前只有一两种试验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期刊，今天却有300多种。”1920年，在中国讲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在北京记录下了这样的新知，“自从去年五月以后，学生已经开始出版许许多多期刊，都是白话文的，而且都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讨论问题。”
杜威在1919年5月1日前后抵达中国，迎头遇上了突然爆发的五四运动。他被眼前的这一切“迷住了”，一住就是两年。在寄给女儿的家书里，杜威说：“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来说有欠公平……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许多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人都加入了这一组织，比如冲到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还有曾被逮捕的许德珩;乃至湖南来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江苏来的学生张闻天。这可能是“五四”时期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青年组织。
李大钊曾说过：“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
看起来，这是已经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青年，他们心中挂念的不再是做官，反而更重视“学术上的进步”“精神上的快乐”，将努力的方向改做了“以劳动所得，自立互助，进而改革社会”。
北京的学生忙着救国时，外交官顾维钧在巴黎也遇到了愤怒的人群。根据他的回忆录，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代表每日都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他们拒绝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签约仪式前夜，众人再次到来，一位年轻女士用大衣口袋里的“手枪”对准了代表团秘书长。顾维钧设法解了围。
几年后，顾维钧在纽约遇到了那位名叫郑毓秀、其实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的女士。她说，当时自己只不过用一根玫瑰枝藏在袋中，吓唬代表团而已。
谈起往事，郑毓秀哈哈大笑，夸他是个勇敢的人。
“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闭幕之日，为中国代表留着的两把坐椅始终空着。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 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他最后的决定，是看法律，不是 （单单） 为了爱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维钧的继女杨雪兰解释，顾维钧是学国际法的，因此他清楚，从法律方面，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应该拿回自己的权益，让山东回到自己的国家。很多人在电影里看到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形象，觉得他“好像是英雄”，他是依据法律，找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条款。
但是面对强权，虚弱的中国处于弱势地位，这时的法律还能有多大作用？
当天凌晨，顾维钧与和会秘书长会晤，试图在签约仪式上发表口头声明，被拒绝。
他描述自己的心情是“生气又沮丧”：“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直到巴黎和会闭幕的时间，顾维钧才收到一封北京政府发来的拒签令。北京的解释是，他们早些时候发出过一封电谕，奇怪的是巴黎不曾收到。
北京政府真的按时发出过那封拒签令吗？他不知道。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实际上，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
巴黎和会的拒签，看上去为五四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许多人渐渐都发现，1919年5月4日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间意义上的一天。对“五四”的思考与纪念，在一切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的意义。”1921年，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说。
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召开大会，与会者就国家的前途命运吵得“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
告别的时候，邓中夏握着湖南老乡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左舜生并未与邓中夏在战场上相见。
他一度官至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以后，他避开国共两党，远离台湾与大陆，在香港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对他而言，在高校里教近代史，也并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现代香港青年学生对政治患上冷感病，对近代史一无所知”。
成了历史学家的左舜生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稿中留下过这样的文字：“戊戌 （变法） 辛亥（革命） 的外表，自然也侧重在趨新，但戊戌的手段为‘托古’，辛亥的号召为‘光复’，其本质却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然后才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奠基，才是把中国推进现代文化氛围中的第一步。”
1933年，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在积劳成疾后逝世。去世前，他正竭力筹款，重建被侵华日军炸毁的学校—— 这个火爆性子的湖南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入于建设一个“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的校园。
几个月后，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政府枪决。 邓中夏大学毕业时，拒绝了胡适、蔡元培推荐的留学奖学金，也拒绝了家里为他在政府谋的差事。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联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
五四运动后次年，邓中夏跟着李大钊组织起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社团。李大钊和邓中夏誓死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诸多“主义”反复较量，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同，最终成为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自觉选择。
2019年4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1919年5月4日，晚上8点，赵家楼的大火才刚刚被扑灭。青年罗家伦已经走上了营救同学的道路。他先是联络了北京各校，约定第二天共同罢课声援同学;然后又跑了10余家报馆，一家接一家地对媒体解释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一切告一段落，已经是凌晨3点。
那一天，他彻夜未眠。
日后，他会成为名牌大学校长，会带着师生躲过侵华日军的战火。但在1919年的大街上，这只是一个跟文科的陈独秀老师、图书馆的李大钊老师关系很好的学生，在为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而呼号。
与顾维钧一样，后来，他从未在家谈起过五四运动。女儿罗久芳是在长大以后，亲自去研究近代史，整理书信、文稿，才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豪言壮语。
在 《新潮》 杂志一篇名为 《今日世界的新潮》的文章中，大学生罗家伦谈到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
这让罗久芳感慨不已：这分明是一个年轻人尚不成熟的政治理念，但这句话中模模糊糊点出的那个方向，后来竟让她的父亲为之奋斗了终身。
而对那一切的起点—— 1919年5月4日那个周日发生的事情，罗家伦在22天之后第一次尝试为它命名。
他概括的名字最早出現在他的老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 《每周评论》 杂志上，迄今正好流传了100年—— “五四运动”。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5月8日）
罗家伦觉得“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写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写后只字未改。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其时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灭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学生对抗议的流程已经熟门熟路：他们提前开了动员的学生大会，向同学们筹到了款项;送了英文的备忘录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还连夜做了条幅、标语—— 标语分中西不同文字，为了让外国人也能看懂。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说明学生心愿、唤起大众支持的行动宣言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对参与者而言，也许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们吼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全国工商各界”真的都愤而起来，翻开了现代中国的一页。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
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
很多年后，这些学生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他们之所以奋起做那样一件事，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转移学风有关。
北京大学曾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于世——罗家伦每每说起“五四”，总会强调这一点。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初，“进士馆”里读书的“学生老爷”们，往往随身带个听差。上课铃一打，听差就喊“大人上课了”。当1917年罗家伦入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依旧官气甚浓，许多人在政府各部“挂名兼差”，对学术毫无兴趣。
但1917年，因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种风气迅速地改变了。
罗家伦遇到的，是一个正萌发出新气象的北京大学：大学由教授们管理，兼容并包。几个不学无术的“英国下等流氓”被辞退了，改由辜鸿铭来教授英文诗歌—— 辜鸿铭脾气古怪、政见惊人，但学问很好，把英国诗歌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几类，罗家伦既觉得欣赏，又“想笑又不敢笑”。前清举人陈汉章也是教师，以博学著称。罗家伦记得，有一回他问陈漢章“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对方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两个小时后，罗家伦拿到了一封信，上面列了27条关于弹词起源的线索，没有给出结论。
他们的同事则包括精通文言文却提倡白话文而被这帮人当作“神经病”的钱玄同，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没有博士文凭、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乃至“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刘半农……除了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已经40岁“高龄”，这几位都在30岁上下。
而陈独秀，还带来了他主办的刊物 《新青年》。
在 《新青年》 上，陈独秀写过他理解的青年该有的模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7年考入北大的学生杨兴栋记得，一进大学，就发现北大课外的艺术活动特别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新闻研究会……而且请来的指导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 《京报》 主笔邵飘萍，就是新闻研究会常见的嘉宾，五四运动发生前那阵，他每周日都会为同学们演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
罗家伦最喜欢的，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一位先驱。那间办公室是师生聚会的场所，屋里“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新兴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这里最常见的话题。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仅有的两个天天要去图书馆主任室报到的学生，他们也是后来五四运动在北大的主要组织者。
“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几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1918年冬天，这两位学生与朋友们着手创办了1919年1月问世的 《新潮》 杂志。
罗家伦说，大家的动机是不满于 《新青年》 的部分文章，想办一份杂志与 《新青年》 抗衡。陈独秀与李大钊为他们争取到了每月3000元来自学校的资金，胡适则担任 《新潮》 顾问。
“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在 《新潮》中，罗家伦留下了这样的话。
《新潮》 初生，不到一个月便印刷了三版，并且一次比一次的印数多。
尽管发展迅速，但这些年轻人观点的传播并没有现在看上去的那么顺利、那么理所当然。江苏省曾为了保存“国粹”，下令地方政府和学校不得购买或阅读这类报刊;北大学生顾颉刚为 《新潮》 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女子当有独立的人格，被人拿去给大总统徐世昌看了，政客们施压给蔡元培，要他开除陈独秀、胡适、罗家伦和傅斯年。
新旧交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挑战。躲在旧传统中假装岁月静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突然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所经历的。这一年他31岁，他入过旧式私塾，也接受过全英文的中学、大学教育。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有理有节，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英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回忆。少年时，顾维钧就是家中第一个穿起西式服装、早早剪掉辫子的人;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不光学习法律，还主编杂志、参与辩论社，与团队一起获得过许多奖项。 用杨雪兰的话说，“语言要过关，思想也在学习。”
1919年5月，这些饱受新文化影响的人物，被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联系到了一起。
“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5月4日下午1点，恰如事先预备好的那样，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的空地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提早吃了午饭，最先抵达广场。他们鼓掌一一欢迎后来者。北京大学学生由于是游行的领导者，在校园里跟前来劝阻的教育部代表辩论了许久，最后才来到广场上。
教育部代表也跟着北大的队伍来到了聚会处，劝学生们各回原校，稍后再派代表向使馆和政府交涉。
但学生不为所动。
在之前一天的集会上，他们早已就这个问题有过决议：“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清华学校的学生闻一多，后来这样写信给父母解释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城外的清华学校没有参与当天的游行，但闻一多很激动，那天夜里他手书了一幅岳飞的 《满江红》，偷偷贴到了学校食堂门前。
“青年人是幼稚的。”1944年，闻一多在一场五四历史座谈会上说，“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
天安門前的集会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现场嘈杂，也没有扩音设备，后面的学生都听不太清演讲者在说什么。几次短暂的讲话过后，学生们整队离开广场。
罗家伦起草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此刻已经被印刷成了2万张传单。
根据北洋政府陆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崎昌的报告，下午两点半，游行队伍走出中华门，向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前进。头一排的学生扛着两面五色旗，后面则紧跟着一幅北京学界赠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挽联”。队伍里，学生们手持着上千幅白旗子和形形色色的标语，也向看热闹的市民散发传单，整个队伍“步伐整齐，仪容严肃”。
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 《每周评论》 杂志1919年5月11日一篇文章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但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的时候，却被捕房阻拦了。事实上，学生们已经通过了最外头的美国军营，罗家伦与其他几位学生代表进入美国使馆，留下了一份说帖。正值周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出城游玩，使馆参赞对学生“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自告奋勇要去跟使馆的警察打招呼，放学生进去游行。
“我逃掉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错过此事的芮恩施后来回忆。
他这样理解当时的局势：“在北京沮丧的中国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当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时，学生第一个冲动是要去见美国公使，去问他这个消息是否真实，并且要看他有什么话可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约有两个小时—— 游行队伍被军警阻拦在东交民巷的入口。
因为英、法、意公使也都不在，学生代表也仅被允许在使馆留下了说帖。学生们在午后的日头下暴晒，只能看着“手持木棒的巡捕”在身边走来走去，自己却不能通过东交民巷。
罗家伦跑了几个使馆之后，又回到美使馆，询问参赞沟通的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使馆区警察不介意放行，但刚刚北京政府的警察总监来电话了，说是不可让学生通过。
这下，大家更生气了。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北大学生杨兴栋也在游行队伍里，据说，他是后来最早几个跳入曹汝霖住宅的学生之一。在回忆文章中，他形容在使馆区外的自己感受到了“耻辱”，“气炸了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一个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形容，学生们“队伍整齐”地来到曹宅前，那架势“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
根据一些回忆，到达曹宅后，学生提出让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 （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两国此前签订了密约—— 编者注）。曹宅门口的警察不理会学生的要求，只是试图迫使他们退后。愤怒的学生开始向曹宅投掷手中的白旗，随后，瓦片、石块也被扔进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学生翻进了院子，从内打开大门。
人群涌入了院子。正在曹宅议事的章宗祥被误认为是曹汝霖，挨了学生一顿打。学生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寻找曹汝霖，却并没发现他临时藏在两个卧室隔间里。曹宅的许多陈设、家具都被破坏了，香水瓶被砸了许多，女眷的屋里香气四溢。曹汝霖的妻子在家，她告诉学生，曹汝霖在总统府吃饭，没回家。
这时候，在一片杂乱中，罗家伦看到北京高师的两个学生，从身上掏出来“许多自来火（火柴）”。
下午5点多，曹宅烧起来了。
傅斯年把记载着学生代表名字的日记本扔进了火堆。在1931年写下的回忆文章里，罗家伦似乎还是没特别想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本只是要去使馆区抗议而已，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的自来火呢”？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
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
很多人都说，带火柴到现场的人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匡互生自己也是这么承认的。
“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后来写道，“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 1919年，大四学生匡互生已经29岁了。他16岁起习武。辛亥年，湖南民众响应武昌起义，还在读中学的匡互生跟着老师参加了攻打巡抚衙门的行动;后来，又因为撰文批判湖南督军，他不得不连夜逃亡，另一位老师为了掩护他，被军阀枪杀。
虽然愤怒，学生仍保持了克制。“我们事先约定，不要打死人，……不准侵犯妇女，不准趁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说，“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
几十年后，曹汝霖写文回忆火烧赵家楼，还不忘提一句：“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
起火约半个小时后，警察开始捕人。被捕的共有32人，北大学生许德珩在内。根据他的回忆，等到开始捕人，大批学生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逮捕。一个月后，也就是6月3日，因为五四运动的余波，政府又大规模逮捕北京上街演讲的学生，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北大法科校舍正门临时贴上了“第一学生拘留所”的字条。这一轮逮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6月5日，5000多名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发表演讲。
据陈独秀记录，这天上街的学生都带好了牙刷、牙粉、面包、行李，准备好了陪同学去坐牢。五四运动的消息也早已传到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激起了各地同学的义愤。此时的大逮捕，更引发了全中国的愤慨。6月5日这天，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那时候，许德珩就作为北京学生代表身在上海，促进了“三罢”的实现。
五四运动终于蔓延到各地，并且影响到了不同阶层。
用美籍华裔史学家周策纵在 《五四运动史》中的话说，“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
商女犹知亡国恨，甚至是青楼女子都发起了“青楼救国团”。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这是1919年6月，上海西福致里的青楼女子妙莲所写的 《敬告花界同胞书》：“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
罢工7天，上海一点没有出现骚乱。其他众多城市随后也出现了罢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政治和爱国的大罢工。”周策纵评价道。
2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次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他总结：“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在1919年的中国，那场事件的结果之一是，各地罢工之后，学生们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走出了牢狱。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训令，解除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在罗家伦看来，官员罢免等只是“皮相”上的胜利，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在于打破了青年对国家问题的麻木，使社会组织大量出现，民众势力大增。
有学者认为军警当日的行动已经算是克制、当局的反应也堪称迟缓。但也有学生直到晚年都记得被捕后的遭遇：他被捆住了双手拴在板车后拖着走，突然想到童年时，在乡下，乡民们赶集时，就是这样对待家畜的。
就算是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学生代表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
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
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
更时兴、意见更复杂”
许多人是在回到学校后，才发现有同学不见了的。
晚上7点，赵家楼的火仍在燃烧，各校学生终于确定有同学被捕了。此时，曹汝霖的家眷被护送到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进了医院。东交民巷一带宣布戒严。罗家伦极其疲倦地跑回宿舍，才睡了一个小时，便重振精神，开始商量如何营救同学。
在罗家伦的记忆中，众人很快就营救达成了一致。而匡互生则记得，高师代表的意见是：“大家应该跟着被捕的同学一同去牺牲，不应该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学早点出狱来跟着我们快活。”
5月4日晚，为了营救被逮捕的同学，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里面的学生，有许多新潮社的成员，也有许多人之后会加入李大钊参与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些人，以后会进入各行各业，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中国。他们会看见国家自春秋战国以来罕见的智性勃发，也会分道扬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这一天，改变了这代青年的成长环境。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同样经历过“五四”：“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史学家周策纵曾以清华学校为例，统计了1919年前后大学生的改变—— “五四”前，学生们会组织佛教俱乐部或是拳击、科学等主题的社团，而“五四”后，大量以艺术、戏剧、音乐、诗歌、农业、演讲甚至世界语为主题的社团出现了。
“学生们已经长期組织起来，计划去教育全国的民众和穷人的孩子。”1919年8月，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单单在上海，就开办了16所免费学校，让没有能力交学费的孩子念书。同样的行动正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
1917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前，旅居海外多年的胡适回国。他想了解一下过去这些年国内出版界有什么可看的书，但遍寻不得。在上海，他从哲学领域找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找出一本 《中国哲学史》，却发现文中的句子还是这样的：“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 “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胡适写道。
几年后，旅居美国10年的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回国，却在大街上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和氛围”。某一个晚上，他走访报摊和书店，买下了47份不同的杂志，发现“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更时兴、意见更复杂。”
期刊被赋予这些名字：《新生》 《新气象》 《新人》 《平民》 《光明》 《救国》 《新学报》 《新文化》《新学生》 《新妇女》 《平民道德》 《平民教育》 《觉悟》 《少年中国》 《新生活》 《曙光》……
“据说两年前只有一两种试验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期刊，今天却有300多种。”1920年，在中国讲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在北京记录下了这样的新知，“自从去年五月以后，学生已经开始出版许许多多期刊，都是白话文的，而且都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讨论问题。”
杜威在1919年5月1日前后抵达中国，迎头遇上了突然爆发的五四运动。他被眼前的这一切“迷住了”，一住就是两年。在寄给女儿的家书里，杜威说：“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来说有欠公平……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许多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人都加入了这一组织，比如冲到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还有曾被逮捕的许德珩;乃至湖南来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江苏来的学生张闻天。这可能是“五四”时期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青年组织。
李大钊曾说过：“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
看起来，这是已经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青年，他们心中挂念的不再是做官，反而更重视“学术上的进步”“精神上的快乐”，将努力的方向改做了“以劳动所得，自立互助，进而改革社会”。
北京的学生忙着救国时，外交官顾维钧在巴黎也遇到了愤怒的人群。根据他的回忆录，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代表每日都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他们拒绝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签约仪式前夜，众人再次到来，一位年轻女士用大衣口袋里的“手枪”对准了代表团秘书长。顾维钧设法解了围。
几年后，顾维钧在纽约遇到了那位名叫郑毓秀、其实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的女士。她说，当时自己只不过用一根玫瑰枝藏在袋中，吓唬代表团而已。
谈起往事，郑毓秀哈哈大笑，夸他是个勇敢的人。
“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闭幕之日，为中国代表留着的两把坐椅始终空着。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 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他最后的决定，是看法律，不是 （单单） 为了爱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维钧的继女杨雪兰解释，顾维钧是学国际法的，因此他清楚，从法律方面，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应该拿回自己的权益，让山东回到自己的国家。很多人在电影里看到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形象，觉得他“好像是英雄”，他是依据法律，找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条款。
但是面对强权，虚弱的中国处于弱势地位，这时的法律还能有多大作用？
当天凌晨，顾维钧与和会秘书长会晤，试图在签约仪式上发表口头声明，被拒绝。
他描述自己的心情是“生气又沮丧”：“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直到巴黎和会闭幕的时间，顾维钧才收到一封北京政府发来的拒签令。北京的解释是，他们早些时候发出过一封电谕，奇怪的是巴黎不曾收到。
北京政府真的按时发出过那封拒签令吗？他不知道。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实际上，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
巴黎和会的拒签，看上去为五四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许多人渐渐都发现，1919年5月4日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间意义上的一天。对“五四”的思考与纪念，在一切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的意义。”1921年，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说。
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召开大会，与会者就国家的前途命运吵得“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
告别的时候，邓中夏握着湖南老乡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左舜生并未与邓中夏在战场上相见。
他一度官至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以后，他避开国共两党，远离台湾与大陆，在香港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对他而言，在高校里教近代史，也并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现代香港青年学生对政治患上冷感病，对近代史一无所知”。
成了历史学家的左舜生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稿中留下过这样的文字：“戊戌 （变法） 辛亥（革命） 的外表，自然也侧重在趨新，但戊戌的手段为‘托古’，辛亥的号召为‘光复’，其本质却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然后才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奠基，才是把中国推进现代文化氛围中的第一步。”
1933年，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在积劳成疾后逝世。去世前，他正竭力筹款，重建被侵华日军炸毁的学校—— 这个火爆性子的湖南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入于建设一个“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的校园。
几个月后，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政府枪决。 邓中夏大学毕业时，拒绝了胡适、蔡元培推荐的留学奖学金，也拒绝了家里为他在政府谋的差事。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联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
五四运动后次年，邓中夏跟着李大钊组织起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社团。李大钊和邓中夏誓死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诸多“主义”反复较量，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同，最终成为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自觉选择。
2019年4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1919年5月4日，晚上8点，赵家楼的大火才刚刚被扑灭。青年罗家伦已经走上了营救同学的道路。他先是联络了北京各校，约定第二天共同罢课声援同学;然后又跑了10余家报馆，一家接一家地对媒体解释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一切告一段落，已经是凌晨3点。
那一天，他彻夜未眠。
日后，他会成为名牌大学校长，会带着师生躲过侵华日军的战火。但在1919年的大街上，这只是一个跟文科的陈独秀老师、图书馆的李大钊老师关系很好的学生，在为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而呼号。
与顾维钧一样，后来，他从未在家谈起过五四运动。女儿罗久芳是在长大以后，亲自去研究近代史，整理书信、文稿，才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豪言壮语。
在 《新潮》 杂志一篇名为 《今日世界的新潮》的文章中，大学生罗家伦谈到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
这让罗久芳感慨不已：这分明是一个年轻人尚不成熟的政治理念，但这句话中模模糊糊点出的那个方向，后来竟让她的父亲为之奋斗了终身。
而对那一切的起点—— 1919年5月4日那个周日发生的事情，罗家伦在22天之后第一次尝试为它命名。
他概括的名字最早出現在他的老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 《每周评论》 杂志上，迄今正好流传了100年—— “五四运动”。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5月8日）